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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10月26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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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 三岁的我 登上了《解放日报》 作者：李其容 由于疫情，国家又要发国债了。
国家七十年来大概发过两次国债：一是刚解放的五十年代初；一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都是国家急需民众筹资解决困难的特别时期。
这次要解决的困难是抗疫——从国库里掏出那么多真金白银是要救每一个感染者，无论是经济上的弱势群体，无论是年岁上的弱势群体，国家希望都从死亡线上拉下来，能救一个是一个。
社会主义能办大事，首先就是得有一批能相信国家的群众。咱们中国老百姓向来不是刁民，是全世界最听话的百姓。
其次我们政府的宣传力、号召力是最强的，这点不必谦虚。
先不先，连我这个三岁的儿童都会一个劲地催着爸爸买公债呢，全国总动员动员到幼儿园儿童这里了，厉害！
下面是爸爸在1950年秋为我补写的“日记”，那时，我在中国福利会托儿所上小班。
爸爸以我的口吻记述道：“到七月廿五日（1949年）爸爸妈妈送我到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一托儿所。开头几天我不快，总在每次送我去时就闹着不肯去，到天晚了我就等着接。直过了半个月，我完全习惯了，送我去一点也不在乎。先生们都喜欢我，我被编在小班。我学习了许多歌，也会跳舞，常常有聚会时要我表演。到十二月托儿所搬到我们住的附近，开始全托，我也参加了。从那时起，我就在托儿所睡觉，每逢星期六才接我回去，到星期一又送我到托儿所。”
尽管只有三岁，但过了七十年我还是有记忆。我还记得点点大的我，站在教室中央唱歌跳舞的情景——教室周围，是围着坐的小朋友们，而我背着一只小木枪，在当中唱：“我是一个小兵丁，小兵丁，小兵丁。小兵丁是我……”
从那时起我就不怯场，后来一直是。
我是一个乖孩子，很听老师的话。因为，在家里爸爸妈妈总是用温和但“原则性”很强言辞教育我，跟我讲道理，而我听懂了道理就服道理……长大了，至老也就是服从道理。三岁看到老，一点不错，呵呵。
大约是1950年吧，托儿所老师跟我们小朋友说，国家建设有困难了，大家要帮助国家，要借钱给国家。所以，小朋友要跟爸爸妈妈讲，要他们借钱给国家。
我记住了，等到这个星期六爸爸来接我时，我就拽住爸爸的衣角，要爸爸在托儿所里买国债。
爸爸买了七分国债。
资料里说—— 1949年12月2日，随着人民战争胜利，广大地区获得解放，使政府的财政支出大大增加，而财政收入却赶不上支出的需要。为了克服这一困难，中央人民政府召开了第四次会议。会议决定于1950年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来弥补年度财政赤字。据此，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发行1950年第一期人民胜利公债的指示》。这批公债的募集及还本付息，均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其单位定名为“分”（每分所含实物为：大米6市斤、成粉1．5市斤、白细布4市尺、煤炭16市斤）。公债总额为2亿分，在1950年内分期发行。公债分5年偿还，年息为5厘。决定从1950年1月5日起，开始发行第一期公债，总额为1亿分。 爸爸妈妈肯定在单位里也买国债，但他还是很愉快地被我拉着到老师那里买了七分国债。
这场景被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一托儿所的所长沈粹缜女士看到了，她肯定很感动，当时就写了一个小报导发到《解放日报》上去了。大标题是“三岁小朋友李其容劝爸爸买公债”。
这报纸被爸爸珍藏着，我好像也见过，但后来就没有了，很可能是1966年的抄家所致。所幸的是沈粹缜所长的信还在。
沈粹缜来信 后来我身体弱，总生病，爸爸妈妈就让我离开了这个全托的托儿所，考上了淮海路上一家私立幼儿园：“上海市私立世界小学幼稚园”，走读，每天老保姆陈妈接送。
虽然我离开了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一托儿所，沈粹缜所长还是记挂我的。1953年5月1日我爸在天安门观礼台遇到了她，她问起了我和妈妈。
爸爸给妈妈的信中是这么提起的：
那时人们彼此间的关系真的很诚挚！
（编注：沈粹缜为中国著名新闻工作者邹韬奋的夫人） 李其容读本 20岁我被同学打了一顿 那辆女式单车， 右派爸爸买的， 造反学生抢走了 胡子舅舅张友鸾 一次“辩护人”经历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表扬小号 就摁下识别二维码吧
余轩编辑、子夜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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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 | 李其容：“爸，借点钱给国家吧”，三岁的我登上《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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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左上角是李其容小朋友
昨天在观礼台旁看到了小毛托儿所的所长沈粹缜先生，她问到你和小毛，她对你的血压高很关心，要我劝你休息。她要小毛的照片，她还要了我们的通讯和住处的地址。她现在已离开了托儿所，在北京福利总会来了。她打算为她邹先生办一图书馆，我们谈了半小时，很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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