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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10月26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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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其容
校园里，忍不住第一个穿裙子的女生—— 那就是我。
或可以说，往往是我。
忍不住有两个含义：一是由于实在天太热；二是“不负众望”——大多数女孩子们其实这时都想穿裙子了，但谁都不想头一个穿，免得成为“群众观点”。怎么办，总要有一个人先穿吧，于是就是我了。
当我头一天穿了后，您猜怎么着？第二天，全校有裙子的女生，“忽啦”全穿上了，不说是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八十是有的。 我喜欢穿裙子，尤喜穿裙子时的那种足下生风的感觉——不，应该说“裙下生风”的感觉。要知道，杭州夏天又闷又热，这时还用两条布裤脚管“绑着”小腿，是多么的不舒服！
小时候当然是妈妈给我设计各式各样的裙子。妈妈最爱让我穿红裙子，她说，现在不穿红，将来想穿红都不能穿了——她当然是不可能预见到我直到六十多岁，还会买来红格子衬衣穿，现代人就是有这种福气！我只记得，小时候我穿红衣服、红裙子都穿腻味了。
初中时，妈妈给我设计了一条白连衣裙，是用种特别细软的棉布做的，稍微有风吹来，裙裾就会蓬开。那时，穿白连衣裙的女孩子不多，在学校里自然很受注目。
在我们（爸爸舅舅还有表哥表姐们）跟妈妈拍的最后一张照片中，我就是穿着这件连衣裙。拍完照后不几天，妈妈病逝了。
妈妈去世是在暑假。一年后的暑假，舅舅们接我去北京玩，这次是爸爸帮我打点出客穿的衣服了。因为是夏天，自然给我做的是裙子。学美术出身的爸爸，眼光自然不俗，他给我买的做腰裙的那段人造丝料子，是红、白、黑三色交织的格子，很雅致，上面配着白衬衫，学生味很足。
另一条连衣裙的料子爸爸让我自己选，记忆中，这是我第一次为自己选料子。我选的是真丝塔夫绸，淡淡的黄色，也满雅致，做出来就更别致。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件让我在北京出尽风头的连衣裙，回到杭州却压了箱底——太时髦了，我总不能穿着它进入新学校吧，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那时，我已被浙大附中高中部录取。还是那条格子裙子最实用，高中三年，每个热天我都穿着它。
对，那条淡黄连衣裙后来我是穿过一次，不想，仅这一次就引起了全校的轰动。
高二升高三的那年暑假，一次我去“城里”（市中心，因为我们家住在西湖当中的岛屿上）看电影，心想就再穿一次那条漂亮裙子吧，撂在那里不穿怪可惜的，说实话也挺想穿一穿“臭美”一下。
于是，我穿了那条连衣裙看了电影。自我感觉挺好。
真没料到，刚开学，在学校里就感到有异样的眼光看我，不止一个，都是女生。我低头看看自己的打扮，挺朴素，还是两年前做的格子裙子、白衬衫。
终于开学后不多时的一天傍晚，我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我们班的几位班干部，全是干部子弟。
说来她们几个干部子弟，都是级别较低的干部子弟，她们的爸爸大多是解放战争入伍的北方战士。因为战场上我方牺牲的也不少，所以这些没有文化的战士一路打仗、一路晋升，做到了连长、营长，一直打到了南方，并留在了南方，成了“南下干部”，但级别都够不上十三级、所谓的“高干级别”。
她们这种家庭兄弟姐妹多，而父母的工资有限，所以吃穿都讲究不了。好在那时提倡“艰苦朴素”，穿退了色的衣服并不丢人，我们班的那个真正的高干子弟、省委秘书长的儿子，还特地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在学校里晃来晃去，虽然他骑的是市场上最新款式的自行车——想当年学生有自行车，跟现在学生有轿车一样稀罕。
我们班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一个莫名其妙的集体。原因是，我们班上的大多数本来在升高中时，是要被“刷”下来的。被“刷”的有两类人：一类是成份不好，而功课好的，譬如我；另一类是成份好而功课不好的，譬如她们。
社会在任何时候总要以不同的杠杠来把所有人区分为三六九等。
现在的杠杠是钱，所以用钱把人分作“弱势群体”、“工薪阶层”、“中产阶级”、“富翁”、“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等等。现如今，钱能通神，方方面面。
而在毛泽东时代，用作划分的杠杠是“成份”，是根据家庭在解放前政治、经济的情况而作划分的依据。每个人在填写对自己前途有关的表格时，要在“成份”一栏中填上自己家庭被政府划定的实质内容，有关部门看了所填写的来决定人们的命运——升迁或者打压。
成份大体分上、中、下。上：“干部”、“工农兵”（当然，工农兵比之干部还是稍逊一筹）；中：农村是中农，城市是职员；下：敌对的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当时，资本家不属于敌对分子，所以处境要比五类份子好一些。 大概我们碰上了六十年代的扩招。我们浙大附中的前几届高中每届都只有一个班，从我们这届起，一下子就招了三个班。听说，我们这个乙班本来是没有的，计划中只招两班。但有些考生校领导真不能割舍：把那些个成份好的而功课不好的学生拒之门外，怕被人指责为没有阶级感情；眼看着功课优异而伤在成份上的学生不能进校门，又有些不忍。于是乎，加了一个班，皆大欢喜。
在班上，一开始我其实跟两边的同学都要好。当我们班上知识分子家庭的女生看不起这些土干部家庭的女生，嫌她们不讲卫生（脸盆脚盆并用）时，我总不介入。我虽然家境较好，但从小受爸妈的教育“要尊重劳动人民”，所以，我不会去笑话她们。那次全班下乡参加“双枪”劳动，要求每两个女生合一个铺——一个带垫被、一个带被子，二人合睡一个被窝。我选择了那个女生。当我俩头一个晚上合睡时，她说了句我到现在也忘不了的话：“李其容，你不嫌我脏呀？”我的回答是紧紧地搂住她。 但她今天也出现在我家里。
如果是仅仅来做客，我当然欢迎，因为我这个独生女很喜欢有朋友来作客。但今天她们好像来兴师问罪的。
这些成份好的女同学，于1964年起，就神气了起来。这年，在学校里开始贯彻了“阶级路线”。
我干得好好的学生会黑板报总编被免了职；也不让我在全校同学早操后指挥大家唱革命歌曲了；我担任的学生会播音员被说成是“台湾广播”、靡靡之音而另换了人；连我在墙报上画的花朵，也被说成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
我突然感到很奇怪：平日里看不起这些土干部子女的那些教授家的孩子们，怎么一下子跟他们特别活络了起来，甚至还搂肩搭背、有说有笑像老朋友那样。而这些干部子女似乎特别受用这一套，也宽宏大量地不计前嫌，跟她们很要好起来。
既然这样，那我谁也不理，都是势利鬼！
我独来独往。上学，一个人走来；放学，一个人回去。伴着我的，唯有书。
她们此时出现在我家里，自然不是来做客。
我很警觉地问：“你们怎么来了？”
那个长得秀气而显得苍老的女同学说：“当然了，没有事情我们是不会来的。”
“什么事？”
“你暑假是不是去看过电影？”
“看过。看电影怎么了？”
“你是怎么个样子去看的？” “我—— 怎么个样子？就这个样子。” “就这个样子？不是吧？”这个长得苍老，后来一直没怎么变模样（直到现在）的女同学像审特务地在审我。一年后，就是她，在我被打后还硬性要我剪去自己的辫子。
“哼！”这回是那个我曾跟她合睡过一个被窝的她冷笑了。一年后，就是她，唆使初中同学毒打我的。我只想着我跟她表示友好，她应该待我好，可我没想到我考取了浙大附中，在学校的舞台上我的歌声压倒了她的歌声，她心里对我会嫉恨。
“怎么了吧，你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都抖落出来好了！说，我是怎么个样子去看电影的？！”我实在憋不住，叫了起来。
“你——她们说，你穿得妖里妖气去看电影的！”苍老的女同学终于说。
“我？妖里妖气？”我懵了，我从来不会打扮得妖里妖气，要是这么打扮，先不先我爸就不会许我出门。
“你是不是穿了一条连衣裙去看电影的？”她很不耐烦地说。
“我是穿的连衣裙去看电影的。穿连衣裙就妖里妖气了吗？那裁缝店里不要做好了。”我反驳。
大家沉默了一会。
“那你，把那条裙子拿出来给我们看看。”长得苍老的女同学有点不自信地说。
我气鼓鼓地把那条闯了祸的裙子找了出来，丢在她们面前：“呐，你们仔细看看！”
待她们看到这条款式简练的连衣裙，一时间都说不出什么了。
“就是这个样子啊？”听得出，没有抓到“证据”，她们有点泄气。
她们怏怏地走了。 不管我后来是怎么在学校里尽可能地穿得朴素，但她们总说我“就是一样的衣服穿在你身上还是和人家不一样”。
抱有这种偏见，我也没法，只好随她们去讲。 但我生性快乐，总是自己找乐子，还偷偷地做漂亮衣服穿，只不过公开场合是不敢穿了。
照片上这件漂亮的丝质白色连衣裙，我是在那个旅日华侨裁缝那里做的，款式是我参考日本画报资料自己设计的。
然而，你们怎么也想不到，我这件连衣裙的唯一功用就是作为拍照的“行头”。我除了在西湖边穿着它拍了三次照之外，没有穿它到其他地方露过脸。
你们更猜不到，为了拍这些照片，我替换行头的更衣室是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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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少年 | 李其容：夏天来了，第一个穿裙子的，总是我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李其容，1946年生于南京，1966年毕业于杭州浙大附中高中。1970年回老家湖北应城插队并任民办初中教师，后转为公办教师在应城杨河中学任教。1972年因不与父亲划清界限被迫害逃回杭州成了黑户。1978年转回户口，到浙江美术学院图书馆工作。
原题
校园里
忍不住第一个
穿裙子的女生
我明显感到自己被冷落。因为我“出身不好”，是右派分子子女，所以很受孤立。那些本来就势利的职员子女（知识分子子女都属于这一阶层）冷落我，我倒也想得到，但这些干部子女在我面前摆架子，我却很生气—— 在人家瞧不起你们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做；在你们听不懂功课的时候，除了我，还有谁一遍又一遍地在课余时间为你们讲解那些习题？真没有良心！
【注】：“土干部”这个专用名词不是我发明的，是杭州老百姓对那些随三野打到杭州留下来的“南下干部”的别称。文革初期，还发生了“土干部”反革命事件——不知是谁，把“浙江日报”的题字反过来看（即把整张报纸翻一个面，对着光，看反写的字），竟然读出那个繁体的“浙”字，是由“土干部小人”五个字拼得。那个书法家不知有没有吃苦头。
还是这条格子腰裙实用，人前人后我都敢穿它
少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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