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帐号已被封,内容无法查看 此帐号的内容被自由微信解封
文章于 2021年5月21日 被检测为删除。
查看原文
被微信屏蔽
其他

80年代丨《一九八四》是如何在中国出版的 ?

徐庆全、康慨 新三界 2019-08-28

原题

奥威尔的中国漫记





作者:徐庆全、康慨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27期





每一次纪念他的诞辰,每一次荣耀他的忌日,我们都会发现,乔治·奥威尔的预言历久弥新。他的警告如夏日的雷声,从遥远的地平线滚滚而来,在我们的窗外轰鸣:“老大哥在看着你。”


今年(2013年)更是如此。不久前,中央情报局的前外包员工29岁的爱德华·斯诺登出逃香港,揭露出美国政府大规模监视公民通信的棱镜计划,之后他高度戏剧化的逃亡之路,以及由此而生的无尽争论,《一九八四》再一次唤起了老读者与新青年的共鸣。


奥威尔的大名遂在媒体评论中(尤其美国媒体)不断出现,催生了美国读者对《一九八四》的巨大需求,该书在亚马逊网上书店的销量因此暴涨百分之七千,成为第二畅销的经典小说,仅次于有当红同名电影支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而中国知识分子与奥威尔结识60多年,他的代表作品《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在中国传播近30年,不论现代或者当代随时代更替经历了不同的理解阶段。


他乡遭遇奥威尔



作为左翼知识分子,乔治·奥威尔没有到过中国也不曾去过他著名作品《一九八四》里映射的苏联(现已是前苏联),他到过离中国最近的地方是印度和缅甸,但不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他的认知。


早在1940年代,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同英美苏等国组成同盟国,作家萧乾以《大公报》海外版的特派记者的身份被派往英国伦敦,当时的乔治·奥威尔恰巧也在英国,担任英国广播公司BBC远东部长,负责印度等东亚国家的广播任务。英国的出版社邀请萧乾写英文作品,其一就是《蚀刻》。


萧乾在后来回忆中说:“《蚀刻》的出版,为我带来了不少朋友,其中特别应提一下的是《畜牧场》(即《动物庄园》)及《一九八四年》的作者乔治·奥维尔。他读后给我写了一封十分热情的信。当时他正负责对印度广播,并在组织一批关于英国及苏联文学的广播。那是1941年纳粹开始侵苏,英国由反苏突然转为一片苏联热时。他约我也做了有关中国文学近况的广播。他在信中说:“我要使他们知道现代中国文学是多么生气勃勃。”


这之后,可考的在报纸上第一个公开介绍奥威尔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是钱钟书。他发表在1947年12月6日《大公报》上的一篇书评,评价的就是奥威尔一本名为《英国人民》的书。在二战期间,钱钟书曾携妻子杨绛留学英国,而且40年代的中国,已有很多的英文著作流传于市,而奥威尔的英文书,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并不难买到。


在这篇书评中,钱钟书写道:“作者渥惠尔即奥威尔的政论、文评和讽刺小说久负当代盛名。至于其文笔,有光芒,又有锋芒,举得例子都极巧妙,令人读之唯恐易尽。”


那个时候,那本让他之后成为不朽、出版于1949年的《一九八四》还没有写出来。而萧乾和钱钟书都提及了他的另一本寓言小说《畜牧场》(即《动物庄园》)——他的另一部反极权主义的小说,小说通过猪的起义与革命,以及后来在猪领导下各种动物的命运,昭示了革命在其实现之后的变异过程,革命并不能一劳永逸,相反,革命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革命本身。钱钟书也曾说过一句异曲同工的话:“革命在实践上的成功往往意味着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


在中国初识《一九八四》



1949年,《一九八四》在西方国家出版,逐步收到了广泛的赞誉与反响。这一年,新中国成立。曾在英美留学的知识分子,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开始重新渴望回到中国。


1950年,奥威尔告别人世,《一九八四》却在这个世界上慢慢地传播,留学生巫宁坤正在筹划回到已经建立新政权的中国,他也是奥威尔作品的读者。


左图/由奥威尔的小说改编的电影《1984》剧照。右图/2013年7月4日,美国波特兰市,反对者举着“老大哥已经知道得够多了”的标语抗议政府的监控计划。美国“复兴第四修正案”团体选择在独立日这天发起全美示威活动,抗议国安局(NSA)藐视宪法搜集情资。美国法律第四修正案规定,民众及其财产享有免受“不合理搜查的权利”


多年以后,巫宁坤在回忆录《一滴泪》中谈到了当年这本书对他们的影响。巫宁坤写道:“1951年7月18日早晨,阳光灿烂。我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伯顿夫妇和政道前来话别。”而彼时,巫宁坤不仅读过《一九八四》,而且随行的行李箱中就有一本——作为科学家的李政道想的显然比他更多。


《一九八四》出版后,奥威尔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提到过他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还相信,极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极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巫宁坤的感受,让这句话感觉不到矫情。


那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奥威尔,少数知道的知识分子也不能读奥威尔。巫宁坤在课堂上让学生了解奥威尔,讨论《一九八四》。


在回忆录中,巫宁坤曾这样回忆学生们及自己的感受:“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手提式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唇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进步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正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带回来的美国小说。”


学者刘绍铭在《生命·爱情·自由——重证《1984》的价值》一文中说:我第一次看《一九八四》,是念大三的时候(1958年底)。那个时候掌握的英文单词有限,悟力不高,看过了也就看过了,没有什么特别感想。后来在美国教书,有一门涉及“预言、讽刺、政治小说”,才再用心地再看了一两遍。


唯一一部“极度震撼”



第一位把《一九八四》译成中文的是翻译家董乐山。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开始陆续出版了许多灰皮书等内部读物,在这些书中,并没有奥威尔的作品。随着政治空气逐渐宽松,开始有人接触到奥威尔,这其中,就有董乐山。


董乐山1924年出生在一个开始没落的宁波中产商人家庭,排行老三,从小接受良好教育,自比巴金小说《家》中叛逆的觉慧,读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1950年考上新华社外交部。在翻译国际新闻电讯稿时,他就接触到了奥威尔这个名字,但无法读到他的作品,“不过从上下文来看,可以大概知道他是反极权主义的”。


直到1970年代后期。一个偶然机会,董乐山读到那本传世名著《一九八四》,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感觉:“我这一生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但是感到极度震撼的,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立志把它译出来,供国人共赏。”1978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陈适五在外文出版局主持一本《国外作品选译》,专门刊登“某些有参考价值而篇幅过长或性质不合的材料,供领导及其他同志参考”,陈适向董乐山约稿,他选择了《一九八四》。


1979年4~7月,《一九八四》在《国外作品选译》分三期刊登,这是《一九八四》与中国读者的第一次见面。印数5000份,内部发行。董乐山得到的稿费是千字4元。


第一次刊出时,董乐山特意在《关于本书及其作者》的说明中解释:《一九八四》同札米亚金的《我们》和赫胥黎的《奇妙新世界》一起被称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这是与资本主义萌芽期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里亚的《基督大都会》的“乌托邦三部曲”相对而言的等等。


而第二期连载时,《关于本书及其作者》改成了“编者按”。此“按”比董乐山的说明简短得多,内容与说明大抵一样,不同之处是加了一句:奥威尔“是一个从‘左翼’转到极右翼的作家”,以及最后一句话强调:“为了知己知彼,本刊从上期起全文刊载”。


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



1980年,一名正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商品学专业的学生从《国外作品选译》中看到了《一九八四》,事后他回忆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不管怎么说,乌托邦和历史还有一点区别。前者未曾发生,后者我们已经身历。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似,后者则不断重演,万变不离其宗。”


这个学生叫王小波。


1980年代,花城出版社也找到董乐山约稿,他再次推荐此书。1985年,花城出版社出了内部发行版《一九八四》,直到1988年,作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出了公开发行版。


奥威尔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一个高潮。奥威尔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捧。


追捧的原因,王小波也有过不错的总结:“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王小波反对这样无趣的世界,因此以奥威尔为师,进行小说创作,进行散文写作,他的作品从写作手法还是从细节描述上,都“很奥威尔”,甚至《动物庄园》中那只叫做拿破仑的猪,也会超越时空,成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黑铁时代》里,所描写的“黑铁公寓”也类似于《一九八四》里监狱式住所。


明白了就不走这条路了



出生于1950年代的止庵,正是在1985年、他26岁时第一次阅读到了《一九八四》。何怀宏、刘苏里等人也是在这个时期读到这本书的。止庵记得,他读《动物庄园》更晚一点儿,他回忆说,“读《动物庄园》时,每每联想到早年读过的《联共(布)党史》。当下很感懊丧:假若起先到手的是这一本,而不是那一本,自己或许能明白得早一点儿吧”。


之后的28年,他不止一遍重读。而且只要有机会,他就向友人推荐这本书。有人问起对其影响最大的书,止庵想了半天还是举出这本《一九八四》。


新华社记者唐师曾比止庵小两岁,但他直到1994年,才借得了一本花城出版社于1988年首次在国内公开发行的《一九八四》。因为向朋友“显摆”,还弄丢了。直到6年后,他才从一个书商朋友手中弄到两本新的,还给当初借他书的朋友。


止庵仍记得,在最初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书的内容带给他的极大震撼。“尤其是那个开头。写打算去掉一个人,不能只从现实中去掉他,因为他在历史中存在,还要在历史上去掉这个人。温斯顿(主人公)的工作就是干这事。谁不行了,就奉命从过去的报纸、杂志、书籍,各种影像中删除这个人。我自己对历史一向很感兴趣,后来我发现,我们的历史竟然就是被温斯顿删改过的,真是一塌糊涂。举个例子,苏联文学我原来看了不少,但是读了一部《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之后,看到这书上写的我大多都不知道,而我知道的这本书上大多一笔带过,甚至连提都不提。这给我很大打击,我发现,我原来的整个的文化背景都是假的,实际上这个背景后面藏着一个真的东西,而我以假的为背景了……


自1988年后至今,《一九八四》在广州、上海、辽宁等地经不同出版社不同译者,已出了近10个中文版本。


止庵认为,这本书真正的历史意义并不是预言的多么一针见血,而是在于:有个东西,当时大家虚幻地认为它是人类可能应该走的一条路,奥威尔告诉大家,这是一条危险的路。大家明白了,就不走这条路了。



每多一个人读奥威尔,自由就多一分保障。


在《动物庄园》中,乔治·奥威尔深刻地写道:“所有动物生来都一律平等,而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所有动物都是同志。”……


奥威尔的这些深刻的语言就像一把把没有剑柄的利剑,深刻地刺穿着极权的统治,也深刻地刺穿着一颗又一颗在这种统治下懂得思考的心脏。



这样直击人心的思考,不只是出现在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中,1984中,奥威尔更加深刻地形容:


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

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

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他们不到觉悟的时候,就不会起来反对,他们不起来反对,就不会觉悟。


历史在此时就像是一张白纸,被不断地擦干净并写上新内容……


这些看似矛盾的语言,恰恰是折射出荒诞的社会问题。苏联和东欧曾经严禁他的作品,作为英国人的他生前也曾被英国的军情六处监禁二十年之久,直至1950年一月,因患肺病去世。他不受权力的喜爱,因为他的刀笔刺痛了那个时代。但是这个时代,人们就不需要他了吗?


在他去世后,单《1984》畅销全世界5000万册,1993年,英国正式开始颁布“奥威尔奖”,就是以这位著名记者、作家命名的政治写作奖,现有图书奖、个人奖和博客奖等三个类别,此奖项是英国最重要的政治新闻和写作奖。


说到奥威尔,说到了“乌托邦”,当然不能漏掉“反乌托邦三部曲”,包括:《1984》《美丽新世界》《我们》。 



  媒体声音


乔治奥威尔最后的杰作,对现代历史令人着迷而不可或缺的理解。


——英国作家、历史学家蒂莫西 加里阿什


看来乌托邦要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更容易实现。事实上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更痛苦的问题:怎样去避免它终于实现?


——尼古拉斯 别尔嘉耶夫


在今天这个基因工程、虚拟现实和网络超链接的时代,《美妙的新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切中要害。


——哈罗德布鲁姆


这是一本焚书年代的奇书……这无疑是一本很不寻常的书,我很惊讶没有一家英国出版商有胆量再版这本书。


——乔治 奥威尔


哲学性可比柏拉图之《理想国》,趣味性可比H.G.威尔斯之幻想作品,冷峻得像一把上膛左轮手枪,讽刺性直追《格列佛游记》。


——皮特里姆 索罗金


《1984》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展现出不可磨灭的才华,令其他同类作品无法望其项背。对时代来说,它仿佛毒药瓶上的一枚标签。


——《纽约先驱论坛报》


乔治奥威尔就极权主义危险发出的警告,给他的同时代人和未来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本书的书名和其中创造的很多新词,比如“新语”,都成了现代政治中丑恶现象的代名词。


——《韦氏文学百科词典》




延伸阅读

《一九八四》和《美丽新世界》的启示





编者按: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从未真正远去,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却在日渐成为现实。在今天生活的世界里,强大而速效的现代科技,被功利性地运用于各个领域,我们难免有自吞苦果时,一如英剧《黑镜子》中的种种恐怖预想。物质享受、感官娱乐,使智慧的人拥有了更大的掌控权,而愚昧的人则被技术绑架、更加迅疾地退化下去,最终向这个被消费主义腐蚀了的社会投降,这不就是我们现在以及未来的生活么?

 

而放眼政治,为了“稳定”的目的,权力也从未放弃过对民众的监控。赫胥黎本人曾说,“你的1984终将过去,我的美丽新世界总会到来。”“权力”加“技术”,这或许就是“煮青蛙”的最高境界。作为普通人的我们,何以挣脱、何以反制?



阿道司·赫胥黎



乔治·奥威尔



 

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1984年。这一年如期而至,而乔治.奥威尔关于1984年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忧虑过后的美国人禁不住轻轻唱起了颂扬自己的赞歌。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续,不管奥威尔笔下的噩梦是否降临在别的地方,至少我们是幸免于难了。

 

但是我们忘了,除了奥威尔可怕的预言外.还有另一个同样让人毛骨悚然的版本,虽然这个版本年代稍稍久远一点,而且也不那么广为人知。这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也不会料到,赫胥黎和奥威尔的预言截然不同。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文图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联络编辑

表扬小号

就摁下识别二维码吧


致敬中国媒体人

左方和他的《南方周末》时代

钟健夫:1980年代的政治激情与《南风窗》

林晨:我在新华社三十年

李培禹:我在《北京日报》三十年

新华社内参让副总理公开做检讨,

中央由此取消副总理级专机

郭玲春:她触摸了人的灵魂

顾正龙:他被美军举枪瞄准,

他抢拍萨达姆几百张照片

新华社记者撞见军装小贩,一纸内参

操风琴:我的同事邵云环

杨大明:悼丁望

胡舒立:缅怀一位值得尊崇的长者

"右派"记者朱启平:日本投降的见证者

张宝林: "徐老大"怕给朋友惹麻烦

张宝林:袁水拍的两封信

姜波忆范敬宜:老范,我好想你呀!

袁晞:我认识的老范和未完成的书稿

艾丰:改革开放时代的主流报人

张宝林:大保,永远的学长和老兄

郭少达:与肖晓琳道别

刘学洙:上善如水——记新闻人张善炬

胡舒立:大真无争张善炬

鲁晓晨:新闻人虽力薄而努力不懈

祁林一路走好,天堂没有伤害,没有牢狱之灾

胡舒立:黎海波的胸中丘壑

同学中英语最棒的那位,最先走了

范蔚萱:好汉与书生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届2

余轩编辑、少达审读


公 号 征 稿

主题包括但不限于:


童年  文革  上山

     当兵月   青工  高考

校园  浪漫  菁英

       职业  学术   人生  

教育  养老   兴趣爱好

……

新三届人一路走来的光阴故事

40后、50后、60后的关注热点

都是新三届公号期待分享的主题

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并数幅老照片

投稿邮箱:1976365155@qq.com

联系人微信号:james_gz7

联系人电话:13570472704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