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屈在祥：高考使我摆脱“吃泥脚饭”的命运

作者简历

1977年的作者屈在祥，云南傣族，中央民院历史系78级，笔名布南温，冯骋。毕业后在西双版纳州委宣传部和党校工作。后辞职下海，流浪金三角地区。1997年春闯到曼谷，现以合法的中国身份在泰国普吉岛从事旅游业。1997年开始在曼谷中文报刊发表各类小说，出版小说集《丛林冷月》。

原题

恢复高考让我

摆脱"吃泥脚饭"的命运

作者：屈在祥

一. 我的家庭            

我出生于地道傣族农民家庭，和“书香门第”八杆子都打不着。

但我家又和一般傣族农民有所区别，爷爷就开始向往接触汉文化，一心想让父亲读汉文，可惜因为时局混乱，只断断续续上过几天私塾，特别日寇侵略滇西，地方糜烂，彻底失去了读书机会，因此父亲把求学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

我们这一代开始有机会进入学校，大哥小学毕业成绩很好，准备考初中，父亲还专门为他买了一支钢笔以资鼓励，但文革爆发，没考成。乱了几年，盈江县在我们盏西开办第三中学，凡小学毕业生政审合格者皆可入学。而那时大哥已经是全劳力，二哥又正好小学毕业，两个都脱产上初中的话，大哥觉得让父亲担全家之责是不孝的行为，所以主动退出，全力支持二哥和我读书。

二哥是学习尖子，1972年初中刚毕业就被招去当教师，在全县小学教师统考中算术考第一语文考第二，给刚成立的盈三中露了脸。

他从此就成了“吃干脚饭”的人，是读书改变命运的榜样。

我们家乡傣族把靠种田过日子戏称为“吃泥脚饭”，拿工资是“吃干脚饭”。与参加工作“是为革命服务”或“飞黄腾达”这些概念相比，透出傣族农民的淳朴和不求上进。

我们寨子是个真正的夹皮沟，对一天时光的表达是：太阳出来了，有一竹杆高，太阳当顶，还剩一竹杆，太阳落山。

用竹杆就把天给丈量完，在这样的小天地出生成长，不可能有心怀天下的远大理想。

去参加教师考试那次，二哥还从县上买来一张世界地图，贴在我们三兄弟的卧室，我就经常看，这是我最早接触的“地理知识”。

朦胧中我感觉世界很大，也初步理解父亲常讲的：想要知道外面的世界，只能靠读汉文。

我和二哥

二. 从课外阅读中找到乐趣

我从小贪玩，智力一般，爱闯祸，和小伙伴玩心眼吃亏的经常是我，即比较“憨”；不过记性好，学东西快，民间故事听一两遍就能记住，然后就可以转过脸讲给别人听，这应该是读书的好材料。

我们开始读小学正是文革闹腾得最厉害的时候，整整两年都在读语录和唱红歌，也不考试。父亲最困惑的就是老师从不安排我们背诵课文：“你两个哥哥以前读书，每天晚上都要在家背课文的，你们倒好，连课本都没有。”

直到三年级下学期才有课本，已经是1970年，有了课本，不管是啥内容，老师就按照课本来教，认生字，背课文，默写，讲解字词意思，也开始考试，这样总算认了些字。一个偶然机会，我把那些老课本翻出来看，惊喜地发现自己能看懂有点故事性的课文。而且这些故事比我们课文有意思，于是我就把家里所有的书都翻出来自己看。

我家当时的“藏书”总共是大哥小学课本1-12册，二哥1-6册，父亲一本线装棉纸的初级老课本，繁体字，不太好认，但配合插图来看也能猜出内容。比如：早上起来，面对太阳，前面是东，后面是西，左边是北，右边是南。浅显易懂。又比如：瞎子和瘫子在房子着火时，瞎子背起瘫子，瘫子给瞎子指路，安全逃了出来。

文革前小学语文课本往我脑袋瓜里存进了不少故事，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刘文学等英雄人物；半夜鸡叫，剥皮老爷等又蠢又坏的地主故事；狼和小羊之类的童话故事。我经常掐头去尾或添油加醋用傣语把这些故事讲给小伙伴听。讲得多了也会引起他们的质疑：今天讲了“会摇尾巴的狼”，明天又讲“披着羊皮的狼”，就有人找茬：你不是说狼掉进陷阱里，老山羊没有救它，被猎人打死了吗？怎么又披着羊皮混进牧场啦？我赶紧解释：这是另外一匹狼。

这种互动自然给我的“课外阅读”带来乐趣，几十年来，我这个没有文学天赋的人却一直固执地热衷“搞文学创作”，估计就是小时候喜欢讲故事留下来的毛病。

除了老课本，后来就是看两个哥哥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三国演义》和一些小说。因为那时在傣族村寨破四旧主要烧傣文经书，少量汉文书籍反而没人注意，得以保存下来。

1973年上初中是考上去的，我们学校小，15个同学考上3人，我是勉强上了录取线的人。初中集合了全盏西的小学毕业“尖子”，看到很多中心小学来的学生讲着流利的汉语，我感觉自己在他们面前矮了好几分。不过相处一年后我就发现，没有哪个同学看过的书比我多，包括那些考试成绩很好，甚至是汉族同学，没几人看过《三国演义》，再婉转问：《敌后武工队》《烈火金钢》《苦菜花》《黎明的河边》《七侠五义》看过吗？他们都没看过，我一下就暗暗自信起来，考试成绩也达到全班中间偏上。

还有一个收获是初步接触了历史和地理课，初步认识到很久以前的“故事”叫“历史”；地理课则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想像空间，知道世界很宽广，而在我们那个“天都可以靠竹杆丈量完”的小地方，全盏西坝25个傣寨和2个汉族寨就几乎是“天下”了。比较模糊的向往就是翻过东边几道山梁是腾冲，越过西边几道山梁是缅甸的密支那，都是年轻人想去见世面的“热闹大地方”。

读了地理课，就知道这两个地方在地球上是微不足道的。

高中同学

三. 被推荐上高中，幸运走出夹皮沟

1976年正是教育战线反击右倾翻案风，上高中不是考，而是靠推荐，我很幸运地榜上有名。细分析，主要是我们公社学生人数少，不到10人，我各方面表现尚可，而最关键是没有被公社和大队拦下来，我家虽然不是金字招牌的贫雇农，而是上中农成分，还好全家人在生产队表现不错，三亲四戚也没人跑缅甸，这样公社和大队就没有为难我，盖章通过。

另外一个同学就闹出大动静，他是班干部，学习各方面表现都好，老师眼中的优秀学生，推荐上来就被公社卡住，原因是他们公社学生多，而他父亲参加过派性斗争，公社领导和他不是一派的。得到消息他父亲步行70公里去县上告状，前后三次，直接闹到县革委会和教育局，最后公社只好让步，盖章放行，一时哄动整个盏西。

傣族普遍不喜欢读书，这个同学父亲的行为引起不少人赞叹。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直乱到1976年底学校才通知去报到。上高中是在离我们盏西50多公里的盈江一中，因为找不到拖拉机和马车，大哥用家里的永久牌自行车拉我去报到。自行车在山间土公路穿行了几个小时，突然一个气势恢弘的大平坝展现在眼前，大哥头也不回地蹬着车，说了一句：“这个就是勐纳。”我当时只觉耳热心跳，整个人在自行车后座上傻了好几分钟，话都说不出来。

这是我长到16岁，第一次见到“大地方”被震晕。勐纳是傣语，即盈江坝，在多山的云南，这个坝子面积排在第11位。

奇怪的是，以后我到昆明，北京等城市，再也没有这种“乡巴佬进城”的感觉。这应该是读了些书，已经有点见识，且考上大学更自信，没在大城市面前露怯。

刚进高中很快又到了“抓纲治国”的1977年春，当时都在宣传要搞多少个大寨县，我们学校就被经常安排去参加“农业学大寨”运动，主要是大盈江治理工程。附近村寨社员，公社机关干部，学校师生，上万人在工地上劳动，营造出热火朝天的场面。工地离学校好几公里，我只有一双鞋，参加工地劳动是光脚，已经习惯，但赤脚走几公里有粗沙碎石的土路就有点难受，又不好意思叫苦。每周最少两天，我经历了比在家劳动还狼狈的学大寨运动。

我们老师已经观察到风向变好，“批判走白专道路”的人正在被清算，应老师强烈要求，校领导向县革委会汇报：我们是正规的中学，不是半工半读学校，每周两天跑那么远去劳动，强度太大，影响学生学习，能不能按以前规定，劳动课每周半天，由学校自己安排，不要再参加大工程劳动。

县革委会批准，正常的教学秩序得到恢复。

高中毕业合影

四. 彷徨中迎来一个惊天喜讯

盈江一中虽然不在县城，但师资和教学条件都是当时全县最好的。我最满意的是有个书籍较多的图书室，就经常光顾，把以前在家没有看过的小说都借来看，甚至开始阅读原文和白话文对照的《史记》和《资治通鉴》选编。

因为爱看课外书，想法自然就比较乱，我和另外一个也爱看小说的同学还私下议论了“非主流”话题。

当时刚恢复不久的《人民文学》刊登了“苏修作家”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我的同学偶尔在朋友家翻看到，觉得很特别，人家又不给借，两人就去新华书店问，几次都说没有卖，我们体育老师听说后，刚好他从县城买来，就转卖给了我。两人大饱眼福，虽然当时登载这部书是“批判”用的，但我们还是认为“很真实，写的是人，而不仅仅是英雄”。当然我们都说不出更多道理，只觉得此书比我们看过的很多描写革命战争故事的小说更有意思。

在读课文《百合花》时，主题和老师当然强调“我军和人民群众的鱼水情”，而我们两个私下议论：是年轻小媳妇对小战士产生了那种说不出也不敢说的感情。

由于我热衷读课外“闲书”，学习成绩自然不是很用心。那时二哥被县教育局抽调去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就在我们学校附近生产队蹲点，一次来看我，去教室看了考试成绩榜，写了封简信塞在我枕头下，大意是：全家都支持你读书，而你却只考了全班50多个学生的第17名，有点对不起家里，要好好想啦。

当时心里确实有点堵，萌生了要为家里争气的念头，此后就用心应付考试，成绩基本在班上前五名。

可是毕业了又往何处去？参加工作，那是大队和公社推荐，我感觉没有任何把握；在学校表现，我也不擅长，一个优秀学生的标志是：性格活泼，文体有专长，政治要求进步，争取入团，在班上有号召力，学习成绩好。

而我除了学习成绩有信心外，其他方面都没有兴趣。

那时中越虽然还没有翻脸，但报纸已经常登越南驱赶华侨的消息，我们都很气愤，都希望打一下越南，如果开打，我们肯定会要求参军，对农村青年来说，参军也是一条出路。

暑假回家，看到我晚上都没有外出，而是抱着书看，母亲半开玩笑说：儿呀，17岁该会串姑娘了，以后结婚要自己找对象，家里包办怕你不满意哩。

旁边大哥笑笑：小弟是读书人，不要急着串姑娘，那样会没出息。

正在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才叫有出息，怎么离开农村，不要再“吃泥脚饭”，这年底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恢复高考！

这就意味着以后可以通过考试上大学，而不是靠推荐。这是最公平的办法，不管是哪里推荐，关键点都是你的“表现”要得到推荐者的认可。这是我最差的本事。

现在好啦，凭考试分上大学！

1977年高考，很多毕业多年的初高中毕业生都去参加，几个盏西青年参加完考试来我们学校借宿，他们是乘兴而去，失望而归：“太难了，我们读初中经常劳动，就没读过几本书，还有政治，比如填空题，说什么最近柬埔寨的哪个来访问，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我们哪里知道？就晓得一个西哈努克亲王，电影里也好久不见他了嘛。”

我就随口而出：“波尔布特，这是最近很大的事呀。”

他们就很惊奇地看着我，表示这个名字他们没有注意。

这事让我小小得意了一下，觉得考上大学应该有把握。

高中同学（1984年春节回家探亲）

五. 选报文科从容走进考场

到1978年初，各省77级高考试题陆续被学校找来，我们老师很多都是文革前毕业的大中专生，一看题目不算太难，纷纷复印好给我们讲解，又出类似的题让我们考。

为了全力冲刺高考，正课还没有上完就分了文理科班，以便加强高考辅导。现在想起来还让人暖心，我们每个老师都积极主动地增加上辅导课，而且不计报酬，更不会收学生补习费。

这时我做出一个让许多人吃惊的选择：报文科。

当时理科最受重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了响亮口号，人人都想当陈景润第二。语文老师认真地对我们说：虽然我教语文，但我希望你们都考理科，随着四化建设的发展，我们国家以后需要很多科技人员。当时大家印象中,有大前途的是科学家，学文的只要会写大字报和批判稿就可以，没有多少可学的 。结果我们两个毕业班所有成绩好的都唿噜噜拥到理科班，文科成了“差班”，坐在教室里互相调侃：我们是收容队。

不少同学对我的选择想不通：你的考试成绩不错呀，而且数学语文经常考第一，怎么会报文科？

而我内心有两个冲动不好意思说出来，那就是当英雄或作家。当然更现实的考虑是我的物理和化学不行，高考是靠总分，我的历史、地理这两门别人不当回事的课恰恰是自己比较喜欢，考试也轻松。这样一综合，我当然就报文科。

大概5月份，学校又进行了一场气氛严肃的“模拟考试”，参考了1977年各省高考试题，出的题目，据说难度是“全国中上水平”。考试结果出来，理科班有十几个同学“上线”，而文科班只有我一个人上线，这个结果让校领导和老师信心大增，特别召集“上线”的同学开了一个座谈会，让各人介绍经验，互相交流，提高总体水平。会上老师也让我发言，但我很知趣，知道没人听，也就笑笑说：没什么好谈的，主要来听大家。

我那时已经有自己的基本判断，决定把文史地好好加强，数学就靠基础，能拿多少算多少，不敢花时间去钻研那些难题深题。根据自己掌握的基础知识，复习地理课用的是“地图法”，拿个草稿画地图，比如中国地图画出大概轮廓，然后把课文里提到的重要省份主要内容填上去，省会，特产，著名山脉和河流湖泊等等，世界地理亦然。把整个地球轮廓装进记忆系统后，再去背那些有可能考的问答题。历史则是“大事年表学法”，根据课本内容反复整理大事年表，写好熟悉内容后撕掉，重新再写，把中外历史大线索基本搞明白，再去背“重要的问答题”。这两课比较熟悉后再去攻语文和政治。

大家在紧张兴奋的等待中迎来了高考时间，到县城的第一天我们几个同学不顾老师的劝阻还去看了一场电影，名字很吉利：“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仗也打得热闹。随后几天，我是以淡定心情走进考场，除了数学大部分题做不出来，文史地政治基本都答出来，特别史地和语文，感觉有把握。之后就是回学校，毕业回家劳动，安心等待消息。

8月中旬得到通知，让我去体检，也就是上线了，全校100多同学上线就两个。不久又让去填志愿，而且公开分数，我总分278分，云南那年上线是250分。如果再加民族分每门5分，那我的总分已经过300分，上重点大学应该问题不大。

我有自知之明，不敢乱填更著名的大学，第一志愿就填了中央民院历史系，一是我的历史考了75分，二是我是少数民族。其它学校也不多报，普通高校甚至报了家乡的学校：德宏师范专科学校，也填了“服从分配”，我想这样应该就不会有失误，吃干脚饭的机会就基本稳了。

作者在1980年

六. 离开家乡走向更广阔世界

回家继续等，10月初的一天我们几个小伙子上景颇寨割茅草，那是又远又陡的山路，我们割好茅草并没有从原路返回，而是绕到另外一个傣寨,然后从大路走回家，我伙伴们的想法是，挑着茅草捆潇洒矫健地走着，碰到那寨子的姑娘，停下来互相撩一把会比较好玩。

一路互相笑骂打趣走下来，刚到那寨子附近就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都成了落汤鸡。走到大路已经天黑，电闪雷鸣，把我们所有的热情和声音都浇灭。大家默默地挑着湿沉沉的茅草在泥路上跋涉，没人说话，那时候我真正体会到了吃泥脚饭的艰辛。

回到家，看到屋里漏出的灯光，心一热，我把千斤重的茅草“膨”地一声砸到地上，里面的门“哗啦”打开，大哥压抑着兴奋叫了一声：回来啦，通知收到，北京的！

以后的几天就是二哥从学校请假回来帮我办各种手续，都顺利，无非是转粮证和通行证；他是拿工资的，路费自然是他出大部分。全家都沉浸在兴奋中，细节都不必描述，只有告别的情景至今想起来还颇有感概：母亲想哭不敢哭的表情和二姐不说一句话却送了很远的路。

我二哥是16岁初中毕业就被招去当教师，临去县上考试那天，母亲不停地叹气：会分到远地方吗？如果官家一定要分到外面，老天保佑不要太远，就那几个地方吧。她念出几个地名。后来二哥果然就在那几个乡村学校调来调去，不远不近。全家就开玩笑：父母的话是很灵验哩！

有鉴于此，两个哥哥怕我临走时母亲无意中又说出什么“不当”的话影响了我的“远大前程”，所以特别对母亲进行了交代，于是母亲只能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看着父亲念出一串吉利又高大的话，就说了句：“老天保佑我儿子平安，好人走好路呀！”

二哥用自行车带着我，到了曼章，亲戚多，主动下来推着走，就见嫁到这个寨子的二姐背着她的小女儿在路边等着我们。

我们家有三男三女，当地重男轻女习惯让女孩觉得命本就该那样，我父亲对我们三兄弟读书很重视，却从来没有考虑让我的三个姐姐读书，因为别人家女孩子都不去，她们也不好意思走进学校。

两兄弟同时向二姐打招呼，她不应，只默默地跟着我们走了很长的路。我们轻松地聊着闲话，偶尔问她这样那样，平时话多的二姐却始终不说话。到了一个坡头，二哥提醒：姐，你回去吧，我们走了。二姐就站住看着我们走远，几次回头她还站在原地，二哥就不敢骑上自行车。那一刻我突然想到朝鲜电影《战友》里阿玛尼目送已经远去的志愿军的那感人情节。直到转过山坡，再也看不到二姐的身影，二哥轻快地跨上自行车：走！

一心要摆脱吃泥脚饭命运的傣族小伙子，因为赶上恢复了高考的好时代，成功地以一种体面方式离开了祖祖辈辈都在耕耘的土地。

但现在看来，考上大学仅是新命运的开始，和“功成名就”“远大前程”并没有必然联系。不会“表现”的性格决定了我在以后职业生涯中很难被提拔和重用，不信邪的犟劲又使我走向退职下海，进行国际田野调查的漫长艰辛之路。

几十年折腾下来，挫折已成常态。不过无论在多艰难的环境，哪怕在金三角丛林中风里雨里地狼狈跋涉，还真就没有靠去田地间劳作来糊口，算是依靠披着文人外衣而摆脱了“吃泥脚饭”的命运，但离“成就”还是很远。

我只能继续站立在坚实的大地上，永远不忘记靠“泥脚饭”把我养大并始终支持我的亲人。

聊以自慰的是：无论在何地，处境多难，我都没有做过对不起亲人和国家的事。

耳顺之年，尤应多纳逆耳之言，再自勉之：继续操练！

2021年4月12日于泰国

1999年在泰国作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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