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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丨李源潮：我在复旦数学系的日子
作者简历
原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及夫人高建进公开露面
2020年11月7日，原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莅临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会上海综合形象展区参观指导。
新华报业网在对进博会参展企业的一篇报道中也提及李源潮此行。该报道公开的一张照片显示，李源潮的妻子高建进也在他的后面一同参观。
李源潮前国家副主席仔细听取上海综合形象展区内各个板块的讲解介绍，并详细询问。他表示，展区内虽面积有限，却高度浓缩了多种体现上海人本价值的元素，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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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复旦数学系的日子
作者：李源潮
我1978年进入复旦学习，1983年离开。在这6年中，4年是学生，两年是老师。我做过管理系老师，后来又在复旦团委工作过，然后到了团市委。所以我对复旦是很有感情的，因为复旦既是我作为学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踏入社会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进入复旦前，我已经跨出学校，在社会上劳动和工作了近十年。当时我是一个已经有4年教龄的老师了，是业余工业专科学校的老师。他们认为像我这样在上海已经有份较好的工作，还要去读大学，是不是有点不值得。但是，我从小学开始就有一个目标——读大学。读完大学，还要读硕士、博士，最后做科学家，这是我从小之梦。
当时我常看的就是《十万个为什么》《科学就是力量》之类的图书杂志。所以，十年来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上大学，不能上大学总是有些耿耿于怀。因此我去报了名。
当时家里和同事都不知道，只有单位领导知道，因为需要单位出证明。我们还要继续工作，没有很多时间复习，那时也没什么复习的资料和复习的概念。到考试那天，我是请假去的。上午参加考试，下午回来继续工作，然后第二天再去考。
我不是第一批拿到复旦录取通知书的，当时以为自己没有考上。没拿到通知书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尽自己的努力，至于能得到什么，是社会给你的。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事情是不能超越社会的。
但是，反过来，一个人要力求能主宰自己。这就叫作唯物史观和个人努力的结果，唯物史观就是承认人是社会的一员。个人努力又叫主观能动性，也不能缺少。缺少了个人努力，那么整个人也就缺少前进的动力。因此，我当时就边工作，边等消息，等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感觉是失而复得。
我接到入学通知书时的心情，和现在中学刚刚毕业的同学不太一样，既有一种激动的心情，感觉自己十年梦圆，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同时又有很冷静的思考，毕竟我们耽误了十年。十年到农村去，有了各种社会经历，得了人生的经验和体会，也叫做上了社会大学。
但是，能再真正地、正规地上大学，而且是在全国知名学府读书，机会实在是难得啊，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复旦大学数学系77级数学一班在校期间合影
当初为什么选择复旦呢？当时，四所大学最有名：北大、复旦、清华、哈军工。在我们上海中学，大家都瞄准这四所学校。照上海人的说法，特别是在我们中学的提法，复旦就是上海的北大。这对我是有影响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复旦。
为什么报考数学系呢？当时很多人是因为“哥德巴赫猜想”报考数学系的，但我不是。我原来是教师，教数学，但是曾经在一堂电子课上讲微积分时讲错了一题。我在讲电容积分公式的时候，我讲了一半感觉不对，差了一个常数。回头上去看，原来在一个积分上我讲错了。虽然我在黑板上马上更正了，但我还是觉得自己的数学功底不好，所以去读数学。我本来的想法很简单，学好数学后回来还当我的教师，我最愿意的还是做教师。
我刚到复旦的第一印象，觉得和想象里的复旦没有什么不同，就是想象中的这么一个庄严学府。我在中学里就喜欢去图书馆，所以我从大门进去后，先去看了图书馆，觉得它很不错，接着就拐到了数学楼。数学楼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建筑，是复旦最老的楼之一，我很喜欢。
我去数学系报到，很激动，负责报到的老师也很高兴、很激动，对我们很热情。接着我来报到的是一个小女孩，扎两个小辫子，脸红红的，穿个娃娃衫，才15岁，是应届生。她比我们小十几岁，我的学生的年纪都比她大。所以，我心里头是一片沧桑啊。
但是，和这些小孩一起学习反倒激励了我们，要珍惜这个宝贵的机会。十年之后再回到学校，我们的学习不是一种外在的动力，而是一种内在的追求。不会觉得四年时间太长，而是觉得时间太短。最好一天能当两天用，晚上能当白天用。
如果说上帝要恩赐的话，我们需要的就是时间。时间流逝了十年，才知道时间之宝贵；因为没有机会能够进学堂，所以才觉得能进学府的不易。这是那时一代人的感情，一代人的思想。
尽管后来知道中国的高考就此开了闸门，但当时78级有没有还不知道呢。十年里能进入大学的人，连百分之一都没有，更不要说进复旦了。所以大家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拼命地学习。学校老师讲，解放后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勤奋的一届学生。开始的时候是晚上10点半熄灯。大家吵着说，10点半怎么行呢？功课做不完，怎么办？难道让大家都打电筒啊？
我当时还作为学生代表，专门找了苏步青校长，把这个事情和他说了。苏校长说，来日方长，既要学习，还要注重身体，健康也是学生必要的。后来还是把熄灯时间延迟了一点，教室10点半熄灯，寝室11点熄灯。
11点钟熄灯以后，一、二号楼前面的路灯下面全是人，都是数学系的。我们大部队都在路灯底下，大家读外语什么的，学习非常勤奋。晚上夜深人静，容易集中精神，问题是早上起不来。我记得当时每天早上我们寝室里面都要睡懒觉，全部睡到最后一分钟。
但是又不能不吃早饭。所以，每天早上派一个人去食堂里买馒头，一人一个。离上课还差五分钟的时候，打第一遍铃，大家起来，拿着馒头往教室跑。所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晚上熬夜，早上起不来，不吃早饭，至今还是这个习惯。
我现在外语也还可以，人家都以为我出去留学过。后来，我是在哈佛学过一段时间，不过我的外语不是在国外学的，而是在复旦学的，完全是“路灯底下的外语”。那个时候学外语很难，最难的就是单词记不住。不过也好，一旦把它记住了，就比较牢固，过了几十年还能用。
我最喜欢两门课。一是数学分析。数学分析是最有用的学问。所有你能够感觉到的问题，用数学分析一分析，很多事情难的就变成容易的了。二是概率论。概率论是最奇妙的学问。
当时教数学分析的老师，一位是李贤平老师，一位是欧阳光中老师。欧阳老师教课教得最好，同学们第一爱听。他讲课清晰，吸引人，让你觉得不仅是进入了一个科学殿堂，也是进入了一个艺术殿堂。他把数学的美全部讲出来了。他的课，那不叫讲课，是讲课艺术。李贤平老师、教概率论的汪嘉冈老师，还有很多老师，课也讲得很好。
讲得很好的老师中，有的也很让我们害怕，比如像夏道行老师。夏道行老师是一个很有特点的老师。他教实变函数，课讲得很好，但考试特难。考试前他不给大家复习，也不说要复习什么，就说不难不难。
到考试的时候却不得了，一共只考一个半题目，叫你证明一个定理，还有半个题目大概是送分的。他叫我们证明一个类似书上的定理，书上用了二十多页来证明。我记得实变函数是很厚的一本书，是夏老师自己写的，一共就学三个定理，一个定理要讲好多次，从这个引理引到那个引理，引来引去，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考试考到两个小时，大家谁也不交卷，都没考出来。
夏道行老师虽然题目出得很难，但人很随和，便说“好，你们不交，那你们就再考吧”，一直考到吃饭，“十二点都过了，你们还是交吧。”最后，大家都交了，求着说“夏先生，这个太难了，你把我们都考糊了”。夏先生不紧不慢地说：“你们别害怕，我让你们都及格。”过去二三十年了，这门课的内容我现在已经印象不深了，但夏道行老师的风格给我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
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哥德巴赫猜想”。我们进校的时候，老师就说：“你们千万不要碰‘哥德巴赫猜想’，这东西害人的。你们现在的水平，根本就不可能做这个东西。等你们四年毕业，有你们研究的。”我们都记下了。
但是社会上寄到数学系来的东西不得了啊，说“哥德巴赫猜想”他解决了。我还看到一个人以哲学的方式来解决“1＋1＝2”。系里就把这些东西发给学生看，说：“你们的任务就是把它看出问题来。”我当时还看了好几份这样的东西。你完全可以不睬他，但他不就永远钻牛角尖了嘛？所以你要给他找出问题，让他死了心。
1978年秋，复旦数学系77级吴宗敏在3号楼男生宿舍223寝室看书
当时，学校里有两位老师给我印象很深。
一位是我们的系主任谷超豪老师。有一次，我们去听丘成桐教授的讲座，讲的是微积分的思想。讲座结束后，谷先生出来介绍丘成桐，随后就和大家一起出来了。当时我向他问了一个我们没学过的问题，谷先生就问我怎么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我说是在《希尔伯特的抽象几何》中看到的。
谷先生听了之后说：“你能看这个，不错啊！”他就建议我看《数学的思想意义和方法》，一共三卷。这是他在莫斯科留学的时候看的书，是很经典的著作。我和他就这样认识了，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他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学问很深，为人非常谦和，待人非常厚道。
第二位是我的第一任班主任老师，叫孙芳烈。这个老师确实非常好，非常关心爱护学生，从学业到身心，一直到做人，真正是学生的导师。数学系许许多多老师对我的帮助都很大，但是对我们整个班级学生帮助最大的，首推孙芳烈老师。
我们这个班上现在成名的也不少，数学系前后两任系主任雍炯敏老师和吴宗敏老师都是我的同学，在外国的也有很多。要说大家在学校里对哪个老师印象最深，能有交集、能取得共识的一定是孙芳烈老师。
孙老师对学生非常好，一是她有一颗母仪之心，宽爱所有的学生，不管是年纪大还是年纪小的学生；二是她确实非常认真负责，一心扑在学生身上，帮助学生适应大学生活。在这一点上，我们全班同学都很感激她。她既是班主任，又是数学教师，辅导我们数学分析。当时在数学系教我们的都是名教授，但孙老师是做辅导课做得最好的。
所以，第一学年我们班数学分析考试有14个100分。苏校长为什么对我们印象深，包括我在内？就是这个原因。他说：“他们这个班不得了啊，14个100分。”那时我们都不知道，数学分析考试14个100分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大家的要求也很高，要是考85分，那就完了，就抬不起头来了。80分以下，就觉得是不及格了。所以，当时大家学习很努力。那个时候在大学里学数学，你不进取就等着落后吧。你一个环节不进取，全学期就下来了；你一个学期下来，全学年就下来了；一个学年下来，大学就全下来了。
这个就是山外青山楼外楼，争得上游莫骄傲，还有英雄在前头。就是这样，大家都往前走。
要说复旦历史上我最佩服的，那还是苏步青先生。他博学厚德，为人师表。我在复旦的几年，苏先生一直是我们的校长。他最关心的或者说他的宠儿就是数学系。在数学系里他最骄傲的，就是我们这一届学生。他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
谷超豪、李大潜这些老师都是他的弟子。所以，在数学系，他是鼻祖，我们学生都很崇拜他。
我经常去看他，毕业以后我也每年都去看他。他给我们很多很好的教诲，不仅是怎么做学问，而且是怎么做人。苏步青、夏道行、谷超豪，这些大知识分子，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跟他们在一起，确实是感觉不一样，给你一种人生的心理磨练。
你就觉得是和一种精神境界高的人在一起，见贤思齐，与圣贤为伍。然后你就会不断地提高自己，不仅提高自己的知识境界，也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所以当时在学校里的很多老师，我们都很喜欢，特别尊重，甚至是崇拜。
复旦大学数学系77级男生在相辉堂前打着响指跳迪斯科
从第一年起，我就是校三好学生，后面三年都是市三好学生。市三好学生每个系只有一个。我的考试没有下过85分，只要有一门低于85分就不能评市三好学生。那个时候学习是非常艰苦的，很苦很累。我们七个人一个寝室，夏天非常热，没有电扇，热得睡不着。我们只能去冲个凉，然后跑回去睡一会儿，要不然睡不着。
但是，这样有个好处，曾经沧海难为水，到后面，再苦的事情、再沉重的担子、再艰巨的挑战，不也就是这样么，就不怕了。我后来最不怕的就是考试，像夏道行老师这样的考试我都考过了，而且还是八九十分，不差。
大学给予你的不光是知识。还有，第一，给予你一种进取精神；第二，给予你一种研究方法；第三，给予你一种科学思路。
当时孙芳烈老师介绍我们看一本书，叫《科学研究的艺术》。这本书非常好，是俄国科学家写的。很薄一个小册子，可是讲了很多很好的东西，进取精神、研究方法、科学思路。
大学学数学让我们学了一套理性思维。
什么事情人家讲好，我总是说：“怎么好？好在哪里？”说富了富了，我说：“收入是多少？哪一类是多少？”分类，量化，这些都是学数学学出来的。很多人对我说：“你这个数学的逻辑思维特别强。”这就是学习的结果。
复旦帮助我走进了理性思维之门，在进复旦之前是没这种感觉的。能改变一个人命运最大的最普遍的方式，就是进入大学。在复旦，入学就表示我的人生转向另外一条路了。当时还是准备回去的，进了复旦以后才知道要统一分配，就不能指望回去了。统一分配，那希望做什么呢？当时是希望留在学校里，因为崇拜老师，所以想做大学教授。
但事实上呢，在复旦转了一条路，并没有像自己预想的那样。因为我是共产党员，进校后就被指定做团支部书记。后来团总支改选，照例团总支书记都是教师做的，我是团总支副书记的候选人。但由于种种原因，团总支书记候选人在选支委的时候落选了，系党总支只能临时把我推上去选团总支书记。选上团总支书记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1982年1月，复旦数学系77级赵滨海赠室友虞锦国的毕业留言
虽然大学毕业后留校，在管理系也做了一段教师，但还是走上了这条道路，做了五级团的书记，做了五个单位的党的书记。就此，这个书记就没再离身。后来即使我到了国家部委，做了副部长，也是兼机关党委书记。然后到省里做副书记，到市里做书记，到省里做书记。
反正在复旦之前没做过书记，从进了复旦，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是书记，也有二十七八年了，做了十个书记。但这个不是我进复旦的初衷。你本来想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人的一生，还是要服从社会的需要，不服从社会的需要，什么事情也做不起来。
谈起当时复旦的学风，我觉得主要是两条：第一叫做勤奋踏实，第二叫做追求真理。勤奋踏实，第一是非常勤奋，第二是非常踏实，没有人想弄点什么花头，而且从来没有。哪怕你考试考得不好，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就是自己功夫不到家。
学习从来不敢分心，考试之前去打个电话就可能考不好，就是一点都不能分心，叫做目不旁视。到考试期间，特别到后来考实变函数这种，真的目不旁视。复习阶段，最后的考研究生的阶段，有的同学，你对面看到他，他却没看到你，他脑子完全集中在思考数学问题上。
我们在二号楼，离数学楼很远，考试期间去数学楼考场，一路上大家都不讲话。不能讲话，你一讲话也许就把你脑子里记的那些定理公式都冲跑了。冲跑了20个公式里的一个，你不就做不下去了嘛。
同时，大家也追求真理。大家不只是学习，我们也非常关心社会，关心真理。我们进校时还没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尽管学业繁忙，但我和世经系的王战，还是一起成立了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卢新华写的《伤痕》，影响很大，这都是我们身边的同届同学。
当时整个大学里面就是一种处变不惊的氛围，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做了什么事情也没什么了不起。哪一个大人物你都能接触，像过去我们只能在书上看到的苏步青先生，你也能跟他接触，跟他讨论问题，但是你还是那个普通的学生。
大学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场所，有一种包容与活跃，有一种自由进取的氛围，有不论权威还是新生之间的讨论和交融，这在社会其它地方是看不到的。现在的复旦比我入校时，一个是大了，校园大了；一个是高了，那些教学楼高了；还有就是广了，复旦教授研究的范围广了。
至于复旦的精神，我认为是 “旦复旦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个学校的优良传统，一个民族的优秀精神，会长久地发挥作用。
我希望复旦人保持一种创业的热情，创新的勇气，创优的追求。现在复旦人这么多，我相信要比我们那一代有更大的作为，但是最终还要靠实践的检验。
2011年12月数学一班毕业30周年聚会合影。（在复旦大学数学系600号楼前按当年合影原位置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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