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李其容，1946年生于南京，1966年毕业于杭州浙大附中高中。1970年回老家湖北应城插队并任民办初中教师，后转为公办教师在应城杨河中学任教。1972年因不与父亲划清界限被迫害逃回杭州成了黑户。1978年转回户口，到浙江美术学院图书馆工作。
原题
我的一次"辩护人"经历
作者：李其容
曾有两位忘年交，各自给我“分派”过职业——那位编审这么说：“你应该是个记者！”那位老教师则说：“你应该当律师！”人的命运是由性格、环境、机遇组合而成的，缺一不可，不能自己，故而我这辈子也没当成记者或律师。她们给我“安排”这样的“职业”，是她们觉得我除了口齿清楚外，性格上还有两种特点，便是记者必备的“好奇”和律师必具的“仗义”。记者必备的好奇，想必诸朋友在我的一些博文上已了解一二，但律师必备的仗义，还须得本人自我介绍一番。下面，就讲讲我是怎么上了法庭，真真切切做了一回辩护“律师”的经历。我是个独生女，自小过着受宠而寂寞的生活，虽也交些女朋友，但女孩子嘛，玩的内容只有那么些。男孩子我是不轻易交往的，因为一不留神，友情便不那么纯粹了。自从嫁了L君，我结交的男性朋友一下子扩大了许多，当然，是些纯粹的朋友，有L君在旁盯着呐。T君便是这期间我认识的男朋友之一，确切地说，我是通过L君的弟弟小四、小五认得的。L君与他的两个弟弟吉他都弹得很好，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小有声望，被人们称为“吉他L氏三兄弟”，他们弹的是夏威夷吉他，是我喜欢的那种。我生性爱“冷冷七弦上”的感觉，所以夏威夷吉他如同越南独弦琴那清亮、悠扬的音色，让我受用。西班牙吉他太激越，我心里对它有一点点拒绝。不管怎么，我们这伙人玩到了一起。第一，我们喜欢艺术；第二，我们喜欢看书，虽然当时可供看的书很有局限。那是在1975年，“文革”已进入尾声，所以当局对我们这些青年聚在一起弹吉他唱外国歌曲、传阅翻译小说已不怎么管束了。不过在家玩，无非是看看书、听听吉他，单调得很，于是喜欢玩耍的我便建议，我们这伙人带上画夹、带上吉他去户外玩！大家一致赞同！外国人十分羡慕我们杭州人：“哇，怎么城市中间会有这么美丽的一个湖！”是的，这是我们杭州人得天独厚的福分——只要骑上一二十分钟自行车，就可以到达某个风景点。那个夏日的早晨，我们带上头天夜里熬好的一大锅绿豆粥，各自背上吉他或画夹，骑上车，直奔苏堤六道桥的第二座——东浦桥。身材高大的T君已在那里扶着车等我们，跟他一同来的，还有他略微矮胖、长T君两岁的姐姐。因为这位女士在我这篇博文里也是主角，姑且就叫她T姐吧。我把带来的女友DS介绍给T君及T姐。DS也喜欢画画，我们这伙人今天来写生的就是DS、小五和我，T君、L君、小四则在我们画画时弹吉他（最享受的是我们三个，享眼福、享耳福）。T姐什么都不会，但她可以看看、听听，也满享受的。我们从事“艺术活动”的地点在一片水杉林中，苏堤的支堤上。这里是沿湖唯一许可烧烤的地方，不过当时没有“烧烤”这个词，叫“野炊”。几百株水杉笔直笔直地站立在这儿，与水平面及堤岸线垂直。它们都只有碗口粗，因为它们的树龄不长——这个被人们叫做“活化石”的树种，还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湖北被发现尚有幸存，于是五六十年代就被广泛种植在杭州沿湖一带，作为观景树。虽然它们不很茂密，投下来的班驳树阴也不能连成片，但足可为我们遮挡毒日头了。只是“乌蚊子”很讨厌，它比蚊子小许多，像个空中移动的小黑点，让人防不胜防。它们尤其爱叮我，一会儿我露出的臂膀和腿部，便被它们叮出了一连串的肿块。“乌蚊子”是杭州人的叫法，北方人叫“小咬”，学名叫“蠓”，是种喜水的飞虫，以往我父亲在湖边画画时，总往皮肤裸露处涂一层美国防蚊油，但我嫌那种油有股怪味儿，没带来，这不，现在在湖畔画画的我，成了这些坏蛋的攻击对象。见我挠个不停，T姐不声不响地在我脚边点了盘蚊香，我真是感激不尽。小半天后，我们三个画完了，那三个琴也弹得尽兴了，T姐就把蚊香移到大家聚合的大石边。这平平的石块正好作我们的餐桌。夏日喝冷绿豆粥自然是惬意，但还要有下稀饭的小菜才行啊。除了我们带来的咸鸭蛋、茶叶蛋外，DS还拿出了一听“琥珀桃仁”。T姐微笑着把铝饭盒打开，当满满一盒暗红色的切片香肠呈现在大家眼面前时，我敢担保，人人都垂涎欲滴——真不知他们是从打哪弄来的，要知道猪肉是要凭票供应的啊！稀粥好喝，但喝过粥的碗难洗。望着那一大摞脏碗，没有谁自告奋勇地揽下这活计。不知谁提议道：“我们打牌吧！谁输了，就罚谁到湖边去洗碗！”这是个好主意，七八盘“争上游”下来，脏碗全消灭了。除了夏季，秋季、春季各个风景点都有我们结伴出游的身影。有时在山涧，有时在石洞，有时在水滨……到处都留下我们年轻的笑声。我们深信，我们之间的友情的纯真的，也是坚固的。当T姓姐弟俩热情地邀我们两口子去他们家做客，并告诉我们“老爹要请你们喝功夫茶”时，我们当然欣然前往。在民国年间盖的西式小楼上，约莫三十平方的房间里，摆设着一堂红木家具。那时，只要是古老、沉重而深色的家具我们都管它叫红木家具，现在想来，这些幽幽地闪着如缎子般光泽的深暗木器，八成是紫檀木的。每件家具都带有极细的雕刻装饰，T君睡的那件卧榻（罗汉床），其三面围栏全是镂空纹饰。再让我感到新鲜的，是挨墙横摆着，约莫四尺高、六尺长的大木柜，褐色的柜板上镌刻着三寸见方、石绿填色的阴文楷体字“二十四史”。后来T君告诉我，里面的二十四史是光绪版的。一个瘦小的老者扶着屋中央八仙桌桌沿，颤颤巍巍站起身。我注意到，八仙桌上还摊着一本线装书。我们连忙请老伯坐下——如此礼遇，我们可担待不起啊！虽早知道T君的父亲是位老者，但决没想到这是位近八十岁的老者，估摸着，比T君要大上五十岁呢。一位五十来岁的妇人端着茶盘快步地从狭小的楼梯走上来。当她正要把两只冲有绿茶的玻璃杯放到桌上时，T君对她讲：“姆妈，爹爹今朝要请我的朋友喫功夫茶，你只要把热水瓶拎上来就可以了……”我这才晓得这个烫着琐细卷发的妇人是T君的母亲。因为早知道T君是填房生的儿子，所以对T君父母的年龄差距我并不奇怪。T母即刻满脸堆笑冲我们点了点头，一边又手脚麻利地把玻璃杯收回茶盘中。我看到，透明杯子中泡开的、摇曳下沉的茶叶却没有几片。T老伯对儿子朋友们的到来似乎很高兴。他一面指导着儿子泡功夫茶，一面告诉我们功夫茶的来历及功夫茶要泡何种茶叶。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们这些年轻人对“功夫茶”闻所未闻，他老人家讲的是什么珍贵茶叶听过也记不住，喝起来感觉上就是红茶之类的品种。不过，对他用的那套紫砂袖珍茶具我倒是很感兴趣，虽然心里还是不解：用酒盅样的茶杯喝茶，怎么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实用么？我舅舅和外婆同样嗜茶，讲究茶，用的却是有托有盖的盖碗茶具，也很小巧，喝时用碗盖轻轻撇去浮茶、慢慢喝一口的样子也很文气，但比这么喝茶要实用得多，两三口便解得了渴，而像这么半口半口地啜，要喝多少杯才能解渴呢？然而此时我猛可想起《红楼梦》里妙玉那番经典评述：“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原来，老伯要的是要我们“品”，而不是“饮”。自从生下儿子后，内内外外的事陡然多了起来，便少有和朋友们聚会、出游的闲暇，几年内也没碰到T君了。再度去T君家，是他新婚后邀我们两口子去作客，小酌一番。那堂红木家具还是依然故我，放置在原处，寸步未挪。只是，罗汉床上T君的铺盖已经拿走，露出镜面样平滑的榻面。物是人非。那位教我们如何喫茶的老伯已不在了，他是两年前故去的。此时此刻，我总觉得少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还有一个是谁呢？T母兴冲冲地把我们领到隔壁卧室。同样风格的红木雕花床上，堆着几床锦缎被子，现出一派喜庆。八仙桌上一色纹样的碗、碟都已摆上，冷盘里的熏鱼、醉鸡、海蛰与盐水虾都装得满满的，品锅里热腾腾的汤鸡香气从碗盖缝里阵阵渗出来。T母安排我们坐下了，就“登登登”地下楼炒菜去了。入了座后，我这才想起刚刚觉得少了的那个人是T姐，虽然上次来T家，在父亲面前她很少被关注，也很少说话，好像有没有这个人都无关紧要似的。T君那娇小妻子的脸色很不自然，这让我想起小五曾经告诉过我，T姐不赞同弟弟与这个女子结婚，为此T 君跟姐姐反目了。我这句话肯定很不得当，因为谁也没有接我的话茬，包括T君的母亲。为此，我丈夫L君还盯了我一眼。这顿饭吃得很沉闷，只有T君的母亲喋喋不休地说这说那，还禁不住回忆起她平生最荣耀的1956年月1月，公私合营时她与其他大小资本家太太们上街游行的景象：“所有人当中，就算我们穿得最最考究了，穿的全是毛货，全是毛货！”我瞥了一眼T母身上穿的那件蟹青色的细呢外套，确实是毛货（杭州人对全毛料子的俗称），式样却属过去的时髦，肩处的色泽业已退了不少。她刚从农村返城不久——她被当作资本家家属遣送下乡（资本家本人因为岁数大了，免于下放），现在文革结束了，这才得以回来。饭后，我顾不得T君和他新婚妻子的不悦，坚决地说：“我得去看看T姐！我们总归是认识的，大家还一起玩过！”所谓T姐“自己的房间”，是间只摆了张窄床和“一头沉”外，什么家什再也放不下的小屋，从前恐怕是给佣人住的。T姐见我来看望，眼里闪现出喜悦，拉着我的手在她的床沿坐下，不由得对我说起体己话来：“哼，弟弟只要这房家什，就给他！现在红木家什不值几个钱，满打满算不过上千块钱而已。家里的存折却是紧紧捏牢在我妈手里呢，好几万呢，再不会让他拿走一分钱的！”我心里一惊——本以为我们的来访，因为T君举止的薄情，无意中可能又一次伤害了T姐，她肯定在难过呢。我下楼去看她，无非是要给她一点友谊、一点温情而已，并不想对他们的家事说三道四、品头论足，却不料引出了她这番话，这番毫不掩饰的对金钱的计较。这家人太复杂了，我对这家人太不了解了。三年没有跟T君一家打交道了。这年某一天，T君那娇小的妻子却带着三岁的女儿来造访。小姑娘可爱极了也漂亮极了，小公主似的，结合了爸爸妈妈的优点：高高的鼻梁，带有长睫毛的一双大眼睛。可T妻说出来的消息却让我吓了一跳：“T君没几日好活了，你去看看他吧！”从她的嘴里，我得知了这样的噩耗：T君打算去瑞士读书，体检时，查出了肝癌，而且是晚期。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能有条件自费出国留学的，可谓凤毛麟角。T君有此机遇实数幸运，可命运怎么却偏生不眷顾他呢？“最让人想不通的，是他妈妈在姐姐的逼迫下，要T还出钻戒，说钻戒是给他出国留学作生活补贴用的，不是给他治病用的！”“我劝T交出来算了，可T不肯还，说是要留给女儿……”说着说着，T妻眼圈红了。接下去，她又说出我难以想象的事：“就因为T不肯交还钻戒，他妈妈和姐姐都不去医院看望他了。我晓得他很难过，经常发呆。这个时候，如果朋友们去看看他，他的心情也许会好一点。”……当我推开病房的门，只见T君直挺挺地躺在窄小的床上，双眼直直地望着天花板，不知想什么。见我来了，T君很高兴，笑了，但我目睹他瘦削得不成样子的脸庞，不知说什么才好。倒是他聊兴很高，谈些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从国际形势谈到流行的小说。忽然，他提起我们那年夏日杉树林中的聚餐：“那时，我们多么年轻，多么快乐！”我连连颔首称是，但心中却想着一个人把往事只是当作幸福的回忆时，说明此人离生命的尽头不远了。他眼睛突然一亮：“你的那位女朋友DS现在怎么样了？好吗？”我们后来的几次出游DS都没有参加。DS恋爱了，她的男友我们都不喜欢。“哦，她很好，只是生下孩子后很忙，跟我的联系也很少。”我和DS在那次夏日出游中
眼看就要过春节了，这段日子T君的母亲和姐姐一次也没去看望过他。T君变得愈发消沉，愈发阴郁。我和丈夫L君倒是时常去看他的，但别的朋友去探望的并不多。一次，T君跟我提到他的妻子：“这种时候了，她还要上什么夜大！这两天说是夜大要考试，连炒菜也不送来了！”我知道T君从小被娇惯，嘴巴很刁，稍微粗劣的菜肴他咽不下去，但我不能对他说，他妻子也是出于无奈——他走了，可活着的人还要好好生存的呀。不考夜大，以后只凭食品公司会计的那点工资，他妻子怎能维持自己和小女儿的生活？只是这些话不能对他说，我所能承诺的是：“没关系，你爱人考试的这段日子，我给你送菜好了！你知道，我的厨艺还是不错的……”那些日子我真是在打仗。下班后就冲锋陷阵似地洗菜、烧菜，然后去医院送菜。时间长了，连丈夫都产生了不满，为此我俩还大吵过一次。不过，吵归吵，L君上医院的次数不比我少，到后来，甚至比我多。因为我不忍看到T君越来越消瘦的面颊，越来越深陷的双眼，那头颅简直像骷髅。在后来的一次见面中，不知怎么他又提到那次夏日出游，又提到了DS。走出病房，我忽然萌生一想：通知DS，让她来照看T君几次。我隐隐感到，T君还在喜欢着DS。我和L君是曾想过把DS正式介绍给T君为女友，但没料到DS很快就恋爱上了，这计划只得搁浅。因为对T君提及过这个计划，在内心深处，他大概一直没忘记过这个曾经憧憬过的计划。当我把DS领到T君的面前，我看出他真的真的很高兴，本来黯淡的双眼变得有神了。我最后一次见到T君时，他对我说：“我走了后，你能帮帮我妻子吗？我怕她们会欺负她。”“她们”指的是他的母亲和姐姐。她们果真后来一直没来，包括整个春节期间。我不明白，人世间怎么就真的有为了钱财而把亲情视若敝屣般的亲人？岂不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故事的重演？T君即将离开人世的那几天我没去看望他。我怕见到活尸一样的他，我愿他的英俊形象永远存在我的脑子里。得知T君去世消息时，我们正在家里招待一位瑞士客人（巧了，也是瑞士）。逢重要场合总是由L君下厨的他，连忙解去身上的围裙，匆匆去了医院。瑞士客人问：“您丈夫有什么事吗？”我告诉她：“我们最好的一位朋友刚刚去世了。”其实，T君并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在他住院前，我们相交的次数并不多。尽管这样，“受人之托，终人之事”的承诺我还是要履行的，虽然我曾以为我并没有履行这承诺的机会。后来人们告诉我，T君去世的那一刻，正是日偏食的那一刻。我记起来了，那天那一刻，晴朗明亮的天空顿时昏暗了下来。恐怕老天爷也觉得夺去这么年轻、富于才情的生命有所不忍吧——T君不仅吉他弹得好，古琴弹得也相当不错。但老天爷没想到，T君去世了还没多少日子，尸骨未寒，T君的母亲和姐姐就逼迫他的未亡人，要索取那堂红木家具。也许，直到如今，直到红木家具迅速升值的如今，她们才意识到保留存折上的数万块钱而馈赠了那堂做工精良的红木家具，是犯了多么大的错误！她们决计要讨回那堂红木家具，T妻不肯，于是她们把T妻告上了法庭。那日，T妻找到了我，说：“就要开庭了，你帮帮我吧，哪怕是到庭上来坐一坐也好啊……T去了，再没有人肯相帮我，为我出出主意，为我说句公道话。”我想到了T君的托孤。也许，在濒临死亡时，他看透了人情冷暖，看透了为了财产再亲的人也会冰炭不相容，而平日里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的“友谊”并不那么牢靠？我说：“我来为你说话。”
秋日在杭州的山中，左二是M ，右一是背着吉他的T君
大概也风闻到了什么，在开庭前一日晚，T姐与姐姐、姐夫来找我。这位在北京工作的姐姐，是T君与T姐的同胞长姐，但看来要比他们大七八岁。据说，除此之外，T君尚有四位同父异母的姐姐。总之，他是父亲唯一的儿子，无怪他受父亲的格外宠爱了。T君的两位姐姐出现在我家，我当然知道她们来访的用意，所以，当她们把沉甸甸的礼包放在我面前时，我说道：“无功不受禄。如果我不能帮你们什么忙的话，这礼我是不能收的。”T姐（也就是我认识的那位）说：“其实，也用不着你多为难的——只要你证明那堂红木家什原本是我们T家的东西就可以了。”我当即反驳，因为我觉得在北京工作的这位姐姐像个知识分子的模样，应该知道道理，应当晓得真相：“原本是你们T家的东西，这没错。但那天你弟弟请吃饭时却没有邀请你上桌、而后我去安慰你时，不是你亲口对我说的‘只给他们一堂红木家什，存折上的钱分文不给’的吗？！”T姐没料想我竟然会这么直言直语，把她的私房话全给兜了出来，一时语塞，不知说些什么好了。等到她看到北京姐姐想对我解释些什么，说服些什么时，已回过意来，便果断地对自己姐姐说；“阿姐，不要同她说了，我们走！”……我一眼扫去，心里凉了半截——在这个作为临时民事法庭的小会议室里，除了法院里的人，围着会议桌的十几个证人全是“那边”的，我是T妻的唯一证人。怕得罪人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理。人们宁愿多多地帮助人，也不愿得罪别人一丁点儿。为什么？因为帮助人是结缘，而得罪人是结怨。说到底，是怕自己的利益受到危害——帮助人是可能收到回报的，哪怕不得回报，在社会上也会有个好名声，对自己将来多多少少有益。而得罪人就不同了，对方可能会报复，即便现在不会，将来呢？况且，对方报复的程度有多大，谁也料不到——得罪人遭到的报复小则会失去交情，将来失去机会；大则可能会招致不幸。中国百姓在艰难的日子里，唯生是首先的，不到走上绝路，他们宁可自己吃亏、受委屈，也不愿得罪人，何况为他人得罪人？所以，讲义气不过是武侠小说里的事，现实生活里鲜见。怎么，M也作为T姐姐的证人在那伙人里头？他不是T君生前的朋友吗？他不是跟我们一起秋游过的吗——有照片为证。此时我的心头，有着说不出的滋味：真是人一走，茶就凉啊！不知这个M得到了T姐的什么好处，不仅不好好照顾朋友的遗孀和遗孤，还来作什么证人，干的是损害孤儿寡妇的勾当，何谓友谊？何谓真情？我故意不马上坐下去，故意对M作出久逢知己的模样，高声说：“啊，那不是小M吗？我们都是T君的朋友，那年秋天我们还同T君一道去九溪游玩过呢！”小M一副尴尬的样子，说“是”不好，说“不是”也不好。我没有再理会他，低头看看会议桌旁的座位，想着该坐哪儿最为有利。我一眼瞥见T君的母亲坐在那儿，身边还有一个空座。我挨着她坐下。对这个忽然憔悴了许多的妇人，我又嫌又怜。嫌的是她的愚蠢、她的不善：儿子去了，可儿子留下了小孙女啊，怎么竟受女儿摆布，要狠心夺走小孙女的东西？怜的是她老年丧子，丧的又是她因生养了这个儿子，才在这个家庭中稍许改变自己地位的儿子！我深表同情地对T母说：“伯母，真是没有想到……我想您也是万万想不到的啊！”T母说：“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我说：“T君是您生下的最小孩子，又是T家唯一的儿子，我知道，您是最疼他的了！”T母：“你也晓得我最疼他的啊？你千万不要误会，我不是对自己儿子不好，可我……”她这句话还没讲完，就被长桌对面的女儿厉声喝止住了：“妈！你不要跟她说，跟她有什么好说的！”他把双方发生诉讼的原委简略地讲了一下，然后要双方证人说证词，列举证据。“那边”众证人的发言倒是踊跃，不过说来说去就是讲他们是这家人的邻居（我这才晓得，小M乃邻居之一），一直以来看到这堂红木家具是摆在T家的，因此他们现在前来证明，红木家具应该是属于T家的财物。至于钻戒，他们“老老实实”地说，因为没有看到，这个就不作证明了。趁着刚才跟T母寒暄过几句，看出她对我无甚反感的当儿，我开口就是对着T母说的：“伯母，您这么大岁数失去了自己最疼爱的儿子，这是您没有想到的，也不愿见到的，是吧？”“您一直很疼爱儿子，所以，儿子要出国留学，你就送了他个钻戒，是吧？”“是的，是的……不是，我送钻戒是为了补贴他在外国的生活……”“您是一位多么慈爱的母亲！您是怕他在外头打工吃苦，让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好把钻戒变卖掉贴补生活、解决困难，是不是？”“是的，可是哪能想得到……他没出去，就病倒了呢？”“伯母，不管他出去还是没出去，‘送’钻戒都表现了您有一颗慈母的爱心，”我特地加重了“送”的语气。我接着说：“您送钻戒的最大目的，是为了解决儿子生活出现的巨大困难。后来，T君病了，得了重症，您是不是希望他能治好呢？”此时，我向着众人说：“一位慈母，送儿子钻戒，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解决儿子的困难。后来，T君得了非常非常重的病。那时，T君的最大困难就是需要支付大量的钱款来治病。钱款哪里来？只好变卖钻戒。大家刚才听明白了没有，伯母是心甘情愿地赠送钻戒给儿子解决困难的。”见T母要分辨，我连忙以好言好语对她说：“伯母，您作为一位慈母，解决儿子最大困难是您唯一心愿，无论这困难是在哪里发生——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所以，虽然T君没有在国外变卖钻戒去解决生活困难，而是在他生命危重的时候变卖了钻戒用以购买他所急需的贵重药品，但着也是体现了您，一位母亲的慈爱之心啊。尽管这些药品没有救得了您儿子的性命，但他眼下肯定在天堂里感激您！”在我这番激动陈词过后，一时间屋内竟鸦雀无声，无人说什么。过了几分钟，面无表情的法院人士说：“这只钻戒是T的母亲赠送给T的。事实，已基本清楚，现在你可以讲讲那堂红木家具的情况。”在我正要发言时，小M却这么高声来了句：“好厉害的女人！”我知道他这是对我刚刚让他尴尬的报复，所以我对他的抨击毫不在意，只管接着陈述我对那最为要紧，也是众人被动员来此地作证的关键物件——一堂红木家具究竟该归属于谁的看法。我不得不又一次把最初听到的这堂家具归属的话复述一遍。这回我用眼睛直盯着T姐，问：“我去看望你的那次，难道不是你亲口对我讲过‘弟弟只要这房家什，就给他！家里存折里的几万块钱是一分也不会给他的’！你说没说过这样的话吗？”大约我前一天晚上我发的炮弹她已经领教过了吧，此刻我再发同样的炮弹她已学会躲避了。她很镇定，胸有成竹地回答：“我是说过这样的话，这不假。但问题是你意会错了。我的意思是，我们家的这堂红木家什是借给他结婚时用用的。”这下子我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她有点得意地望着我，好像发了一枚刁钻古怪的弧圈球，我接得稍有不慎，那球就要出界。好在要怎么反击我马上想清楚了。我顺势依着她思路，就拿结婚聘礼说事：“你说你们家的这套家具是借给T君的，也就是说，你们在家里的这个独子结婚时准备了其它的结婚礼物。能告诉我，是些什么礼物呢？”我趁胜追击：“我们杭州人儿子结婚，总要准备一房家具，这是规矩。你们家条件不差，是不是另外给T君买了一套家具？现在这套家具在哪儿？”她只好说：“没买其他家具，所以这堂家具借他结婚时临时用用。”“结婚临时用用，怎么一用就用了三四年，在他去世前从不见你们要收回呢？”看她语塞，T姐带来的那伙人就七嘴八舌地帮开腔了：“借的就是借的，你管人家什么时候要收回呢？”“借一年、借两年还是借四五年，凭T家姆妈高兴！”“借的送的，你弄得清啊？”我对众人莞尔一笑，转过头对会议桌坐首席的法院人士说：“‘借的送的，怎样弄得清？’我看并不难——咱们中国人一般借东西，借者总要打个借条，而送礼物却不要被赠者写收条。现在很好办，只要T家姆妈把T君当初借这堂家具写下的借条交给法院证明一下，法院不是可依法帮着收回那堂家具了吗？”全场顿时鸦雀无声。我平生第一次领略到什么叫“掷地有声”的语言。三十几年过去了，只要我回想起此情此景，还是会激动，并且还有几分得意：虽然我只是作为证人，为被伤害的未亡人说几句实事求是的证词而已，但我不是简单地作证，而是为受害人辩护，有点像律师，显现出我性格中尚具备有几分语言辩论的才能——只可惜“天生我才没有用”。几个月后，我从小五那里得知，T姐与小M的哥哥结婚了。上过法庭不久，恰逢中秋节。T妻带着女儿还带着一大些节礼，来我家答谢我。我当然婉拒了，说“‘受人之托，终人之事’，我只是完成了T君的临终嘱托而已。”我反倒把亲戚送我儿子未拆封的新玩具，一辆半尺高的进口玩具汽车，送给了没有爸爸、没有姑姑、没有奶奶的三岁孤女。李其容：20岁的我被同学打了一顿
李其容：那辆女式单车，
右派爸爸买的，造反学生抢走了
李其容：胡子舅舅张友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