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李立昂:高考前我高烧40度,仿佛孙猴子进了太上老君的八卦炉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李立昂,复旦大学外文系77级。在校时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复旦大学摄影学会会长,及上海市大学生摄影协会理事。1983年赴美留学,获芝加哥艺术学院MFA(Terminal Master)学位。1988年至今任北美中华艺术家协会秘书长。长期居住在芝加哥,热爱自然风光及旅行创作,多次举办摄影展览,并为报刊与艺术杂志撰写艺术评论。有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和画廊。平时爱好中英文写作及诗词赋创作。
原题:
命运的脚步
——纪念身历77、78两届高考40周年
1978年9月某日。初秋的阳光静静地移过厂房上一扇扇高高的气窗,投射在我工作台前的挡板上,呈现为一个金色的菱形。我习惯地抬起头看看墙上的电钟,没错,下班还有半小时多一点。
一天又要过去了。
这些日子老在等那张说来就来的高考成绩通知,心下忐忑,又怀有几分充满疑惑的指望。报纸上天天说这次高考必须彻底清除“左”的影响,对考生坚持贯彻量才录用的原则,以考分为准。不过,文革才过去几天?天知道去年高考名落孙山的命运会不会再次落到我的头上。想着想着,眼前又浮现起几个月前和我母亲的那次对话。
那是一个厂修日(周六)下午。我和几个朋友在新开张的“扬州饭店”细细品尝了几个特色菜,满脑子是“木须肉”“扬州干丝”“蝴蝶海参”的回味,从南京东路外滩兴兴头头一路逛回家。
妈妈见我一付酒足饭饱的样子,劈头一句:“这次你不考大学了,一辈子打算这样吃吃喝喝混下去?”我回过神来,不无委屈地说,去年那次还不是白考,我们这种人家注定政治上得不到信任的。再说1978年高考星期一就截止报名了。
1975年的青年工人
她凝视着我的眼睛,不屑地说,你凭什么说上次没考上一定不是成绩的问题?我说我自己当然知道。接着,她说了一句改变我一生的话:“没有机会,那不是你的错;给你机会你不要,就是你自己的问题。”我一凛,顿觉醍醐灌顶。是的,文革的茫茫长夜中伴我熬过来的有一个座右铭:“只求耕耘,不求收获”。这些年等的不就是一个机会?
第二天下班后我急冲冲赶去厂校老师的办公室,推开门就说:“沈老师,我来报名考大学。”沈老师瞪大了眼睛,一脸愕然:“你还要去考啊?”我马上想起,半年前我考试后拿到体检表时,一大堆争先恐后握手祝贺的厂干部里面也有他,难怪今天有这么一付表情。我只能讪讪说:“哎,‘垂死挣扎’嘛。”
沈老师拿起笔,神色郑重:“还好我还没下班。好,我帮你报上去。不过这次不同了,难度大得多。你觉得五门总分你能考几分?”我说就剩两个月的复习时间,不敢指望太高,四百分左右吧。他带有几分怜悯地摇摇头,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又说小李啊,这次我看你最多能考上个师范学院的两年制进修班。
厂里人听说我又要报考大学,一片异样的宁静背后是叽叽喳喳的议论和不以为然。1977年那次我报名时也是这样。一个平素以“无政府主义作风”和“受社会不良思潮影响”出名的“问题”青年,还想让党培养你做大学生?
想想也对,这些年几次我申请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厂部宁可“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把名额“谦让”掉也不给我。落榜的事实无非再度说明小李头上还是没有长角。
1977年登上华山
然而,1977年那场考完笔试,厂里报考者中偏偏只有我一人拿到了体检表,随即还迎来了“阳光灿烂的日子”。所有大小干部总要拦着我,跟我握手,叫我“大学生”,有事没事找借口到我们车间走一走,跟我寒暄几句。
那位副书记在“一打三反”中把我弄进“对敌斗争学习班”,现今看到我也是满脸关怀和慈祥,还一定不忘记对周围的人说,小李子嘛,我早就看出他有水平,有出息。
看着这杨书记,我眼前马上出现杰克 · 伦敦写的《马丁 · 依登》里那个小学校长。马丁成为名作家后,有一次在路上邂逅曾经严厉责罚过他的小学校长。校长怯生生地拉着他的手,说从小我就知道你是个有出息的聪明孩子。马丁心里说,这会儿我就是对你说整个月亮是奶酪做的,你也决计不会反驳。
不知为何,我始终不相信会时来运转,心说,等着看吧,要是我最终落榜,你们见到我还会笑,还想握手?不料结果比我所能想象的更糟。所有人一致认为,我落榜决不是成绩问题,而是“组织上”把我列为政治贱民,还有就是如影随形、跟着我家一辈子的海外关系方面的“不白之冤”。
落榜后,分管青年工作的副书记找我谈话,要我“立足本岗位,心怀全世界“,大道理说完后却突然来了一句“你父亲到底在哪里,是不是在美国?”我想完了,这辈子这个枷锁是永远卸不掉了。那是一种坠崖陷入无底洞的绝望。
1977年华山长空栈道
1978年的夏天是一个酷热异常的炼狱。我昼夜复习,历史和地理花了我两个星期,把高中课本草草看了一遍,其余一个半月完全用来背诵无聊的政治口号与套话。我的先天弱点是记不住我厌恶的东西,现在不得不汗如雨下地下死背教条,我不由得想起来俊臣的“请君入瓮”。
最后一晚想到也该复习一下语文了。翻阅了还不到十分钟语文课本,困意就袭上心头,心想语文知识不比别科,“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再花力气也是枉然”,还是歇歇吧。主科英语连一个字母都没看。
厂里再没人关注我的高考准备。车间主任是个例外。此人素来与我不睦,背后从没少给我穿小鞋。这回看我用积假日复习就乘机发作,对来车间劳动的书记抱怨人手不够,恶狠狠说月底赶着交货,书记你来“打老虎”。书记倒还算体谅,说也就这次了,让小李考考,考过也就死心了。
上海出现了异常的高温,连续半个多月气温达到摄氏36度。离考试不到一个月了,我突然发起了40度的高烧,浑身上下的感觉就是孙猴子进了太上老君的八卦炉,整整一周,试了多少西药也不见丝毫效用。
幸好挚友的亲家是沪上一流中医。顾医生从话里听出我对中医治急症的不信任,笑笑说,我开个方子,服三帖,包你两天痊愈。后来果然如此。我终于顺利地进了考场,这事使我对他终身感激。我相信,中医确实不是没有道理,问题是能学到精髓的人实在太少。
1977年青年工人
墙上阳光的金红色越发浓了。时针缓缓挪动,人们忙碌起来,开始准备下班,我却仍沉浸在思绪中不能自拔。这一回又面临命运转折的关头,而决定一切的将是那三个小小的阿拉伯数字。
我认真想过,分数过了线仍不录取的话,该如何据理力争;我更担忧的是,毕竟还要过“政审”这道鬼门关,而我的软肋是头上顶着个可以随机放大或缩小的“?”。没有任何乐观的理由。好在从少年时代起就一直生活在黑暗逆境里,别的没有,抵御失望的能力还是相当可以的。
就在这当口,眼角里忽然出现了沈老师幽幽的身影,我的心剧烈跳动起来。这会儿厂校老师来,不找我找谁?果然,他在远处朝我招招手,让我跟他进了一个堆货的死角。我的心跳得更快了,是喜是忧?竭力想看出一丝的端倪来。可是沈老师脸色沉稳凝重如常。
坐下后,沈老师缓缓地说:“小李,上头让我单独把你的分数报告给你。这次有严格的政策,考分一定要跟考生本人见面。”说着递过一个信封,“你考得不错,数学参考分不算,五门总成绩是420.5分。祝贺你。”
沈老师后面说什么我已经听不见了。我看着他嘴唇蠕动,心里渐渐升起一种升华的感觉。复旦是我第一志愿,能不能进我还不敢说,但我知道,虽考得不够理想,有报道说上海36万考生中,文科总分400以上的仅一百多人。换而言之,这分数足够给我一张通行证,我总算可以摆脱这个虚耗了我那么多年青春的地方了。这是我挣来的。
从死角出来后,已经猜到的同事纷纷问我考了几分,然后就是“大学生”的呼喊,远近是噪杂的混响。消息飞快地传出去,各车间下班的人也不知道有多少过来跟我握手,拍肩膀,致贺。
恍惚之间我什么也听不清,只是怔怔地笑,木然地握手,心中只有一个声音:我终于解脱了,终于!!!
复旦第一年巨变,都认不出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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