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国，1951年生。“文革”前“老三届”，“恢复高考”后“新三届”。做过知青，下过农村，当过工人，上过大学，混过公务员，靠自学闯入新闻界。1982年毕业于天津财经大学统计学专业，获经济学学位。1984年由天津市政府统计局进入今晚报社，发表新闻消息、特写、通讯、新闻论文3000多篇。退休前为今晚报高级记者。
原题
老三届 新三级 新闻人
——我的记忆碎片
人生就像一本书，随着岁月的步履，很多情节在记忆中正悄然逝去，也有的积淀下来，成为永久的记忆。……站在这人生驿站上，打开那并不遥远的尘封记忆，将一滴滴如歌往事汇入祖国的历史长河中，一种欣慰之感油然而生。
自然界有最诱人的景色，人生中有最欣慰的时刻。作为一名“老三届“学生，作为一名在报社工作20多年的记者、编辑，使我最欣慰难忘的事情之一，就是自己写的稿件第一次见报时的情形。 上个世纪70年代，我还是一名普通的青年工人，对于写作很感兴趣，于是经常给报社投稿。因为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浩劫，我中断了学习，只有初中水平的我，驾御文字的能力可想而之。但我持之以恒不言放弃。1972年8月7日中午，我从车间到传达室办事，看到很多人拿着当天的报纸边看边议论，我也好奇地从报架上拿过一张当天的《天津日报》。我从报纸的第一版开始翻阅，当翻到第三版时，眼前突然一亮，心突突地跳动起来，我的一篇以学习心得为内容的小稿件“主观认识要符合客观规律”赫然入目，下面的署名是：“天津凯旋塑料制品厂青年工人许建国”。此时此刻，我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喜不自禁的表情油然而生。这时候同事们发现了我，纷纷上前向我表示祝贺，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得出对我的羡慕和鼓励。下班后，我急忙到邮局购买了几张当天的《天津日报》，还特意将月份牌上那张1972年8月7日的日历剪下珍藏起来。 那一晚，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我想了很多很多。为了稿子能见报，我在少年时代就充满憧憬和希望，对语文课树立起浓厚的兴趣。我的作文经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上朗诵。老师的鼓励使我走上了写作之路。为了稿子能见报，我养成了渴求知识、博览群书的好习惯。那时为了多读一些书，我几乎逛遍了全市的书店和图书馆，常常节省下吃早点的钱，买回心仪已久的图书。在图书馆中度过休息时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书消得人憔悴”。为了稿子能见报，我付出了艰辛的汗水和努力。那时我全家4口人住在一间12平方米的小屋中，连放写字台的地方都没有。为了写稿，我就找来一块平整的木板放在床上当桌面，爬着写作时间长了，腰和腿都发麻了，站起来活动活动再接着写。大有“为人情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势，直到写完后放进信封为止。为了稿子能报，我懂得了失败是成功之母。自1971年进工厂工作后，就开始给报社投稿，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写上一两篇。当稿件装入信封投入信箱之后，我就天天注意报纸上有没有我的文章出现。但这些稿子不是如泥牛入海，就是变成了一封封退稿函。但我痴心不改，心存希望坚持投稿。有志者事竟成，在经历了20次失望之后，我的第21篇稿件终于变成了铅字，我的文章和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报社当了记者。20年来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成百上千，署名也由“青年工人”变成了“本报记者”。但是那一篇篇水平逐步提高的文章发表之后的感觉，却已远远比不上第一次见报时的欣慰和激动。如今我也成为一名编辑，对每位作者的稿件都认认真真地进行修改，尤其对第一次投稿的作者和第一次见报的稿件尤其关注，因为我知道“第一次”在每一位投稿者心中的分量。 如今，我仍然珍藏着那份自己稿件第一次见报的报纸，珍藏着那一瞬令我欣慰的时刻。
在我的收藏中，最珍贵的不是那枚遐迩闻名的“猴”票，也不是那枚号称“币王“的央行纪念币，更不是那张唾手可热的奥运纪念钞，而是一张普普通通的薄纸片——“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准考证”。一则征文启事，使我重新找出这张准考证，唤回了抑在心底的昔日岁月。 由于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使千千万万正值读书年龄的青年不得不辍学，我也在那个时代进了一家工厂“领导一切”，但我求学的愿望始终未泯。1977年10月的一天，我从报纸上看到了在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又重新激活了我的“大学梦”。高考，对于一个只读过两年中学又离开课堂十年的人又谈何容易。记得那时候新华书店中除了一些政治书籍外，数、理、化、文学、历史等书凤毛麟角，17本一套的“数理化自学丛书” 要用高价才能买到，真可谓洛阳纸贵。为了获得全面的高中知识，利用业余时间我几乎跑遍了全市新华书店，只要与高考科目有关的书统统买到手。同时我还通过熟人办了张市图书馆的阅览证。那时市图书馆坐落在和平区承德道上，距离工作单位不远，有时抽空去一趟，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从初一到高三的内容详细整理了一遍。为了获得更多的知识，我经常到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去旁听高等数学和政治、文学、史地的辅导课。记得一次傍晚天空下起瓢泼大雨，礼堂中仍然是座无虚席，这使我深深感到竞争的危机感。从那时起我就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计划，充分利用时间学习。经过半年多的刻苦学习，自认为已经能够应付考试，正准备报名时，风雨突变，工作单位又以工作离不开、学历不够、龄超限为由，拒绝了我的报考要求。这无疑像一桶冷水迎头泼来，半年多的努力眼看要前功尽弃，但我不愿轻易放弃这改变人生命运的最后机会。那时，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一向腼腆的我，连续到招办和上级主管单位游说。我的执着感动了人事干部，一个电话打到单位。终于我凭着曾经在《天津日报》发表的几行文字，以具有特长和高中同等学历的资格，得到了这张魂牵梦萦的大学准考证，从而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第一次全国统一考试。 说也凑巧，高考考场是我中学时的母校。熟悉的环境，充足的准备，使考试发挥得不错，最终取得超过当年本科录取分数线近60分，高出重点分数线近20分的好成绩。由于那时“文革”刚刚结束，全国高等学校百废待兴，招生的学校和专业少得可怜。我又不愿以“最后的机会”做赌注，便将高考志愿全部填写了与政治无关，但有非常实用的财经专业，致使录取板上钉钉。同时也遗憾地和当时的那些名校擦肩而过。三个月后，我收到了被第一志愿录取的入学通知书。从此，我带着30多元的月工资，带着对未来美好的期望，走出了工厂，走进了天津财经大学。 有资料表明，1977、1978两届高考学子多达1260多万人，录取比例为20：1，其中多数是“老三届”学生。当这些老三届人坎坷的青春即将结束的时候，历史终于为时代的错误补考。这些从“老三届”变为“新三级”的大学生意义非同寻常，他们是绝处逢生的一批苦命儿，是人生道路上浮出水面的幸运儿。从老三届到新三级，是一个历史的结束，同时又是一个崭新时代的起步。有人这样形容，应届高中毕业生是在风和日丽中稳步走向高考列车；而我们这些“老三届”是迎着疾风暴雨，一路狂奔挤上那即将起程的末班车。为了重新安排自己的命运，进行了一场破釜沉舟的背水之战。 当我走进大学时才发现，坐在教室中的学生，一多半是30岁左右的“老三届”。他们对邓小平和他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政策感激涕零，有的人竟然喊出了“邓小平万岁”这样过激的口号。当我们这些“老三届“学生跨进大学校门时，已经意识到中华民族开始了她的诺曼底登陆，1978标志我们个人命运的转折，1978将成为一个国家的拐点。我非常珍视自己高考的经历与感受，那一种庄重的选择，那一份自信的投入，那一刻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感觉，那一天美好的期待，即便几十年过去，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跨过了历史的坎坎坷坷，在我的脑海中仍然记忆如新。如今，在我的抽屉中，各种装帧讲究的大学毕业证、学位证、职称证、进修证、外语证、获奖证、记者证、聘任证……很多，很多，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分量最重的莫过于这张朴素无华的大学招生准考证。因为它不但凝聚着我辛勤学习的汗水，也见证着30年前那一段高考改革的历史；它不但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也改写了千千万万有志青年的人生轨迹。 作为一种历史的过程，中国历史上恐怕再也不会有“老三届”人所经历的那般荒谬时代了，也再也不会出现“新三级”12届考生同聚一堂的特殊群体。“老三届”“新三级”，曾经是被历史选择的一代。同样，“老三届”、“新三级”也选择了历史。那些曲折和艰辛将永远留在我们这些经历者、受益者和见证者的记忆中。
生活似乎是由一件件偶然的事件组成，而这些偶然事件的组合又预示着某些必然。20年前，《天津日报》头版的一则招聘启事，又一次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通过报名、笔试、复试、面试、体检，我们几十名门外汉如愿以偿地跨进了报社的大门，然后就是集中学习和培训。由于那时《今晚报》还未命名和成立，一切活动都是以日报名义进行的，而直到培训之前我都不知道要创立一张新的报纸。因为以前经常给日报学习版和经济版投稿，在培训学习期间，当时《天津日报》理论部的编辑凌振稼老师就找到我，问我愿意不愿意到日报理论部当财经编辑。那时高考恢复后的大学毕业生只有两三届，还比较抢手，工作挑选余地很大。凌老师还说：“如果考虑好了。我去和总编辑李夫去说。”凌老师的一番话像一颗石头扔进水中，击起阵阵涟漪，使我犹豫不决、首鼠两端。作一名财经编辑是我多年的夙愿，大学毕业时曾有一个中国统计出版社的名额，由于是外地，而我当时已经娶妻生子，便忍痛割爱了。又加上我写作时的处女作和很多经济理论文章都是通过日报理论部编辑发表的，对日报的经济专版有一定感情。但另一方面，一份全新的报纸；一个“无冕之王”的美誉；一个广泛接触社会、广泛接触人的记者职业生涯又像磁石一样吸引我。那一晚我辗转反侧，惘然若失……几天后应该决定了，我考虑还是用所学的专业决定取舍吧，在统计学中不是有一个大数法则吗。于是我找来一枚1981年版的1元硬币并许愿：抛出硬币，如果正面朝上落下的次数多就留下做记者，如果背面朝上落下的次数多就去日报当编辑。我一连抛了10次，结果正面出现6次，背面出现4次，就这样一枚硬币决定了我今后的职业生涯。现在想起来怪荒诞可笑的，此事虽然不置褒贬，但至今仍令我额手称庆并且无怨无悔，因为这20年中，我给予晚报的和晚报给予我和我家庭的都很多很多。
美国有一句妇孺皆知的名言“不当总统，就当广告人”。没想到来晚报几年之后，我还真做了一回广告人。记得1990年前后，日报和晚报分家后不久，广告业务需要自己承揽，由于没有专业人士，晚报只好分批从编辑部中抽调部分编辑记者到广告部帮忙。我到广告部的主要任务是催收广告欠款兼承揽广告。为了鼓励编辑记者做好广告工作，当时主持广告部工作的主任，还对承揽广告和催收欠款制定出奖励办法。 鉴于晚报广告部成立不久，又急于增加广告收入，不少广告是先刊发后交款，因而应收款很多也很分散。欠款的客户不交款的理由很多，如“经济效益不行了”、“法人代表更换了”、‘会计请假了“、“经理出差了”、“广告登错了”、“账上没钱了”等等。我第一次催收欠款还算顺利，因为这个客户是我以前采访过的单位。经理一见是熟人，二话没说就让会计拿支票。我怀揣支票回到报社，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可这种好事却再也难碰到了。红桥区一家企业欠款不多，但时间较长了，我一连去了十来次都没有效果。一天临下班时我又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骑上自行车去了。谁知天公不作美，快骑到目的地时，一场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几乎把我淋了个落汤鸡，我赶紧跑进传达室擦洗湿衣并通报该单位领导。不知是感动了上天，还是那位经理动了恻隐之心，他立即通知会计开出支票并非要请我吃饭。但支票到手我什么也不顾了，等雨一停就骑上自行车像小鸟一样“飞”回报社。 我在广告部“客串帮忙”了不到一年时间，使我增加了一次下海赚钱的经济阅历。后来由于评定职称等原因我又回到新闻部，但那次短暂的“票友下海”经历，丰富了我的人生，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使我对那句“不当总统，就当广告人”的名言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小时候，看电影《子夜》《日出》《林家铺子》等电影，对股票、当铺、拍卖等事情有了初步印象。上学时又读了这些原著，不知不觉竟迷上了这些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的事物。改革开放以后我对这些经济活动倾注了更多的关注，当了财经记者又名正言顺地接触了它们。 从1988年到1995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在这一期间我采撷了大量有关股票、拍卖、典当方面的稿件，很多稿件是在同《天津日报》抢出来的第一时间报道。改革开放后天津第一场拍卖，第一家典当行开业，第一只内部股的发行，第一只股票的上市等方面的报道，都比日报提前了一晚。此时报道股票信息的记者和文章的知名度与日俱增。 记得本市在正式发行股票之前，发行过两种当时被称为准股票的基金证券。它们分别是由天津信托投资公司发行的创业基金、北方信托投资公司发行的信托受益基金。当时天津市办理这两种基金转让的营业点寥寥无几，最有名的是设在佟楼的北国投营业部、设在南京路统计局楼下的天信营业部。由于那时还没有大屏幕显示屏，工作人员就在营业部门口放上一块小黑板，每隔10分钟有电脑操作工报告最新行情，然后由业务人员用粉笔写上买入价和卖出价。投资者就根据这个价格填写买单卖单。到了夏天，投资者们就在烈日下竟买竟卖，为了尽快发回当日新闻，我也混迹在人群中，听着方方面面的议论，并把最新的成交价格用电话发回报社。那时手机还是稀罕之物，传呼机也不普及。为了及时采写价格信息，报社还破例为我配备了可以接受天津两券价格信息的数字型传呼机，让我自豪了好一阵子。由于发行两券的天津信托投资公司经理邢培强和北方信托投资公司经理梁建三都是我大学时的校友，有时他们将内部信息提前告诉我，和我打个招呼，发布新闻时总是抢在日报的前面，让其他新闻单位的记者也十分羡慕。不久天津正式开始发行股票，工作就更忙了，单位和家中的电话算乱了套。有打探信息的；有嘱托买内部股的；有提供新闻线索的；有对股市评论褒贬的；有对报纸报道提出批评和建议的……在这期间我连续采写了大量新闻，如“相违30多年，拍卖击槌声重新响起”、“久违40余载，今日得睹新颜当铺又在津门出现”、“我国拍卖史上新突破 跳水皇后今晚拍卖金牌”、“今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国际商场股票开盘价9元”、“本市内部股票发行来势迅猛，22家企业发行股票14亿元”等等，其中不少新闻还获得了天津市好新闻奖，它们忠实记录了天津经济发展的一段重要历史，而这段历史将永远不会重复！
（本文摘自张琦主编《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 新三级》，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出版。）
本号获许可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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