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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丨一个安徽农村中学生的三年困难时期
本文作者
朱普乐，1942年生，安徽泾县人，中专文化，机关工作人员，现已退休。
我与三年自然灾害
作者：朱普乐
三年自然灾害，特指1958年中国大陆“大跃进”运动中，政策指导下的以广大农村为主要现场的一次特大饥馑历程，各地三至四年不等，数千万民众惨遭厄运。民间别称有：人祸，过粮食关，饿死人的日子，三年困难时期。官方则称“三年自然灾害”。
1958年，我16岁，在安徽省泾县黄田师范读书。学校也是“大跃进”产物，座落在距县城70华里的黄田村；利用培风中学旧址。培风中学是1921年黄田朱姓联合创办的，1950年停办。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许多青年涌来读书，很是兴旺。黄田村是个很大的村子，一色的清代建筑，厅堂楼舍，黛瓦粉墙，黑压压一片，气势不凡；历史上文风甚兴，出过不少名人。
开学之初还是能吃饱的。那时候，高中生每月定量30斤，渐渐地定量逐减，减到24斤。城镇居民也由25斤半减至21斤。其中还要搭配一些霉烂的泥豆、山芋干或者萝卜青菜。不光是口粮减少，更可怕的是商品供应也越来越奇缺，所有能吃的副食品都不见了，找不到可以填充肚子的东西。最初的感觉是每餐都不够吃，总是饿兮兮的，好像没吃一样。晚饭更少些。我们就尝试将饭菜倒在一起，加水煮成“涨饭”。看上去多一些，当时也可以吃饱。但两次厕所一跑，又饿了。不久学校改成一干两稀，晚餐是稀饭，更饿了。
正是年轻小伙，需求量大，一餐不饱餐餐饥。惶惶不可终日。
偷食是常有的事。一些胆子大的学生便三三两两游弋于食堂前后，见到什么偷什么，诸如锅巴、馒头、山芋，乃至咸菜。也有女同学参与其中。她们多半不是偷，而是讨好炊事员，乞求讨要。
有个炊事员老赵，家住晏公茶冲，单眼失明，大舌头，其貌不扬，却好色，喜欢与女生搭讪，间或趁机在人家身上摸摸捏捏，揩点油。少数女生便利用这一点，主动与他搭讪，甚至挑逗，以获取他的欢心，进而得到两个馒头，几片锅巴，或者一碗剩饭。
有一次，老赵竟然于光天化日之下，撩起围裙，掏出自己的男根，抓在手上撵一位姓吴的女生。女生吓得调头窜逃。老赵一直追到门口，转过身来兴犹未尽，嘴里还在不停地咕哝：“老子干你，干你……”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不敢相信的。老赵居然毫无愧色，一边咕哝，一边抓起锅铲，煮稀饭去了。
有一度，我也常常去伙房。我不敢偷，更无姿色可弄，我是趁某个特定时刻，刮取饭桶里残汁。得逞了几次以后，就不行了。饭桶越来越干净，炊事员也不准别人刮了。
因为长年饥饿，许多同学都消瘦、浮肿起来，甚至患上肝炎。女同学则大都不来月经了。然而我们毕竟没有断过炊，吊着一口气，活了过来。而附近黄田大队的农民们就更加可怜了。
当时的黄田大队叫黄田营，含屏山、唐村和黄田村。书记是孙须伦。颜生富先当民兵营长，后来当大队长。那时候，黄田的“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瞎指挥风）十分厉害。干部打人骂人是家常便饭；动辄批判斗争，罚跪，綑绑，甩“耳光”，甚至指使一伙人拳打脚踢。最可怕的是不给饭吃。当权者发起“飊劲”来，常常将老百姓捧在手上的那点已经少得可怜的粥粥水水夺过去砸掉。颜生富这个人性情尤其暴烈，残酷得很，经常砸人饭碗。
老百姓闹饥荒，干部们却吃喝不愁。食堂里用稻子轧了米，晚上悄悄地挑到孙须伦家里，也经常送饭送大馍去。凯中先生亲眼见过。知情人谁都不说，说了就要倒霉。孙须伦是全省农业劳动模范，在县里都有名气，权力很大。有个被开除回乡（后来也平反了）的小学教师朱永昶，在大队赶毛驴。他精明，能混，会“忽悠”。居然从孙须伦儿子手上混到一百多斤饭票，到食堂去买饭被发觉，捣通了，弄得孙须伦很尴尬。
大饥荒的日子里，黄田村不准农户家冒烟，一律吃公共食堂。说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食堂办在“思永堂”。取名“七一食堂”，全村唯一一个，俗称“千人食堂”。确实有过“吃饭不要钱”的日子，而且一天吃五六餐。但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一个月，就缺粮了。不是没有粮食，而是一级一级地把粮食掌控起来了，越到上面掌控得越多。大队是最低一级，已经掌控不多。
最少的日子，平均每天每人只有六钱，就是30克；还被干部们占有，食堂就不开伙了。可怜老百姓还存有一线指望，一次一次地拿了碗去打粥，又总是一次一次地扑空，一天一天地失望。而村里干部们（包括食堂工作人员）却在晚上悄悄地煮饭吃，还炸油饼，炸狮子头。有时候还有牛肉。
“大跃进”当中，母亲被抓进劳改队了，家中还有外婆和妹妹。外婆七十多岁了，经不起折腾，经不住饥饿，第二年就去世了。外婆的后事是我料理的。按照村子里当时办丧事的规矩，我找大队干部批了张条子，到管事人那里称来四斤大米，熬了一锅粥。村里派来五六个农民，把一锅粥喝完以后（没有一根菜），七手八脚地将外婆入了殓。
棺木是多少年之前准备好的。葬在哪个山上已经记不清了。没有立碑，也无法立碑。入葬时寒风习习，周遭一片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一片落寞寂静。我心里很难过，泪水在眼里打滚，就是没有哭。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嚎啕不出来。
对于死亡，人们见得太多，习惯了，无所谓。人们并不觉得死了有什么不好，反倒觉得是一种解脱。
外婆去世以后，妹妹一个人住在下黄田外婆的房子里。一天，我去看她时，她已经冰冷了，穿着棉衣棉裤，躺在床上；嘴里还有蛔虫在蠕动。我找来同班同学翟培锡，帮忙料理后事。没有棺材，我们找来一个废弃的猪食盆（早就无人养猪了）。盆很大，一米多长。妹妹早已瘦得脱了形，又小又矮，正好装进去。撬了一块地板，合在上面绑定。两个人抬到山上，挖坑入葬了。
我写了一张“明信片”给母亲，告诉她外婆去世了。没有提及妹妹。我不忍心对她说。
1960年春，或许是1959年秋，母亲回到黄田。她病了，下肢浮肿。是劳改茶场的领导叫她回来的，还说“你可以不要来了”。一进黄田村，遇上颜生富。颜劈头就骂：“你个婊子儿怎么跑回来了？”母亲诉以原委，颜咆哮一声：“滚！”及至回家一看，母亲呆了：怎么一粒粮食都不发呢？(黄田村已经三个月不见一粒米，有的人家已经死绝户了)劳改队还有八两米一天呐!为了这个八两米，第三天，母亲又担起被子赶回劳改茶场去了。还寄给我一张“明信片”，说：到了，放心。
后来，母亲杳无音信。我曾经去过一封信查询，没有回音，也没有退信。估计是不在人世了，却一直没有任何组织通知我。
后来，我收到泾县人民法院一纸公函，大意是说我母亲“只是说过一些错话”，构不成犯罪。根据什么什么文件精神，撤销本院1958年某某字某某号判决。此刻，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能收到这样一纸法律文书，尽管于事无补，心里还是有了点宽慰。真的感谢胡耀邦总书记，是他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
我家住在上黄田，是个生产队，总共二三十户人家。困难时期中，最早死去的是三先生朱晓初，一个落魄文人，平常生活都要别人接济，现在大家自身难保了，他无法生存，早早饿死。听人说，三先生停尸的床上，破棉絮揪成一团团——落床以后，他就是用这些破棉絮充饥的。
汪兴木、汪兴田是亲兄弟，还有个姐姐汪兰英。兰英的丈夫周招南是个木匠，手艺精细，性情古板，日子过得“板板直直”。汪兴木是个规矩老实的种田人，以他们的勤劳节俭，本本份份地劳动，应当过得比较好的。无奈遭遇“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吃尽苦头。五个子女中饿死两个，一个叫竹林，一个叫三六子。
汪兴田就更惨了：他早年参加过国民党军队。我见过他一张着军装的照片，年轻英俊，周正帅气。解放后在家务农。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抓进劳改队，再也没回来。他有三个女儿，除大女儿素琴过继给周招南为女以外，其余两个（国琴与和平）都在困难时期中饿死了；妻子朱瑞英也跳“冲水宕”自尽了。
他们还有个堂兄（弟）汪南生，也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农业合作化”刚刚开始的时候，上黄田的互助组就是他领头的。出工收工总是扛着一面红旗，旗上写：汪南生互助组。我记得非常清楚。后来，他当了生产队长。他的儿子汪大益告诉我：困难时期，有一次上面来人检查工作，干部们把村里一批浮肿病人转移掩藏到刘村去了，他爸也在内。刘村位于黄子山脚下，离黄田十多里，全是上山路，村子很小，很偏僻。他们把病人藏匿在这里，当然是为了掩盖真相，以表现“一派大好形势”。汪南生再也没回来，死在那里了。
时至今日，汪大益七十三岁，说起这件事，他无比悲愤。前些日子，北京大学一位教授来访问他，他说得最多的就是“大跃进”困难时期的事情。切肤之痛是永远忘记不了的。
如今，汪大益过得非常好，一点都不老态，看上去像是六十岁左右。他种了六七亩田，还养了两头牛。我说你一个人怎么有这么多田呢？他说开始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很多人不相信共产党，怕变，没有信心种田。自已也没有别的本事，只会种田，就多要了几亩。如今好了，不但免交农业税，还有种田补助，还有养老补助；虽然不多，日子还是好起来了。他要好好保养身体，争取多活几年。
陈承春，陈承益，陈承跃是兄弟仨。老大陈承春身材高大，膀粗腰圆，敦敦实实，据说能与水牯牛比力气。一只手残疾，却不妨碍他干活，三百多斤的大杉木扛在肩上，踮踮地一路小跑，不费力似的。小时候我们喊他春老爹，觉得他了不起。因此饭量也大。困难时期，陈承春饿急了，偷来一头牛杀了，被逮到榔桥公社，一共三个人，捆绑在柱子上，凯中先生亲眼看见。当天夜里，陈承春就被折磨死了。
那个年代，在“阶段斗争”大旗下，那些称霸一方、为所欲为的基层干部和官员们，都握有对老百姓的处置权，乃至生杀大权，老百姓的命只能如同鸡犬一样。不久，陈承春的老伴也饿死了，有个儿子陈根保，比我大几岁，个子也魁梧，也有力气。后来到外地（好像是球桂）招亲去了。老二陈承益，有个女儿嫁在邻近的旌德县农村，饿得没办法，想去女儿家弄点吃的，结果倒在一条小路上，死了。老三陈承跃和他的妻子也饿死了。
钱文长、钱文寿、钱文友也是三兄弟。老大钱文长妻儿老小一家六口，均于困难时期饿亡。老小钱文友单身，也饿死了。唯老二钱文寿幸存。
洪秀川，一名洪进，石井坑大户，拥有大片茶园，老百姓称其“天王”。“土改”时批斗游村他总排第一，不久去世。困难时期，他儿子饿死，儿媳妇后来改嫁朱大乐。朱大乐一直单身，五十多岁才娶亲，生有一子。“天王”的女儿洪美珍住在聚星堂，彼时亦已沦落至极，经常同儿子抢食。有一次从食堂打粥回家，母子俩路上即抢起来，将粥打泼了，趴在地上舔。后来儿子饿死，她改嫁他乡。
成德胜，住在“聚星堂”，也属于上黄田生产队。成德胜的母亲有精神病，家境很穷，几乎没见他穿过一件不破的衣衫。成倒是很机灵的人，一双眼睛黑溜溜地传神。上学的时候能跑，能跳，会踢球。困难时期，他和他的父母一家五口，只留下一个姐姐，其他人都没有了。
村子里满门遭灭的人家不少。我的同学朱世萼，住在“家庙”坦上，与上黄田搭界。其父朱永愈，绰号“小眼睛”，一直开小店，不胜农事。他家五口人都饿死了。他和弟弟一同饿死在空牛栏里。人们发现的时候，死者眼睛都被老鼠扒掉了。困难时期，老鼠也饿狠了。
据不完全统计，“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时期，上黄田饿死的老百姓至少有三十多人。愿这些屈死的冤魂，在天国得以安息。
1960年暑期，我们全班寄读于宣城师范。同时寄读的还有广德县和郎溪县各一个师范班，与宣城师范的学生混合编成一个数理班,两个文史班。我们数理班人多，有六十几个学生。宣城师范是一所老学校。国民党时期，民盟的章伯钧先生当过校长。图书馆、实验室、阶梯教室、运动场……应有尽有。不像黄田师范如同一座破庙，我们大开眼界。师资力量也很雄厚，教学正规。然而饥荒则更加厉害了。“大跃进”已经搞了两年，困难时期也已经延续两年。日积月累，苦不堪言。
开学不久，我们奉命去宣城县团山公社搞“监打监收”，住在村子里。夜间，附近农家哭声四起，接连不断，呼天号地，悲伤至极。刚要入睡，周边又哭起来。以至于几乎一夜未睡，许多同学都是这样。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惧怕。第二天一打听，都是家里死了人。
所谓“监打监收”，就是要我们到田间去，监视（当然也参与）农民收割稻子。打下稻谷以后，由我们装进袋里，由我们过秤记帐，由我们把这些稻子送往大队部专人收管。粒粒稻谷不得经过农民手。据说是防止他们转移稻谷，瞒产私分。农民们只有播种、管理和割稻的义务，却没有收获稻谷的权利。一个个饥肠辘辘，却要任别人将到手的粮食夺过去，还不能有半句怨言。当然，我们也不能吭声，不能说一句同情农民的话，否则就是思想有问题，就要遭批判。
官方号召我们开展“小秋收”运动。就是到处去找吃的、可以充饥的东西。譬如芭蕨根，茅草根，箬叶籽，苦麦菜、剌苋菜，米皮糠，棉花籽，槐树叶，又老又粗的山芋藤……其实农民们早就吃这些东西了。他们甚至吃“观音土”。“观音土”是一种泥巴，绵绵的，糍糍的，比一般泥土好入口。传说是观音菩萨点化而成，于饥荒年间救命于百姓的东西。这东西根本消化不了，只是在肚肠里过一遍。如果多吃，就排不出大便，会涨痛致死。
卧床不起者扯棉絮充饥，也是常有的事情。
爱民公社一少年，翻杨尖岭去桃东初中上学，一农民藏于岭头，趁其不备用锄头打死，搞回家煮吃了。为此，这个农民被逮捕判刑。但不久即放了出来。官方说“事出有因”，谅解他了。也是，如若不是饿急了，会吃人吗？这是我的朋友葛兆铣告诉我的。
三年困难期间，葛先生是泾县县委办公室秘书，经常跟随县领导下乡检查工作。有一次，县委书记韩九如到榔桥、汀溪、爱民视察一圈之后，发现乡间人吃人的情况。韩书记心情沉重，反复掂量，决定立即给芜湖地委打报告，要求批拨粮食。由时任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办公室主任曹中山亲自起草。
当时的芜湖地委第一书记耿万青，是个很厉害的领导，号称曾希圣的“五虎上将”之一。他将韩九如喊去大骂一顿。说：“老韩，你长了几个脑袋？在报告上写人吃人？”叫他立刻回县，把报告底稿等等付之一炬，“否则后患无穷”。同时拨给原粮50万斤。韩九如虽然被骂得狗血喷头，但因为得到50万斤稻子，非常高兴。立即召集全县十个大公社头头开会，每个公社分了几万斤粮食。
上世纪七十年代，韩九如在淮北萧县任书记，我随同杨德柱先生因公去过一次，他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口口声声“有罪”，“对不起二十几万泾县人民。”
葛先生说：当时县委八部电话与十个大公社通讯联系，每天都汇总情况。开始的时候只汇总工作，后来就多了一项内容——统计死亡人数。据他估计，泾县大约饿死四五万人。泾县是个丙级小县，当时人口二十几万。葛先生的回忆是否准确？想到去查阅新《泾县志》。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该志却回避了三年困难期间，没能“秉笔直书”。
可贵的是，《泾县志》在“人口”栏目作了如实记载：1958年全县295508人，1959年全县258309人，1960年全县242726人，1961年全县212783人。两比，三年间减少人口82725人。而1958年之前和1961年之后的人口数都是逐年递增的（即便推行“计划生育”以后都是如此）。所减人口数是原人口数的百分之二十七。
也有极少数地方好一些。譬如云岭公社，饿死人就少些。1959年春节，那地方的农民每人还有“八个半斤”：半斤肉，半斤糖，半斤黄豆，半斤花生……对于许多地方饿饭的人来说简直不敢想象。这是家住云岭的学生带回学校的信息，我们羡慕不已。原来，云岭公社书记吴书是个好人。他人性未泯，同情农民。比较求实，不主动浮夸，不积极追捧高指标。一句话：他还能拿老百姓当人。因此，他也一直被认为“右”得很，“落后”得很。据后来有人说，如果再迟些日子“揭盖子”，就要划他的“右倾”——材料都准备好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云岭李家岗下乡“蹲点”期间，不少农民还在念念不忘他的好处。我便写了篇散文《轻舟掌舵人》，发表在省内一家刊物上。当然，我没有写饿死人的事情——我怕倒霉，不敢写。
与农民相比，我们吃的“小秋收”就是“上品”了。多为山芋藤（很粗的老藤）、槐树叶之类，碾成粉。或搅拌在稀饭里，一层屑末浮在上面；或做成小饼，比铜钞大一点厚一点。经常吃这种东西，极易便秘。无论男女，蹲在厕所里解不出大便，而又肚子痛得哇哇叫，每天都有不少。于是校医室一位男医生和一位女护士，分别守在厕所门口，有人叫唤了，他们进去，用镊子将粪便往外掏，鲜血直滴。
每个班都有一块菜地，由班上劳动委员安排种菜，如萝卜、青菜、甘蓝菜等。收的菜以低于市场价格卖给食堂，其所得作为班费。为防止有人偷菜，全校各班轮流值夜。我们巴望着值夜。因为值夜有一顿“美餐”。其实就是每人二两稀饭，或者两个馒头，由食堂按人头分发。美就美在自己可以到菜地砍菜来煮食。譬如砍一些甘蓝菜，切碎，于大锅里煮熟，放点盐，没有油，却觉得很好吃。剩下半锅，大家平分。每人一小盆，带回寝室收好，第二天乃至第三天吃。只能在本班菜地砍，不能动别班的菜。无任何人规定，却都这么遵守。心照不宣，不约而成。
有一次，我们全班到双桥公社拔胡萝卜。双桥公社是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友安的发祥地，是宣城县一面红旗。他们的生产好像比别的地方搞得好一些，种了大片大片的胡萝卜。我们一边拔一边吃，非常开心。还将围巾解下来，拦腰将棉袄扎紧。再把一个个带泥的胡萝卜在裤子上蹭一蹭，揣进怀里。一个个揣成“大胖子”。公社的人并不干涉，知道这些学生太饿了，可怜。
午饭由各班自己煮，每人半斤米（由学校食堂带来），再加二斤（其实不止）胡萝卜，一起煮，加点盐，没菜，却吃得很香。大多数同学都留下一碗或一茶缸，带回慢慢吃。唯独唐荣华肚子大，从来没说过一个“饱”字。他说：“还留？留什么？干光了事。”他真的全部吃光了，干干净净。稍过片刻，当别人下田劳动时，他却站在那里抱住一棵树，不能动了。个把钟头以后才离开那棵树，可以慢慢走动了。遂成笑柄。
宣城一片丘陵地，多狼。这年冬天，狼群跑到县城十字街口来了。老师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狼们，也是饿急了。
1961年6月，我们回到泾县，在城关小学实习。文教局照顾我们，当月就发给实习工资，每人29元。这一年，安徽农村开始推行“责任田”，市面上情况有所好转。有时候也能买到东西充饥了。一天晚上，我在食堂吃了三两米糊，根本不够。听说南门口饭店有饭卖，我便去了。买了半斤米饭（要粮票），外加一碗红烧茄子。味道不错，还是没饱。狠狠心又买了半斤米饭，又一碗茄子。这才饱了。这个晚餐，硬是吃了一斤三两，还有那么多菜。
班上有个姓彭的学生，说他爸是商店经理，可以买到“高级月饼”，问我要不要。当然要！立刻将钱与粮票交给他。第二天他带给我一个一斤重的月饼。趁着没有课的时段，我打来一瓶开水，将宿舍门关上，独自享用。本准备吃一半留一半，却刹不住嘴，居然吃得干干净净。
那时候赵步岳还是“右派”，在城关小学一边劳动一边教课。他人缘关系好，路子广，间或能弄到吃的东西。一天，他从幕山园艺场买来两大篮新鲜山芋，晚上把我们五六个单身汉邀去共享。赵步岳吃得太多，第二天肚子痛，急性胃肠炎，病了几天才好。听说还有人连吃十几个茶叶蛋，结果胀死。后来才知道，长期吃不饱的人，突然吃的太多太胀，肠胃一时适应不了，容易出事。饿狠了，难以控制进食，也是困难时期的真实写照。
真正摆脱饥饿，对于我是1962年。这一年，我在文教局。潘村中学陈民权校长邀我去他们学校工作。说：学校有个放牛的农工，有一坵田，种下以后就没管了。放牛的农工已经不在学校，回家搞“责任田”去了。你如果去，那坵田就归你。稻子已经成熟，只要收割就可以了。虽然缺失管理长得不好，一百多斤稻子还是稳收的。这是个十分诱人的条件，我答应了。
收割那天，县城里来了三个朋友，帮我割稻，打谷，晾晒，风干。一过秤，整整一百五十斤。我把稻子交到食堂，兑换成饭票。心里想，这一来真的能吃饱了。原来，学校的前身是农校，有一些田地。农村推行“责任田”，他们也把田“承包”到教职员工头上。每人都种田，都收稻子。最多的收了二三千斤，一般也能收到千斤左右。这就要看本事看能耐，看会不会种田了。我最少，半途而来不劳而获，十分知足。收割的日子，学校内外一片繁忙景象，一个个神采奕奕满脸红光，乐得合不拢嘴。
炊事员对我也很客气。因为我经常为他们做点文墨事情，如写信，写请假条，写借据等等。他们都不识字。买饭的时候，总要给我多打一点。明明四两，实际给我半斤。从此，我是餐餐都能饱了，觉得无比幸福。
2012年8月初稿
2013年6月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