昔年丨吴珂：安徽三年时期，学生饿得吃有毒的树皮虫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吴珂，1951年7岁在上海读小学，1953年10岁到北京读小学，后考入北京二中，1958年到安徽，入读合肥二中，1962年考入合肥工业大学，1963年转学上海工学院。1968年毕业，到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1970年再分配到上海工作，先后在上海多家机床企业任职。1999年调入上海电气集团上海质量技术研究所任副总师，兼任上海机电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监理工程师培训讲师。2014年滿70岁退休。

原题

老五届的故事

我们这辈人

（之一）

作者：吴珂

我的父亲是安徽六安人，母亲是浙江湖州人，他们是在革命队伍中结合，有我的时候正好是回老家打埋伏，后来两人到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就把我留在寿县直到解放才把我接到上海，那时我才七岁。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接着就是大办人民公社，同学们都说家里现在吃饭不要钱了，但是干活的人却没有了。我不相信他们的话，因为报纸上不是这样讲的。

我们学校也办起了“小高炉”，可总是炼不出铁，以后又到一家小钢铁厂去参加砸铁矿石，真是苦透了。我们停了有一个多月的课，住在工棚里，说是钢铁厂，实际是在一片推平的坟地里搭起的一个高大的土炉子，空气里弥漫着石灰的白气和腐烂棺片的尸臭。红红的铁水每天不断地从它的肚子里流出来。

我们天还不亮就要爬起来，在小河边冒着刺骨的寒风去洗脸，然后喝一茶缸稀饭就去砸铁矿石，大的矿石要用16磅的大榔头砸成中块，然后再用竹柄的小榔头分别砸成合适的小块，最后用大箩筐拾走。我开始只能用小榔头，后来可用大榔头打几槌了。由于我不自量力去抬大箩筐，没想到站起来还没走几步就被压趴下来。我的左腿严重挫伤，医生诊断是韧带撕裂，终身失去了弹跳力。在砸矿石时候，我的眼睛又崩进了碎矿石，没几天双眼都感到模糊了。医生说如果再晚治几个星期，眼睛就会报废的。

可是，我和大家一起熬过来了，同学们认为我已经改变了过去的那种娇弱的书生气样子，大炼钢铁，使我成长为一个男子汉。

回到学校后，又逢学校里新的教学大楼开始施工，从扎钢筋混凝土预制板到运砖块拉板车、到船上去搬运石灰，都是我们这批正在长知识、长身体的学生干苦力。有一次天下大雨我们到一条大船上去拉石灰，石灰浸水就冒出一团团蒸汽，把我们手脚都烧坏了。

不管怎样艰苦，工作还是要继续下去的。校长说这是劳动锻炼，可是谁来给我们上课呢？我有时对着教学大楼上红漆的宣传标语琢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结合”两字是否有“等于”之意呢？我不敢问，但是我确实有想法。

学生的劳动基本上是无偿，连伙食费还要自己付，吃的是胡萝卜饭、牛皮菜菜汤，干的是工地小工的活，我不知道学校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所中学的同学们来到这里读书真是不容易，要知道一个农民子弟能到省城读书，在一个村子里都是很难有的，但是他们在这里受到什么文化知识的培养教育呢？也许这种教育和培养对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少爷倒是很有必要的。我仿佛感到自己与同学们有了共同语言，而在家里，却感到和家里人是不同的了。

第一个官衔，做了文艺队长

稀里糊涂我已经初中毕业了，直升本校高中，学校改名省科技学校。暑假里，我被任命为学校文艺队长，这是我的第一个官衔，大家都叫我娃娃队长，高中生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我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也没有编导的能力，怎么偏偏叫我做队长？我猜想可能是因为教音乐的左老师非常喜欢我，她说我打扮起来就像一个姑娘，脾气又好，是个当队长的材料。这和现在选拔干部，只要主管领导看中点名，鸡犬升天如出一辙。

 参加演出集体舞蹈、合唱、朗诵我还能滥竽充数，轮到排独舞就要出洋相了。有一个舞蹈叫毽子舞，表演时由一个男孩子挑着一个挂着花鸡毛的细竹竿，转着让四个女孩子轮流踢，这个角色开始派给我，我总是走错步，甚至撞在围着我团团转的女生身上，最后只好让副队长替下我。有什么办法呢？

人生的启迪

升到高中后，偶尔我交上了一个高年级的朋友，在他的指导下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话千真万确。

要做个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必须确立自己正确的立身之道。可是没有经过苦难生活磨炼的年轻人，他如何悟出这个立身之道呢？如果有缘，可能会有高人点化你。

我被选送到校广播室去做播音员，播音室有三个人，组长是学生会的社会活动部长王广济、播音员是我和高丽丽。广播室里有一张双人床，我从集体宿舍搬进了播音室，每天天一亮，我们就要开始播音，午饭的时间要放音乐，念稿件。

有时稿源不足，还得我们自己去筹稿，自己动手编写，这一点王广济对我很满意，他不再为稿源而发愁，不管什么时候，我都能从全校各个班级收集最好的墙报稿，改编成广播稿，所以即使宣传网没有广播稿件的供应，我们广播台的备货也很充足。我喜欢音乐和曲艺，花时间把旧唱片整理了一遍，凡是不爱听的都堆到床底下，又买来一些新潮唱片试放。一次，我正在放印尼“划船调”的吉他曲，王广济匆忙跑来说，这是什么音乐，快关掉，人家还以为我们在放“靡靡之音”呢。可同学们都很爱听，大家反映学校的广播台有了生气，王很高兴，知道大多是我的功劳了。

高丽丽的态度很冷淡，她尽使我为难，经常没有好脸给我看，除了要我去打饭、刷桶，还在背后对王说我的坏话。大概是说像我这样的人不配做一个播音员，因为我的功课并不好，这样会影响广播台的声誉，而学校广播台历来是由学校里的三好学生来担任的。高在读初中时就是老广播员，她完全有理由、有资格去批评一个新进来的人。

这促使王广济关心我的功课和学业，他发现我的学习只是看兴趣，喜欢的功课——文学、音乐，在班里是姣姣者，可是数理化在班里却是一个差生。尤其是物理，我勉强能及格，说老实话，物理我连牛顿的“三大定律”都搞不清楚，做习题时只能参考书上的例题，不懂去问老师也只能听到一个答案，课上听不懂的地方，课下仍然搞不懂；数学是因为初中劳动太多，自己又不用功，升到高中自然感到困难；化学是新学的科目，还算中等，可我没有兴趣。丽丽讲的是实情，不管她的动机如何。

王广济严肃的找我谈了一次话。大意是说，一个有志气的男人立身要完全靠自己，不能靠家庭，靠家庭的人归根结底不能成为一个真正成材的人。还问我在学校里是我忙还是他忙，我说当然是他忙，他必须参加很多的社会工作，高三的课程又重，自然比我忙。

王把自己的作业本全都摊开放在我面前，又把我的作业摊开做比较，天哪，真使我难堪。王的本子，每道题都做得简洁、整齐，老师批语“好”“很好”。可我呢？涂改、错误、冗长，本子里红勾与叉叉对半，我脸红了，王又拿出一本作业草稿给我看，说：“你每天睡后，我都做作业到十二点，直到草稿上全部做对我才腾到作业本上”。他从来没有休息日，连学校有时周六大操场放的电影都没空看。

他告诉我，他必须读许多参考书，弄懂每天老师上课讲的课程，这样，他用多余别人两倍的时间去学习，就可以保证学习成绩走在全班的前面。

他向我敞开了他的秘密，学习上的认真和艰苦，时间分秒必争就是他成功的诀窍。我感到相形见拙，我缺乏这些宝贵的品质。

王的父亲是个农村里贫苦的小学教师，可是他培养了儿子艰苦学习的精神。整个冬天王没有棉花褥子，只有一条薄薄的粗布棉被，在他的被单下垫的是一层薄薄的草帘子。可我垫的是二层厚厚的棉褥子，盖的是两床棉被，在两种不同生活条件下的两个人学习精神却有天壤之别，我每天竟熟视无睹。

王展示的这一切似乎顿时让我醒悟了，我把被子抱到下铺对王说，“我们睡一个床吧”！“捣脚，好哇！”晚上，我虽然很不习惯和别人睡在一个被窝里，可我感到王身上温暖了，我的心也温暖了。

我诚请王做我的课业指导，王欣然同意。每天晚上下了自修课，在广播室的小房间里和王继续学习，我真的困得受不了。星期天我试着两个星期回家一次，和王一起洗衣服、翻被子、做功课、看书。

最困难的时候只好熬。有一次，停电了，大家连晚自习都不上了，我说今晚我们可以早点睡了吧，王说不行，用墨水瓶改做了两个小煤油灯，还是看书到深夜，他真的似乎有一股使不完的劲，每到疲倦时，他就打来一桶井水浇头，可我嫌水太凉。

过了两个月，王检查我的作业，似乎是工整许多，错误也少，可是考试成绩仍然平平。王不满意，说苦干还要巧干，不能光读教科书和老师的上课笔记，还要读参考书，最好是老师用的参考书，读的书越广越好，举一反三最后总会理解的。再多做题，谁会难倒你呢？

他借了很多物理参考书给我看，都是他省下的零用钱去买的。我过去能把教科书很好的读两遍已经很不错了，主要是应付作业，哪里还能顾得上看课外参考书呢？现在王逼着看，只好这么干。由于学习时间充裕，那是我们牺牲了全部的娱乐以及部分睡眠时间换来的，居然几个月后就出现了奇迹。

市里决定举行一次高中物理统考，卷子改下来，我们班几乎一半不及格，很多题目都是从来未见过的，班里最好的尖子徐从友只考了70分，可是我却破天荒考了全校第一名，得了90分。

分数批下来后，我们教物理的余老师马上把我叫到教研室，搬来一个藤椅，让我坐在房中间，然后再把他的椅子搬到我的对面，仰身而坐，他用惊异的眼光看着我，似乎不认识我似的，“没有想到，真没有想到，你会考第一”，是啊！往日勉强及格的学生竟然考了全校第一，在老师心里是不是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老师非常激动，他摇摆着，讲话时唾沫比上课时喷的还厉害，这给我一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明白了人的尊严是如何获得的。

“你必须讲一讲，我要对全班同学介绍你的学习方法”，这时我却什么也讲不出来，我告诉老师，这些题目在我读过的参考书上都有相似的例题，因此，考试的时候我并不感到困难。

“好！”“好！”果然，上课时，余老师把我大大的表扬一番，从此，我在班上的地位一下子提高了几倍。

我的名字开始与班级上的尖子并列。我必须珍惜我的荣誉，不仅在物理，而且在数学和化学的科目上也都要冲上去。我还参加了学校的演讲比赛，我演讲的题目是孙仲文写的作文：“中国人是低能儿吗？”，在哪个困难的时候，我和我的同学们想的还是国家那一天能富强起来。

暑假，父亲找了一个大学老师为我补习数学，在他的办公室里由秘书陪着做令人头疼的数学。父母看到我有那么大的进步，自然对我另眼相看，把我树为弟弟妹妹们学习的榜样。到了高中二年级，我被选入学生会，担任科技部长，而且入了团。

这时，王广济也快毕业了，毕业时，他给我看一份入党志愿书，自此，他又给我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方向。王后来考入了武汉大学，入学后，曾来过数封信件，谈大学里规定要跳交谊舞，他厌恶极了。可是又无法逃脱等等......

王永远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严师，我不会忘记他。

虽然现在我好像颓废了许多，可每当我想起和王在一起共处的那一段日子，就会迸发出一股力量，为自己的疲沓而感到羞愧。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原谅自己，要成为一个真正有用的人，就必须吃苦、勤奋、努力。完全依靠自己，不要依靠家庭的优越条件，永远艰苦自觉地去学习。

三年自然灾害懂得人生

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突然降临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作为目击者，也作为亲临者，在这全国受灾最严重的安徽省，这段经历我是永远不能忘怀的。

那时每到吃饭的时候，也是同学们最快活的时候，可我们吃的是什么呢？用同学们的口头禅来说“小二黑，张二嫂”（馒头小而黑，小菜脏而少），“稀饭汤，浪打浪”。开饭时，每个班轮流派人做值日，值日生到食堂把大桶的稀饭或是稀糊抬来，然后舀给每个同学一把缸糊，值日生是个肥缺，最后可以由他刮桶，刮到桶屑也快要刮下，可以刮到大半把缸的糊，这天晚上，他就可以饱餐一顿。

只有饥饿才能使人懂得人生。

八亿八亿再八亿！

刘少奇同志说三年自然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真是千真万确的大实话，而当时有谁敢这样讲呢？三年自然灾害与三面红旗实际上是有密切关联的。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亿万人民的伟大群众运动，鼓足干劲15年要超过老英国，歌声震山河。可是干了几年后却是吃不饱肚子，而且形势越来越不好。谁要是说不好，谁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连彭德怀元帅出来讲话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小集团，那还有谁敢出来讲话呢？

人毕竟是有脑子的，屁股指挥脑袋是永远改变不了的。我们学校的党委夏书记每次开全校大会都是眼睛一翻说：“目前的形势是大好的”，可是有谁会去信他的话呢？

我们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任佳雨就在背地里骂他，“放屁！闭着眼睛说瞎话。”佳雨是农民的儿子，圆圆的脸，黑里透红的皮肤，明亮的一双大眼睛，智慧而坚毅，功课好，做事公道，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威信。

佳雨也是我的好朋友，否则有些话他也不会对我说。他说，他的父亲和叔叔都在去年（60年）冬天悲惨的死去了，省委为了迎合上面，提出八亿、八亿再八亿，就是每个冬天都要兴修八亿立方米水利工程。

可是农民没有饭吃哪有力气去修水库呢，农民的自备粮哪里去了呢？起因就是大跃进时搞极左的浮夸风，每亩地放卫星谎报高产万斤。中央认为既然你的粮食产量那么高，那么中央依此拟定的上缴计划也应该大了。

省里交不出那么多公粮，又不好承认欺君，只好七拼八凑，最后把农民的自备粮也征去了，农民没得吃还要勒紧裤带去修水库，又饿又冻，死去的人不止他们一家。

佳雨说着泪如雨下，最惨的是家里的男人死了，女人也跑了，剩下的娃娃饿的皮包骨，真有人吃人的。我听了很难相信社会主义的农村竟会发生这样的惨剧，但我相信佳雨不会说瞎话。

妈妈到安徽后安排到安医护校当校长。听她和爸爸私下讲，他们学校有一位老师发疯了，那老师站在教师宿舍楼的三楼窗子上，把屋内的东西、书籍、文具和身上脱下的衣服都摔了下去，自己又哭又叫还要跳下去。

我妈听说后急忙赶去处理。推门进去，那老师一见我妈不摔东西了，但还是嚎啕大哭，最后我妈答应他不对任何人讲，让他把话说出来，而且不论说对说错都没关系，那老师才坐到窗台上，他说，汤校长我实在不敢说，说了就是反革命，可是不说也要憋疯了，他的父母和妹妹在家里都饿死了，他每天晚上都梦见他的家人撩开他的帐子，抱头痛哭。他实在受不了了。他说我还不如随他们一起去的好。

妈和佳雨讲的都是一回事，这些不能公开讲的事在我的脑海里激起了很大的浪花。人生人间的苦难，使我逐渐认识真理、思想慢慢成熟，事实教育我，假话、空话害死人民，我想我长大后决不会和这样的人同流合污。

生活部长

高中二年级时我在学生会担任了生活部长，之前已做过科技部长和文体部长，现在伙食越来越差，生活越来越艰难，生活部长就显得重要得多。

学生的口粮是27斤，伙食费是七元钱而我们学校大多是寄宿生，一日三餐全在学校。早晨起来早锻炼，早自习后吃早饭，稀饭二两，然后上午四节课吃午饭，一个回收罐头盒子蒸的米饭三两，菜是水煮牛皮菜，午休后下午二节课，体育锻炼一小时吃晚饭，一碗稀饭，一个山芋粑粑三两，每个月还有一斤的糕点票自己处理。

我的任务是监督伙房不得贪污，粮食入库后每天打开称米，大师傅们称秤，我在边上旁站做记录。每月下来，账物盘查要完全一致，防止有人盗窃粮食。

你想这是个多苦的差事！每天大师傅五点半起来烧稀饭，我五点钟就要到伙房和他们一起去称米，假如半夜里有人去出公差需要称米，我也要爬起来。

在伙房我连米汤也不敢喝一口，大师傅们有时也多吃，我从来不说话，只要他们不把粮食带出去。同学们对大人们已经完全不相信，包括事务长在内，只有他们自己选出的生活部长，他们才信任，令人感到责任重大。

有一次朱校长紧急来找我，和我一起搜查学生宿舍，发现很多学生宿舍自己在烧东西吃，打开筐子一看原来树叶子里爬着黑黝黝的树皮虫，蠕动着。小茶缸里煮着放出一阵阵热气，朱校长说吃了会中毒的，我们当场全部没收。

高考前我们学校指派我到同学家里做动员工作，因为有一些优秀的学生已经放弃了高考。这对学校的升学率不利，为此我就来到了1962年的安徽农村。

百闻不如一见，农村里一片萧条，孩子们肚子鼓的大大的好像吸血虫病人一样。好不容易问到要去的同学家，可是那同学知道学校派人来找他，竟然躲藏起来不见。我晚上吃的是炒鸡蛋和一碗面条，可是打开他们的锅盖，看见煮的是槐树花和树叶子，飘着一点稀稀的面糊。

大娘说，你是城里人，到我们家是客人，还交粮票交钱，我们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只能向人家借了点吃的，我觉得中国农民真是非常淳朴，令人感动。

晚上住在他们家，半夜突然响起了锣声，窗外亮起了一束束明亮的火把，大娘进来叫我不要惊慌，她说现在是麦收季节，每个村子都要把守自己的庄稼，防备别的村子会来武装抢割，他们没有吃的时候也会到别的村子去抢割，不是什么大事，农忙的时候经常会发生。

这事我倒真是闻所未闻，第二天早上我吃到了喷香的麦饼，那是用抢割下的麦子立马磨成粉，伴有很粗的颗粒还有碎壳。大娘笑嘻嘻的看着我说，让你幸苦一趟，这年头读书也没有什么用了，你回去和学校说一声我们不去考了。

可是我的生活部长最后还是被学校免掉了，什么原因呢？

记得高考前大家都搞的身心疲劳不堪，可是伙房供应的稀饭简直不能下咽，晚饭时粥桶里的稀糊都是糠壳，原来搞错了，是给猪吃的糟糠！同学们忍无可忍，大家纷纷把粥桶推翻在地，一些同学还舀了一把缸子的稀糊涌到校长室和总务科去，把糊全都泼在他们门上，我也跟着去了，只不过把糊浇在了地上。

这件事学校很恼火，不去处理那个肇事的事务长，反去追查那些把糊泼在校长室大门上的人。有一天政治老师找我去谈话，问我是否参与了，我没有否认，老师说性质是很严重的，这是对学校对党的不满，你怎么也卷进去了呢？又问我是谁带的头，我感到很惊讶，我告诉他这是大家出于气愤，是同学们自发的一种行动，我并不认为有什么过份。

之后听同学们说因为我爸的原因，（我爸是合肥师范大学的校长，这个中学已划为该大学的实验中学），所以才没有处分这批同学，也没有上报，只是把我的学生会生活部长的差事给免了。

三年自然灾害的尾声

后来安徽的问题惊动了中央，撤换了省委书记曾希圣，把他降职到上海黄浦区当个区长，委派李葆华同志来到了安徽。

李是中国著名革命家李大钊的儿子，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李经常微服私访，到农村走村串户调查农民的疾苦，传说有一次被大队干部关了起来，他吵着要饭吃，里面的人都嘲笑他，说这个老叫花子怎么这么不懂事，我们有的饿了两天了，还没吃上一个芋头，你刚关进来吵什么呢。

后来他被提出去，老头不慌不忙说让我先打个电话再审也不迟，一个电话过去，县城里公安局的车队就来了，把大队干部都带走了，关起来的人吃一顿饱饭后全放了。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说安徽来了个李青天，安徽人民有出头的日子了。

果然农民有了自留地，市场上有了山芋、南瓜以及少量的鱼虾。虽然粮食还不够，但终能果腹了。

那个年代人们最大的盼头就是吃饱饭。没得吃就在一起精神会餐，讲以前过年怎么挺开肚吃白米饭、白馒头、红烧肉的，讲到累了再讲些无聊的事，直到饿了，没劲还不如去睡觉。

人们在饥饿的时候思念温饱，在疲劳困乏的时候思念睡眠，在被束缚的时候思念自由，可是人们在什么都拥有时，欲望和贪婪却又使他们对这一切都不珍惜了！

作者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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