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云近影 韩云，画家诗人，1957年生于大连，高中毕业赴西藏支边插队， 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参与创办复旦诗社，长诗《中国狂想曲》获复旦首届“屈原诗歌大奖赛”第一名。 1981年荣获《萌芽》诗歌奖 。1984年主持教育研究美育专栏。自幼习画，绘画作品多次获奖。 以头颅撞响青铜古钟的 80年代诗歌 ——韩云访谈录
问： 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答： 诗歌的黄金在1980年代前期基本被朦胧诗占了，那是一种因开放而对过去年代颂歌的反叛，很吸引年轻人。应该说当年的大学生诗歌热潮是社会变革的反应。诗无门槛，谁都可以进，往往是进门之后才发现还有更多更高的门槛和魅力，就是这样，一行好诗，往往会影响和伴随一生。问： 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经历。答： 我写诗的经历起始于中学，和几个爱好写作绘画的同学老师交流。我生长在大连，却一直有去外面看世界的冲动。我的第一首长诗就是写在北京西行支边的列车上。两天两夜，上百名知青传抄，到了柳园，当作厚厚的家书寄回去。但真正的诗歌训练还是进大学以后，在那里，我遇见了受用一生的良师益友。1978年2月，我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这一年是中国改革的元年。整个国家开始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文革刚结束的校园，仍是清一色的中山装，却到处是匆匆的脚步，大食堂的人海，图书馆抢座位的人群。那时的口号是“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很快，在“文革”中被焚毁的书重新出版了。同学们轮流昼夜排队，省下饭钱，去买渴望已久的世界名著。记得上蒋学模教授的课，他站在大阶梯教室的底部，问：配额买到了吗？他不说名著，又问：《基督山伯爵》买到了吗？那是我翻译的。 喜欢诗歌的人慢慢聚到了一起。伟林，很早就是转换意象的高手：“瀑布/像一柄剑/刺破蓝天/伤口，流着洁白的血”。后来做了院长的亚钧，考大学前就是省级文艺编辑，对文学作品有极高的鉴赏能力。我们把看到的好作品、自己的作品拿来一起交流切磋。“一条巨大的旧毛巾/在早晨的雾池里/翻洗”。伟林看完我的这首《浦江》说好，亚钧却不，他说印象派还不是意象，他能说出许多理由，于是就争论不休。 这既是一种不自觉的训练，也是相互砥砺。
我在大学的第一首诗是发在黑板报上。1978年暑假回家，遇到很多回城的知青，社会上也开始讨论“知青下乡是否抢了农民的饭碗”，这让许多当过知青的学生堵得慌，不是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吗？ 所有青年热血的铁矿/突然被开采/ 这首《镰刀》后来刊载在复旦诗社第一期《诗耕地》上并获奖。当时大学里的板报墙报是学生交流的园地，包括一些摄影作品，书画作品，甚至竞选学生会的提纲。到79年下半年，复旦校园的南京路已成为板报一条街。 隔壁中文系的墙报也很热闹。卢新华的小说《伤痕》是贴在墙报上，我们也挤去看，再后来就是从《文汇报》整版看，一场震动全国的大讨论。巧合的是，1998年纪念入校20年同学会，77级经济系中文系同住江湾宾馆，聚在房间聊至深夜。提起旧事，卢新华只谦虚地说，时机不同，张胜友说，那是深刻反思的结果。 写诗引发了另一个问题，班里同学说，你那么喜欢文学，何不转到中文系？老师说，只要对方接受下学期就可以转，已经有两个同学转到别的系了。宿舍的同学给出了很好建 议：“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a question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还学着英语名师李荫华的口吻：去背莎士比亚的诗，哪怕背十四行，用原文背，你一定能学好英语。 1979年寒假，我路过北京。西单商场里还是三年前取暖的大煤炉，但门外已是另外的景象，街上有种可以读出的喧哗与骚动，墙上张贴的诗行，让人感觉大变革的雪已临近，虽然还不知三年后毕业分配的单位正在这里。 回到学校，班主任吴老师笑着问：想好了吗，中文系同意了。我说，就在你这读吧，省点事，好好读资本论。吴老师说，就是嘛，不读马克思，怎么写中国的事？亚钧说，马克思也是诗人，他给燕妮的情诗，从头吻到脚。亚钧曾把这首诗抄在板报上，那时校园不许谈恋爱，初读一愣，落款是卡尔·马克思。
我至今都感谢复旦老师同学给我的宽容。伟林说，我们去读图书馆，天文地理鸡毛蒜皮，新文学大系，雪莱拜伦全有。而且他身体力行积极占座。当别的同学把他的座位占了，他就很大度地让与人，跟我说，那人看着挺善良的，不和他打，好像比我们还喜欢 诗歌。 就这样开始了既兴奋又浪漫的恶补，与高尔基比饥饿，扑向面包，与马雅可夫斯基比未来，走楼梯，与波特莱尔比恶之华：“可怜的馒头，只用乳房与嘴谈一场恋爱”。伟林边走边指着梧桐最后的一片叶子：那是我的诗，今冬不会落下来。我纳闷，还有这种诗？玩悬的？ 但这类诗只能是习作。热心的同学把我的诗推荐给杂志，大约一年多以后，《上海文学》发表了我的一首诗。只能说，充满了青春时的稚嫩。我说，简直是为了忘却的纪念，伟林说，发表就是胜利，他自己却不投稿。 夏天，伟林和韩琲跟我回大连过暑假，我跟母亲介绍，这是伟林，他爸爸是茅盾老家的县太爷，这是我大姐，她姥爷是七君子里那个李公朴。母亲不住地端量，嘴里说着：上大学长本事，从外面找着姐了，瞧瞧人家！ 伟林说母亲的话是诗！乡土诗！从斯大林广场的铜，到旅顺白玉山的弹，一路上他叨叨着，你有诗的基因，就这么定了！还有海水。我一直感激伟林的相知，他后来去当教授，栽培桃李，他不写诗太可惜了！ 如同着了魔，好像每张年轻的脸都是诗，好像处处有诗。还嫌不够，有一次，伟林说，我们把书都摆好，不坐，就叫它空着，这次保证不会有人抢，水杯还冒着热气。我们就坐对面，看我们的储备，看诗意。 问： 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是如何积极参加并狂热表现的？答： 1979年中，大约是从景晓东那里带来了《今天》杂志，那时还不叫朦胧诗。大家传着看，感觉像看《第二次握手》，地下的，又像骆耕野的《不满》。但很快，公开刊物也可以看到了，江河很棒的史诗。倒是后来朦胧诗的划分与批判，使政治的、非诗歌的因素不断放大。 景晓东是《天安门诗抄》的代表人物，也是后来复旦诗社的中坚，与《今天》诗人有交往。晓东秃顶且亮，77级哲学系，是学生里的教授级人物。他的诗歌兼有反思与抒情，讲究形式，当时已是写手中的翘楚。他的观念和对诗歌的热情，对后来诗社的同学影响很大，还带我们去王小龙的大世界交流诗歌。我仍记得他的诗句：“那时我像受伤的战士/忍着被出卖的怒火”。
复旦诗社诸君，前排左起许德民（经济系79级）、胡平、沈林森、孙晓刚；后排左起汪澜（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张真（新闻系80级，纽约大学电影学教授）、曹锦清、景晓东、周伟林、韩云（画家）
随着79级的入学，文革老三届基本到齐。思想解放的热潮使校园充满生气。社团活跃，各系的精英们开始走动，他们也要办中国第一本大学生自己的刊物，就叫《大学生》。
这是一本综合性的刊物，有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剧本、小说、诗歌，有张胜友、胡平、景晓东。在装帧设计上，顾晓鸣坚持红色。我们几个在申阳带领下负责外围发行，周末蹬着三轮车，去南京路与福州路口，吆喝着。围了好多人，也卖了不少，回校时天都黑了。但这本杂志很快就被叫停了。我的一组《走向遥远》也暂时搁置，里面包括《青铜古钟》《我是帆》《树》《秋》。
仍然有更好的表达方式，当时校园南京路上的板报一条街，逐渐发展成复旦的一大景观。两米的黑板，有系里的，有班里的，各种版式，颜色，短文，诗歌。每半月换一期，相当于半月刊。五四、国庆都有大赛评奖。后来墙面不够了，就直接摆在地上，靠着梧桐树。两百多米的长街，一板一板看过来也要半天。每一次出新刊，都如同节日。有一段时间，甚至很多校外来的观众，拿着小本抄。1980年前后大批冤假错案获得平反，人们把这里看成思想解放的窗口，甚至消息的来源，谁是下一个将要平反的？
我在中学团委时，曾一个人负责六张绿玻璃板报，自然是系里班里黑板报的主力。我用红黄蓝粉笔，折断后横着涂，留出黑，用手抹，再用粉笔尖挑出高光，把一个海上日出呼将出来。一夜露水打过后的意料之外，淋漓尽致，把中学在海边写生的功夫全用上了，被同学喻为板报新品种：黑板油画，屡屡获奖。最过瘾的是画一整版的日落，再配一首诗：
有些女同学看画，不像大家那样去赞美，故意问：看不出早晚啊，彩云有时间么？前年在京遇到校长，谈起复旦板报一条街，仍充满激情，他说下次校庆的时候，我们把板报街再办起来！我举双手赞成，继续操练！
事实上，在复旦诗社成立之前，很多学生的诗歌都是抄在板报上。没有独创的班系只能抄格言填空，有诗人的板报前总能吸引众多人驻足，而经济系有一大堆诗人。因为诗歌形式可长可短，非常适宜配合板报的排版，使版面生动，我的一些短章甚至要比照板报空位大小往里填，却也别有风格，比如，在两篇文章之间插入一首《早晨》三行：
还有两行的《风》，登在张志新平反的那一期，已没有血，也没有哭泣： 一个国家一直刮革命风，还刮 掉许多人的 脑袋，这是合理而当有的社会形态么？拔乱反正改革开放增加了人们的思考……多备一些这样的短诗，既灵活又有生气。保利同学建议合成一辑，向泰戈尔学习。当时系里班里都有板报组，有组长，有文字，有报头，各司其职，朱民，老宋，亚钧都是当年的文青，还必须提前一周下达组稿任务。后来有同学感叹，留存下来多好。毕业前我曾整理过一册《板报短章》，感觉有意思的同学还互相传抄。
校园晨读。沈纯摄
包括《我是帆》的段落和 《青铜古钟》，最早也是抄在黑板报上，后来发表在复旦诗社《诗耕地》上。1983年编入复旦大学出版的第一本大学生诗集《海星星》，发行八万册，后来入选潘洗尘主 编《中国当代大学生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 《青年诗选》等多种版本。
复旦诗社创始团队成员1982年合影。前排左起韩云、许德民、曹锦清、汪澜、张真；后排左起胡平、孙晓刚、周伟林、景晓 东
这两首诗因传播广泛而受到关注，我收到很多诗歌爱好者的信。南开大学罗振亚先生有专门评论："《我是帆》是属于整体性象征结构的佳作。每段均以‘我是帆’递进式的象征意象为中心，使旗帜、足迹、阳光、土地等意像花瓣四下辐射，建构起一个层层迥环的情思共事空间。由于‘我是XX’句式物我交合，客体物象与主体情思的融汇、欣赏者体味到的再也不是客体真实，而是诗人敢于承担人类与历史命运，愿为失望与过去向希望与未来过渡搭桥铺路的深沉情感波动。” “当什么都荒芜的时候／就在我的土地上播种理想吧”、“我以我的纯真愈合看失望与希望的苦恋”一系列比拟式的质感意象的设置，使人感到的心胸之博大崇高，格调之苍凉雄劲，是令人振奋的。象征手法的暗指性与不特指性，可以因读者审美习惯的不同对作品作出不同的解释。《我是帆》传递的意识情绪抽象而具体，有着多层次的内涵，以上我们发掘的也许只是这座宝矿的几块奇石，这无疑使诗变得异常幽深朦胧。" 《诗刊》主编邹荻帆先生后来看到《青铜古钟》很是高兴，不吝赞誉，他是1940年代七月派的代表，也是复旦诗社名誉社长。邹老建议与我新写的组诗放一起看看是否开个研讨会。他认为“《青铜古钟》和《帆》这一组代表了青年大学生这一群体，有青春朝气和时代精神 ，有血性有思考给人振奋，不亚于朦胧诗的《回答》和《一代人》，不能老盯着朦胧诗（当时正批自由化和朦胧诗），应该鼓励探索新诗的多种表现方式。”因住所不远，我骑车到邹老和平里家很方便，没少请教麻烦邹老，他说现在年轻人写的愤怒诗批判现实的诗，很像七月派四十年代写的抗争诗歌，比如《走向北方》、《无题》等等。邹老也希望我调入《诗刊》做编辑，我讲了《当代》招诗歌编辑，去见过 韦君宜和孟伟哉都同意调，但我本单位不放档，说马上派出国进修。邹老说那就做你的美育编辑吧，美学 诗学也都有相通之处。我很感谢邹老对我的点拨帮助，非常谦和，那些年还常通信寄贺年卡。1986年夏在朝阳小关还见过邹老，顾城两口子和复旦张真也在 ，新搬的地方。燕生老师介绍时故意说我叫青铜，顾城说知道的，以前见过面，叫古钟多好啊。燕生好逗，拍了拍我脑门说没撞钟起疱啊，大伙都乐了。之后坐着聊，顾城目不斜视，直勾勾，反复讲眼睛能看见一切，看不见自己…… 问： 复旦大学诗社是被大家公认的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重镇，能否请您回忆一下当年复旦诗社和《诗耕地》杂志？答： 复旦诗社的成立，要不是许徳民来，谁也注册不下来。1979年国庆校园和系里选评诗歌，我感觉他的一首小诗很有意味，选上了，从此一发不可收，管我叫伯乐。他天生诗人的激情，总在熄灯后找伟林和我谈诗，又找来孙晓刚、胡平一起折腾。沪上冬夜，大家抱团取暖。他超凡的组织能力表现在校学生会的竞选上，接着又组织复旦诗社。德民很客气地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只写诗，不担任任何职 务。 在筹备复旦诗社成立的晚会时，我拿出《青铜古钟》《我是帆》，保利和立佐是高参，坚持朗诵就是朗诵，绝不能用过多的书面语，这与担任朗诵任务的宋峰的意见是一致的。我把写好的以古代辉煌与现实不满为基调的中国颂抄好，仍未找到兴奋点。睡下打开收音机，一阵“革命练习曲”、“匈牙利狂想曲”的钢琴波涛袭来，我跑下楼，在路灯下一气呵成改写完成了"中国狂想曲”。 灯火辉煌的千人大礼堂沸腾了，近八十多行的诗，不断被掌声打断。一共三十首参赛作品，乔奇、朱莎、孙景璐、焦晃等上海名家的朗诵，使这一晚真正成了诗歌的节日。这是青春的泪水与中国狂想曲的节日，这是复旦的校庆日。《人民日报》编辑徐刚当时表示，可以拿回去摘发其中的部分段落。但当我后来打电话询问时，他表示某些内容不适合公开发表。
复旦校园的“诗耕地”雕塑
这首《中国狂想曲》获得复旦大学首届屈原诗歌大赛一等奖，伟林的诗获得了二等奖，宋峰获得朗诵一等奖。我记得当晚宿舍里挤着许多人要原稿，立佐和班里热心的同学索性抄了三块大黑板，第二天摆到大食堂门口。我手里只留有长诗的三部提纲，也是其中的诗句，原稿早已传得不见踪影。 中国狂想曲，三部提纲 ：
问： 当年，您创作的《青铜古钟》和《我是帆》，以及《生活召唤着我》曾经很受读者喜欢，能否谈谈这两组诗的创作、发表过程？答： 《青铜古钟》和《我是帆》两首诗，是我大学时期的作品，入选多种选本和学生读本。我把它看成是我的 中国狂想曲的一种象征写法，一种时代的记录。1982年2月，我被分配到教育部研究部门做编辑。3月的一天，一封加急电报寄到单位，以公函形式通知我去上海，参加1981年度《萌芽》丁玲文学创作奖颁奖及一个多月的创作假。我的《生活召唤着我》获奖。 《萌芽》的主编、上海作协的哈华、白桦与作者一起座谈研讨。在编辑们带领下，一路过杭州，经春江碧水，入住淳安古城半个月，写作交流。作家俞天白、宁宇、郑成义平易热诚，像年轻人的辅导员。这期间，我写了《乌篷船》。
1982年4月《萌芽》获奖合照。前排右一韩云，宁宇、哈华，后中彭见明，傳星、郑义等
获奖的《生活召唤着我》一组诗，是大四时写的，刊登在复旦诗社的《诗耕地》第二期上，受到诗人宁宇的肯定。我在东北老工业基地长大，熟悉那里的生活。这组诗是当时面向社会底层的尝试，只是尝试……并没有获得“谁能想象/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屋子里生活”所要的张力，也没有凝聚“我收起了画箱/改变了去画日出的主意”……那种象征，余下的只是些许旳不足与未尽。 《萌芽》是当年全国发行量排前的文学刊物，首次办奖也引发了写生活诗的热潮。但我对诗歌中的叙事，一直保持谨慎，在语言与技术上恰如其分并非易事，词语一打滑，就散得不好收拾。仅就叙事而言，我喜欢后来《诗刊》发的"门"，和 《西藏文学》发的"给达娃“，"我愿你黑色的骏马穿过我的诗行/留下呼啸/留下高原风"，以及后来《上海文学》开办“当代诗坛"时的首篇组诗”四月"。 记得 1982年中，我拿着新写的一组诗，去虎坊桥《诗刊》社，交给王燕生，见到了邹荻帆老师。大约秋天的时候，我再去，邹老说有争论，想搞个作品争鸣的研讨会。过了年开春，再见到燕生，他只是笑着说，这事得等领导，还没发话呢。我急于知道一种写作的可行性，就给《花城》寄去了。林贤治的《青年诗坛》很快采用了，另外有两首，寄来了校样，却停刊了，而《诗刊》后来选发的是另一首《门》。 问： 回顾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答： 1980年代充满人文理想主义色彩，有股追寻求知的欲望，美育编辑 诗画，后来又考学出国。1989年我考入剑桥大学硕博连读，但9月入学单位不放行，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参与了游行的需要学习反思，还有更严重的是《青铜古钟》这首诗在一些校园板报栏里传抄张贴，署了作者名自然脱不掉……我所在出国前培训学院也有。虽然剑桥校方保留了一年学藉，但第二年也没去成，还被委以重任更不得离开，至今我仍对那些当时保护我并据理力争的领导同事深怀感激。在那 个难熬的闷热夏季，与蚊子周旋，有感而发写了长诗《一滴琥珀血》，此不细表，因为已翻开新一页，开始准备评定高级职称了。 在此，仅引用我在1980年代最后的日子写下的这首春天的诗，为我们青春的岁月做个小结。 《在春天》
（本文摘自姜红伟编著《诗歌年代——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访谈录》，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出版。本号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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