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辅，1947年出生，当过知青。1978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退休前任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原题
那远去的日子
作者：王元辅
那是一些远去了的日子，远去了的是那开始苍老了的老三届，那逐渐从公众视线中消失的新三级，还有那远去了的30年。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一年暑假，乘火车返乡，没买到座位票，只好直挺挺地站立在拥挤的人群中间，不时环顾左右，看谁有下车的动向。可惜十多个小时过去了，却毫无成果，两腿开始发麻，渐而发肿。遂在过道的人群中移动双脚，作下肢活动。我左侧的硬座上，六条汉子正高声谈论，倚椅听去，原来他们正讲着知青下乡的经历，一身材魁梧者正说到他下河捉鱼的故事。听得出来，他是城市下乡知青，没拿鱼的真本事。站立在一旁的我忍不住插了话，三言两语后，壮汉抬头问我，你也是老三届？我答是。他立即起身，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咱们是一家人呐，并立即叫对坐者起身让位给我。屁股落座，肌肤、筋骨、精神倶爽，飘飘然如墜仙境。一一介绍，先前对坐的六人和我，竟都是老三届，新三级。此后的几十个小时，包括我在内的这“一家人” 轮流一人站立，侃着大山，吹着牛皮，此人讲偷鸡的故事，彼人吹扛粮袋的力气，我说乡下夜空的美景，他说接到录取通知书时的喜悦。从北京到昆明三天三夜的或站或坐，竟都毫无倦意。一家人，是因为有共同的名字“老三届，新三级”，又在同一个年代经历了同时载着我们起伏的跌宕风云，有着相似或相近的命运。可一切都随着时光的流逝远去了，那远去了的老三届，那远去了的新三级，那远去了的30年。人的一生中，有些重要的日子会影响你的一生，甚至让你的命运旋转。就我来说，提到这“老三届，新三级”，便让我想起几个曾使我的命运发生天旋地转变化的日子。1966年“文革”爆发时，我正在埋头复习，准备填写高考志愿。因为说实在的，那时候的高三学生，也就十七八岁，对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后来证实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影响中国几乎所有家庭所有人命运的决定，至少我当时根本未能认识。倒是暂停高考的决定，对我们这批即将参加考试的高三学生，印象就非常深刻了。但究竟是哪一天，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那一天早晨，我和几个同学在校园里的大树下背诵俄语单词，树上挂着的大喇叭中传来了高考推迟半年的新闻广播。听到这一消息，我们都怀疑耳朵出了问题，高考推迟？怎么可能呢？回到教室，全班同学议论纷纷，教室里如同雀噪蛙鸣。直至下午，班主任传达学校通知，这一影响我们人生进程的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终于被证实。后来我查了资料，中共中央、国务院是6月13日做出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决定，由《人民日报》于18日全文发表的。当时，至少我还没意识到，这高考梦是注定要破灭了。不就是推迟半年吗？一边参加刚开始的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文化大革命”，一面还抽空把该复习的功课拿出来看上几眼。可是，半年过去了，高考的事没半点信息，倒是工作组进入学校，大批判大揭发大字报如雨后春笋，布满了校园，进而漫延到了社会。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查了相关资料，方才知道，实际上，同在6月13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批转了教育部党组《关于改革高级中学招生办法的请示报告》，报告认为“现行的招生考试办法，是资产阶级的办法，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是业务第一，分数挂帅”。报告提出废除现行的招生考试办法，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招生。到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了《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内容与教育部的请示一致。但是，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招生，也没能正常进行，及至六年后，才开始用所谓的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录取了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今天，我回顾41年前影响我人生进程的那一天，我想应该是1966年6月13日。那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一个决定，终止了我及当时所有中学生的高考梦。也在这一天，我的人生开始发生了上下倒置、左右颠箥、黑白混淆的旋转。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在编者按中引述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一最新指示，将数以百万计的大中学校的学生送入了他们人生的第一个熔炉。因此，这一最新指示，以及另一句出自1955年的至理名言“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可为的”，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我相信及至今天，几乎没有人不能全文背诵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无论是从农村走到城市的人，或者是土生土长在城市里的人，事实上都与农村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因此，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由来已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城市里大批大中学生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到山区去，到边疆去，把革命的火种撒到了人民群众中，最后燃成了燎原大火。据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回忆，从1946年到1949年，仅在云南，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到农村的约计有上万人，他们大多数最后都成长为党的领导干部或游击队的指挥员，为云南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解放以后，中国的知识青年下乡应该说也从未中断过，特别是1955年9月，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毛泽东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提笔写了“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以后，全国各地积极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在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到1957年底，据20个省(市)的统计，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已达79万多人。1968年开始的新一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目的地是和前辈们相同的一个熔炉——中国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但是，进入这个熔炉的途径、方式却大有不同，结果自然也差异很大了。1969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的进熔炉，我想用的词是“掷入”。因为自1966年停课闹革命以后，在当今年轻人们很难理解的革命激情煽惑下，老三届们中的99%的人都投入了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中了。谁也没有向我们承诺或许诺什么，党中央没有任何承诺，人民政府也没有任何许诺，连学校也什么都没有说过。谁也不知道，也说不清，这场革命将进行到什么时候，参加这场革命的这批学生将来将何去何从。而就在1968年12月22日这一天，答案突如其来，从天而降，那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很快，我相信我的同龄人们，“一家人”的老三届们，几乎都还没回过神来，管你理解的不理解的，自觉的不自觉的，有要求的没要求的，有困难的没困难的，都胸前戴上大红花，敲锣打鼓送上了山，送下了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这样在神州大地铺天盖地地展开了。正因为如此，我称之为“掷入熔炉”。我被掷入熔炉后受教育的第一课，曾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过：我的农民生活的第一课是上山拉松毛，这是生产队安排的积肥劳动。就是到山上把落下的松叶收集在一起，然后背回来积肥。天还没亮，就同伴们有说有唱的头顶着月光上山了。那时的我，身体极其柔弱，身高1.78米，仅有50来公斤。在同伴们的眼里，从我如细竹笋般修长的手指中看出，我不是一个干活的料，而应该是一个读书人。于是，走了约莫五六公里路后，到了山上，他们就忙着先照顾我，帮我拉松毛，帮我打包，并前携后扶地让我先起身，背着上路。我并没感到十分吃力就和他们一起回到了村里，一上称称重，除皮后仅有32公斤，还不到同伴们的一半，当场我就羞红了脸。那一夜，我做了一个很长时间都没有过的香甜的梦。第二天又照例上山了，我坚决辞请了他们的帮助，全过程自己动手，而且非常卖力。及到要走时，我身后扎紧了的那一背松毛，让我无论怎么样也起不了身。在同伴们的助力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终于颤抖了很长时间后直起了身。那一刹那，我意识到这以后的路对我来说是如何的艰难了。为避免让他们看我的笑话，我坚持让他们先走，别等我。我以为，凭借我的毅力和勇气，会没事的。谁知道这一起身后，沿着也许不能称为路的路，拉扯着刺棵和小树枝，颤抖着，歪斜着，一步步往前走。直到一个可以歇息的地方，也就是一个可以支撑那一背松毛的台地上，歇下，放松。如释重负这个词的含义，在那一刻体会得再深刻不过了。仰面躺下，四肢舒展，眼望蓝天，耳听松涛，快何如哉？谁知道这人呐，释掉重负后，却很难再有毅力和勇气重新负起那千钧重担了。躺着，忽而下着决心，起身吧！忽而自言自语说，还早呢。反复如是后，终于明白，这时候，不会有谁能帮我将它背回去的。于是，扣上背板，背上松毛，准备起身。到现在我都无法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沉重，我双足跪下，力图将重心移到后背上，没料到却翻了个筋斗。席地跪着，看着眼前这背翻了个筋斗的松毛，心情沮丧到了极点。当是时，我真没想到那总是鼓舞我们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脑海里浮现的却是流浪到南美苦苦挣扎的那亚瑟的影子。那个后来成为牛虻的亚瑟，不也是经过炼狱才炼成了一块钢吗？再次把松毛移到背上，取了个跪着的姿势，起身。腰是立直了，但跪着的腿却怎么也立不起来。咬紧牙，就这么跪着，双膝交替移动着向前，坚持，前移，再坚持，再前移。也就前移了二十来米左右吧，两个膝盖骨都流着血，和着沙土，紫黑色，怪可怕的。真的实在无法坚持下去了，只好歇下，将那一四围的松毛拔去，留下了紧紧的核心。咬着牙，咬着唇，挺立着，像个被狮子咬伤的亚瑟似的男子汉，直起腰前行。我不知道那五六公里的路后来是怎么走完的，满身大汗，一付狼狈相，到了村口，母亲在那儿接我，看着我那副狼狈不堪的样子，她放声大哭了起来。那一背松毛上称一称，足足60公斤。从此以后的十年，由数不清的伤疤组成的历险故事、难忘的经历和反复的锤打，我终于成了村里排得上位的壮汉，专事那些需要体力、毅力的男子汉做的活了。当然，也就能养活自己和家人了，尽管那仅仅是真正意义上的糊口生活。有了这一次和以后无数次非凡人所能承受的熔炼和锤打，在以后的人生经历中，可以说，我能应对所有的苦难和考验了。实际上我并不知道有那么一天，或者说并不清楚，曾经有过那么一天，它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570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命运，还可以说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应该说，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的那一天，是十年“文革”中整个中国最重要的一天。我还记得，1976年10月的一个早晨，一个非常知心的朋友急匆匆地找到我，告诉我说，他从国外电台广播中得知，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已经被捕。我们两人都为这四个即使千刀万剐也不解恨的人有此结果而惊喜万分。当年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消息，我们也是从外电中获悉的。因此，这个“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我们也是确认无疑的。最终证实，出路就是高考的恢复。而我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还背负着“文革”初期强加给我、在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被推翻、接着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再次强加给我的各种罪名，可我还是鼓足勇气去询问了我能否报名的问题，得到的答复是：这次高考政审很严，你最好还是别报为好，免得吃不着羊肉却惹一身羊羶味。习惯了被歧视被冷落的我，也不便再说什么了。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6月，恢复高考的第二届又开始报名了。这时，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我的处境也得到了改善，但当时我正被生产大队抽调去负责搞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成天忙得不可开交。可以说，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又开始报名高考了。直到离考试只有20天时，在县教育局工作的一位同乡专程从县里赶回来，找到我说，今天全县高考报名的名单已经送往州里，没看到你的名字，是怎么回事？你完全可以报名参加高考的呀。他还对我说，今年的高考是全国统一出题，年龄放宽到30岁，而且不限婚否，机会难得呀，如果你愿意报名，我为你补上。第二天，我到公社补办了相关手续，开始了高考的准备工作。而这时，离考试的时间只有19天了。可是，我不仅没有任何复习资料，连当年中学的课本也在动荡中只剩下零星的几册了。时间又紧，几门功课不知从何下手复习。思量半天之后，决定重点复习数学。其它的政治、语文、历史、地理，就凭自己当年那点本钱去拼一把了。考试那天，走进县一中校园，操场上教室外走廊里黑压压站满了人，定眼一看，年小者大约只有十五六岁，年长者就是我们这老三届了，年龄相差也将近十五六岁。我身着羊皮褂，口叼旱烟斗走进了考场，监考老师一看我这比他还大的年龄，破例允许我在考场抽烟。第一门课考的是政治，因为十年间我远离了政治，这一课考得真不好，数学当然也考得不怎么样，接着的语文、历史、地理却大多碰上了我比较熟悉的题，觉得挥洒自如，比较满意。考完试后，是将近两个月的漫长等待，以至我都把曾经参加过高考的事都淡忘了。到8月底，终于有了考试分数的消息，接到通知去报志愿。说实话，我当时参加考试的出发点就是换个碗，就是想把农民捧着的这不经摔的土碗，换成城里人和工作单位上的人端着的那砸不烂打不碎的铁碗或塑料碗。志愿我就只填了个大理师范专科学院，教育局的一位领导接过我的志愿书后看了看，对我说，重点院校你最好也填一个吧，比如云南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于是照他说的填上便回家了。又是近一个月的等待，9月下旬，全县考文科的人中我第一个接到通知书，定眼一看，北京海淀区白石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那白色信封上这几个和我的生活毫不相干的词，恍若天降的喜庆神符，飘荡在小院里，让全家都一下子回不过神来，也让亲戚朋友们惊喜万分。临行前的那一夜，几乎全村的人都到家里来送行。妻子上街打了几斤白酒，每个土碗里盛上一碗，大家都喝得脸通红，也记不得说了些什么话了。第二天，我告别父母妻小和家乡父老，迎着朝阳上了路。从家乡坐汽车到昆明颠箥了三天，又乘三天三夜的火车从昆明到了北京。第二天我就请同室的同学带我去了天安门广场。十月的北京非常的美，天安门广场更是被许多鲜花装点，显得十分庄严大气、五彩斑斓。盘腿坐在广场上，我开始回想起这十年里我所经历的一切了。我知道我的命运已经发生了天旋地转的变化，可我并不清楚是谁在哪一天翻转乾坤敲定了这一变化。现在我知道了，这个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人，就是邓小平。于是，我总对自己的家人讲，要永远记住邓小平，记住改革开放，如果没有1977年那一天邓小平果断拍板恢复高考招生，如果没有教育部1978年那一天坚持邓小平恢复高考的正确决策，我的人生和家庭所有的变化都不会发生。四年大学生活，值得写的东西太多，且截取几个片段说说吧。学校开学不几天，全班同学便被安排到保定学校农场劳动，任务是收割稻谷。临出发前，班主任交待相关事宜。我和几位老三届的同学站立在前排，凛然如阅历很深的长者，这让年龄比我们小得多的班主任不知所措，只见他拿着讲话要点稿子的手在发抖，这让我们都有点不好正眼看他了。接着是班党支部书记讲话，此君入学前是内蒙古一公社党委书记，蒙古人的一双小眼睛里总是射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光芒，瘦脸颊上的小八字胡装点出来的神色总是那么的严肃，不过讲话干脆简练，还有点我久违了的人情味。班长禹君是朝鲜族，和支部书记截然不同的是，他非常帅气的脸上总洋溢着微笑，为人和善，又能歌善舞，四年中班里的所有欢笑几乎都是他一手营造的。到了农场分配任务，我被安排率领几位年轻的同学24小时轮流看守稻田。十月的北方已经进入初冬，特别到了夜里，华北平原的冷风扬起，非常的冷。于是，我们每人领到一件没有外套的大皮袄，这皮袄穿上，我立刻复原为一个形似神也似的地道农民。那几天，同学之间都还互不熟悉，有的竟然把我当成农场雇来的农民，四川凉山的那帮彝族兄弟干脆给了我一个外号——放牛娃。让我没想到的是，当地的农民看来比我的家乡还穷，听说农场要开鎌了，茫茫一片稻田外便渐渐地围满了四周的农民，我估计最多时聚结了上千人，他们在等待我们收割完以后，能进入稻田拾捡一些遗留的稻穗。收割的进度异常的迅速，因为几个小组的头都选了下过乡种过地的知青，他们完全把当农民的那些招数拿了出来，那拼命的劲头一点也不逊于老道的农民，这让我对他们也不得不刮目相看。稻谷全部收割完了，农场的领导宣布我们的任务结束，撤出看守的岗位。一刹那间，四围已经苦苦等待了三四天的农民如蝗虫般涌入稻田，那一刻，我的鼻梁一阵酸痛，想起了我曾经也苦苦挣扎了十年的农民生活。逐渐盘点，全班60名同学，来自十几个省区，25个民族，论年龄，我排行老三，老大是辽宁的老聂，比最小的广西小黄的母亲还大一岁。不过，可能因为我被生活的利刃切割得更为苍老，加之脸色黝黑，我竟非常荣幸地被年龄小的同学尊称为大叔。这么一个来自天南海北不同民族而且年龄悬殊很大的集体，就这样朝夕厮守了足足四年。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些曾经被迫放弃学业十年的老三届同学，非常的珍惜这从天而降的难得学习机会，称之为争分夺秒废寝忘食也丝毫不过头。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一些还贪玩的十五六岁的小同学，也被带动着非常勤奋地读书。到图书馆占位子，在教室里熬夜，都成了大家的家常便饭。到毕业时，全班同学还足足花费了两年功夫，编辑出版了洋洋几百万字的《中国少数民族历史资料论文索引》，填补了中国史学中的一个空白。为此，中国著名清史专家、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王钟瀚先生还为我们作了序。四年大学，除了学习，当然还有其它丰富多彩的生活。比如说当婚当嫁年龄的男女同学，自然演释出一些或明或暗的爱情故事，成为以后同学聚会的谈资。不过，全班真正成功的还真有六人三对，直至今天。又比如说让全班同学引以为自豪的各项体育竞赛，历史系七八级还真为系里争足了面子，拿够了奖牌。特别是个子不高吐词不清自称会跳56个民族舞蹈的彝族岭君，打篮球是校队的主力，万米长跑曾拿下北京高校的金牌。一次参加北京市的比赛，学校配发给他一大块巧克力，他交给小同学张君代管，嘱咐说待他跑完四圈时递给他补充体力。殊不知这张君年小嘴馋，他一面看着岭君健步在跑，手中的巧克力不知不觉就送到自己口中，待到岭君跑完四圈，这一大块巧克力竟然被他全部吃完了，害得岭君后劲不足，痛失了那次比赛的奖牌。此等笑料，同学相聚时说起来还让人喷饭。入学到现在，30年过去了，毕业到今天，也已经26年了。60名同学中，因病因故已经去世三人，出国三人，其他大多分散在祖国边疆各地各个行业，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可能正是民族学院学生来源的特点决定，大家都常提起毕业照上的题词：花落化为千粒籽，绿遍南疆塞北地。（本文摘自张琦主编《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 新三级》，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