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丨​张琦：从西藏女兵到党史专家的华丽转身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人物简历高原女兵，着六五式军装

张琦，1949年生于山西兴县。在北京读小学、中学，1969年在西藏军区52师服役。1975年复员回京到中科院化学所工作。1982年初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后进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研究员。先后担任科研管理部和第三研究部副主任、中共党史出版社社长等，兼任中央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秘书长。

原题

自信自强 迎刃而上

口述：张琦

整理：刘宜卫等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出生前父母没给我取名，生我那天天上的星星特别亮，妈妈说你就叫星星吧！所以我上中学以前一直叫张星星，到初中才改为张琦。我父母原在山西抗日前线从事党的新闻工作，新中国建立以后随新华社进了北京，我就上了新华社的幼儿园，开始了我在北京的成长和生活。

七岁的时候我考进了现在北京的著名小学实验二小。小学毕业后又考进了北京师大女附中——当时北京最好的学校之一，所以也算是圆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第一个梦想。在女附中我受到了严谨勤奋校风的熏陶，确立了“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之高翔”的人生目标，在学业和思想上都进步比较快，曾获得过优良奖章。在中二（1）班我第一个加入了共青团，后又担任班上的团支部书记。

我们因是实验班，从初中直升高中。1966年夏我在中四（1）班就要上高三课程的时候，一场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被卷入了这场风暴。在当时国家形势和社会潮流的影响下，我和同学们参与了“大批判、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所谓的“四大”，以后又参加了红卫兵。

当然，后来我们认识到，那是一场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我们的忠诚被利用了。这场动乱给我们这代人留下一生中最追悔莫及的教训。自那以后，我进行了很多反思，痛感自己需要好好地把握人生，特别要学会独立思考，按照列宁的话说就是要“肩膀上扛着自己的脑袋”。

1968年底，全国掀起学习人民解放军的热潮。我因出身革命干部家庭，从小在政治气氛比较浓厚的环境中成长，参军成了我的强烈愿望，觉得到部队这个大熔炉里，才能在大风大浪中锤炼自己。经过各种努力，我到西藏军区当了一名女兵，实现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第二个梦想。记得妈妈到北京站送行，火车即将开动的那个时刻，她哭得跟个泪人似的。妈妈的担心不无道理。那时到西藏没有现在这么便利，走青藏线坐火车到格尔木下车再转乘卡车，要足足走半个月。高原的气候恶劣，加上又置于“文革”武斗正闹得欢的时候，这一路上不知道要遇到多少困难和风险。

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到了西藏白玛兵站附近，我和另外两个进藏参军的女孩，被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用枪逼着轰下车，询问我们属于哪一派。我们赶紧说从北京来不属于任何一派，才被赶到路的另一边，由几个造反派用枪押着到了兵站。我当时就想，这下可体验了一回当刘胡兰的感觉，千万不能胆怯。而那两个女孩吓得一路上上牙打下牙，腿都软了。

在部队的六年真正让我锻炼了筋骨，增强了革命意志。我刚到驻在林芝的西藏军区52师医院时，偌大的空地上没有院子，只有几间房子。为了解决干部战士的住宿问题，冒着凛冽的寒风，我们女兵跟男兵一样吃苦，用水和泥巴打成土坯，再一块块垒成土墙，号称“干打垒”，上面盖个铁皮就成了宿舍。

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都以苦为荣。女兵劲小，拿铁锹搅不动泥巴，我干脆跳到泥浆里用脚搅拌。我们十来个女兵挤在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里，晚上睡一张通铺。有一次半夜刮起大风，我们的房门被吹开，屋顶的铁皮也被掀掉了。我们被冻醒一看，一双绿色的大眼睛正对着我们，把我们吓得够呛。原来是牦牛拱进了屋！

我们一年四季也吃不上几次新鲜肉，全是吃罐头。一半时间要种菜，蔬菜要半年后才能吃上，所以经常吃脱水菜。那时的西藏林芝可不像现在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山大不长草，风吹石头跑”，物质的匮乏出乎想象。医院没有自来水设施，全靠男兵下河挑水解决工作和生活用水。记得我们每人一天只有很少的生活用水。我们把洗完脸的水洗脚、洗衣服。再爱干净的女兵也干净不了，我当兵的第四年头才第一次洗上澡。

高原部队的六年成为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成长阶段。我体验了艰苦的生活，收获了成长，也付出了青春和汗水，获得好几次嘉奖，得到了部队领导和战友们的肯定。

1975年因自己身体意外出了毛病，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部队复员回到北京，进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政治处工作。这个化学所就在中关村这条街靠五道口那边。每当我上下班来回路过人民大学校门，想起“文革”让我们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当时又没有条件成为工农兵学员，心中总时时涌起上大学的愿望。虽然我在部队、到地方都是骨干，也增长了才干，锻炼了文笔，但还是深深感到知识储备的不足。

紧握机遇 梦圆大学

在化学所工作这两年，我已经二十七八岁，经历了结婚生子，我以为这一生恐怕与上大学无缘了。谁知幸运之神突然降临，我终于实现了这个心愿。

考上大学的故事，至今仍让我心潮澎湃。1977年8月我的儿子刚出生，当时我们只有56天产假。我事业心比较强，担负繁重的工作。我爱人家在苏州，于是我们决定把孩子送到南方由婆婆抚养。10月中下旬我正准备从苏州回北京上班，公公有天买肉回来，我在厨房打开包肉的报纸习惯性地翻看，没想到头版头条竟是《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高考恢复了！”我一下震惊了，就像久旱逢甘露一样，这个消息立刻打开我渴求上大学的心扉。我们这些老三届的学生又迎来上大学的机遇，我想一定不能放弃这次公平竞争的机会。

我狠心告别了两个月大的孩子，当即登上了回北京的列车。这时已经是10月下旬，高考的时间是12月上旬，就一个多月了。我读了四年中学，虽说当兵和工作八年后也增长了不少才干，但说实话中学学过的许多知识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能不能在短时间内复习或自学一遍高中的课程？我心里根本没底。1977年高考是各省市自治区自行命题，文科考语文、数学、史地、政治。我在部队先到医院，后来从事文书工作，又到宣传科工作，语文、史地、政治这三门知识在工作中还保留些底子，数学只记得高中两年学过代数和立体几何，我想短时间也只能重点突击复习一下数学。我翻箱倒柜找到了当年中学的代数和几何课本。公式忘了，我就把定理和公式看一遍再做一遍题，这些公式就基本记住了；白天不能请假，我就白天工作，晚上看书。这样不到一个月我硬是把高一、高二的数学重温了一遍，高三的解析几何原来就没学过，我也只好放弃不学了。

经过匆忙的准备，1977年12月10日这天，我怀着充满希望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设在八一中学的考场。我记得语文的作文题目涉及时政。当时党中央刚一举粉碎“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我就结合国家经历的这些大事，以及自身的感受，顺利完成了“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这篇命题作文。考数学的时候，我打开卷子发现有70分的题基本会做，对没学过的30分解析几何题干脆放弃不做。结果证明我这个考试策略还是正确的，高考成绩出来我语文、史地、政治都还说得过去，数学这一门得了70分，总分近300分，达到录取分数线。

关于志愿，我想报新闻专业。我成长于新闻之家，父亲早年参加革命以后成为一名八路军的战地记者，后又到《晋绥日报》工作。我喜欢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生活，用笔直抒己见，从小就渴望做一名记者。这一年中国人民大学还没有复课，填写志愿的时候我连着报了有新闻专业的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我收到的录取通知书是北京师范大学发出的，打开一看才知道被录取的是人民大学党史系，由北师大代招。因为没有考上理想的专业，我考上大学欣喜的心情里夹杂了一丝遗憾。

我们开学是在北京师范大学报到并进行体检的。开学典礼由当时任我们党史系主任的国内著名党史专家胡华主持。入学后，党史系总支书记高庆永找我们每一个新生谈话，我向他表达了不愿学党史，希望转到新闻系的心愿。高书记对我说，人大复课时间非常仓促，只有哲学、政经、党史三个系先上，新闻系还没有复课，还说我参过军，是中共党员，应该去学习党史。

我想既然今年进了这个门槛，如放弃明年再考，可能竞争又加强了，那就接受这个事实，专业就服从吧，我就这样进入了人民大学的党史系，开始了四年的大学学习生涯。

大学时期，第一次穿上母亲亲手制作的连衣裙

博观细取 独立思考

开学之后，当时人大还是二炮的军营，我们没有固定的教室，就是一个简单的木板房，每人拎个马扎坐那听课。

党史系是人民大学的基础理论系之一，集中了一大批从延安陕北公学和华北联大来的优秀师资力量。虽然教学环境比较简陋，但是让我们值得骄傲的就是享受着人大最优秀专业老师的授课。

学校给我们设置了四年课程，我们学了哲学、政经、外语、逻辑学、古汉语、现代汉语、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世界通史、国际共运史，最后一年半才学中共党史。

文科类的基础课我们几乎都涉猎了，英语课一直上了两年半。我中学时候在师大女附中初中一年级就开始学英语，有一定的基础，上了大学第一学年我既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也是英语课代表。

在人大学习的这四年，是我收获和成长的四年。正所谓“板凳不怕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老一辈史学工作者教给我们很多非常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影响到我一生从事这项工作，现在脑子里还有他们讲课的镜头。对我印象最深的有好几位老师，我重点讲讲彭明和李良志老师。

彭明老师满腹经纶，对同学平易近人，爱护我们就像爱护他的孩子。他教课非常认真，作为研究五四时期历史的专家，他对党成立的这段历史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有丰富的知识底蕴。后来知道他其实是党外人士，但是并没有影响他讲好中共党史。他教导我们研究一个课题，不能走捷径，简单照搬人家的东西，而是要你走遍图书馆，把所有有关这个课题的参考资料都找来，做到“踏遍青山”尔后得出你的结论。我们刚毕业不久去看他，他对我们还是像自己的孩子，非要请我们去食堂吃饭，对我们毕业后的情况嘘寒问暖。

李良志老师是讲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史的。他对我们党在抗日战争的历史非常熟悉，每次讲课都准备充分，讲得非常生动。他可以把党在抗战中许多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给你讲出来，我们都爱听他的课。他善于独立思考和探索，经过自己反复考证得出不少对党史有进一步填补空白意义的知识。比如统一战线是我们党三大法宝之一，在抗日战争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怎么形成的？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实践中又是怎么贯彻的？也非轻而易举，经过复杂的斗争……

英语老师张伯棣人也非常好，朴实平易，毫无架子，她聊天式的教学让人喜欢。她个子不高，是一位中年妇女，住在铁狮子胡同，每天背着厚厚的一摞课本回家批改，十分辛苦，来上课很不容易。作为英语课代表，我对英语老师有很深的印象。

我很崇拜我的老师们，他们是扎扎实实的，不走捷径的，而且也不是人云亦云，不会围绕一个正确结论大家都说一样的话。我们的老师都不怕挑战，例如政治思想史的林茂生老师，还有中国古代史的郑昌淦老师，他们通常在课堂最后留几分钟辩论，让学生提问题，同学跟老师有时辩论得脸红脖子粗。记得当时关于中国古代史的一个分期问题，至今没有共同的结论，老师说完观点，同学也竞相发言，辩论激烈的程度连上厕所都顾不上。我们的师生关系就这么融洽平等，没有一点隔膜的感觉。

班上很多同学经过了工农兵熔炉的锻炼，在政治上有自己一定的分析能力，凡事都讲求问个为什么。我上大学以后正处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我们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么一条思想路线，更促使我们这些莘莘学子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去思索历史，包括我们党的历史、“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去用自己的头脑分析问题。大家都特别珍惜学习机会，感恩有集中学习的大好时光。由于没有宿舍，全是走读，我们风里来雨里去，没有人迟到，没有人旷课，而且上完晚自习才回家，刻苦精神可见一斑。在学习中，用自己的脑子来消化老师的知识，同时又提出自己的想法。就这样，我们成为庆幸的一代，也成为思考的一代。

大学时期参加系排球队

集体温暖  全面发展

大学里有很多值得记忆的事情。我们党史77这个班集体特别团结，共39个人，大约三分之二来自工农兵，有过工作经历，年龄差距最高达12岁，但是我们特别和谐。

我们班注重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体育尤为突出，比赛成绩总是名列学校前茅。4×100米接力老得第一，男生、女生都得第一。班里参加排球、乒乓球、游泳、篮球校队的人特别多。我虽个子不高，还参加了校乒乓球队和系排球队。在全校的歌咏比赛中，党史系77、78、79三届同学合唱的“伏尔加船夫曲”拔得头筹。在全校黑板报比赛中，我画的党史77的黑板报获得了第一。

由于爱这个班集体，大家抢着做值日，没有人把打扫教室作为负担。我们在班级后面的墙上开辟了学习园地，隔一段时间就刊登一批同学们的学习心得体会。我们自办了《小草》文学杂志，封面还是我刻的蜡版，油印的。我们班做了班志，请一个字写得好的女同学把开学每一学期学什么课、今年班里发生了什么事、评优秀的人有哪些，一笔一划地记录了下来。后来又刻成蜡板，复印多份，毕业时发给每位同学留作纪念。我们现在都很怀念那个集体，热热乎乎的，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互相帮助，既有知识方面的交流，又有生活上的关怀。大不摆谱，小不撒娇，所以十分融洽。

还有一件印象深的事，是关于当时我们学生给中央写信希望解决校舍的问题。我字书写得比较好，所以那封给党中央的信是我最后抄的——后来我们班有个同学在中央文献室研究邓小平，说邓小平档案里有我抄写的那封给中央的信。班长给我留了一份档案，我一看还真是我的笔迹，感觉挺有意思的。我认为，我们的诉求是适当的、有度的，我们正确地表达了学生的诉求，引起党中央的重视。我们几乎都参加了争取改善学习条件的游行，并取得了成功，这是我们人生中的宝贵经历。

1978年我受班委会委托，书写给党中央的信，请求解决二炮占用人大校舍问题

目标明确 顺势而为

所有成功背后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定有艰辛和挑战。只有目标明确、意志坚定、脚踏实地、百折不挠才能走向成功的彼岸。

我今年70岁了，爱回忆往事。虽然我很渺小，谈不上对人类的进步有多大的贡献，但始终有一个声音在激励着我，就是保尔柯察金说的：“只要没有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感到羞愧，这样的人生就是有价值的。”

作为老三届新三级的我，作为共和国同龄人的我，在1969年共和国多事之秋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应该说也没去一个养尊处优的地方。那时候喜马拉雅山下的青藏高原不是今天的旅游胜地，穷得商店里只摆着几块黑肥皂卖，条件极端艰苦。记得1972年的1月1日，我们52师师部的干部战士进行野营拉练。在寒风凛冽冰天雪地中行走，我们穿着棉衣棉裤，背着十几斤重的大皮袄、大头鞋、红十字包——你得救人啊，万一出事，药包里面有药。还有被子、毡子，一共四五十斤。尽管有急救车等待救护，但所有的女兵都咬着牙，不管高矮胖瘦，全部走得快散架了。当摇摇晃晃坚持走到目的地的一刹那，我们全都摊倒在地。当晚在雅鲁藏布江河畔的鹅卵石上宿营，天当营房地当炕，睡觉就拿6块雨布搭成一个三角的帐篷，6个女兵人挨人不脱衣服躺进去。因为冻得脚冷，就把皮帽套在脚上。一夜睡醒，头发和睫毛上都结成冰柱，整个人感觉都快冻僵了。还有一次要到一条小河的对面藏民居住地巡回医疗，中间根本没有桥，而是用几条锁链搭成的桥，连木板都没有。我脑海里一下子就闪过红军过铁索桥的镜头，此时真是对我们意志的考验。几乎所有女兵都不敢过，我一狠心，抓住了锁链，身体趴在铁链上，一点一点爬过了桥。正是在一次次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闯过来，我才练就了一种不怕苦不畏难的性格。至今回想年轻时接受这种锻炼对以后的成长受益匪浅。

我1975年到科学院化学所工作时正值邓小平第二次复出，胡耀邦代表邓小平到中国科学院搞整顿。1975年在北京展览馆，我作为党总支的青年委员参加了一次有关新长征的动员大会，面对面感受了胡耀邦的风采。他个子不高，在台上讲：“你们这一代人都是我们的希望，我们这些老家伙终究要退去，等你们成才以后我就站到一边抽烟去了，你们的担子重呦！”他那激昂顿挫的湖南话和风趣幽默的动作让我至今难忘。我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对国家民族的情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新一代青年寄予的厚望。那时候的领导人哪有什么架子啊，他就把我们当作他的孩子一样教育。

1982年初还没有研究生、博士生毕业，大学本科生就是金子。本科毕业的我进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党史工作并不是我的所爱，也不是我的所长。我的特点是思维比较敏捷，情感比较丰富，心胸比较坦荡，性格比较外向，爱好又多，比较喜欢干与社会生活联系紧密的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学校让我一心搞党史，我父亲也说你就别非得强调到新闻单位了，因为专业对口，所以我就进了刚组建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尽管我不怎么想学党史，但还是努力学好它。进了中央党史研究室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干一行就要爱一行，既然来到党史这个工作岗位，我绝不能虚度年华。就这样一直干了下来，也有了感情。父亲总说文史不分家，把史搞好了文也不会差的。我照着他说的话做了，一干就干了28年，直到2009年退休。甚至退休后还被返聘到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工作至今。

1981年秋党史系同学赴井冈山实习，与部分同学合影

慎而思之 勤而行之

搜集整理党史资料，撰写党史类文章，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为改革开放大业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光荣而又神圣，严肃又必须严谨。我体验到了作为史学工作者跟新闻工作者的区别在于需要理智、冷静、平稳、深邃。按我们老师的说法，不光看报纸上印出来的东西，而要钻在档案库里抄档案、看档案，自己要成为一个活档案。老师告诉我：“必须坐下来。”

经历这样一个即所谓“坐板凳”的过程，文章才能不写一句空，这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一个史训。既然来干党史了，就要在党史里展现个性色彩，干一行爱一行，不要老三心二意。人生如果老在十字路口上徘徊，每件事都是半途而废，一定一事无成。我结束了我的海市蜃楼，不再想着从事新闻工作，好好地干党史。从到了党研室第一天起，我就要求自己确立新的人生目标，培养理论思维和史学研究的兴趣，面对一个一个的研究对象，一步一步地前进。日记记录了我的思想轨迹——尽管有时还不能十分适应史学工作的生活方式，但我必须收缩自己的业余爱好，磨练自己的性格，朝一个既定的方向前进。

我在党研室多次调换岗位，不断进行角色转换，从编辑、研究、科研管理、出版，我把党研室涉及的不同业务几乎都干了一遍。

做编辑的时候，我认真读稿看稿，编译之外还写点自己喜欢写的文章，并主动给《中国青年报》等报刊投稿。

搞研究的时候，我注重查阅档案、博览群书，挖掘新资料、树立新角度，独立思考、科学判断。无论写论文还是写书，我不喜欢拾人牙慧，而一定要经过自己的头脑，提出自己的见解，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和特色。我在国内有影响力的国家级刊物发表了多篇论文，同时单独或与别人合作出版了三部论著。其中《红军长征纪实丛书》，包括长征中的领袖、将领、政治斗争、战役、女兵、少数民族、外国人七个独立篇章。这套丛书是纪念红军长征六十周年之际，我与军事科学院的同志组织一批学者共同编写的。我是副主编，也是执行主编，室领导参与指导。

1982年初毕业后来到刚成立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地址在风光秀丽的中央党校南院

说说我写的《历史选择——长征中的红军领袖》一书。我喜欢文学，喜欢笔中带点感情，不会写僵化、口号式的句子。长征中的中共领袖都是大写的人，他们在长征中如何判断形势、制定政策、展开英勇无畏的斗争，都有丰富的史料记载。如何把史料呈现得好看，抓住人心？我在写作中融入了自己的情感，该有思想波澜的时候有波澜，该有敌我博弈的时候有博弈，该沉下来思考的时候有评论。我要求丛书全体作者落脚在每个事件、每个人物的细节刻画上，从七个不同角度全面刻画那段历史，揭示中国工农红军克敌制胜的本质和原因。丛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一出版就有了名气，在社会上反响很大，很快再版。直到长征胜利七十周年时又再版，由于选题角度新颖，主题鲜明，文笔生动，通俗易懂，还是不断有人看。

我给这本书写了个“序”，专门写长征与领袖的关系。环境造就了人，但人改变了环境，这是互相的，没有环境的险象环生、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不可能有这些出类拔萃的领袖的脱颖而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及众多军事家在艰难环境中得到锻炼和提升，带领亿万人民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对他们的哲学思考，给了我很大震撼和启发。

1987年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胡乔木同志来党研室指导党史一卷的编写工作，我负责记录

珍视光阴 再接再厉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毛泽东青少年时期最喜欢这句话，我也一辈子用它当座右铭。作为女性，我想，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也得拍拍水，即使是在小沟里也要把这个水花拍得大一点。我励志一定要成为这么一块料。无论做学问、搞管理，还是从事其他什么工作，我都坚持这样一种人格力量。

1995年领导调我当了学术处长，一年多以后担任科研部副主任，从写史改为搞科研管理。当时科研部没有一把手，靠两个人分管不同的一摊，我是科研部第一负责人,搞了五六年科研管理工作。怎么搞活科研管理？怎么加强学术交流？怎么完善科研规章制度？我动了很多脑筋。比如说毛泽东思想形成时间是1930年，1931年，还是1935年？我们在室里发起了一次学术讨论，遵循“百家争鸣、百家齐放”的方针，持不同观点的人都可以自由演说。这种学术讨论会开了三次，会议成果越来越接近相同的结论。不分你是老专家，还是年轻学者，甚至不分你是不是研究人员，我们都允许平等交流，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气氛。我希望每个人都能释放自己的研究成果，不给谁扣帽子，一起接近真理。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室胡绳主任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一书的过程中，很多问题是对党史重大问题新的探讨。我们就向中央寻求认可，以便我们写进书里。其中包括陈独秀的功过、密电问题、富田事变、西安事变等等的最新研究成果，都体现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记得我参与起草了这一报告。这本书编写出初稿之后，很多领导专家都作了修改。经过反复的打磨，这本书终于在建党70周年时问世。我们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浓厚的学术气氛和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令我至今难忘。

没有党史工作者这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态度，简单照搬过去的结论，是很难获得贴近历史的结论的。但对历史的重新认知，并得到多数人的认可，也非一日之功，得一点一点转变人们的看法。我庆幸参与了这个过程。所以可以说，我们写的史书越来越接近真实，当然不敢说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就终结了。

1997年为迎接党的十五大召开，有人向我们室提议做一个电视专题片,结合我们的研究成果，真实展现从党的一大到十五大的历史过程。作为科研管理部的负责人，我比较喜欢这种把科研成果转向电视这一大众传媒的形式，也就成为了这个片子的具体负责人。我们第一步去了党的一大、二大、三大、四大等旧址采访，接触了当事人——有两个四大的代表还活着。除了采访这些人，我们还采访了近代史所、中央党校、北大、人大的学者，请他们来讲述这个历史。最终成片21集，一集半小时，总共十一二个小时，被我们当时的龚育之副主任誉为“第一部可看的党史”。电视专题片这种构架是我们的一次尝试，在结构、史料、文笔上也都作了很大的创新，把枯燥的会议变成鲜活的画面和解说。

在中央党史研究室担任科研部副主任时，具体负责与外单位合作，拍摄有关党史题材的电视剧和文献片。这是与在《张闻天与刘英》电视剧中扮演毛泽东的著名演员唐国强合影

做这个事很有成就感。比如说你知道七一这个日子怎么来的吗？此前有学者研究，实际上当年的会议不是7月1日开的，而是7月23日开的。那为什么把七一当做党的成立日？这是后来纪念党多少周年生日时，中共中央决定以七一为成立时间，这样才形成了七一的说法。我们把这个历史真实还原了。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我们在片子开头就这么讲。泱泱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今天这个走了，明天那个来了，可以更换，可以更替，但历史的潮流永远奔腾不息。我们在片子里用这样亲近人的口吻，加入了我们对历史的思考，用生动的人和事支持我们的结论，达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这个片子获得中宣部颁发的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这种形式把党史成果很好地转化了，做到史学和艺术的结合，所以我爱上做这个事。

这个片子反响很好。2001年建党八十周年的时候，有几个地方市委找我们室做一个纪念党的生日的专题片。我们把她起名叫《光荣行》。怎么做得出彩呢？我们用文学的语言拟了几个小标题，说明党的宗旨、任务、历史、领袖和目标，把党看成一个八旬的人，她要有自己的思想、理念、原则、工作方针。为什么说党行？不是你空口去说就可以的，你得梳理好党的历史走向，用历史事实揭示其内在的东西。我们根据历史的发展，用蒙太奇的手法，从古说到今，来回穿插，多处采访，配以真实的画面、节选珍贵的档案资料，最后做成了专题片，获得中宣部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这算是我们给党的生日献上的礼物。后来中央电视台也表达了对这个片子的认可，安排在黄金时间播出，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其实我们并不是专业制片人，我们都是党史文献的专家，并没有做专题片的经验，但我们最终做出的成果受到了中央电视台业内人士的认可。

后来迎接党的十六大，中央电视台主动找我们做一部给党的十六大献礼的电视专题片——这就是后来的大型理论文献片《走进新时代》。我们以深情的笔触、优美的画面、动人的音乐组合成一曲讴歌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迈进新世纪的颂歌，为党的十六大献上一份厚礼。这个片子又荣获了中宣部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好多同事问我：“你们怎么成了得奖专业户了？”我说不是，我们做的东西都要有创新，其实非常难。历史已经是相对固定的，我们并不是凭空编一个东西，而是还原历史的真实，用新的角度、新的概括方式去体现历史。这个挑战非常大。我打心眼里不怕挑战，愿意做开创性的工作。这几部片子集合了我们室全体人员和合作单位的心血，我不过是其中之一；但确实融入了我的理念、思考和情怀。

与中央电视台播音员任志宏一起切磋文献片《走进新时代》解说词

迎接挑战 超越自我

成功需要你付出，更需要你有热情和火花。傻子的付出模式就是原地不动；真正有效的付出，一定是超越自我，超越才能有新的贡献。

说回我自己的故事：本来在科研部做得好好的，结果片子还没做完，领导谈话说：你去当党史出版社社长吧！我第一反应就是这可不行，连码洋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后来我还专门去问别人，才知道码洋就是定价，定价就是码洋，但是它不是真实的，它一定超过成本，如此这些我根本不懂。而且党史出版社当年遇到经济上的问题，让我做党史出版社社长无异于“临危授命跳火坑”。领导要求除了出好书还要挣钱，养着一堆人，真是压力山大！要养活这几十人就得想出既好看又卖钱，政治上站得住的作品，实在面临很大的挑战。我心想，在熟悉的平台上工作多好，我干吗非得去啊！

领导选中我，我虽说不太情愿，终究还是去了。去了，我那种不服输、不言难的天性，让我又扛起了出版社社长的重担。在这一岗位干了6年，一言难尽，苦辣酸甜，但咬着牙坚持，挖空心思，付出了心血，终于才把出版社从较危难的关头拉回了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

我认为，出版社如果只拿人家现成的稿子，不会组稿，那不叫出版社。要有策划能力，选出一些符合当代社会、符合人民需求的选题，到社会上组到优秀的稿子。我经室委会批准，率先进行机构改革，多进了二十多人，从大学生里头挑喜欢编辑、营销的人才，包括北大、人大、师大、社科院的研究生、本科生。我在编辑考核里加进策划组稿的指标，在营销人员考核中加入业绩的指标，并都与分配挂钩。开始很难，后来他们也都成长起来了，现在已经是出版社挑大梁的角色。亲眼看到他们的成长，我感到欣慰。

这些改革都是大刀阔斧的。但不是所有的前进步伐，都能受到广泛的拥护。我每一次推行改革，总有人在背后说一些怀疑的话。但我就是不信邪，我就这么走下去了。

领导说我胆子大，确实如此，我当时对经营的认识就是自收自支单位没有一分财政拨款，我当出版社社长就要有一定的主动权，不需要所有的工作报告、出版选题都要报上级领导批准。当时的室委会也采取“放水养鱼”的政策，一定程度上下放了权力。社委会是我社的最高决策机构。在集思广益的前提下，我带领干部员工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分配制度。我要求全体员工更多地去了解市场与出版之间的关系，锻炼我们的人在市场中发展壮大而不被淹死的能力。

我们在传统党史类选题的基础上，繁荣了党史出版物面向市场的选题，增加了各种人物传记和党史回忆录；丰富了合作方式——包括和文化公司的合作。我们大胆进行尝试，不能只在一条路上走。虽然也吃了不少亏，但不等于眼前吃亏的事就都不做。我们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特点，沿着既定的方向砥砺前行。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邓小平诞辰100年、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等等这些重大时间节点上，我们每一次都出版了十多种选题独到、主题鲜明、原创性强、学术量含量高、内容丰富、印纸精良的图书，在中央部委出版社中渐渐地产生了影响。同时也十分不容易地赚了一些钱。在经营业绩不断上升的前提下，我给出版社干部员工的工资比机关略高一点，采取宝塔型，与业绩挂钩，年终再分红，以提高大家的积极性。根据出版社的承受能力，每年在增加盈利的情况下有所增长，让员工们觉得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仅可以养家糊口，还可以生活得宽裕一些。到我离开社长岗位的时候，不仅养活了40多位员工，还为发展留下几百万元，基本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尽管付出了自己全部的心血，但也不见得都获得好评，总有人认为我个人肯定有贪拿。在离任审计的时候，审了我六年多给职工发放的每一笔工资。我把所有工资表都拿出来看了，看每年涨了多少钱。到最后，我在塔尖上的月工资也就是一万多元，根本不算过。但总有人觉得出版社的人拿钱多了，在习惯捧铁饭碗的机关中说三道四。我想，我经得住考验，你们查吧，反正我没贪拿挪用一分钱。

现在想想，其实很不得了，守着一个钱摊我没在工资外多拿一分。2008年汶川地震爆发，我还给灾区捐献了五万元。我经得起考验，我当社长绝不为自己，我看不起贪污腐败分子。我不认为金钱至上是对的，也不认为人生价值的大小是以金钱来衡量。我要当党的好干部，不搞权钱交易。审计了我半年最后也没有认为我个人有问题，所以组织上返聘我为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的常务副秘书长，在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这就是对我工作的认可。

分管我的领导对我说：“我也知道你挣了点钱，挣了点钱都分给大家给大家办好事了。”是的，这就是我的想法。我不喜欢只让马儿跑，不让马儿吃草，所以一定要让出版社有凝聚力，让我带的队伍有草吃，让大家愿意在这干。我也关心每个员工，像兄弟姐妹一般与大家友好相处。

我想，今天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最令人不齿的就是把党和人民赋予你的权利谋取私利。你可能能力不足，你可以业绩不够，但是你绝不能贪拿，这是底线。这样，你退下来以后才不至于整夜睡不着觉，也不至于担心被敲门——被挖出来是个贪污犯。我守住了底线，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担任中共党史出版社社长

百折不挠 长风破浪

人生没有一帆风顺的。尽管我小学、中学、大学上的都是名校；人家插队我去当兵，最早入党；在党研室年轻人中比较早提干，当研究员，足够顺风顺水了，但大的挫折也不是没有遇到。

我当兵四年多回家探亲，结果意外发现左眼视网膜脱落——很厉害的病。本来不太懂，到同仁医院一查，说比较严重得赶快治，马上入住医院，一住就住了一年。左眼前仿佛有一块黑布，怎么擦也擦不掉，说是视网膜掉下来一块，游离了，如果不及时复位就会失明。那时候我正值24岁的芳华年龄，还梦想上大学，在部队长期干下去，突然身体上出现这么个毛病。

第一次手术把左眼眼周的六个肌肉切开，把眼球扣过来，然后用一块医用的确良布烙上去。开始用冷冻没冻上，白躺了两个月，在床上吃喝拉撒，不能下床，只能干等。第二次开刀采用热烙的方式才把脱落的视网膜烙上了，避免了失明的危险。但是又继发了青光眼，眼压居高不下，终日头昏脑胀。

那时候还没有先进办法。你知道甘油是干吗的？是抹手的，我却要喝一瓶子甘油，让眼压降下来。那时候我心里只能想：这能难过红军长征吗？喝！喝完把瓶子放到医院病房窗帘的后面，再也不想看见，恶心至极。下一次眼压上来还得喝，就是这样治。大夫也没说一定能好，当时心里就想：“治也治不好，眼压高啥事也干不了，还想求学呢，还想有所作为呢！”我妈还添乱给我找对象，她说心情不好找个对象谈谈缓解缓解。我说，找什么对象？现在不能找对象，眼睛病治好了再说，根本没理会。当时心里充满了担忧和郁闷。

医院有一个女兵是某部队司令员的孩子，一只漂亮的大眼睛楚楚动人，另一只用敷料盖着。在医院我是和她一起出黑板报时认识的。医生给她上药，要我帮忙。我去帮忙，以为看到的会是另一只好美丽动人的眼睛。当这个医生打开纱布后，我看见的却是一个大坑，红不拉几的——惨不忍睹。这女兵的眼睛得了急性青光眼，在部队几个礼拜回不到北京来，所以耽误了治疗，一只眼球萎缩了，没法保住了，就得摘了。我咬着牙给她照着手电筒，帮助医生换药。最后那只眼睛被换成了一个不会动的狗眼睛。看到她，我觉得自己还算是幸运的。

我左眼手术最终成功，脱落的面积并没有扩大到黄斑区，视力保持在0.4。特别是青光眼，吃了那么多甘油眼压都不降，最后在虹膜上切了个三角，形成一个房水，让房水及时流出去，终于把眼压降到正常。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终于出院了。

如果回到部队，走川藏路需要乘车十五天颠过去，我怕把我的视网膜再颠下来，尽管医院政委告诉我提干的命令已下，希望我返回部队。虽然我对摘下领章帽徽十分得不情愿，但我还是主动要求复员了。人生的转变有时候就是突然的，难能一直如意。

2018年党史系部分同学聚会，纪念入学40年

我体会到战胜疾病就是向自己挑战，我当时把这句话写给自己。经过高原部队艰苦生活的磨砺，也在和疾病作斗争过程中我想明白了：视网膜脱落是痛苦，相比盲人，相比战争中缺胳膊少腿的人，已经是幸运了。无论如何，我都要坚强，都要有战胜疾病的强烈愿望。如果大家都是正常的人，正常地生活，没有疾病，没有天灾人祸，没有意志的考验，大马路上人山人海谁能看出人的差别？突然出现的这些艰难困苦，倒确实是考验了人性，看你究竟能否战胜自我、战胜疾病。

挺过了这一段，回到单位工作，我又接到了考大学的消息。居然在眼睛坏了治愈以后还谈了恋爱、找了对象，还生了孩子——真是完全不敢想象。特别是实现了考大学的愿望，这更让我相信，不同的人生态度一定能收获截然不同的命运。即使改变不了命运，人也要根据环境调整自己。比如事业上干一行爱一行，既然命运选择让你干，你就干好，不能身在曹营心在汉，我就是这样走过了几十年。

还有一次遇到大的挫折。制作电视专题片《光荣行》时，制作时间短，机器租金又贵，我目不转睛一直盯着屏幕，看每一个画面、每一帧是不是有最好的表现力，是不是排除了技术故障，是不是处于最好的视角。我跟专业剪辑师一块儿坐在机器前进行剪辑，没地睡觉就躺在桌子上睡，没法吃饭就吃盒饭，有时候还吃不上，久而久之我的脸总是菜色。这成了我的一个教训，人是铁，饭是钢，不按时吃睡就把正常的规律打乱了。虽然我身体条件本身特别好，从不相信什么时候能垮，但是还是垮了，一下得了严重的糜烂性胃炎，住进了海淀医院。而这种付出也不见得和成果成正比。领导审查样片时，看完那6集专题片用了6个多小时，结果是没通过，白干了！一下子心理压力非常大。有关单位投资了那么多钱，大家连轴转，怎能辜负大家的期望呢？咬牙也得改好它。于是我出院后找剧组把全部片子再看一遍，哪需要改、哪需要加、哪需要理论升华、哪需要提携点睛之笔、哪需要增加更有冲击力的镜头，想好后就动手改，又苦干了几个礼拜。第二次接受领导审查，出人预料地一遍通过。

我才明白，即使付出很大，也不一定一下就能成功，也许需要多次不惧失败的尝试才能最终获得满意的结果。即使如此，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你还要前进，还要超越。这样一些点点滴滴的体会，都是在人生道路上品出来的。一次身体上的毛病，一次作品不合格的煎熬，它们都磨炼了我。站在外面看很容易，其实投身实践发现成就事业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轻而易举的。想一想人类文明的演变，想一想中国社会的进步，有多少人付出心血甚至生命？他们对历史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背后有多少痛苦、责难甚至牺牲？我们的付出与他们相比还差得很远。

享受退休后的幸福生活

我今年70岁，但常被人误认为五六十岁。因为血压、血脂、血糖三不高，头发大部分还是黑的，胳膊腿都很灵活。有人问我：“你怎么不老啊？”因为我退休10年选择了健康的生活方式。除了发挥余热在党史人物研究会参与组织编辑出版了多种党史人物传记的系列图书以外，热衷出国旅游，走了世界二三十个国家，亲眼观察世界，饱览秀丽山川、享受人类文明的熏陶；酷爱跳舞，在优美动听的旋律中翩翩起舞，释放对美好生活的热情和追求；喜欢摄影，把走过的异国风情和大自然的绚丽色彩尽收镜头……总之，我的心态是阳光的，生活是丰富的。我追求一种鲜活，与时俱进，活到老学到老——这是不老的真谛。我的人生快乐真实、健康积极，所以身体各方面机能也就衰老得慢一点。当然，未来谁都不敢打保票，可能哪一天有这有那，或是一些疾病，但是我都将乐观地面对。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回首逝去的岁月，我自感还算为党和国家尽了一份力，没有虚度年华。如果你想问我创造无悔人生有什么诀窍，保持青春永驻有什么秘诀，我的回答是——确立高尚的人生目标，不蹉跎岁月，不安于平庸，才能永葆旺盛的斗志，获得有较大的生命动力。按照既定的目标努力拼搏，不停止追求，不畏惧失败，才能不断总结经验，实现生命价值。掌握生活的主动权，不抱怨环境，不看别人的脸色，才能独具魅力，走出自己的特色人生。顺其自然，才能以平和的心态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和环境，完成人生道路上的每一次考验，永葆生命之树常青。

作为女性的我还认为，应该成为一个阳光、漂亮，充满活力的有品味的能干的女人。我在事业和家庭之间找寻平衡，它们不是矛盾的。我希望大家都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也劝有责任心、有事业心的女人，不要拒绝结婚生孩子当妈妈，甚至当奶奶——我现在就是奶奶。但是也不要只做一个女人，躺在宝马和大房子里让男人养着，甚至让爹妈养着。找到自己的人生活法，尽力而为，无愧自己。当然也别把自己弄得很累，自己是什么料就是什么料，不必过分追求完美，但求争取雕琢得好一点。

我想，留给后代的东西，除了金钱，还应该有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也就算我们没白过这一辈子。老一辈人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也应该传承他们的精神，留给后代一些值得借鉴的人生感悟。

跳吉特巴舞视频，2022年4月录制

（本次采访时间为2019年4月2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办负责采访，由2019级财政金融学院研究生刘宜卫录音整理及文字编辑。采访/ 李宣谊 杨秋明 文字/刘宜卫）

2019.11.20

张琦补充修改

张琦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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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