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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窗丨屈在祥:我们的室友是个穆斯林

布南温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作者在1980年


屈在祥,云南傣族,中央民院历史系78级,笔名布南温,冯骋。毕业后在西双版纳州委宣传部和党校工作。后辞职下海,流浪金三角地区。1997年春闯到曼谷,现以合法的中国身份在泰国普吉岛从事旅游业。1997年开始在曼谷中文报刊发表各类小说,出版小说集《丛林冷月》。

原题
我们的室友是个穆斯林



作者:屈在祥



413宿舍毕业合影,转眼已是39年

 

回想起与穆斯林同学斗室同居四年的点点滴滴,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


先简介一下我们班集体。


中央民院(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是中国少数民族的最高学府,汇聚了全国各族的学生,我们历史系78级60名同学来自18个省区,分属22个民族。


虽然是少数民族,但是通过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而且1978年的考卷也是全国统一,上了重点大学的分数线,用现在话说:是上了一本的线,才进来的,不纯粹是靠照顾少数民族考生,因此大家心里都有点底气。


同时因为都是少数民族学生,同学之间就不会问一些:“我说的汉话你听得懂吗?”“你们云南人是不是住在山上吃野菜?”“你们新疆内蒙古人是不是住在草原的帐篷里”诸如此类的可笑问题。


在民院,大家最担心的应该是民族团结的问题,微妙的是,那时同学之间矛盾肯定有,却没有什么民族冲突。


大家的定位很清晰,我们就是来读书的,是同学关系,不存在民族与民族间的交往。不同民族的同学之间打了架,那是你们自己的矛盾,不要扯到两个民族的冲突。这是大家公认的规则,没有谁来强迫指导和宣传教育。


这一切如果站在更高的角度来审视,简而言之,那就是当时全国各族都觉得有奔头。只要你肯努力就会有个好前途,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罢,都看到了远方的召唤。谁还有心思去计较眼前的小冲突?


于是旧有的一些思维很快就自动退出舞台。


我们刚入学,按照以前“要和工农相结合”思想,先安排去保定附近的学校农场干两周农活,我们的辅导员,看到几个同学以同乡的名义经常在一起,开会时就很严肃地提醒:在我们中央民院,要注意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他是75级工农兵学员刚毕业留校的,本身也是个纯朴善良的少数民族农家子弟,是靠“手上的老茧”被推荐上大学,他无非是提醒我们这些刚入学的学生,要知道规矩,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


但我们同学很大部分都是中青年,最大的当时已经32岁,十年磨挫,好不容易盼来出头之日,以为可以自由地在知识大殿堂里学习,却不料还是让我们先来劳动——在“广阔天地里”练了几年的红心,难道还差这么几天吗?


这就已经有了点怨气,又受到这样乱扣帽子的训示岂会容忍?几个人直接去和辅导员谈话:我们老乡在一起玩,怎么就成了搞地方民族主义?


吓得他话都说不利索。回到学校只好向上反应:我管不了这些人!


系领导也意识到这个班是刺头,就安排一个“文革”前毕业的徐老师来当我们的辅导员(班主任),结果他立刻和我们班打成了一片,到现在他还是把自己当做“历史系78级”的一员。


他因为在“文革”中结交了不少“反动学术权威”,适逢这些老师刚平反不久,也需要把一肚子的学问和苦水倒出来,那几年他就请来不少名家举办各种学术讲座,让我们收获了远超过教材的知识。


我们许多人学会了独立思考,不再盲目地向谁学习,更不会把哪怕是学富五车的权威当榜样。


当许多的权威都被毫无尊严地打翻在地的时候,谁还愿意或者敢再以他们的成就做为人生奋斗的参坐标?


或许,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哪些事情“可为与不可为”这些比较功利的人生观。更多的是学会用自己的脑袋想问题,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事物,从而判断自己该走什么样的路。


这或许可归为“格局”的东西吧。


置身于这样一个班集体,生活上各种互相看不惯的习俗,哪怕内心互相鄙视,也不会再引发大矛盾。


这样就好理解我们这些爱吃猪肉的南方民族和新疆穆斯林在一起能和谐相处了。


下面就来看看我们宿舍的流水账故事吧。


我们宿舍7人,来自4省区6个民族。其中云南和贵州5人,所以我们戏称“这宿舍云贵蛮子占多数”,但我们却要服从一个少数——维吾尔族同学尼扎木·克尤木,因为他是穆斯林。


尼扎木当时20多岁,是下过乡又招工回城的知青,其父为新疆自治区水利厅副厅长,所以他属于条件不错的干部子弟,长得膀大腰圆,1.85的身高,在我看来还“满脸横肉”,样子比较凶。


室友周勇回忆对尼扎木的初次印象:他提着行李,根据接待新生的老师指点,推门而入,就见一个大汉横陈在床上,腰间挂着一把尺多长的银鞘匕首。以为走错门,要退出,那老师直摆手:没错,就是那间宿舍。


这人就是尼扎木,匕首是他们维族随身的装饰品,现在绝对是管制刀具。但当时满脸凶相,腰挂匕首的尼扎木却丝毫没有好勇斗狠的性格。


宿舍安放着4张两层的铁床,7人各占一床,行李箱放那空的床位,一个碗柜,一张长方形的木桌占去房间的很大一部分,如果大家都同时起床站在宿舍空地,基本是转身都有点难,是真正的“斗室。”


农场劳动和军训完成,正式过正常的学习生活,尼扎木首先和我们同室的人很正规地谈了几条宿舍规矩。


1.我的碗筷和杯子放在最上层,你们大家的放在下面的几层,我不碰你们的碗筷,也请你们不要碰我的碗筷和杯子,这不是嫌弃你们,而是互相尊重。


 要说我们云贵人心里不别扭是假的,不碰你碗筷可以,凭什么你一个人要独占一层?但大家都不说啥,不就放碗筷的地方嘛,有什么大不了的,于是相安无事。


2.宿舍空间太小,请大家每天都把被子叠整齐,衣物不要乱挂,否则会像狗窝。


3.禁止随地吐痰又用鞋底蹭掉的行为,值班打开水和打扫卫生的人,除了用拖把,还要用抹布擦地板,不然还是有水迹,显得脏。


其他没问题,用抹布擦地板这让不少室友抵触:那是要蹲着跪着才能抹干净的。我们是堂堂大学生,怎么能干过去地主逼迫仆人做的脏活?即使是每天在走廊和厕所里打扫卫生的清洁工,都是拿着长长的拖把在拖地板,也就是说,腰杆是挺直的。而我们却要跪下擦地板。


尼扎木也不争辩,亲自示范,几分钟就把地板擦得铮亮,以后每当他值班的日子,宿舍的各角落都要被他清理一遍。我们傣族也有爱讲卫生的习惯,哪怕住在破茅草屋里也要把家打理得干净整洁,我自然先响应尼扎木,周勇也跟进,其他人也不好再坚持。于是我们宿舍大部分时间都比较清爽,逢年过节班委搞卫生评比,也不用刻意突击打扫,我们413宿舍还是经常得“卫生红旗”。


那时北京生活已经越来越好,逢年过节,学校聚餐,给每个学生发“节日加餐券”,分量颇丰,“云贵蛮子”爱吃喝,且我们宿舍有个不宜为外人道的秘密,总是能打到更多的菜,又凑钱买来啤酒,把整张桌子摆满肉菜,大呼小叫吃喝得好不尽兴。


每当这时,尼扎木就在他们的清真餐厅里吃好才回来,看到那情形,估计心里除了“乌烟瘴气”也再没有别的词。他脑门头的皱纹原就比较深,所以此时是不是皱眉头也看不出来,而我们也不便招呼他一起来吃喝。他轻轻一句:“嗨唉,你们呀!”放下碗筷,拿个茶杯和我们碰一下:节日快乐!就自己出去逛了。我们吃饱喝足,也会把桌子上的碗筷收拾干净,地板抹好,绝不留下一个杯盘狼藉的场面。


至今我也没搞明白他那声“嗨唉”是啥含义,厌恶?感叹南方人吃得生猛?


我也不想去探究,只欣慰没有因此引发矛盾。


尼扎木神经衰弱,睡眠质量不好,而宿舍里却有一个小风箱——老江爱打呼噜。往往宿舍的夜聊会还没有结束,他那边就传来抑扬顿挫的声音,大家除了自嘲“他的呼噜打得真棒”,也没有办法,尼扎木实在受不了,就会起来把他摇醒:“哎,哎,老江,轻点。”老江懵里懵懂被摇醒,当然知道怎么回事,嘿嘿一笑:你先睡吧。


可是这边还没睡好,那边又拉起了风箱。


但是尼扎木并没有因此和老江有任何芥蒂,更多时候都是当着笑话来互相取乐的。


尼扎木有个好朋友是汉语系的,叫迪里夏提,个子比他还略高,身材瘦脸瘦脖子长,还有一管长长的鹰钩笔,总之有点像苏联老电影里那种反革命分子,他一来只对我们点点头,打个招呼,两人就坐下来“噢顿诺,雅社乐”地用他们的维吾尔语聊起来,聊得尽兴而投入。也只有他们两个人聊天,我才会看到尼扎木叹气或气愤的表情,我估计应该是谈到他们某个共同关心或者讨厌的人吧。


前几年看到海外某个组织有个叫“迪里夏提”的发言人很活跃,把我吓一跳,以为是我们这个校友,后来专门找到这人的简历,才知道此“迪里夏提”非彼“迪里夏提”,和我们尼扎木的那个好友无关。


而尼扎木和我们之间,除了平时聊天开玩笑活跃气氛,很少有人和他有私交,就是那种愿意和对方谈到家庭情况的交心。


也偶尔会有“观点争论”,我是地道的农民,无论是哪个民族,中国农民的命运都差不多,我会时不时在“宿舍论坛”故意发表过激言论。


中国历史就是农民创造的,远者如历代王朝更替,近者如中共革命的胜利,难道不是靠农民吗?


结论:没有农民,中国连饭都吃不饱。


每当这时,尼扎木就会笑眯眯地操着他那特有的新疆普通话:“哎,哎,兄弟,那个啥,眼光看远点,不要说得那么绝对。”


我其实知道尼扎木内心深处有点看不起我,或者以怜悯之心看我们这些农村同学。


大概已经是快毕业的时候,我的一条裤子突然被钉子挂破了一个洞,我就以惋惜的口气唠叨了几次“M的,裤子被挂破了。”


他微微一笑:“哎呀,行啦。那个啥,一条裤子穿了快四年,真的值了,我很佩服你们。”


我突然意识到,四年来还真就是那么几套换洗的衣服裤子,没有添置新装。而尼扎木时不时换新装的。


一件棉衣度过4个北京冬天


当时我内心被触动了一下,不好意思再惋惜这条破了的裤子。讲究穿着打扮,但校园里没几个人会在意穿什么漂亮高档服装。我们不过也就仅此而已。那时候虽然已经比较开放,更敬佩的是那些敢大胆表现前卫思想的人。


这应是我们新三届难忘的往事。


穿着打扮,真没几个人追求。那时可能北京街边修鞋的也会把所有的少数民族当成野蛮落后的民族,但我们民院本科生还是会用怜悯的眼光看着那些没啥文化还要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大呼小叫的北京痞子。


不管尼扎木他内心里怎么看我们这些乡下人,但他却又是一个很细心的人。


1982年3月某天,我的腰疼病还没有好利索,那天晚上有点疼,又在思考着“毕业后的前途”问题,没有参加室友的“睡前恳谈会”,感觉腰越疼心越烦躁。于是叹息一声,起床穿衣服裤子,披上棉衣,枕头下抽出那把傣族长刀就准备出门,朦胧中这举动把他们都吓一跳:你要干嘛?


我说:心烦,出去走走。然后就拉开门走了出去。


先在空无一人的学校操场上慢慢地转,不一会,尼扎木和周勇快速走了过来,尼扎木口气很担心:这么晚你要干什么?聊天影响你休息给你道歉嘛,那个啥,有事还是回去说,不要干傻事。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举动让大家以为我和他们赌气。


只好心平气和地解释:别误会,和你们聊天无关,是我自己心烦想在外面走走,放心吧,没事。


周勇和我算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转头和尼扎木说了几句,两人就回去了。


那夜,在春寒未消的北京街头,穿着那件陪伴了我四年的棉衣,里面夹着一把三尺长的傣族长刀,慢慢地在人行道上散步。


大街上空无一人,偶尔有一辆汽车或自行车飞驰而去,马路宽阔,路灯稀疏,我从学校大门出来,转到白石桥,再往甘家口方向走,到木樨地,又原路返回。


一路胡思乱想着,思绪转回宿舍室友,彼此有多少共同语言且不说,真诚地互相关心,不会把那份“鄙视”露出来伤害你,这实在是很难得的友情,到了社会上会怎样呢?


不敢多想又忍不住去想。


1982年春在漓江上


几十年来因为有这些记忆,我对同学情就颇为自豪,以至于看到现在网络上充斥的“同学会故事”短视频感到不可思议。


一般这类小故事的情节是:同学在聚会,混得好的几个人对一个穿着土气的同学各种羞辱,做出许多野蛮动作来伤害这个人。最后剧情反转:原来这个土气的同学是他们这个集团的董事长,于是这几个人就悲催了……


看了这些短视频我就想:是社会风气真的堕落到如此不堪地步?还是这些年轻人的欣赏能力严重下滑,才会拍出很多这类侮辱自己智商的故事。


我们和穆斯林室友的故事大概就这样,没有什么火花,更没有什么跌宕起伏,唯其如此才显出自然与温馨。


假如就这样,等几十年后大家在同学聚会中把这些当年的情形抖露出来,喜笑怒骂,那是多么开心的事呀。


可我们和尼扎木再也没能相见。


1982年6月底,我们宿舍合影留念,题词“勿相忘”,学历史的自然知道这句来自《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造反的泥腿子陈胜,还在给人干苦力时就说出“苟富贵,勿相忘”这句包含着不屈之心的话,让我们农民深受鼓舞。我们当时已经算是同辈人的幸运儿,只是毕业后会怎么样,都不太确定,“富贵”是不敢想也有点不屑,那就“勿相忘”可矣,更勿多言。


随后就是陆陆续续地离校。


那天是尼扎木走,刚好其他室友都不在,我就把他送下楼,临上车前他按维吾族的礼节拥抱着我,哽咽着说:“不容易啊,那个啥,我们相处四年真不容易,永别了!”


我一时感觉很别扭,因为我们傣族男人不习惯互相拥抱,再说我和他之间的私人感情也没有到互相搂肩搭臂的程度。


至对于他说的“永别了”,更是不以为然,尽管那时云南和新疆因相隔太远,来往不易,也没有必要哽咽着说出“永别”这样的话嘛,太不吉利了!


我万没有想到的是,居然一语成谶!


毕业后天各一方,除了几个知心的同学,其他人就几乎不互相联系,还在打拼阶段,哪有闲心叙旧?


我退职后到处漂泊,无暇关心同学和室友情况。


2007年新疆之行


等生活稍微稳定,已经是到了开始怀旧的年龄,2007年国庆节,我跟一个泰国旅行团去新疆喀纳斯玩,路过乌鲁木齐,尼扎木已经去世10多年,在那寒冷的西北之夜,望着乌市的万家灯火,我拒绝了泰国团友去吃喝新疆风味餐的邀约,一个人在酒店里发呆,我的穆斯林室友尼扎木·克尤木,真就这样和我永别啦。


后来和同学的聊天中知道,他是在出差过程出车祸不幸遇难。


1990年代某年某一天,他曾经和周勇聚过。那次他去贵阳参加一个会议,完事后专门去凯里,喜出望外的周勇买个小锅来给他做饭菜,愉快地玩了几天,就此永别。


2012年我们同学在昆明聚会,413宿舍的室友都来了,合影时在中间放了一张空椅子,那是给你尼扎木坐的,按说大家都在快乐中,拍照时我却笑不出来。


2012年中央民院历史系78级昆明聚会


2018年的贵州聚会,全班同学包括家属去得更多,只是我们宿舍不敢合影,打呼噜的老江也去世,7去其2,再强调413宿舍这个集体,只会更伤感。


生老病死乃人世常态,但很多东西是无法忘怀的。比如那个上进又和谐的1980年代,充满着理想主义空间的校园。


我的穆斯林室友尼扎木·克尤木,愿你在天堂安祥幸福!

 

2021年1月27日
于泰国普吉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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