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丨顾土：​上海人，无论什么时代，都是一个鲜明的符号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顾土，本名陈原。1982年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出版社，1985年起供职媒体，现已退休。专栏作家，文史学者。

原题

上海人, 无论什么时代,

都是一个鲜明的符号

作者：顾土

上海城市天际线

上海人，自近代起，作为一种标识，在我们的语言里，就是以一种鲜活的人物特征出现，延续至今，其强烈性，往往超过了其他地方。

今天，当上海疫情爆发后，上海人，更是以其独有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

加油这样的词汇，我们竟然看不到了，看到的都是最底色最现实的语言，一种市民才会说出口的语言。以往的那些大话，对他们而言，统统失去了任何意义。

青菜，原来最能说明上海人。“青菜有吧”“能不能换几颗青菜”，青翠欲滴的青，这才是他们生活的最爱，须臾不可离。在一棵青菜里，我几乎看到了今天上海市民的所有期待。

这让我想到过去几十年里，上海人在大众话语里的变化。

北京，曾经非常需要上海人

民国的名人，与上海结缘的太多。文化名流，这里更是他们的大本营，鲁迅生命里的最后九年是在上海度过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在上海。

1949年以后，大量上海人相继进入北京，有的是大学毕业后留下来的，更多的却是被调进来的，因为那个时代的上海，是高等教育聚集的地方，是文化、经济的高端地带，人才济济，技术优异，北京特别需要上海人。

虽说我生长在北京，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我生活的周围，上海人却是一个曾经随处可见的群体。学校里的教师、工厂里的工程师和技术员，研究机构里的技术骨干，新闻出版文艺单位里的业务人才，都是讲上海话的人扎堆的所在。

那个时候，在北京，很少听见聚集在一起有讲家乡话的，有些地方出来的人还刻意避免自己的口音暴露，怕人家说“土”，但上海人凑在一起肯定讲上海话，而且很自豪。

无论是文革前还是改革开放后，北京的各大专院校学生，几乎都有大量上海人，我们学校七八级的每个班，我曾经算了一下，好像都有那么二三位，而有的省市却一个没有。

八十年代毕业还管分配，我大学毕业后先到一家出版社，再调到一家报社，发现上海话竟然是四周的第二官话，起码有七八位都会说。

直至新世纪，北京各大学里，来自上海的学生好像越来越少，各单位里当年扎堆的上海人群体，也逐渐不知去向，代之以其他地域。虽然方言随处可闻，但再也听不到上海话了。他们恐怕更乐意学习、工作、生活在自己熟悉的家乡，北上，不再是他们主动的选项。而当年，不论做什么，人往高处走，进京是唯一的途径。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为了满足北京的生活品质需求，“繁荣北京服务业”，在周总理过问直至安排下，一批上海名牌也纷纷进京。周恩来对上海的生活品质特别了解。

四联理发，当时是北京最好的理发店，就是由上海迁京的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四家理发店联合组成。

文革期间，王府井大街的四联理发馆被改为北京理发馆

如今的红都服饰品牌，就是由当年上海迁京的波纬、造寸、蓝天、雷蒙、红霞、万国、金泰等七家著名服装店，外加中央办公厅附属加工厂合并组成。从这些店厂的名字就可以知道，那个时代，这些产品不仅是市场上最好的服装，也是中央领导和出国人员置装的首选。

1956年，印度驻华大使嫌北京找不到高档优质的现代服装店，致函外交部，而此前外交部已经接到多次对北京服务业不满的抱怨声，所以才有了上海服装店迁京的故事，好像有二十多家。

中国照相馆、普兰德、美味斋、浦五房、老正兴等等，都是上海迁京潮的产物，可见那个年代上海生活的质量和水准。

多数人都不记得了，有过印象的人恐怕也忘了，北京曾经有过一个越剧团。北京，这个北方的都城，怎么还会有越剧团？有谁听啊？

这家设在北京的越剧团成立于1960年，最早属于冶金部文工团，由上海几家越剧团的演员和浙江湖州越剧团合并而成，1963年改归文化部，称红旗越剧团。陈少鹏就是那里的当家小生演员，前几年刚去世，享寿九十一。越剧，不但是浙江人喜爱的剧种，也是上海人爱看的戏剧。这家越剧团当时就是为了迁入北京的大量上海人、浙江人而成立的，一直到八十年代才撤销。

何止北京。

为了支援各地，上海人还曾经背井离乡，成建制地迁走。去西北西南看看，上海人和他们的后代多年来一直生活在那里。陕西就有很多上海人，支援大西北时，随单位来到这里，始终乡音未改，连做饭做菜都不变。改革开放后，他们的后代或考上大学，或参加工作，很多又都回到了上海，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

那个时代，上海人对全国各地的技术支持、人才支持、工业支持，我想，是应该留存史册的。

民国时期的上海外滩

毛泽东指出：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

说上海人，当然还要说说上海。

大上海，是近现代中国人对上海的独特称呼，尽管这里从来不是首都，但只有上海，才会被称作“大”。

任何城市都可以替换，包括首都、省会等等，而上海，其经济地位，其社会影响力，包括文化影响力，自清季始，却始终无可替代。

即便是计划经济时期，缝纫机、自行车、照相机、球鞋、奶糖、手表、钢笔、香烟、擦脸油，还有小汽车，上海的产品依然是全国人民的最爱，有的当然可望而不可即。

别看上海称不上历史悠久，也没有什么几朝几代的说法，可1949年前，就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1949年以后依旧，这个地位难以撼动。

九十年代后，尤其进入新世纪，上海突飞猛进，更被认定为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头。上海的GDP占全国多少？排名第几？人均多少？这个好像一查就出来了！

上海，在人们的话语里，曾经有上海滩、大世界、百乐门、哈哈镜，如果提租界、十里洋场，加上洋泾浜，就更能说明问题了，而讲到阿飞、瘪三、大亨、黑帮老大，则是十分的形象，当然还有小开、老科勒。但同时，在中国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史中，这里又与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运动，中国民族经济，中国近现代文艺、新闻、出版、教育、医疗，结为因果。时至今日，一说文化、教育、医疗，除了北京，首先想到的就是上海，海派文化也是人们对一种风格的形容。

经济、教育、医疗、文艺、新闻、政治历史……无论什么时代，可以说，上海在哪个方面都是数一数二的。

毛泽东一生与上海关系密切，仅1949年建国后，就到过上海40多次，在上海，或通过上海，制定、推出了许多重要决策，有的甚至一举改变了全国。可见，上海在毛主席心目中的地位。

邓小平从早年到晚年都对上海怀有深厚感情，晚年曾经连续7年在上海过春节，上海的再次崛起，更与邓小平的决策密不可分。

1949年初至解放大军跨过长江进入上海等大城市后，在城市管理中面临一系列严重困难，如何摆脱困境，出现了几种意见，曾经还有提议，打算疏散上海这一最大的城市，卸下包袱。

7月27日至8月15日，陈云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上海主持召开财政经济会议，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地区的财政、金融、贸易管理部门的领导人聚集在一起，研究对策。陈云就是青浦人，曾经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过，被毛泽东誉为中共党内的“经济专家”。

1949年9月2日，毛泽东致函饶漱石，说中央同意上海会议决定的总方针和诸多具体办法，指出“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积极利用城市的各界代表会议及各县的全县代表会议，将一切施政中的重大问题逐一提出自己有了准备的想过了的有了办法的问题向会议作报告，并交付讨论，征求他们的意见。还提出，此种会议，城市最好每月开会一次或三月开会两次，各县拟以两月开会一次为宜。

可以说，上海不但是工商业的中心，而且能不能管理好现代城市，也是一个标准，是试金石，更是一种考验。 

民国时期的上海，帮东家遛狗的女佣

先说北京人，再讲上海人

所谓上海人，与北京人一样，要想严格界定，还真需要费一番口舌。

很多年前，什么才是北京人，公开私下里都有过争论。记得我在一次聚餐时说，现在很多有了北京户口的人，根本称不上是北京人，他们谈吐里没有京腔京韵，举止看不出北京味，连北京小吃都不吃。某位通讯社记者，还是位作家，当众反驳我，那照你的说法，只有清朝落户北京的人，才叫北京人了？

其实，北京人应该有两种。

一种是北京户口的北京人，这样的人在北京众多。有的人虽说在北京住了几十年，可乡音未改，饮食习惯也从无变化，他们的子女许多也是深受家庭熏陶，尽管普通话字正腔圆，但吐字没有京味儿，吃喝与北京人也大不相同。

还有就是在北京住了几代的，称之为老北京比较合适。他们举手投足，一看就是北京范儿，张口更是京味十足，吃早点少不了炒肝卤煮，能喝豆汁、面茶那就更地道了。

不过，有的籍贯虽然是外地，却对老北京的风俗也能格外享受。

记得八十年代，我有幸受吴祖光、吴祖强二位先生之邀，在利康烤鸭店餐叙。席间，我没大没小、不知深浅，冒昧地说了豆汁几句。不料，吴祖光先生接了一句：我就喜欢每天喝一碗豆汁！令我十分尴尬。但他马上又打圆场，指着吴祖强先生道：他也不喝！他是洋范儿！吴氏兄弟籍贯江苏武进。

很多人一提北京人，就会说大院和胡同。我说的那两种北京人，前面的多半住大院，后面的多数住胡同。而且，北京居民的传统文化，与后来盛行的大院文化、政治文化也不大一样。

老北京，假如往上溯源，估计多数也来自外地，这种流动性、移民的历史，恰恰正是北京长期作为都城的特征。所以我一向以为，两代或两代以上，居住在北京，应该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北京人。当然，也不妨因人而定。

我的父母来自南方，我就住学校大院，我生长在北京，可读中小学时，胡同里的同学都认为我不是北京人，因为口音不像，口味也不像。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身份证实行以来、市场经济以来，各地人口潮水般涌入北京，其中多数已经不是调入，也没有了毕业分配式的落户，而是自己的选择。如今，老北京都成了稀罕群体，我这个曾经被铁定认为的非北京人，也成了老北京。前些年，有人问我，什么人才是老北京，我还可以举出公交车上的售票员，现在呢，也都不见了踪影。

过去北京的郊区，完全不能叫老北京，叫河北某地人更恰当。我曾经在北京平谷县插队落户，那里的老乡和北京人说话压根儿就不在一个调儿。可如今，老北京的居住范围在哪里，实在说不准了。

说到上海人，有与北京人近似的地方，在这个工商业的巨大城市，吸纳也同样是海量的。所谓上海人，往上一代或几代，甚至自己的过去，估计都属于外来人口。但也有不同之处，现代的上海没有那么鲜明的大院文化、那么强烈的政治文化，而自己独特的城市文化、商业文化，始终又很有影响力、感染力、吸引力。

先父是嘉定娄塘人，很长时间他填表都写江苏嘉定县人，可五十年代嘉定县归了上海，前些年又成了区，所以，说他是江苏人也可，说他是上海人也不错。1969年我们全家下放到江西余江农村，那个地方也是上海知青插队落户的所在。一次，我父亲去一个小火车站接我，在站台上我们遇见几位上海年轻人，正用上海话抱怨行李里的饼干都压碎了。我父亲便用上海话搭腔，说饼干碎了，照样塞肚皮。当我们转身离开时，听见后面传来一声：“乡窝宁”。

先母出生在江苏丹阳，成长在南京，后来又曾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还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会讲标准的上海话，吃的烧的菜也是上海人喜爱的那种。人家都以为她是老上海。

我在北京先后工作的出版社和报社，那些讲上海话的前辈们，实际上，多半都不是上海本地人，有江苏、浙江，可他们都是在上海读的书，又在上海工作，还有的参加了地下党，对上海的一切门儿清。你讲，他们算上海人么？

我以为，不管来自哪里，只要能讲一口地道的上海话、张嘴离不开上海风味，举止谈吐一瞧就是上海腔调、上海做派，应该就算是上海人。如果自己不同意，坚持认籍贯，非说是外地人，也未尝不可。

80年代的上海服装店

上海人，与上海产品长期是脱节的

与人们对上海产品、上海工业、上海经济建设的口碑不那么一致的，是上海人这个称呼。

在我读书的年代，尽管大家都超爱上海产品，这种爱还毫不隐晦，但对上海人的形容，常常也是毫不讳言，脱口而出，而且还是一种大众认可的话语：

“一看就是个上海人！”

“你们上海人都这样！”

他们说这话的时候，常常还要拿腔拿调。

喜欢上海产品，却对上海人颇有微词，这样的矛盾，的确难以解释，产品难道不是人生产的么？

计较，是上海人在大众话语里的基本形象。而在计划经济时代，这种形象偏重于负面的分数，因为计较难免小家子气。那个年代，什么都是公家，一律都是调配，无所谓契约合同，也不必担心会不会遵守，所以人们最在意的就是接待如何。在那些比较豪爽大方的地方，大家的评价就很高。即使私人往来，对方豪爽不豪爽，大方不大方，也成为唯一的评判标准。

上海人生活讲究，而在匮乏且不讲究的时代，这个就成了贬义，甚至还和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

上海人精明，而在非商品、非市场的环境下，精明显然不受欢迎，大大咧咧才是一种称誉。

上海人过于存在优越感，在农耕文明为主的时代，商业文化、外来文化、近现代城市文化，如果一枝独秀，当然成为众矢之的。

70年代上海弄堂的“万国旗”

在上海人作为一个非褒义词的时代，我也听到过对上海人的最高评价。1975年有个北方生长的同学随出差的父亲去了一趟上海，住了些日子，回来逢人便说：上海人真是像模像样，连青年工人上大街，都打扮得像个知识分子，戴个眼镜，围条围巾，头发规整，上下干干净净！

八十年代，我与另一家报社的女记者赴扬州采访，结识了两位上海报纸的青年男记者。一路上，那位女记者老开玩笑，说上海人如何如何小气。结果那二位男记者为了抹去这个污名，总是抢着付款。到了上海，他们更是轮番邀请女记者去吃大餐，我也跟着沾光。

其实，回想起来，自我工作以后，每次去上海，那里的朋友从来都是邀我去吃有名的饭馆，也不吝惜花钱。

上海人抱有优越感，瞧不起外地人、乡下人，确有其事，可是，北京人也常常表露出自己的与众不同，“老外地”曾经就是对外地人的一种称呼。至于省会人看不起其他城市人，这个城市的人看不上那个城市的人，城里人歧视农村人，更是常见。“京油子、卫嘴子、保定的狗腿子”，过去就打翻了京津冀一大片。

上海人这个名称最不得意的时候，是粉碎“四人帮”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

其他方面不说，仅说居住环境就是越来越逼仄，一家三代挤在一间屋子的不在少数。有一阵还赶上了甲肝，更是苦不堪言。一时间，上海人长期的优越感丧失殆尽。但无论如何拥挤，许多上海人照样注重体面。那时，我去过几位上海朋友家里，一家几口，地板擦得锃亮，四周清清爽爽，但我一直不明白，他们的床够吗？后来有当地朋友解惑，说晚上有人就睡在地板上，中间拉了个帘子。

70年代上海弄堂的路边小便池

其实，那个岁月，全国各城市的居住环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北京老百姓家里进门或者是炕，或者就是床，早晚跑公厕。但大家还是给上海人编了段子：说别看他们白天出门像模像样，可晚上回家打地铺，柜子后面就是马桶。

有一次，我去上海看戏。邀我过去的是一位已经成为香港富商的张先生，典型的上海人，还是票友，那点雅好全都写在了眉宇间。一到上海，正赶上他在一家饭馆的包间邀请来宾吃饭。房间很小，很快就显得有些闷热。张先生将西服脱了下来，忽然指着我挖苦道：这么热，你还不脱外套？你们北京人就是爱面子，是不是家里破破烂烂，在外面却穿得很考究？

我与张先生素昧平生，初次相识，不料被他好一通奚落，一时不知所措。再看看周围，几位来宾，还有他的下属，都和我一样，也是外套在身，即使想卸下，也没地方可放。大家都莫名其妙地看着张先生，不知他何以单独对我大光其火？事后，他的下属专门向我解释：昨晚一群北京来宾当着老板的面，嘲弄了上海人，他生了一夜气，正没地方撒呢。我只能表示理解，但也想，他说的那些，还真不是北京人的特点。

开发开放浦东以后，尤其是全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地位，上海人的形象在大众话语里开始有所转变，一些负面的变为正面，某些贬义的改为褒义，这不但是因为上海再次崛起，也是因为人们的观念有了深层次的修正。

市场经济、商品社会、生意人的思路，此时的精明、讲究、计较，就意味着商业头脑、契约精神、权利分明，也可以蕴蓄着信誉、规范、常识、讲理、认真，直至对法治环境的期待。

人们在商业交易、市场往来中日益感受到，精明、讲究、计较并不可怕，最怕的是，事前觥筹交错、豪爽大气，什么都敢拍胸脯，一切都好说，事后却不见了踪影，承诺、信用一概为零，即使人还在，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能赖就赖，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今天，当疫情在上海爆发后，上海人再一次细致真切生动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连视频里都讲上海话了。正因为上海人的独特，所以，面对上海人，我们或褒或贬，或讥或叹，或是历史延续，或是现实认知，其实更足以反映出每个人、每一群体、每处地区的观念、视角与思维方式。

对上海人，我更愿意从市民的角度看问题，这里所说的市民，不只是非农业户口，也不是指身处高楼大厦，而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概念。

但愿上海人的生活早日恢复正常！

疫情版上海城市天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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