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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许明：我的1977年高考

2018-04-17

作者许明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许明，1955年生于贵州省遵义市，1973年高中毕业，后插队遵义县农村，1976年1月招工进入赤水天然气化肥厂合成车间做操作工。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3月入复旦大学新闻系。1982年1月毕业，分配到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工作，曾任贵州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贵州出版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贵州省文化厅长、党组书记，现已退休。

原题

我的1977年高考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

希望与失望

大概因为从小在父亲任教的中学校园里长大的关系，那些毕业于各大学的老师，是我常见的邻居、长辈。他们的学识风度教养，让人尊敬令人崇拜。他们是我人生最早的榜样，上大学因此成为我一直的梦想。其间曾经有过两次希望又失望的过程。

一次是1973年上高二时，因为邓小平复出，整顿教育，社会上开始传闻大学要从高中生中通过文化考试直接招生。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极为兴奋，以为机会难得，摩拳擦掌暗暗较劲，准备迎战可能的高考。那时文革已经8年，经济凋敝，就业机会不多。少量的工厂招工，也要求有两年下乡锻炼的经历。高中即将毕业的我们，上大学其实也是唯一的出路和生路，上不成大学，意味着只有下乡。

大概在1973年的4月或5月，国务院批转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见诸报端，大学招生政策依然是从工农兵中推荐和选拔，只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我沮丧至极失望至极。

当年6月，中学得到了两个上大学的名额。全校高中毕业班50多人，大部分是应届生，有两年以上农村锻炼经历的下乡和回乡知青四人。只有这四人有被推荐的资格。从四人中推荐出的两人去贵阳参加了文化测试，9月上了贵阳师院物理系。

后来知道，当年传闻大学要从高中生中直接招生并非空穴来风，只因为邓小平整顿教育、结束文革的努力遭到反击，我上大学的希望终至破灭。不仅如此，当年8月《人民日报》和各大媒体对“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大肆宣传，使得试图用知识选拔人才的拨乱反正被彻底否定，也是对希望通过文化考试公平竞争上大学的人心的沉重打击。

1976年，我已经从插队的农村招工到了离家300多公里的赤水天然气化肥厂做学徒。年中得到消息，省里给了工厂5个上大学的名额，全部是工科院校和专业，其中最好的学校是厦门大学。方式仍然是个人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我所在的车间得到厦门大学化工系一个名额。

我心里再次长草，纠结掂量报不报名。虽然专业不是自己喜欢的，但上大学的诱惑对我实在是太大了，说朝思暮想，白日做梦也不为过。当时车间和工厂的情况是：我在的车间年纪相仿的工友三十多人，全厂同期招进的青年工人360多人。比政治条件，我不是党员；比家庭背景我不是革干，即便报名，三百分之五的概率，胜出的机会想想都很悲观。最终放弃后，心里患得患失郁闷了好一段时间。

我当然不会知道，作为文革教育革命的重要成果——推荐选拔工农兵上管改大学，这已经是最后一届招生了；更不会知道，一个大变革大转折的时代即将来临。因为时代的变化，也直接影响了许许多多如我一样的个人的命运。

从糠箩到米箩

上面讲到1976年，赤水天燃气化肥厂（以下简称赤天化）得到省里下达的5个上大学名额，我因自忖希望微茫没有报名，郁闷一阵也就过去了。那时刚从农村招工进入国企，端上了人人艳羡的铁饭碗，其待遇和当农民比，梁漱溟老先生曾喻为有九天九地之差：工人每月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和粮油供应，有公费医疗、分房等等福利，生老病死有保障；而生为农民，除了纳粮交税的义务，没有任何保障。

知青与农民唯一的区别，在插队第一年有基本粮油供应，有一笔建房费给生产队代建住房，次年后则和农民一样，要靠集体土地上的劳动产出生活。在遵义县农村两个年头，日晒雨淋出全勤，我个人年终分配就40多元现金，400多斤稻谷，几百斤红薯和玉米豆类。根本无法靠劳动养活自己。这种看不到前途的艰苦和匮乏，是知青及其父母最大的压力。

1975年底在得到赤天化招工面试通过的消息时，家人都很高兴。插队21个月就招工进厂，命运对我何其眷顾。上不成大学就上不成呗，我已经从糠箩跳进米箩（当地俗话，比喻从差境转入好境），至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

1976年的1月7日，我搭部队（为对付预判的战争，落实领袖深挖洞的指示，我插队的地方，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就有部队驻扎修建军用机场）的敞篷货车，在寒风中瑟缩着颠簸了近两个小时，到遵义市报到，与凤岗县的工友汇合，次日乘坐大巴前往300多公里外的赤天化。

在遵义市的大广播里听到周总理去世的消息，工厂接人的师傅大概例行公事，要大家不要嘻哈笑闹，以表哀悼。除此外不记得组织了悼念活动。几十个刚从农村招来的年青人，终于跳出农门，进了一个据说是很先进很现代的国企，欢天喜地的心情，哪里忍得住，一路嬉闹欢歌，两天后到达工厂。

那时的工厂，基建已经两年多，按当时普遍的做法，先治坡后治窝（一切优先生产，生活靠后），职工宿舍还见不着影子，基建工人都住在牛毛毡和毛竹搭成的临时工棚里。新招的生产操作工，部分暂住赤水县城的第二招待所短期培训，之后便辗转先投产的同类工厂实习。

这样的大化肥厂当时全国有13家，据说是周总理生前亲自批准，从美国、日本、荷兰等国进口的，均以天然气为原料，生产合成氨和尿素。其自动化水平、生产工艺和规模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贵州只此一家。全省上下，都把厂子的建设投产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

记得进厂不久在邻近厂区的劳改企业——华一造纸厂礼堂，参加入厂教育培训第一课。厂生产准备处副处长王娴礼做报告，大意是：赤天化打的是政治仗志气仗还有翻身仗，要解决贵州人民的吃饭问题。我们现在是屁股后边架机枪，上也得上，不上也得上。语词上的铿锵与女性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形成奇特对比，印象至深。确实，无论基建队伍和操作工人，大多深信从事的就是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工作，只要工厂建成投产，农业低产低效的状况就会扭转。

198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省委办公厅工作，当时全省农村包干到户刚过去两年。听参与了改革全程的若干前辈领导说起农村改革之曲折艰难，才知道仅凭增加几十万吨化肥，就可以扭转农业低产低效、解决吃饭问题的想法多么书生气。

工地上最引人瞩目的风景，是大块头、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专家，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外国人，每个专家身后，都跟着一个翻译，大部分是女性，她们是贵大75届外语系英语班毕业生，手里都抱着一本化工辞典。每当她们走过，工友们的眼睛仿佛长腿，跟踪她们直至消失在哪些高耸的巨大塔罐背后。

考与不考的问题

前面说到我去的工厂，是周总理生前批准进口的当时最先进、自动化水平最高的化肥厂。能够在这样的现代企业工作，大部分人岂止安心，更是与有荣焉。

工厂预定1978年投产。为投产一次成功，工人的操作培训至关重要。1976年至1977年，我和工友们辗转去过自贡化肥厂、泸州（泸天化）、成都新都（川天化）、云南昭通（云天化）实习，由当地的老师傅带徒练习实操。这期间发生了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四五”事件、国家领导人去世、唐山大地震、“四人帮”被捕。桩桩都是中国巨变和转折的重要链条。但在天高地远的边城，这些事件大多表面上和普通人的生活无甚关联，只偶尔有匪夷所思的涟漪插曲。

记得“四五”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也波及赤水这样的边缘之地。厂里照例组织批判大会，会上的发言，基本上照搬报纸的套话，说邓是“四五”事件的背后黑手，企图翻案否定文革，阴谋反对伟大领袖，谁也没有把批邓与工厂的建设联系起来。

有一天，突然在赤水县城电影院附近的电杆上出现了一张小字帖，大意是：赤天化是邓小平的复辟基地，是邓小平安插在川黔边境的类似林彪“五七一工程”那样的钉子，等等。当时正有一个省里来的慰问团到赤水慰问建设者，一时哗然。

后来听说查出是慰问团里一个京剧演员所为。这个小小的插曲或许不是政治仗的全部，足以佐证工厂领导所言不虚（写帖人后来的命运以及普通人如何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卷进政治，已是另一篇文章的范围）。还好，这个小插曲并没有影响工厂的建设。

转眼到了1977年10月，我正在金沙江畔的云天化实习。云南天然气化肥厂也是进口的13套大化肥之一，它建在金沙江边一个名为滚坎坝的小村子。原属四川宜宾，因建厂需要划给了云南。我和工友们大概在九月下旬从泸州泸天化过来，跟班云天化师傅试车（投产）。此时的滚坎坝已经建区，名“水富”，即现在的水富县。除了厂区，周边基本没有像样的建筑，是一个地僻人疏、冷寂无名的小地方。涛涛的金沙江从厂区北侧东去，江对岸是险峻的山脉。

当地师傅下班回家，实习的一帮青年工人无处可去，要么用多余的全国粮票在农民的地摊上换水果吃食；要么聚在一起吹牛闲聊；也有悄悄恋爱幽会的。在上0点至8点的夜班后，白天有大块的时间，有时我会独自到江边溜达，打发百无聊赖的韶光，对未来的生活没有预期、无法设想。

从报纸知道高考恢复的那一刻，短暂的兴奋过后，我却并不打算参考。原因简单—如此大事，没有充分准备，怎么可以仓促行事。不久接到父亲的来信促我高考，还随信寄来了一页他拟定的估摸会涉及到的时事政治考试题目。并叮嘱我熟读华主席的工作报告，那可能会是政治科考试的重要内容。

我回信说来不及复习了，待明年准备充分一些再考吧。但父亲的来信已经让我心如奔马，考试的心思再也收不回来。不打算考，是还有一个非关复习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车间是否同意我参考。1976年推荐上大学，我未报名的另一个原因，是车间领导舍不得放人，把本车间的名额给了别的车间。设若车间不批，我想破头也没辙。

大概在11月初，为了争取车间领导同意，我请假回赤水，在当地乘船沿金沙江顺流而下进入长江。船过宜宾，看见北岸逆流而上的纤夫，虽然秋天了，仍然只穿了一条裤衩，赤膊赤脚背负纤绳，沉重前行，头差不多低到脚面上，悲怆的号子在江水的旋涡里久久洄荡。想起此行未知的结果，我不由得多了一分心事。

复习与考试

到长江边的合江下船，换乘小客轮沿赤水河溯流而上，到达赤天化，分别找到车间主任和书记，试探性询问：我想参加高考，车间同意吗?车间领导的答复出人意料的干脆一致：可以呀，只要考得上，支持你们。这简直让人喜出望外，所有的担心忧虑那一刻都烟消云散。

与赤天化合成车间师傅合影，左为许明

考虑个人实际和当时的复习环境，我兴高采烈地选择了考文科。从存放厂里的个人行李中找到一本数学课本，返回实习的云天化，边倒班边复习。没有老师辅导，没有复习资料，没有模拟的题海，那本中学数学课本是唯一的备考重器。

11月底，厂里要求实习人员全部回厂。宿舍仍然在建，我们临时住进了周围塔罐林立、管道纵横的合成车间总控制室。临考前厂里居然给高考报名者一周假期。今天想来，当时企业的领导真是讲政治的典范。他们表现出来的顾大局、恤青年的温情，是我一生都铭记感激的。

我和同车间的M结伴复习，每天三点一线：住处—食堂—工地银行的办公室浏览报纸，然后回住处，或做数学习题；或按父亲来信所拟的时事政治范围复习；或估猜作文题准备腹稿；历史地理因手无寸纸，只得找了一幅地图，重点笔记一些地理要津，如几大海峡、大运河、好望角等等。

虽然离考试只有几天了，我似乎没有紧张紧迫感。事后自己琢磨，这种放松有两个原因，一是有工作托底，考不上不影响个人生活；二是一直抱持为第二年考试练摊、淘经验的心态，没有太大的思想包袱和压力。

有一天看报时，银行工作的朋友得知我要到赤水高考，问要不要到她县城的宿舍住下，我尚在犹豫，工友M说能到县城住当然好，于是我接过钥匙，在考试前一天和她住进县城。工厂离赤水县城有近4公里的路程，不住县城，就得每天起早步行去考场。对于家不在县城的工友，大都来回奔波了三天。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

12月15日上午8.30至10.30第一场考政治，考试的题目今天已经记不起了，但确有父亲预料的一些内容，考完后感觉不错，这又给了自己宝贵的信心。16日上午数学考过，同考的工友们在赤中校园互相交流，一个工友说数学考得不理想，很是沮丧，甚至想放弃后面科目的考试。大家纷纷劝慰，鼓励其考完再说。后来此友以不错的成绩考上了西北工大。

当时各科考试均有开场十来分钟就弃考离场的考生。说明那场考试，对于众多的参考者都是一场不知己也不知彼的懵仗。下午考史地，我竟把准考证掉在中午休息的工友家里。眼看考试时间到了，监考人毫不通融，不准进场。在穷尽口舌几乎绝望后我百米冲刺返回工友家，拿回准考证再狂奔考场。

老天保佑，迟到时间未超过规定，有惊无险。进场入座赶紧答题，顺利做完考卷。记得考题中有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全国几大淡水湖、贵州农业经济作物有哪些、地中海的地理位置与重要性等。我考得比较轻松，有错漏，但自忖分数会在及格以上。

17日上午考语文，考分占60%的作文题“大治之年气象新”，并不在我估猜准备的腹稿范围内，硬着头皮临时构思，勉强结尾。17日各科考试结束，我当即在县城照相馆拍了一张证件照备用，自忖上大学应该没有悬念，能上什么样的大学，则只能交付命运安排。

依稀梦里

12月17日高考结束从县城返厂，1977年余下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大概在1978年1月上旬，县里教育部门通知上线考生到厂区临时会场开会，会上并没有公布分数，只告诉大家可以填报志愿了，并把当年招生的院校和专业都读了一遍，其中有复旦大学新闻系。然后发放表格，每人限填三个志愿。

我脑子里灵光一闪，无知无畏填报了三个志愿：复旦大学新闻系、武汉大学哲学系、四川大学中文系。那瞬间乍现的灵光，是张扬的青春赋予生命的勃勃朝气，是命运之手的非常编排。

志愿填报、县人民医院体检。之后春节将至，学徒期满，我与同车间的工友们转正为一级工，工资升至每月31元5角(学徒第一年每月18元、次年21元)，附加工资4元，加上企业的劳保福利，经济大为宽裕，且可以享受一年一次的探亲假了。

从1976年初进厂，已有两个春节没在家里过，想家心切，在留厂值班和回家过节两选中，我选择了回家。临走时和车间领导说好，大学录取通知书到后，发电报予我，请一定说明录取院校。

在厂区赤水河码头登上小客轮顺流入长江，在朱杨溪改乘成都到贵阳上海方向的火车到遵义市，再乘客运汽车，在春节前一天（大概二月五日）回到新舟中学校园内的家。20天的探亲假在漫长焦灼的期待中过去。

假期快要结束的一天，新舟中学也参加了高考的一名老师（他是中学教语文课的老三届知青），去邮局取遵义师专寄给他的录取通知书，回校园对我说，邮局有你的电报。

我知道决定命运的时刻终于来了，风一样穿过小镇几百米长的街道，奔向镇子另一头的邮局，拿到电报心急火燎撕开，看到了此生永难忘记的那一行字：复旦新闻系录取。我情不自禁蹦起来，手挥电报一路奔回家，收拾行装即刻返厂。

和同班同学在校园合影，施培宁（左）、许明

回到厂里已经二月下底，听说赤天化当年考上大学的有四十多人，占了赤水当年录取数97人的一多半，今天已经无法确证。仅我知道的本车间有3人；尿素、仪表两个车间各6人。赤天化属下车间类二级单位10多个，以此推断四十余人应该是接近事实的。

赤天化预定1978年10月投产开工，在这样的节骨眼上，突然有几十名培训两年的生产骨干离开，不仅动摇军心，也影响正常的开工投产，这是1978年夏季高考时赤天化各级领导态度大转弯的原因。此是后话。

在车间，已经办完所有手续的工友H来告别，告诉我她考上了重庆建院地下结构专业，同车间的C考上遵义医学院，已经走了。她次日将启程去学校报到，并递给我一张“联络图”，供办户口等手续时参考。这是已经离厂上学的工友们留下的，相当于今日的办事攻略或指南。办完户口迁移、粮油关系转移、党团关系证明等手续，在三月初的一天，我踏上了去上海的求学之旅。

1980年暑假与同班同学游武汉。左起：许明、羊慧明、罗晓岗

在两天两夜的硬座火车上，想到那个两千多公里外的学校，那个考试前未曾想过的专业，那个只在小说和电影里见过的城市，一切仿佛梦里。

高考余绪

1977年12月的高考，赤水县共有569人参加，大专以上录取人数97人，录取率17%，其中一半多出在赤天化。这比全国的录取率4.79%（570多万人参考，录取27.3万人）高出了几倍，其主要原因就在当时的工厂，聚集了全省各地招来的大批高中毕业生（赤天化招工时要求高中毕业，且经过面试后择优录用）。高考录取名单出来后，整个赤水县城都在谈论，一个厂居然有那么多人考上大学，成为一时的佳话。

赤天化在我离开的当年即1978年10月投产。同年7月，高考再次搅动工厂几百青年工友的心，全厂又有100多人报名参考。鉴于工厂投产在即，厂领导决定不再批准，全力保工厂的开工投产。当100多号人因为没能拿到准考证被拒之门外时，工友们愤怒了，涌进赤水县城邮局，给国务院招生办打电话，给邓小平办公室、方毅办公室发电报。

给邓办电报的第一句话就是：邓伯伯，我们要读书。此事惊动全省，方毅副总理批示贵州省妥善处置。省里分管文教的副省长王朝文带队到赤水协调处理，为兼顾工厂开工和支持高考，要求厂里对部分生产骨干重点劝导，让他们自己弃考；对坚持高考的工友立即采用B卷考试；考上本省大专院校的保留学籍，推迟一年入学。

经做工作最后仍然有40多人参加了B卷考试。大部分的生产骨干为了赤天化的如期投产，自愿放弃高考，留在了工厂，成为赤天化生产的顶梁柱，成长为车间和工厂的各级管理者。

新闻系主任王中教授上课板书

时光流逝，白驹过隙。今年3月，是我到上海上学整40年。回忆1978年3月前的那一段经历，仿佛就在昨天。可惜的是许多珍贵的旧物都没有能够保留下来：父亲给我的家信、他随家信寄来的政治科目的复习题，是那个时代极为重要的信物；准考证；车间发给我的电报；工友们留下的“联络图”，都在不经意间丢失了，再也找不回来。就像人的生命，你随便抛掷的一段，多年后才意识到她的价值。

今天写下这些回忆的文字，试图描摹那些个消逝的人和事，向那个充满改革锐气、充满理想和蓬勃向上精神的时代致敬。青春易逝，理想不老。

许明 2018-03-22

2017年9月返校与老师和同学合影，左起依次为：同学杨秀国、陈明贵、老师丁法章、许明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刊发

复旦新三届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