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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窗 | 刘克利：写诗是横贯一生的心灵穿越
作者：唐华
01
我从江边走过
看见一条长长的船
在江心停泊
有人告诉我那是橘子洲啊
年年岁岁
随着春潮的涨落
它，永不会沉没
……
——摘自刘犁《长沙谣》
他愿与草木为友，和土地相亲；离开老家几十年，依然满脑子的故土家山。即便客居在城市，房顶上也必定是松土垒垒，叶盛苗繁，蔬果满架。他的灵魂，就在泥土里栖息，蠕动。
2008年的3月10日上午，湖南师院中文系77级3班的50位同学，相约来到了他们当年的教室—— 一个叫217室的地方，手捧一本他们自编的书——《流痕》，朗诵着书中一首名曰《告别之歌》的诗句：
这首175 句的长诗，以40年前独有的豪迈，将“两代人的春天”、“祖国和人民的严格挑选”、“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路高歌，一路前进”等句子，纳入诗中，畅想主旋律，讴歌新时代，感恩学校老师，赞美同窗友谊，全诗起于理想，终于理想。读后让你浑身是胆，振翅欲飞。
作者之一的刘克利，比我年长五岁。老家新化白溪镇何思乡，位于资江的下游，距我老家约20华里。在上世纪70年代初，刚读完初一的他，随父母及兄长，移民三百公里开外的岳阳地区之湘阴县杨林寨人民公社，在那里生活至1978年的3月8日——因为他也参加了1977年12月那场全国高考。
我在回忆文章《校园诗忆》里，曾对本班几位爱写诗歌的同学，作了一个素描，刘克利、杨晓萍、张海沙、刘忠阳、钱颂希、李评、龙次平等，都是几个活跃角色；尤其是克利，随着他的诗名鹊起，同学们也开始叫他“刘诗人”或克里斯朵夫了。克利或许受了艾青（蒋正涵）、田间（童天鉴）、浩然（梁金广）、未央（章开明）的影响，莫不期然就把自己的诗作署名，悄然地换成了刘犁？他在诗句中大声呐喊：“背完这一犁就放你”。诗中的牛，也就是拟人化的他——真是要乡土就乡土到底，要质朴就质朴个够。我知道，他爱上了泥土的气息。
但改不了的当然是他的新化土话。张蕾莉、张海沙、吕焕斌、徐慧几位同学，几乎每会必谈，每谈必审——大家都在说普通话了，谁叫你还停留在土话时代？这让他本就不显层次和断句的口音，解释起来粘连得得更加扑朔迷离。我相信他本可以把普通话说得更标准一些——假如他愿意花点时间，像认真写诗一样。
他为什么就那么一以贯之死硬不改呢？有时甚至还要为之辩护为之自豪呢？他说：“因我毕业后，想到文化部门工作。1981年5月份实习，我当实习组组长。张隆华老师带队。我就跟他讲，不要给我打优秀。他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他，我想到文化宣传部门工作，你只要在档案里写上一条，说我讲不好普通话，但喜欢写作。毕业以后建议分到文化宣传部门。我的档案里果然有这么一条。”
但以后为何还是讲不好普通话？或许，他骨子里，从上到下，从内心到外在，更认可自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新化人。方言是张名片，一耳识君，如同某株大树上的叶子，一闻便知谁是槐树谁是樟树谁是白桦树的气味一样。故而坚持不懈？
也许也许，也许不尽然。他的改名，他的方言，只是想献上一个山村孩子对乡土的赤诚。诚如他诗中所言：“用尖嘴的挖锄，在贫瘠的土地上，把山土翻过来，栽种果木，播上五谷吧。”
克利的着装，数十年来，总是青蓝两色。加上说话时偏快的语速，给人感觉总是在春天的阳光里奔跑。他最初追赶的诗人或许就是周少尧——一位地道的新化农民诗人，即便在“文革”时期，通过《湖南日报》的文艺版面，还有本省的《湘江文艺》及《工农兵文艺》杂志，周先生的名字也传遍三湘四水；1985年的10月吧，少尧带克利去琅塘镇——少尧的老家走走。
吃过早饭，由白溪镇出发。一路上，两人各执一根棍子，打着路两边柴草上的露水，唱着山歌，沿砂子路而行。天上的晓月，路边草丛里的小鸟，还有在地里劳作的农人，被这两个“过路人”的举止惊呆了。还有《文艺生活》杂志（原《工农兵文艺》杂志）刘勇、黄剑锋——两位诗人兼编辑的身影——当时他们就坐在长沙坡子街街边某个挂牌的办公室里，长年的写写画画，既神秘无比又忙碌难觅地，同样折磨着一个年轻人的心。黄老师于是请克利进门看稿子，熟悉一下从编辑到诗人之间的距离——
大三的下学期，秋天的某个下午，我和克利在师院的体育场打羽毛球。他快乐地一晃一摇地挥舞着球拍，告诉我，他托湘大同学银祥云带给湘大彭燕郊老师的诗作，彭老师已经收到了，他看后还给克利写来一封热情鼓励的信——称克利“才是真正的诗人”。彭老师既是湘大教授，同时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七月》派诗人。彭老师一边肯定了克利的诗写得好，一边还嘱咐他以刘犁为笔名。至此，克利改名的来由，才得以知晓。
我不知克利闻听此言后，欢快的笑容持续了多久。我只知道，从此以后，他写诗的激情、数量，组织同学开展的诗歌讨论活动的积极性，水涨船高；甚至跑省会报刊编辑部的脚步，越来越勤，越来越响。
受他的影响，我找来抄有彭燕郊先生诗歌的本子，认真阅读欣赏；并将他的《扒薯仔》《小牛犊》《花是这样开的》《小泽征尔》等诗篇，恭恭敬敬、一字一句地抄在一个厚厚的本子上。彭诗让我相信，诗歌原来还可以这样去写的，就像河流也可以不只一个走向汇入大海。
大四的下半年，他引来了湘大中文系写诗颇有名气的银祥云、庄宗伟两位同学，来师院商量联合办个油印刊物——想象它如同完成一份作业那般容易。师院这边有克利、骆晓戈、李曙光和我参加。我们六位就蹲在师院三舍水泥球场旁边主席台一隅的一间小房里，激情澎湃地讨论着刊物的名称、宗旨、风格、栏目、篇数、字体及页码，饶有兴趣地展望期刊问世后的热烈与轰动。刊名据说采用了我提出的《旷野》，第一期由湘大同学组稿付梓。却不知何故，该期杂志胎死腹中，玩笑似地丢弃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朦胧的记忆里，荒草萋萋。
但这并没有挫伤克利作为一个诗歌爱好者应有的梦想。他的灯下勤奋，他的关于诗歌讨论的高频语汇，令他更加卖力地腾架起“意志的桅杆，舞动着奋击的大橹”（克利诗句），把一首首洒满油菜花香的诗歌，刊登在省市报刊甚至更高级别的全国最有影响力的《诗刊》杂志上。
诗是什么？她重要吗？我们为什么要写诗？她和生活是什么关系?是生活折腾出诗歌，还是诗歌在调侃或赞美生活？
走出大学校园的克利，左肩挑着诗，右肩挑着生活。他花了几年的光景，把自己从湘阴十中、湘阴的杨林寨中学，调往湘阴文化馆、涟源地区文化馆，旋即又调入他梦寐以求的湖南省群众艺术馆《文艺生活》杂志社。虽然他的调动一路绿灯（因有黄剑锋老师的力助），可“捆绑”在身的周老师（克利的夫人）的调动，拜托了多少熟人，说了多少好话，求了多少左肩右膀，不得而知。
写诗和生活，究竟哪个重要？1988年的克利，正面临这种选择。他承包了杂志社的诗歌书屋，搞图书发行，每年必须完成多少多少利润，上交单位。从此，一会儿，他出现在公共汽车上，一会儿又出现在小巴上、火车或轮船上，被人认出后唤着“刘老师”“刘编辑”“刘诗人”，卖书卖报卖刊；一会儿又拉广告、搞征文，跑四川、陕西、山东、江苏、浙江、湖北，打广告，收欠款，一个月行程一万多公里，被客户大叫着“刘总”“刘经理”，“老刘你来了啊哈哈哈……”
更有时一人在外省市跑腿，冷不丁就遭人攻击。他不知那些凶巴巴的年轻人，为何要将坚硬的拳头，瞄准他的胸脯——是因为他们看准了他身上的钱包？还是这个有着强烈乡土气息的农村大哥，走到哪里，更像一个原味十足的异乡农民工，因而也便成了街头混混们施练拳脚的对象？
此时的克利啊，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的克利啊，面对下岗潮、承包潮的蜂拥而至，有些茫然有些失措地面对手中的诗笔。这时候，诗意已经消解成谈判桌上的合同书、甲乙双方签字时的公章大印、办公室抽屉内一堆堆的红绿钞票；消解成裤脚上的斑斑泥点、头发上的寸寸草屑，还有雨中不时慌张的呐喊，归家后往沙发上倒头一仰的深深叹息？此时，那个曾经高唱着“意志的桅杆”“理想的征帆”“奋击的大橹”的克利，去了哪里？那个一旦与人言，两三句话就要过渡到艾青如何倒霉、郭小川是否还活着的克利，去了哪里？
此时此刻，我闭上了眼睛，静静地回忆着那个于教室、于操场、于走廊、于寝室朝我快速奔来，且总是习惯性地对着我手之舞之、脚之蹈之的克利，那个在北上的火车上，为单位去催收欠款竟可以忍辱负重并在座位凳子地板上睡它一夜的克利，他还记得我们的校园约定吗？还记得骆晓戈、李曙光、杨晓萍、张海沙、钱颂希、唐华等一众诗友的殷殷期待吗？
时光悄然回到了1986年。那时，他的诗集《引力》即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一天的下午，他跑到我居住的长沙市东庆街益清里7号的家中来，蓝衣蓝裤，不修边幅，随便找了一个位置——站在低矮的房子的中间，口吐热气地喷着我的耳根，那么深情款款地一字一句地朗诵着他的《引力》。（当天的日记还记录着，我和克利聊了半天，直到吃了晚饭才走。）
忆及此，我深深地感到了，虽然他在省城读了4年大学，毕业后又跑了不少地方，见过大大小小的世面，克利依然还是那个克利，他还没有从杨林寨走出来，没有从那个高挽袖口、唱着战歌的青年农民队伍中走出来，他还沉缅于过去生活的快慰里；即便在未来的日子里，他获过国家省市级别的大奖，登过舞台，穿过西装，霸气十足地走进城市，融入轰轰烈烈的城市文明和未来世界，但他的记忆和习惯，仍将可能把他拉回故有的生活状态里——那个多年多年以后依然张口便来的“哎哎，你听我讲啰”的新化口头禅，便是他涛声依旧的佐证。
大学毕业后，我和克利在同一座城市，生活了差不多10年。1991年1月底，他正式下海，把他的档案拿到了南方某个城市的科技城。1993年7月后，我也去了南方一座海滨城市，与克利每年几乎都有纸笔问候，或电话联系。站在他面前，办事说话，我永远都有放心的感觉，永远都有被关心被爱护的感觉，永远都有只要你不疏远他，他就永远和你在一起的感觉。
正因如此的熟悉与亲切，你就害怕他会冲动，害怕他有什么闪失，有什么不完整，甚至有理想与现实的脱节，有各种我们生活中常常冒出来的失落出现。因而和他面谈时，总有一句话不忍问他：克利，20年了，你还写诗吗？
诗是什么？诗人又是什么？诗与生活，究竟孰轻孰重？诗意之于人生，是否就像灯泡和光的关系，牺牲自己，照亮别人？诗歌啊，人生啊，意义几何？其实，到了今天，到了我们已是60岁、70岁的人生，当我们已经全部或大部理解了生活或生命的含义时，回答这么一个简单低幼的问题，已不需要高深的谈吐了，不需要躲躲闪闪、欲言欲止了，甚至连答与不答，都意义不大了。
至今为止，我们几乎没有，就诗与生活，有过一次彻夜长谈，或争或辩，都没有过。但我们知道，诗，激情，生活，命运，她们为何而来？为谁存在？她们和克利，和我，一定是有着某种关联的。从学校到社会，从青年到老年，我们就在某种朦胧的期待中，走过了40年，用我们诗歌写作的断断续续、时有时无，完成了一次人生的穿越。
2015年的初秋，骄阳似火。我们三位大学同班同学——施觉民、康纪钊和我，陪克利去他老家祭祖。克利牵着他8岁的孙子，爬上了新化白溪镇何思乡的一个山头，于铺满杂草碎叶的荆棘丛林中，十分艰难地辨识着他父母及爷爷奶奶的土坟。他领着孙子一一燃放鞭炮，叩头跪拜。我们肃立一旁。拜毕，又带我们来到山下，指着资江边畔的一处光秃秃的河滩，说那就是他曾经的宅院曾经的家。
我们循指望去，只见河水温柔地舔舐着河岸的茅草，河滩上有的沁漫着野草，有的则是一道道土桩和赤裸的砂石堆，它们在太阳的照射下，放出奇异的光来。我们想起那里曾经竖着的宅院和老屋，想起那一排排的木板，一道道的门窗，还有由无数的椽子及木桩支撑着的房顶，朝夕之间，土崩瓦解。那种移民的痛楚，那种痛楚中的记忆，除了克利，谁曾再有？
哦，克利可爱的老家，就那么无声地消失在岁月的长河里，一个十六岁少年在此生活的全部过往——他的快乐与忧伤，瞬间就被深埋在这片奔腾不息的流水里，深埋在再也不用翻转的泥土和瓦砾中，深埋在移民队伍大呼小叫的前行路上，深埋在三百公里以远的湘阴杨林寨的星光和雨点之外。此情此景，想想都让人落泪，让人悲伤。
由此我便想到克利的写诗，以及他多年来诗情的奔腾与退却——他是否需要写诗，来获得一个强大的内心，借以抒发对童年生活的迷恋与向往？对土地和农民的亲近？去掉那些不快与忧愁？以减轻心灵的重负？联想到他这么多年对于方言的守护与寻根乡土，想着他不止一次向我们讲述的鬼故事，不止一次地向我们讲述的他的资江边上的童年趣闻——这一切的一切，难道不正是让我们有意无意地窥探到了他内心情感的奔涌吗？不正是让我们有意无意地看到了他尚未泯灭的诗情之火——其时，正在他灵魂的某个深处——激荡闪烁吗？
这个世界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许多东西与我们都没有了关系。我们正在把自己局限在认识的朋友圈中，局限在飞机和汽车的轰鸣声里，局限在对某个特定的景点的向往中，局限在熟悉的上班路上，局限在程序化了的餐桌与牌桌边，局限在我们自以为是的理解与记忆里——一句话，精神领域正变得狭隘而窄逼，变得毫无生气，变得越来越简单抽象，越来越枯燥乏味，最后，除了一部手机的界面，我们谁也不认识了，谁也不相往来了。
诗歌也罢，诗意的人生也罢，正在离我们悄然远去。
2020年的1月，就在我这么看待生活的棱角时，克利又跑到我身边来，快慰地告诉我，他要在70岁到来之前，写作完一首三五千行的长诗——《天命》。能否出版另当别论，但总之是，他会写的；且从五十岁开始已落笔（五十而知天命嘛），至今已写出二百行了，只写了个序和第一章。该诗既有宏大叙事，又有小众情怀，总之应该是一部回应时代风雨的激情之作；我猜想她应该是有白天有黑夜，有小草有森林，有扬鞭，有跃马，有笑脸，有泪光，有惶然，有喜悦，有作为，有担当，当然也就有犹豫有痛苦，有难过有徘徊有思考有努力的那么一部有人吟哦有人呐喊有人愤然有人激越的——史诗！当然，最最应该有的，必定是克利式的诗句：
我当然相信克利，他将继续写诗——这绝不是什么朦胧感觉（克利语）、即兴之语。因为他清纯的目光还在，敏捷的反应与深刻的洞察还在，他炒菜做饭、接送孙子骑着电动摩托车的动作依然麻利爽快，他还能不时地向我们讲些他独有的消息、独有的幽默与笑话。终有一天，他会铺开纸笔，把自己溶进漫漫长夜中，走进早就布好了的章节里，走进历史，和诗意一同呼吸。
我还记得2008年3月11日的黄昏，在长沙举行的30周年班庆活动结束之后，同班的罗归国、罗昕如、施觉民、唐华、陈吉庆、张海沙、王达、郑宪春、丁仕原等十余位同学，相聚于长沙市开福区湘春路第二工人文化宫內，大家兴奋莫名地围坐在长雅楼15楼上的克利家中的大桌边。桌上十几道酒菜热雾升腾，浓浓的湘辣味，缭绕左右，又漫沁于家中四壁。
克利和他的周老师，忙碌了大半个白天，召来了家住长沙的几位同学，为南下广州深圳的归国、海沙、吉庆和我等送行。席间，克利频频举杯，言辞切切。将一缸沉淀数年的老酒，被他数度抱起，一一倒入同学们的杯中。仿如他自己沉淀了数十年的一身诗意，洒向笑语喧腾的席间，洒向月光盈盈的湘楚大地。
子夜时分，载着我们南下的列车，正向布满黑色的旷野飞奔，节奏齐整的哐当之声，不绝于耳。突然，一声昂奋的鸣笛，打破了深夜的寂寥。迷糊之中，我披衣起床，一声叫唤，惊醒了上铺的归国和下铺的海沙：“火车开到哪里了？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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