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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 | 李其容：我“救了”这位武汉大学老五届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李其容，1946年生于南京，1966年毕业于杭州浙大附中高中。1970年回老家湖北应城插队并任民办初中教师，后转为公办教师在应城杨河中学任教。1972年因不与父亲划清界限被迫害逃回杭州成了黑户。1978年转回户口，到浙江美术学院图书馆工作。
原题
两年前，大概也就是快过春节的时候，我忽然在博客留言上收到一句话：“博主还记得湖北应城田店吗？我是张立厚。我的Email是……”
湖北应城田店，我当然记得，那里是我下乡插队教书的地方，而张立厚是这个学校的老师。
通过“伊妹儿”很快就联系上了，在初次来信中他就如是说：“回想当年，在田店能对话的，还只有你，能仗义执言讲真话的也只有你。所以，近四十年来，当时的很多人我都淡忘了，仍然印象深刻的只有你！”
第一句评价“在田店能对话的，还只有你”，我不敢贸然领受，因为那时的民办教师中，还有一位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回乡青年（1970年代初，当地老乡不管他们叫“下放知青”，而叫“回乡青年”。称呼的不同足见当年“群众”势利的另一面），还是挺有见地的。第二句“能仗义执言讲真话的也只有你”我可以欣然接受，而且还想起一段故事来。
说来“惭愧”，在农村的那两年中，名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实我并没有干几天农活，基本上就是在初中教书，在“教育贫下中农的子女”。
第一所任教的学校，是所“戴帽子”的公社学校：是小学加了初中班的学校。所以，既不能称其为“小学”，又不能称其为“中学”。再说，称其为“一所”学校，也还是拔高了它，因为它是附在老庙里的，当然，菩萨、供桌均无影无踪了（比较如今某些农村学校的教室里一头供放菩萨、一头放置黑板的现象还算要先进——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几间宽敞的“殿堂”隔出来作为了教室和办公室，而我们这几个住在学校里的外地教师则住进了天井边小小的“耳房”里。
我是顶替一名武汉女知青来教书的。我一直捱到1970年才下乡，她却已经下乡两年了，刚刚接到“抽上去”（抽回城市企业工作）的通知。
好像要逃难的人，只管拣值钱的物件带走，在那不足五平米的小屋里，我看到她收拾东西的样子：
“这些不要了，”她把空瓶子破罐子扔进了竹簸箕里。
“这个……也不带走，”对那只七八成新的脸盆，她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决定舍弃。
“这都留给你，么妹子。”她指着用了半瓶的雪花膏和大半块香皂对教三年级的当地女青年说，么妹子晚上就住在小屋里，跟她做伴。
这天我不过是来看看环境，第二天我才搬来呢。
第二天是星期日。
堂弟把我的被子行李挑了过来就回河对面去了，家里还有许多活计要等着他做。
忽然便只剩下我一人面对这空落落的学堂。
于是这位张老师出现了。他很客气地招呼我：“李老师，你来了？”
前一天我来，学校的校长已背地里如数家珍地给我介绍过这位大眼睛的张老师了，他是武汉大学数学系六七届毕业生，才分配来不久。此时我想，同为下放的学生，恐怕他能告诉我一些学校的真实情况吧，我也许还可以知道这里人对我们这些城里学生的看法。
可他就像刚才出现那般地突然，一转眼他又不见了。
我正奇怪着呢，没过十分钟，他从天井后头的那道门转出来，对我说：“李老师，有水瓶吗，水烧好了。”
我这才晓得，他消失了是到厨房的灶头后为我烧火煮水去了。
这是个新鲜的体验——后来每当我去本地教师家做客，在我坐定了以后，他们并不是马上陪我坐下来闲聊，头一件事却是急急忙忙地去烧火。在当地老师家里，水是可能早就烧好冲在热水瓶里了，点火烧灶往往是给客人烧点心，点心一般是两三个水卧蛋。
待大家相互熟了些，他也就不像头次见面那么正规地叫我“李老师”，而是叫“小李”了。我尽管还是叫他“张老师”，但恭敬的成份要少了点，因为那时我已经跟他打过“嘴皮子仗”了，彼此之间用的武器是那本袖珍型、像语录般大小的《汉语成语小词典》。
喜好文学的我跟他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那天他大概埋头搞他的高等数学搞得没劲了，而我可能也把那几本带来的名著翻来翻去也看得没意思了，反正，在那个星期日学生、老师都走空了的学校里，我们俩都百无聊赖。
突然，也不晓得是谁先攻击了谁——拿成语。恐怕是他，因为以我的脾气，一般不主动出击，而反击则是必定的。
他说我“目中无人”，我便说他“危言耸听”；他以“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自诩，我则以“小人之心，小题大做”表示不屑；他恭维我“与众不同”，我就以“出类拔萃”来吹捧他。
但他突然脸色一变，搬出“不识时务”一词来恶心我。我知道他有所指，是暗示我不会对校领导溜须拍马。我也想用校领导批评他“不安心教学”的话来还击，却一时没词了，急得我赶紧跑到寝室去，找出那本《汉语成语小词典》，一页页地翻过去，好不容易找出“不务正业”一词，还得意洋洋地望着他。
他见我搬来“救兵”，来劲了，转身回到他的住处，也找出一本同样豆绿色的小词典，翻出更狠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来骂我。当然我也不示弱，找出恶狠狠的“口蜜腹剑”“妄自尊大”“仰人鼻息”，甚至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来回敬他，而他用“牛头不对马嘴”来讽刺我说得不到位，以示他没有受到任何打击。
到最后，我扒在教室的课桌上笑得喘不过气来，他站在讲台上捧着那本小词典，也咧着嘴乐不可支。
老实说，校领导批评他“不安心教学”还是有几分道理的:他一得空并不是研究初中教学教案，而是研究谁也看不懂的“天书”：高等数学，老师们暗地里说他有机会还想回到大学里教书。不过我心里还是挺同情他的，用他这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来教连四则运算都过不了关的“初中”学生，不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还是什么?反正,他的课教得好,那双铜铃般的大眼睛一瞪，同学们也乖乖的老实得不得了，这不就结了，你们领导还想干什么？
我也沾过那双铜铃眼睛的光。一开头初二的男学生不服我这个年轻的女音乐老师的管教，我教他们识简谱，他们不张嘴；我教他们唱歌，他们还是不张嘴，就看我怎么办。这时他瞪着大眼睛过来了，在教室后一站。我再教歌时，尽管稀稀拉拉不带劲，可总算他们都开了金口，后来也就一切顺利。
他课教得好，学生们服他，校领导——特别是那位丈夫是“区教革”领导，而自己却没有什么水平的周教导主任为了体现自己能够“赏识”他，放暑假前还把他评为“五好教师”，要亲自给他颁奖。
事情就出在那次颁奖上。
其实我们这所学校老师统共只有十来个人，而周教导非要我们拿着椅子在门洞里(寺庙的门洞往往很宽敞)坐成两排，聆听她“演说”后颁奖。
大概得“五好教师”的没几个，一般是听话的、工作还算过得去的老师。当他们被叫到名字时，会带着卑谦的笑容，双手毕恭毕敬地从周教导手中接过奖状。当然啦，双手朝前接奖状的模样看上去就像对周教导半鞠躬似的，周教导特别受用。
大家怎么也没有料到，张立厚竟然也被叫到了名字，他不是总被周教导明里暗地里批评“不安于教学”的吗？
我们笑嘻嘻地看着张立厚将怎么去对周教导鞠躬，周教导也笑吟吟地准备在“恩赐”奖状时同时接受张立厚的毕恭毕敬。
张立厚似乎看透了我们与周教导的心思。只见他慢悠悠地走近周教导，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只用另一只手把周教导双手捧着的奖状抽了出来，算是接受奖状。接下去他便晃着身子，走到自己的座位旁，把奖状往椅子上一甩，准备就坐在奖状上，以示不屑。
我连忙喝阻：“上面有毛主席像！”
他这才醒悟，坐下之前飞速抽出奖状。
周教导这时的脸色涨成了猪肝色。
人是没有后眼睛的——人们不能预见后来发生的事，更不能把眼前发生的事和后来发生的事联系起来，作因果关系的推断。但要是张立厚老师能记得那些善于积累处事经验的古训中最重要的一条：“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他当时也许不会作此“轻狂”之举了。
我们是在寒假里搞“一打三反”运动的。
我们那时真年轻，真不知道我们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安全的因素总是在暗处蛰伏着，生活会无缘无故地发生变故。不幸，防不胜防。
1970年开始的“一打三反”，是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运动。
其中的现行反革命是指以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为标准的。这里面当然就包括反对过林彪、反对过江青的人。在这些现行反革命中，虽然不乏真心实意的反对者，但是，一些偶然说错话、办错事的，一些稍不留意说漏了嘴的，一些被别人造假案、做伪证、被诬陷的人，一些人缘不好得罪过人而被揭发问题的人，一些因为在背后说有妨害毛主席形象的悄悄话被朋友出卖的人，当然也在打击之列。因为人们的心里都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谁也无法到他的心里去看清楚他的反动思想，谁也看不清谁的思想，就只能以他的言论来判断他。实在是难以界定、无法界定。所以，说是“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片。
“一打三反”进行得很顺利，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大都是依照当时规定的政策、法律，按部就班进行的。据说收获很大。运动中有许许多多的人被殴打，极少数人被活活打死，极个别的被枪毙或者被判处徒刑。
在1971年2月的这个寒假里，有一半时间我们全体教师——无论是民办的还是公办的均集中在巡检司应城二中办“学习班”。
湖北如同浙江一样，也是四季分明，甚至比浙江还要“分明”。这不，要在没有生火的屋子里集中“学习”，可受罪了，于是我又见识了此地的“学习班”环境。
这个大教室的课桌课椅已经腾空，夜晚地上铺起了草垫子给男教师们垫着睡觉。白天，这些草垫子连同铺盖被卷起挪到教室的四边墙根处权当座椅，前来“学习”的教师（不管是男是女）就坐在铺盖卷上，聆听互相揭发、重点批判。进行揭发、批判的老师就在空出来的当中场地上大声念稿子，如果水平高一些的就会现场发挥，绘声绘色。
一开始气氛还并不紧张，尤其华师（华中师范学院）毕业、文革前就在这里任教的那几个三十来岁的老师，似乎很会掌握分寸，虽然也互相揭发，但揭发的是“与贫下中农有距离”“怕苦怕累”一类的问题。
我尤其记得王老师用阴阳怪气的语调形容他的朋友祁老师初见分配到荒僻中学时的感叹：“店坡，好荒凉个山哪！” 所引起的众人哄笑时的情景。这种无关痛痒的揭发，“提起来千金，放下来四两”，既能过关，也不把人往死里整，体现了当地 “人情留一线，今后好见面”的淳朴民风。
应该纠正的是，这种“人情留一线，今后好见面”的淳朴民风，只体现在一般群众中，当领导的便不是这样了。那几个现在看起来连九品芝麻官都不如的“区教革”（当地人对区一级——比公社级大，比县级小——主管学校的头头的时髦称呼），就是企图利用当时形势赋予他们的生杀大权，想把不拍他们马屁、不听话的老师往死里整。
当周教导的丈夫、区教革最大的头子陈道坤宣布：“田店中学张立厚，有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时，我真感到毛骨悚然，他这是要把张老师往死里整呀——通过当时的学习我们知道，“一打三反”运动，那被打的最重要的行为之一就是“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这现行反革命是指以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等等。一旦被弄上“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坐牢甚至枪毙都是有可能的。
还令我意外的是，张立厚的罪行居然是“把印有毛主席肖像的奖状垫在屁股下坐着，以示侮辱”。我觉得大概周教导当时没看清楚，误解了，于是便对身边的老师说：“这个‘罪行’不作数，因为我看到他没有坐下去。”那老师只是笑笑，没搭腔。
因为觉得是误会，总有解释清楚的机会，于是我也就没有把接下去对张立厚的批判当回事。
我们田店学校被领导指派对张立厚进行批判的是贫宣队（贫下中农宣传队，是和城市里的工人宣传队的作用是一样的，即对所有学校进行“掺沙子”，改变教育界的领导权）的队长田老师。说起来这个田老师其实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小学文化来教小学，平日里挺和善，虽身为贫宣队队长，但他也知道自己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所以十分听周教导和“区教革”的话，他们说怎么做他就怎么做。
那天他被叫到铺盖卷围着的中间场子上，对张立厚开始进行“批判”。可怜他这个连报纸都读得磕磕巴巴的人，哪里有什么出口成章的批判词呢？他只好声嘶力竭地迸发出一句：“张立厚，你这个大坏蛋！”
这又不是小孩子吵相骂，众人一下子楞了，又一下子想笑出来，但这个场合却不敢笑，只见许多人把脑袋掩在大衣领子里，八成是在暗笑。我亦是。
贫宣队队长的第二句批判词却让我忍俊不禁了：“张立厚，我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
我笑出声了。随着我的笑声，众位教师也笑出声了。
贫宣队队长不知所措地看看大家，大概以为自己的批判不够激烈，于是加强了语气，做出手势重复道：“张立厚你这个狗东西，我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
我笑得不能自控，像抽疯似地笑个不停，周围所有老师也笑个不停。透过我笑出的泪水，我看到连周教导也大笑不止。
我自知影响不好，急跑到门外笑了一阵子笑够了才回来。
不用说，严肃的批判会让我搅黄了。
好在周教导到也随着笑了，事后周教导的丈夫、区教革头子陈道坤把我叫去时，我“闹场”的错误他并没有提及，不过，他提到的是我更严重的问题：“听说你讲张立厚老师的罪行不存在？”
“真的，我亲眼看到张老师没有坐在那张奖状上——他本来是要坐的，听我提醒那上面有毛主席像就没有坐下，而是把奖状放进了口袋里。”
“这不是一般问题，你要对你自己的说法负责！”他从牙缝里阴阴地挤出这句话，我感觉到威胁的意味。
哼，想威胁我，真是小瞧了我了。我是什么人？我是“城墙上的麻雀，见过炮火的”，我连红卫兵毒打都不屈服，还怕你威胁？
我平静地回答：“不信，你可以调查。许多老师都可以证明。”
他没词了。沉默了几秒钟他悻悻然地告诫我：“就是没坐下，也不许对群众讲，否则就是破坏运动。”
之后，张立厚被弄到县里去上学习班了。
不过，区教革头子陈道坤没有想到的是，张立厚的一个至亲居然是县教革的头头，对陈道坤来说，是“恰管一级”（当地话，形容得挺到位的）。在张立厚想法子“通天”之后，自然此事就不了了之，张被放了出来。
张被放出来时，我正在“孝感师范”当工农兵学员，而当我学习完了返回应城时，张立厚已活动调走了。周围的老师说，如果我当时不坚持说明真相，那区教革头子陈道坤肯定会把张立厚整到监狱里去了，张老师的亲戚再有力道也不能救一个侮辱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不过，正如歌里唱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他自己遭殃”，遭殃的是我。
我学成后分配在杨河区中学教书（应城第三中学），该中学受区教革头子陈道坤管。之后，他和我们中学校长熊树×一同整我，我另一“苦难的历程”开始了。
不过，如今回想起来我不后悔。我这大半辈子为了别人自己吃亏的“傻”事干了不止一件，但我所吃的亏不过是不受领导重用而已，而我的仗义起码使两位老师不受政治迫害。对于我这个右派女儿来说，我知道政治迫害是怎么回事。
保护另一位老师不受迫害是另一个故事了。
李其容写字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