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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 | 屈在祥：第一回在首都办泼水节，只申请经费200元
屈在祥，云南傣族，中央民院历史系78级，笔名布南温，冯骋。毕业后在西双版纳州委宣传部和党校工作。后辞职下海，流浪金三角地区。1997年春闯到曼谷，现以合法的中国身份在泰国普吉岛从事旅游业。1997年开始在曼谷中文报刊发表各类小说，出版小说集《丛林冷月》。
儿时，泼水节作为“四旧”是没人敢过的，那欢乐的水花在傣族地区消失了整整十年。
我第一次参加泼水是1978年的春天，距今几十年啦。
那时我在云南省德宏州盈江一中读高中，住校生主要是来自乡下的同学。我们从穿着打扮上一般分不出是哪个民族，也因此我们去用当地傣族寨子的井水弄出一些不太卫生的动作时，往往都由汉族来承受骂名：“唉，些劳南者艾。”
“些劳南”就是“不太讲究卫生的汉人”之意，这话一般汉族朋友听到也只干笑一声，并不特别生气。
那时我们学校没有自来水，水井很深，吊绳就有好几米长，因此我们宁愿走好长一段路去用附近两个寨子的井水，那井水是股嘟嘟直往外冒的清泉，当地人用石头封了拱形的顶，再用大石条把井台四周垒砌得整齐坚固干净，也不知用了多少年，所有的石条都清洁得发亮，人们就在井台边洗菜和淘米，在稍远的地方洗衣服。而我们为图方便往往就在井台边洗脸漱口，然后把湿毛巾搭在脖子上，直接用脸盆从井里舀水，在老人家冷冷的眼光和轻轻一声“些劳南”中，装聋作哑端着水往学校走去。
那两个傣族寨子的名很美，一个叫“棒罕”(金子坪)，一个叫“那线”(宝石田)。
1978年的泼水节，没有哪级政府来出面组织过，只是当地人看到各种习俗都恢复了，到期也就按习惯把花花绿绿的“敦桑建”（泼水节特有的标志）立了起来，走到哪里都看到人们在泼水取乐。
我们和棒罕那线两个寨子姑娘的水战，还是由我们的一个汉族同学引起的。这家伙和我是哥们，又是同乡，会讲很流利的带汉族口音的傣话，平时就是个不安分的角色。
那天是个星期六下午，我们几个同学又到那线井边去洗脸，本来大家已经端着水准备往回走了，就见一个姑娘挑着水桶袅袅婷婷地来到井边，这家伙突然就把满满一盆水劈头盖脑泼了过去。
“哗！”
“喔！”几声惊呼从井边和篾笆缝里同时传来，我们看到平时冷冷的眼睛这时却是盛满了欢悦。
那姑娘反应也特别迅捷，把扁担和水桶往旁边一放，顺手拿过旁人的洗菜盆，舀满井水就向离她最近的同学泼去，之后就哈哈笑着跑开了。很快棒罕井边传来我们一个同学的惊叫声：快来帮忙呀！我们跑过去一看，那老兄已被几个姑娘泼成了落汤鸡，于是就加入了混战。
旁边几个大妈笑眯眯地大声说，姑娘们哎，这些学生想泼水就陪他们泼玩嘛。
那天，我们七八个毛头小伙子把棒罕那线两个寨子的姑娘死死地封堵在寨子里，根本没有一个人能挨近井边，她们只能从家里的水缸舀一两盆水回击我们一下。有趣的是，寨子里的小伙子包括我们的几个同学，全部都采取了观战的态度，个别人还会给我们悄悄地提供姑娘躲在哪里的“情报。”
直到傍晚，几个笑眯眯的大妈才对我们说，孩子们回去吧，她们要给家里挑水做饭了。于是我们也就意犹未尽地回到了学校。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们理所当然地要睡懒觉，那时没有人戴得起手表，当窗口传来“哗啦”的一声巨响，睡梦中的我们纷纷睁开眼睛，发现窗外已是太阳高照的同时，几股清水又泼进了窗口。
“弟兄们快起来，我们被包围啦。”情急中不知是哪位兄弟用了电影里的台词。
就见窗外十来个姑娘端着水，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的宿舍门和窗口，可怜我们宿舍是教室改成的，窗户很大，没玻璃，只钉了几根木条，里面情形基本是一览无余，昨天“受害”的几个姑娘一边很小心地往里面探头探脑一边兴奋地议论着，不错了，就是这几个小子。
唉，肯定是我们那几个那线寨的同学告诉她们的，原来这帮家伙两头出卖情报。昨天给我们提供他们寨子姑娘的躲藏地点，今天却把我们的窝告诉了这些姑娘，否则学校宿舍十来个，怎么就把我们昨天参加泼水的人围了个严严实实？
大家赶紧穿好衣服，匆匆忙忙洗了把脸，水都留着准备回击窗外的人。她们都非常狡猾，一边远远地笑骂一边冷不防泼进一盆，根本不会到前面来挨我们的洗脸水。
对峙到中午饭的钟声响了，我们只好拿着碗往外突围，基本都不同程度地被泼了，有个跑慢点的哥们被几个姑娘围住，他可怜巴巴地用傣话求情：大姐们，昨天对不起啦，少泼一点吧。我穿着湿衣服怎么吃饭呀。
这些样子都可以说很漂亮温柔的姑娘是这样回答的：“不要叫大姐，叫大妈也不会放过你们啦！”
直到我们东躲西藏吃好饭，回到宿舍把湿衣服一脱，光着膀子端着脸盆冲出去，好些住校生也来参战，才把这些姑娘嘻嘻哈哈地追回她们的寨子。
这之后我们去棒罕那线的井边洗脸，都自觉地离井台稍远点。要打水，也是用那公用的桶来舀，而不是直接把脸盆往井里舀啦。
老人们看我们的眼神也柔和了很多，也很少听到“些劳南”的嘟囔声了。
而我们至今也不知道那些姑娘都叫什么名。也没有哪个同学和她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有什么纠葛。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话：“不要叫大姐，叫大妈也不会放过你们啦！”
而让我感触更深的，恐怕还是在北京组织过泼水节。
毫不夸张地说，傣族甚至于南方各省的民族在北京有组织地过本民族的节日，我们几个是始作俑者。
说起来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事了。
1980年底，缅甸有一个社会主义纲领党青年代表团访问我们中央民院。接待部门就让我们德宏的几个傣族和景颇族学生去当猴子——穿上学校保存了不知几年的民族服装做摆设。由于语言不通，我们几个基本上是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傻笑。学校的一个副院长给他们介绍情况，当然是用汉语，之后翻译人员“喔罗阿啦”地翻译给那些缅甸人，其中有一段介绍被我的耳朵抓住了：“这几个学生就是来自和贵国相邻的德宏州，也就是贵国的掸（傣族）和克钦（景颇族），我们实行民族平等，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比如到了他们的传统节日学校就会给他们放假……”云云。
我当时心里想，不对呀，我们入学快两年，从来没有人提起过专门给我们过节和放假呀。各民族过节只见过藏族学生过藏历年、维吾尔等族过古尔邦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以及朝鲜族运动会，每次搞得动静都挺大。其他南方民族学生，好像就没意识到该过自己的什么节。
过了几天，我去傣族老师孟尊贤家玩，专门就这事问了他，傣族在北京过什么节吗?人家凭什么宣传说照顾我们的节日？孟老师和我是真正老乡，老家相隔才几公里，傣文专家，在我们学校民语系的语言研究所，很早就到北京，对在京傣族的情况最有发言权。
他的回答是，从来没有专门组织过什么节，以前学生偶尔自己过一下泼水节，互相泼水玩玩是有的，但是学校来组织活动是从来没有。
我于是又去找干训部的帅喊大哥，我都叫他载帅。他当时是德宏州畹町法院的副院长，到我们学校干训部的政法班进修二年，我一想讲傣话一般不是去找他就是去孟老师家。两人聊到过节的事，就觉得应该组织在京傣族过一个像样的泼水节。
说干就干，两人先到孟老师家一起去商量怎么个过法。孟老师的意见是过这泼水节应该会得到支持，因为知名度很高，周总理都专门去参加的嘛。不过最好是让学生出面，我们在后面支持。
孟老师的太太刘阿姨刚从德宏调去，在学校办公室接待处，很有活动能力，她当仁不让来给我们作指导兼当总后台。
也没有下文成立什么筹备组之类，从头到尾基本上就是孟老师一家和载帅我们两人在唱主角。一般分工是，召集人来布置任务，请哪些人由孟老师作主，向学校领导申请这样那样的，由刘阿姨带着我们去找，跑国家民委等外面的事，就由我们和载帅两人负责了。
第一步先登记人员，到底在京傣族同胞有多少人?当然最多的肯定就是我们中央民院，德宏的学生基本都来过孟老师家，然后又通过这些人把认识的或者听说他是傣族的西双版纳和其它地州的同学，都互相介绍来。折腾了几天终于基本都找到了，满打满算还不到50个人。这人数还包括了中央电视台民族部的记者贾庭安大哥一家三口，中央民族歌舞团的三个傣族演员，民族文化宫的一个员工。以及其它大学零零星星的几个学生。
这数字未免令人有点泄气，当时傣族人口八十多万，怎么才有这么几个人在北京呀！而且这些人当中特别是本科生有三分之二不会讲傣话。这让当时民族意识高涨的我沮丧不已，好几次喝醉了酒在载帅那里发了几箩筐的牢骚。
冷静下来还得继续筹备。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几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为了壮大声势，只好号称150人。那时理解过去军阀部队为什么都会有吃空额的现象了。
第二步是怎么过？有什么活动？总不至于随便泼几下水就完事吧？于是把贾庭安大哥，几个傣族老师包括研究版纳傣文的汉族老师，西双版纳的几个同学都请到孟老师家商量。大家议论了半天，觉得按照德宏地区立一大棵“敦桑建”不现实，像版纳地区放高升、划龙船更没条件。最后只好采取比较简便的内容，弄一棵小小的“敦桑建”，到哪里去采花？肯定是没有，就扎纸花。然后开个庆祝会，请领导讲话祝贺，出来狂欢，无非就是跳傣族舞、泼水。这样内容基本过得去啦，只要锣鼓一响几盆水一泼，人数再少气势也就出来了。毕竟很少有人听说在寒冷的北方，用泼水的方式来过节。
最后一点就是吃了。过节总要吃喝一顿才说得过去。但是学校给的补助是每个学生好像是三毛钱，够买一份番茄炒鸡蛋。当然不够聚餐，得想办法要点钱。但是当时社会风气特别廉洁，政府禁止吃吃喝喝，明确申请要钱来吃一顿肯定没戏。于是向学校和国家民委申请要钱就说得很含糊：过泼水节经费。向学校要100元，国家民委要150元。
学校领导口头热情支持，就是要让说清楚这经费是干什么用？说来说去就是弄一棵“敦桑建”，好像也花不了多少钱。会议室及各种器材，泼水场所都是学校免费提供，你们还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最后，还是刚从贵州副省长位子上调去我们学校的吴副院长批给了50元。因为他是苗族，大概也猜到我们要这点钱就是想喝一台。
国家民委是我和载帅跑了几次，有个司长专门接待我们，态度很是热情和蔼，虽然也问了几遍要钱干什么，我们俩也含含糊糊嗯嗯啊啊地说要搞一个“泼水节的标志”，好在他也没让我们列出详细的预算。就很爽快地批了，钱直接拨到学校。
这样我们就有了200元的经费。
这点钱现在在北京买几瓶啤酒几样小菜我不太清楚，但是1981年的200元是11个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而且天天有肉吃。甚至参加革命几十年级别相当于副省长的学校党委副书记，一个月的工资也不一定有这么多。
筹备工作一直还算顺利，特别是德宏的几个女生最听刘阿姨的话，扎纸花、排练傣族舞都很卖力。我虽然是发起者和主要的筹备人，跑腿最多，但是土包子一个，抛头露面的事根本上不了台面，傣族舞也不会跳。内心里想的是怎么把傣族各地同胞拧成一股绳，在北京弄出点影响来。谁出风头都无所谓，原本连傣族集体舞都不想跳，但是几个女生发话了，人数这么少，你不带头怎么行？每个人必须上。这样只好把艺术系的一个小兄弟叫到我们宿舍专门辅导了几个晚上，这才勉强可以上阵，不至于踩了别人的脚。
1981年4月12日，星期日，北京初春的天气本来还比较凉，但是那天阳光特别的暖和。
在京傣族同胞在中央民院地下室大礼堂举行泼水节庆祝大会，邀请了不少的来宾，人坐得满满的很像那么回事。民委领导，学校领导都来了，还有当时云南省傣族副省长刀国栋刚好在北京开会，也被请来，还讲了话，我指挥那几个小兄弟用敲锣打鼓来代替掌声。可惜当时他讲话声音不大，好像也没有领导的那种大气魄。
倒是云南省民委主任王连芳（山东回族，对云南各族感情特别深）上台讲话时亮着大嗓门，一下子就把整个会场上的声音压了下来。领导讲完话就放映贾大哥带来的专题片，介绍傣族的文化习俗，自然有泼水节的热闹场面。
之后，就是到学校大礼堂外面的广场泼水联欢。跳舞自然由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几个傣族演员和我们学校艺术系的小弟小妹大跳孔雀舞，这样场面就热闹起来了，一泼水就把气氛推向高潮，很多人都很好奇用泼水的方式来过节，纷纷参加进来。学校的记者也忙着拍照。被泼了几下也不敢生气。
晚餐就在学校食堂安排聚餐，大概有十来桌左右，酒杯一端自然就是傣族同胞大团结啦。热火朝天大呼小叫狠吃了一顿，首次在京傣族欢度泼水节就圆满结束了。
1981年在京傣族过泼水节
我和载帅发起组织这次小小的活动有几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回想起来还有点令人玩味。
第一件事，当时我们除了向学校和国家民委打报告要钱之外，还分别向德宏和版纳两州的政府打了报告。这是我提出来的，其他人都觉得多此一举，而我的理由是我们傣族的两个自治州总会对在京的同胞表示点意思吧。带着试一试的态度就把报告寄了。
最后得到的答复分别是这样：德宏州政府办公室批复的大意是，知道在京傣族同胞要欢度泼水节，我们表示祝贺，但是政府预算没有这笔开支，所以资金无法拨，祝大家节日快乐。直接把报告寄回孟老师家。而版纳州政府办公室却冷冰冰地批上这么几个字：没此项开支，转回该学校处理。
我们学校公室主任把刘阿姨叫去，信拿给她，还笑眯眯地批评说，民委和学校都给你们补助了嘛，就不要去麻烦地方政府啦。
当时刘阿姨忍着气说，我们也只是希望家乡的政府对我们表示点意思而已。不是非要钱不可。
这事把我气得够呛，当晚又喝了点酒，在载帅的宿舍骂粗话。也从那天开始我关注西双版纳，怎么也想不通，傣族的自治州，一提到傣族谁都只认西双版纳，当地政府怎么会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远在他乡求学的同胞呢?毕业时我主动要求分去西双版纳，很大原因就是想去看看到底那地方是怎么回事，这是后话。
第二件事，当得知我们从国家民委拿到过节补助，丽江的纳西族同学马上行动，也向国家民委申请过节，但是民委问他们要过什么有代表的节?他们说，自治县成立周年纪念庆祝会。这当然无法得到认同。也就是说当时纳西族朋友连个像样的节日都摆不上台面。我们佩服的同时傣族是不是该反省一下？
第三件事，我们傣族过节成功后，南方其它民族纷纷醒悟过来，于是苗族的二月八，壮族的三月三，白族彝族的火把节等等都跟着来了，规模和影响肯定比傣族更大，但是没有谁会记得我这个真正的发起人。
第四件事，整个筹备过程都以德宏州的学生为主，因为我们人数更多，可能因为这样版纳的同学都比较被动，这当然和我组织能力有限没有号召力有关吧。但是学校报纸把报道写出来，却是去访问版纳州的一个学员，这老兄当时已是版纳州法院的副院长，也是来进修两年，和载帅他们同班。在筹备过程中他从没出过一个主意，只对载帅说，你们咋个做都可以，我支持。报道傣族过节的那篇没有提孟老师这些人一个字，就大写这老兄谈到泼水节是傣族的重要节日，周总理怎么去版纳参加过节等等。
这事使我认识到，用过节来加强傣族的凝聚力和影响那是太幼稚了，怎么宣传，官方早已有自己的框架，你们唱唱跳跳吃吃喝喝就可以啦，其它不要多想。
如今每当看到泰国欢度宋干节的情景，那不太遥远的水花总会在心中阵阵激荡，久久不能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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