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丨钟健夫：1980年代的政治激情与《南风窗》
老编的话：1980年代的中国，是意识形态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是思想如白云苍狗、精神在雪地撒野的时代。每次读到追忆1980年的图书，如柳红《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査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王学典《怀念八十年代》，张立宪《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等，都令人心潮澎湃、激情燃烧。本号特辟“致敬”栏目，邀约追忆1980年代的文图稿件，以此向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致敬，向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每一个里程碑事件致敬，向曾经勇立改革开放潮头的每一个弄潮人致敬。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钟健夫，1978年从知青农场考上大学，专业为船舶动力装置，《真正人生从五十开始，五十到一百的人生规划》一书作者，保健畅销图书作家，CI与品牌专家，曾任中山大学、人民大学EMBA兼职教授，在众多媒体开设专栏，参加央视节目，出版十多部著作，自称“非常五十后”。钟健夫是《南风窗》杂志的创办人之一。2017年被评为天涯社区18周年“百大经典人物”，“童天一”是其笔名。
原题：
与吴晓波谈心：
1980年代的爱情与《南风窗》
编注：吴晓波曾在《最后一个“看门狗”也走了》中说：秦朔任总编之前的《南风窗》是“一本青年民工类励志刊物”。钟健夫特写此文回应。
“假市长”与民意测验
强烈的政治性，从《南风窗》的第一期就体现出来了。
1980年代中期杂志创刊伊始，我们搞了一项活动：“‘假如我是广州市长’提建议有奖活动”。这种公开向广州市民而不是向民工征求意见的活动，影响很大。不仅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纷纷报道，中新社、新华社也向全国甚至全球发布新闻稿。
“假市长”活动是于幼军、黎元江、曹淳亮“大脑风暴”后的创意。那时于幼军领导的广州软科学公司，与《南风窗》编辑部仅一墙之隔，他们平日午饭就在市委大院饭堂，大家能经常见面。而且很多人都知道，于幼军将来一定会当市长。
今天想来，或从精神分析角度看，“假市长”活动是于幼军、黎元江、曹淳亮三人政治抱负的一种集体诉求。
有志者，事竟成。于幼军和黎元江后来一起撰写出版了著名的《社会主义四百年》一书。再后来，于幼军不仅当了深圳市长，还当了湖南省长、山西省长。
“假市长”活动办了多期，广州市民纷纷响应，建议如雪片般飞到编辑部，我们精选后刊登在《南风窗》上。当年的广州市长是叶选平。他对“假市长”活动大力支持，还专门给获奖者颁奖。叶选平还在《南风窗》发表文章《我是你们的大司务长》，充分体现了为民服务的公共精神。
当年广州市长叶选平针对“假市长”活动说：“这个活动很好。市政府不仅支持，而且要合作。评奖要民间搞，民提民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不光让有名气的专家说话，还要让那些从‘0’开始的人说话，从中发现人才。现在重要的是提倡思考，即使是发发牢骚也不要紧嘛，那些忧国忧民、关心四化的牢骚，正是我们希望的。那些逆来顺受不声不哼的人不行，不能开拓新局面。”
不久，叶选平升任广东省省长。
“假市长”活动第一期获奖者。
《南风窗》的民意测验也极具政治性。
民意测验的创意来自曹淳亮，但具体的执行者是我。每次结果出来，都在编辑部召集非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将有关材料发送给媒体。这是重要的政治新闻，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中新社、新华社一定会派主力记者参加。
《南风窗》民意测验的影响力，有一件小事可以证明：沈宏非，今日美食大腕。暨大新闻系毕业后，沈兄被分配到中新社广东分社工作。我们互通有无，他给我写稿，我给他民意测验结果。没想到，有一天老吴找我谈话，说中新社记者是分线负责的，政治这条线的新闻由谢某某负责，以后民意测验结果给他，不要给沈宏非了。
中新社广东分社对记者的考评，可能要参考记者所发消息的转载率，而外媒对中国民意测验强烈关注，转载率非常高。沈宏非被指“捞过界”，谢某某意见很大，便到老吴那里投诉。
作者当年在《南风窗》的证件照。
我将老吴那里听到的投诉告诉沈宏非。
沈宏非一脸坏笑，说不要管他，以后民意测验结果还是给我。沈宏非是个天才，文字非常出色，这样的王牌作者不能少，民意测验结果我照样给他。老吴见我不改，只好亲自请谢某某过来拿材料。沈谢之争，我永远站在沈这一边。不料有一天我们去沈家串门，沈宏非说，有次陪妻子去买菜，碰到谢某某，竟然发现谢某某是妻子的亲戚，我们以后再也不争了。
1980年代的《南风窗》如此频繁地做民意测验，虽然抽样技术不太科学，但我仍要请教晓波兄：中国新闻史上是否有过这种规模的民意测验？
晓波可能不知道，当年的《南方周末》由左方先生管理，完全是娱乐风格，明星大头像非常吸引眼球。后来《南方周末》大转型，反而有点像当年《南风窗》的风格。
风险最大的一次民意测验，是测验广州市民——不是民工，对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支持率。问卷发出去，收回来，还没有统计，曹淳亮非常紧张，他怕市民不支持广州市领导，得罪人了。
统计民意测验所使用的电脑，就是市委书记许士杰电脑室中的电脑。
当年《南风窗》由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办，编辑部就在市委大院。我那时住在编辑部，有一天，打开编辑部里间的小门，发现许书记办公室附近新装修了一间小房子，走近一看，是带空调的电脑室。负责人是个很斯文的小伙子，叫李建明，读的是计算机专业。我们很快交上朋友。正如我在《“电脑热”的背后》中所说的，当年社会上的电脑与许书记电脑室中的电脑一样，因为缺乏中文应用程序，变成纯粹的装饰。
不过，我们正好用许书记的电脑来统计民意测验。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即便有SPSS，也可能无法装进落后的286电脑里。好个李建明，竟然直接根据我提出的统计要求，自己编程统计。有的时候，要做很多相关分析，加上针式打印，特别费时间。我们常常晚上加班，深夜离开时开始打印数据，第二天一早再到电脑室，查看通宵打印出来的厚厚的统计结果。
那一次，幸好统计出来的结果是，大部分市民支持市领导。于是，召开非正式新闻发布会，曹淳亮为民意测验亲自撰文，此文公开发表在《南风窗》上。
敏感问题与羊城辩论会
晓波兄在《最后一个“看门狗”也走了》中说：
2003年初的两会上，新当选总书记、总理的胡锦涛和温家宝首次公开亮相，《南风窗》以他们在主席台上的握手照为封面，赫然提出“胡温新政”，我打电话给他，“提‘新政’合适吗？他说，“你看大家对改革的期盼，不就是‘新政’嘛。”
对于1980年代的《南风窗》和众多杂志来说，拿最高领导做封面，很正常，一点都不敏感。比如，我们有一期就是用时任总书记的形象做封面。
《南风窗》封面。
那时候，政治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广州市委设有专门的“政治改革办公室”。我们专做热点、难点、敏感点。比如，有一段时间，每月组织“平民研讨会”，主要由我和饶原生负责，讨论结果发表时，栏目广告语做得很大很醒目：“每月讨论一个敏感问题。”
不敏感我们还不做呢。
《南风窗》每月讨论一个敏感问题。
我们还主办“羊城辩论大赛”。复旦大学辩论队后来很有名，出了不少人才。但是，大学辩论会这种形式，在中国大陆最早出现在暨南大学，且办过多次。有的辩题非常敏感，比如：中国能实行分省自治吗？这样的题目也许广东人才能理解，梁启超第一个提出“联省自治”的概念，广东都督陈炯明当年就支持“联省自治”。暨南师生不过是将“联省”改为“分省”而已。
我觉得辩论会这种形式非常好，向领导汇报，建议由《南风窗》来主办，这就是“羊城辩论会”。中国许多新生事物，都是由南向北传播的，大学辩论会也一样。
羊城辩论会：中大学生与暨大学生辩论。
沟通理解的“桥”
《南风窗》并非“一本青年民工类励志刊物”，而是一本政经杂志。它的政治功能，创办者形象地用“桥”来表示——政府与市民之间沟通理解之“桥”。有一天看凤凰卫视，也是大声宣称自己扮演“桥”的功能，我会心一笑。
我1984年底参与《南风窗》的筹办，期刊登记证还是我到新闻出版局领的。1985年4月《南风窗》出创刊号。那时晓波和秦朔可能还没上大学。
1990年代初秦朔来《南风窗》时，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先是来实习，T恤背后自己用颜料画上《南风窗》的标志。大家都觉得好玩。现在想来，这就是希望加盟《南风窗》的公开诉求啊！毕业后他果然到《南风窗》工作。
其实秦朔性格内敛，为人低调，谦虚好学。有一天领导给他布置任务，写一篇沟通理解的文章。他感到有些为难，找一个什么样的角度，说明人要设身处地相互理解呢？秦朔笑眯眯地把难题交给我，问我怎么写。
那时自行车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我给他讲了个例子：有个人平常骑自行车上下班，他的工作就是开车。当他骑车时，就站在骑车人的立场上，骂别人不会走路、不会开车；当他开车时，就站在司机的立场上，骂别人不会走路、不会骑车。总之自己永远正确。
我不知道秦朔是否采用了我的思路。
我那时闹情绪，经常拒绝领导布置的采写任务。主要是经过“全社批判大会”后，我改正了自己的缺点，工作成绩也得到充分肯定，可是分房和评职称时，我就靠边站。我到《南风窗》工作五年了，没分到新房，有的人刚进来一年，就住上新房。
《南风窗》有一个栏目叫“市长在想什么”，专门请市领导来写，或记者采访后整理成文。
还有一个栏目叫“运筹篇”，介绍市领导的重大决策过程和重大成果，主要由编辑部的人写。我感觉“运筹篇”的文章有拍马屁之嫌，从来就拒绝。你硬要我写文章，我就写“广角镜”栏目的文章，分析报道社会问题，批评不良现象。
秦朔到《南风窗》时，我的业余时间主要是写长篇小说《返祖》。后来我们都住单位的房子，成了邻居，无聊之时，我们下围棋。我很少能赢，明明掌握了大好局面，最后还是输给他。看了晓波的文章，才知道他是学霸，脑子好使。听说秦朔后来陪领导下棋，陪宣传部长下棋，沟通理解技巧已经非同一般。
秦朔有非常好的业务能力和沟通能力。
《南风窗》与上层沟通的经验主要得益于老吴。吴迅性格温和，为人诚恳，原是《机关建设》的总编辑，行政级别很高，有跟领导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做事特别讲究沟通和“建设性”。曹淳亮和秦朔从她身上学到许多宝贵经验。
说实话，领导也曾经喜欢过我，动员我入党，给我升迁的机会。而我自小患有“爸爸去哪儿综合征”，不求上进，喜欢“看门狗”的批判本性。比如，曹淳亮曾经动员我，站出来创办中国第一间民意测验研究所。我认为民意测验应当中立、公正，我怕被利用，始终不愿做。
后来，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成立了“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就是受《南风窗》民意测验的启发而成立的。
1995年，省市领导任仲夷、高祀仁、陈开枝等莅临《南风窗》10周年庆典，提出要把南风窗办成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刊。
历史幻象的破碎
晓波兄可能纳闷：自己为何成了“记忆抵抗”的对象？
因为人的存在都是主体间性的。当你说“秦朔把《南风窗》由一本青年民工类励志刊物华丽转型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政经类月刊”时，实际上是否定了秦朔之前的《南风窗》，令很多为《南风窗》服务过的人想不通了。你用自己强大的话语权，让一个人的成功抹除了N多人的青春和成果。
多年以来，晓波和秦朔就是主流话语的一部分。你和复旦新闻系毕业或在校的师兄师弟们，你们的朋友圈、同学圈，长期垄断中国新闻媒体近半壁江山。许多事情经过你们不断言说和重复，再在主流媒体不断言说和重复，然后，在你们自己心中便成了历史真实，也在很多读者心中成了历史真实。
但是，历史真相一直会像主流话语说的那样吗？
当然不会。纸媒断崖式的崩溃，自媒体的出现，许多历史幻象将慢慢破碎。过去在话语场中处于边缘的人，处于底层的人和被迫沉默的人，将有机会站出来，叙述被主流话语长期屏蔽的真相。
这就是野夫说的“个人修史”和“记忆抵抗”。
作为主体的农民工
我不知道晓波是否因《百万民工下珠江》一文，认定《南风窗》过去是“一本青年民工类励志刊物”。这篇文章的作者王志纲，当年在新华社广东分社工作，他是我的主力作者，文章是我组来的。《南风窗》关注这种重大的社会现象，不等于就是“一本青年民工类励志刊物”吧？
不过，我从“一本青年民工类励志刊物”中，读出了晓波对农民工的歧视。
农民工是建设中国现代城市的主力军。从建筑、装修、搬运、快递，到家政、保安、交通等等，没有农民工，中国的大中城市将立即瘫痪。
农民工是创造中国经济奇迹不可或缺的主体。
但是，两亿多的农民工并没有享受到市民的待遇。他们是农民却干着工人的活。他们为城市奉献了青春，很多人最后却回不了老家，因为早就不习惯农村生活。他们是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根本不敢梦想“假如我是广州市长”。他们没有话语权，是沉默的大多数。
多年来，我一直是王石的粉丝。5·12汶川大地震王石因万科捐款太少遭围攻时，我在网上为他辩护。我甚至为范美忠先生辩护，写过《解读范美忠：权利优先于善》一文。王石带病登山，60岁后到哈佛读书等众多动人事迹，确实让我敬佩。
但是，后来我对王石的感受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早在“万宝事件”之前。
比如，在王石做模特的一个视频广告中，“让情怀落地”这句话让人不舒服。毫无疑义，从传统的“自我实现”的主体哲学来看，“让情怀落地”非常好。但是，王石经过美国和英国留学，成了一名学者。慢慢地，我对他提出更高的要求：能否从后现代的主体间性哲学角度反思自己的情怀。
王石从万科所用的建筑材料中，联想到企业可能对全球环境造成污染，明白万科作为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所承担的环保责任，这非常可贵。不过，能否将目光转到人身上？作为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多年以来，万科究竟直接和间接使用了多少农民工？
人生而平等。中国这么多的农民工为城市建设付出血汗和青春，他们为什么就低人一等？他们为什么就不能享受市民一样的医保、社保？无数农民工孤苦伶仃的晚年，如何映照王石站在珠峰上的光辉形象？
我非常喜欢火爆之前的汪峰。农民工旭日、阳刚在春晚演唱他的《春天里》，几乎用呐喊的声音唱出：“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在这春天里。”不知让多少人热泪盈眶。
在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春天里，许多地产大佬和企业家们都有动人的故事。在同样的时光里，这么多的农民工老无所依，这是什么样的经济奇迹？什么样的春天？
农民工旭日、阳刚演唱《春天里》。
汪峰失意时创作的《存在》特别好，他向自己和所有人追问：我们该如何存在？
王石在汶川大地震时遭受围攻的情景说明，所有主体都是主体间性的存在。海德格尔的“此在”——此时此刻的人，此时此刻的王石，与所有存在者，包括2亿多农民工，在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世界中共在。王石的情怀中有他们吗？
“阿拉”之“善”，不仅仅是环保吧？王石们究竟能为他们做什么？
我有一个创意：为农民工，为中国独生子女父母，创办“公共时间银行”，启动“养老杠杆”，让会员“等时存取”、“等时交换”养老时间。王石们是中国最优秀的管理人才，如果牵头做养老的公益事业，一定能做好。
结语：
我一直将晓波和秦朔当成朋友，所以用“谈心”的方式叙述。当年由于秦朔的推荐，我的科幻财经小说《一只狗的品牌见解》列入“蓝狮子丛书”出版，为此我要公开表示感谢！没想到，我有一天会从“看门狗”的角度与晓波谈心。多年未见，许多话要说，本来还想谈谈“企业学者”“企业家精神”“虚拟现实主义”的话题，写得太长了，以后吧。
最后想跟秦朔说几句。当年我为什么离开《南风窗》？主要是因为我的第一部书稿《一千万孤独的灵魂》，被书商删节篡改，以《一个精神病医生的手记》之名出版，让我无地自容。我不是精神病医生。为了控制出版质量，我吸取教训，辞职到太阳神打工赚钱，自费出版长篇小说《返祖》。小说获奖后，为了财务自由，我再也不能写作了，一不留神成了CI专家。可见人生总是有失有得。
我的CI专家形象已经破灭。
其实，个人身份和自我都不过是幻象。
后来，又因太阳神的挫败，先锋的CI战略变成老生常谈，我的专家形象随之破灭，验证了佛学所说的诸行无常。如今太阳神恢复了当年的规模，再也不做广告了。58岁的我即将过上理想生活，坐下来写小说了。
衷心祝愿秦朔转型成功！创业成功！
我的新著标题是《真正人生从五十开始：五十到一百的人生规划》。而你还不到50岁，真正人生还没有开始呢！
欢迎批评指正！
编后：我们很推崇这篇1980年代中期的回忆。回望是今后准确前行的座标，希望更多读者一起回忆和讨论。原文有一万多字，经商量由作者本人操刀，摘录了部分文字，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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