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宁生，1949年出生，安徽宿松人。大学本科学历。1968年高中毕业，到辽宁省清原县南八家乡双泉沟插队。1971年抽调到沈阳矿务局安装处试验室当试验电工，工程师，试验室主任。2004年病退。 “文革”、插队、回城
历史证明，我们的想法太幼稚了。在那“革命”的日子里，虽然我们把从首都取来的“真经”贴在一楼门斗最显眼的位置——进楼的必经之路上，两派却是外甥打灯笼——照旧，保的继续保，打的继续打。正当我们无忧无虑成长的时候，平地一声惊雷，共和国空前的一场灾难——“文化大革命”，骤然降临了。从此，中国之大，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沈阳二十七中学，从一楼到三楼走廊两侧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德高望重的赵家实校长一夜之间就莫名其妙地成了叛徒、反动学术权威了！赵校长写了一张大字报，勇敢地为自己申辩，竟然遭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的恶意围攻。什么“不许大叛徒赵家实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什么“不许赵家实反攻倒算！”甚至还有人公然贴出大标语：“赵家实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半个月后，就在人们快要将赵校长的所谓翻案风忘记时，一张题为《这是翻案吗？》的大字报，如一道闪电，划破黑暗的夜空；像一声惊雷，响彻二十七中的上空。人们奔走相告：“胆大包天” 为赵家实翻案了！“胆大包天”保赵家实了！一石激起千层浪，转瞬间，在《这是翻案吗？》的周围，就贴出了了无数张两种观点截然相反的大字报。是打倒还是保护赵家实，一时成了二十七中“文革”斗争的焦点，两派学生，情绪激昂，唇枪舌剑，展开了空前的大辩论。人们争论得脸红脖子粗，嗓子都喊哑了。噤若寒蝉，万马齐喑的一边倒局面一下子被鼓声震天、吼声动地的辩论取代了。被广大师生赞誉和拥护的胆大包天战斗队，其时，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就是我。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眼前仿佛到处是大标语。“‘咸、路、赵’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坚决打倒三反分子某某某！” “彻底批倒批臭某某某，让某某某永世不得翻身！”漫天的大字报虽言之无物，却刀光剑影，触目惊心。每个被打倒的人的名字上都打着血淋淋的大叉。“文革”中，打倒某人的程序是：先定性，成立该人的专案组；然后搞群众运动，运动群众，大搞逼供信，肆意拼凑黑材料，剥夺被审查人的申诉权力，使之有话无处说，有理无处辩，有冤无处伸。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上至国家主席、开国元帅，下到平民百姓，人命竟被如此草菅！然而，做人应该襟怀坦白，旗帜鲜明，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那种看别人脸色行事，唯唯诺诺，卑躬屈膝或处世圆滑，明哲保身，挺不起腰杆做人的人，即使活到200岁，又有什么意思！“宁可轰轰烈烈活50岁，也不愿意窝窝囊囊混200年。”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想法就不知不觉、潜移默化地溶化在我的血液中。这使我经常碰壁，甚至头破血流，影响了我的一生。但我至今不悔！我的人生道路，因此更坎坷、更跌宕起伏，却也更丰富多彩。反复考虑，下定决心，我要为赵家实翻案！一个人干，势单力薄，而且，我深知自己反应迟钝，笨嘴拙腮，甚至有些木讷；为赵家实翻案纵有铁山般的证据，没有雄辩的口才，也是万万不行的。我必须找到一个有胆、有识、有口才、有事业心，而且观点一致的同学。突然，我眼前一亮：有了！就找他——夏任凡！为了不走露一点儿风声，大字报的起草，反复修改以及用毛笔誊写，都是在我家悄悄完成的。该写落款时，我们俩犯难了——以什么名义发表呢？经过反复考虑，我们俩一致认为：以一个战斗队的名义发表比较好，既真实，还可以壮声势。于是，我们俩绞尽脑汁，搜肠刮肚，想起个好名字。当我灵机一动，提出用“胆大包天”时，夏任凡立即拍手叫好。在二十七中“文革”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胆大包天战斗队便从此诞生了！翌日，我和夏任凡起了个大早，趁学校还没有人，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是翻案吗？》的大字报贴到一楼到二楼缓步台的中间最显眼的地方，然后就“于无声处听惊雷”去了。在那个造反有理的年代，红卫兵乱抓辫子、乱打棍子、乱戴帽子，无论怎样“左”都不必担心犯错误；即使错了，也无非是水平问题、认识问题。一旦“右”了一点点，那就不得了了，就要大祸临头！什么“犯路线错误”啦，“阶级立场不稳”啦等等，一顶顶吓人的大帽子非给你戴到头上不可。“文革”中，赵校长吃尽了人间苦，受尽了人间辱。二三十斤重的大牌子挂在脖子上，上百次的小会批、大会斗，几乎没有一次不“享受”“喷气式”、低头大弯腰的。有一次，在三楼的大教室批斗他，由于时间太长，坚持不住，他摔倒在水泥地上，一个“小将”冲上去，照他脑袋就是一脚，顿时，老校长右眼失明，左耳失聪。当年还只是一个初中二年级学生的王诗光， 其兄王诗武和我是初中同学，“文革”前就与我相识；“文革”中，我们又志同道合，便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在二十七中打赵、保赵两派处于势均力敌的1967年初，我和王诗光决心到中央文革小组接待站上访，想通过求助“尚方宝剑”迅速地把赵校长解放出来。我们没有钱买火车票，便在沈阳站买了两张站台票混上了车。一路上提心吊胆，凌晨还是在山海关被撵下了车。雄关峻岭躲在夜幕后面；扑面而来的，是刺骨的阵阵寒风。我们早已下定决心，不取回“真经”，决不回头。我俩又想方设法混上了下一趟开往首都的火车。可是，一到天津，又被撵下来了。只好出站买了票。这才想起我们已经两顿没有吃饭了，于是啃着从家里带来的已经发干直掉渣的馒头，喝着火车上的白开水，望着窗外飞驶而过的村庄，惬意极了。中央文革接待站的同志明确指出：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属实，你们的校长就不是叛徒，更不是什么反动权威，因为中学里没有学术权威。我们俩喜出望外。一路上的艰辛，两次被撵下车的委屈，都因我们取到了“尚方宝剑”，一扫而光！历史证明，我们的想法太幼稚了。在那些“革命”的日子里，虽然我们把从首都取来的“真经”贴在一楼门斗最显眼的位置——进楼的必经之路上，两派却是外甥打灯笼——照旧，保的继续保，打的继续打。我与同学们奋不顾身地摇旗呐喊了一年多，也没有把赵校长解放出来。我们怀着对“咸、路、赵”的命运深深的担忧，离开母校，上山下乡了。告别了母校，远离了父母，就几乎全靠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成长了。沈阳二十七中的学生，一般都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把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当作磨炼自己意志的机会。我们尊敬农民，诚恳地拜农民为师，老老实实地向他们学习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朴实无华、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以及各种劳动本领。农村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艰苦劳动，让我们尝到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滋味，真正懂得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夏锄“歇气”时，我把两根锄杠拼在一起，躺在上面，转眼间便进入梦乡。春耕、夏锄、秋收这三个大忙季节，累得躺在炕上，好像还未翻身，天就亮了。半夜大雨倾盆，电闪雷鸣，惊天动地，我们却浑然不知，仍然呼呼大睡！1970年4月，正是旱田春耕、水田育秧的农忙时节。我们白天干活都累了，晚上九时许，都已进入梦乡。突然，一阵狗吠把我们惊醒了。大队通讯员大声喊道：“大家快起来，到学校开会去！”我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就穿上衣服，随同学们一起到学校开会去了。几个大灯泡把整个会场照得通亮。南八家公社工作组组长——金斗山，亮着他特有的公鸭嗓，大声喊道：“请大家安静，现在开会了！”刚才还嗡嗡嗡的会场，马上鸦雀无声。金斗山大喝一声：“把现行反革命分子刘绪生押上来！”早就准备好的民兵们，便蜂拥般押着刘绪生走上台来。金斗山喝了一口水，接着说：“今天晚上，我们新立屯大队在这里召开社员大会，揭发、批斗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现行反革命分子刘绪生。可是，现在还有人同他划不清界限，居然说什么批斗他会影响队里的水田生产。”谁也没有料到开会前有这么个“前奏曲”，许多人的眼睛瞪圆了，会场的空气也仿佛凝固了。紧接着，他眼睛一瞪，声嘶力竭地大喝一声：“谁说的，给我站起来！”我惴惴不安地站了起来。顿时，惊讶的目光一齐射向了我，我惶惶不知所措，心里一片茫然。这是我在半个小时之前说的话呀，是谁这么快就给汇报上去了？金斗山正满脸怒气地要对我发作时，“五七”战士老何突然急步上前，弯着腰用右手拢成半个喇叭状，贴着金斗山的耳朵根小声说话。我离他们不远，还能听清他说的：“他是沈阳来的知青。”金斗山皱着眉头，满脸狐疑地盯着我这个穿着有好几块补钉、右肩膀头上还露出旧棉花的破棉袄，腰间系着一根草绳，脚上穿着垫着羊胡子草的胶皮“靰鞡”，虽然显得惶恐、却明显流露出几分敌意的年轻人——穿得比当地青年都“土”，这哪像是沈阳来的知青啊！金斗山听老何说我是沈阳知青，他迟疑了一下，态度缓和了许多，摆摆手说：“坐下吧！”显然，这是老何及时为我“验明正身”，亮出我的知青——“毛主席请来的客人”的身份救了我。我怀着深深的感激望了老何一眼。如果不是他出手相救，我非得被“请”到台上，和刘绪生站在一起，做陪斗不可。刘绪生比我只大七八岁，那时，他大概也就二十七八岁吧，是双泉沟难得的秀才，是双泉沟难得的队长候选人。只是因为土改时，他还是个六七岁的孩子，父母去世又早，只余下他兄妹二人相依为命。所以，刘绪生对自己家的成分总也说不清，结果吃了大亏。乡亲们三番五次地推选他当队长。可是，报一次，被上级否定一次，大家也就死心了。无可奈何，只好大材小用，让他当了既不用看出身好坏又不用上级批准的水田技术员。在那个突出政治、一切领域都要“政治挂帅”的年代，出身不好的人想要入党、提干，简直比登天还难。然而，他关爱集体，好学上进，钻研技术。他讲起种庄稼的学问来，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他不仅有理论，而且重实践。他家的自留地，不论种玉米、高粱还是蔬菜，产量都要比别人家的高。他乐于助人，老实厚道，所以人缘也很好。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刘绪生胸怀宽广，坦荡无私。尽管上级屡次不批准他当队长，他并不怨天尤人，仍然一如既往地关爱集体。他责任心强，又肯动脑筋，在小队领导的支持下，他带领社员把烂泥塘、涝洼地都改造成了稳产、高产的水田，既增加了社员的收入，又使社员们吃的大米由原来的每年几十斤，增加到100多斤。有一年，连降大雨，山洪暴发，多数人都去抢救自己家的庄稼，刘绪生却不管自己家快要成熟的玉米，奋不顾身地跑到队里新开垦的水田，冒着瓢泼大雨，拼命地排洪泄洪，终于保住了集体新开垦的十几亩水稻。所以，他赢得了广大社员的衷心爱戴和拥护。1968年夏天，也就是在我们知青上山下乡前几个月的一次社员学习会上，刘绪生主动给大家读报纸。鬼使神差，阴差阳错，他竟将“衷心”的“衷”字，读成“丧”字，变成丧心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了。这下，他可闯下弥天大祸了！那些心怀叵测的人祭起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法宝，无限上纲、上线，非要把刘绪生一棒子打死不可。那些吃政治饭的大队和公社的老爷们，正苦于找不到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听说双泉沟揪出了一个现行反革命，自然欣喜若狂。他们立即指示：先把刘绪生在本队批倒批臭，取得经验以后，再向全大队和全公社推广。而且规定，每天至少要批判他三次，要把批判会开到田间、地头。我对刘绪生非常同情。我对工作组不问青红皂白，对一个人不看全部历史、全部工作，仅仅根据一句话、一件事情，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极为反感。绝大多数乡亲心中都认为刘绪生是好人，对工作组和生产队里个别人颠倒黑白的胡作非为深恶痛绝，只是敢怒不敢言。所以，尽管一天批判他三次，也是批而不倒，批而不臭，纯属走过场。1970年“五一”节的晚上，风高月黑，在村里队部旁边的路上，我差点儿与刘绪生撞个满怀。我看周围没有人，便迅速贴近他，低声急切地说：“不管压力有多大，你都千万要顶住，千万不能承认是有意诅咒毛主席啊，否则，你就永世不得翻身了！”他感激地向我点点头，紧张地向四周张望，很怕有人看见和听见。然后，便一阵风似地不见了。几天以后，工作组又搞突然袭击，第二次召开批斗刘绪生的大会。“刘绪生！‘五一节’的晚上，你到什么地方去了？在路上碰见了谁，你们都说了什么？”金斗山声色俱厉的公鸭嗓，犹如晴天霹雳，震得我灵魂出窍，吓得我胆战心惊，目瞪口呆！这件事，他是怎么知道的？那天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没有人看见啊！此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紧张地在心里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祷告：不能说，你可千万不能说啊！刘绪生猛地一听金斗山问他“五一节”晚上遇到我的事，浑身一颤，深感震惊。被一个多月以来的监视、批判、折磨得本已瘦削、憔悴、苍老的脸更显得惊恐、苍白、衰老了，他的腰也弯得更低了。我赶紧低下头，如坐针毡，紧张得再也不敢看他一眼。心突突地跳个不停，双腿有些微微发抖。我预感到，这次批斗要比第一次厉害得多，恐怕是在劫难逃了。但还是响起了一个仿佛从地狱里传出来的低沉的令我毛骨悚然的声音：“‘五一节’那天，我妹妹结婚。白天，队里没有让我参加婚礼。晚上，我到妹妹家去看看。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唐宁生，他嘱咐我千万不能承认是有意诅咒毛主席。否则，我将永世不得翻身！”听到刘绪生老老实实、一五一十地坦白，我呆若木鸡。一个月前，在第一次批斗刘绪生的大会上，我险些成陪斗。这次刘绪生又明白无误的交待清楚。我是真的在劫难逃了。那个年代，整个民族似乎都要疯了，帽子、棍子满天飞，有的是顺手拿来，易如反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况且，我父亲还曾是国民党的中校，系历史反革命。“文革”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正横行无忌，甚嚣尘上。把我列为刘的同党，不恰好可以证明：历史反革命的儿子唐宁生同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刘绪生是一丘之貉吗？就在工作组紧锣密鼓地策划，准备批判我的危急时刻，徐东升、李培仲、张大刚、康大途所在的太平沟生产队，忽然传来由于工作组大搞“逼供信”，一位30多岁姓杨的刚烈汉子不堪屈辱，自杀身亡的惊人消息。工作组深怕出现第二个杨某某，便紧急下达暂停批判“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的一切活动，对刘绪生和我的迫害才缓和下来。每当想到这位素不相识的农民兄弟用他一条鲜活的生命给我们换来了自由，我的心就隐隐作痛，充满了哀伤。然而，岁月把这一切都变成了过去。三年之后，插队生活终于结束了。经过三年的艰苦锻炼，我们增强了体质，学到了劳动本领，培养了吃苦耐劳精神。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学会了应该怎样做人。很多东西，是在学校里永远也学不到的。我们在农村的良好表现，获得了乡亲们的一致好评。我们和乡亲们的关系和谐，如同鱼水一般。母校的优良校风，是我们向人生更高目标奋勇攀登的基础和动力。母校的优良校风，是母校给予我们的一笔无形的宝贵财富。 母校的优良校风，潜移默化而又随形如影，使我们受益终生。人生的经历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人的青年时代的经历，往往决定人的一生，因而更显重要。我在农村的三年插队劳动，是我迈出校门、走向社会的开篇，是农民老师给我上了人生自立第一课。我在农村培养出来的吃苦耐劳精神，是我一生的宝贵财富。在以后的几十年人生风雨中，每当我遇到困难受到挫折时，我就同三年插队劳动时的境况相比。于是眼前的困难就根本算不得什么了，我又有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我又坚定不移地干下去了。农村的三年经历，真是使我受益终生啊！1971年，我从农村抽调到沈阳矿务局安装处试验室当试验电工。1977年恢复高考，因为“文革”，我高二、高三的功课没有学习，所以我拼命补习功课。到了1979年，忽地又传来大龄青年不让报考的消息。唉！我为高考熬了多少个夜晚啊！连春节那几天，我既不探亲访友，也不参加任何娱乐活动，而是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两耳不闻爆竹声，一心只读高考书啊！ 正在我心灰意冷、极端懊恼时，阜新矿院函授部恢复招生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那时，我还没有分到房子，妻子带着孩子住在娘家，我住办公室，几乎没有什么家务，正好把全部业余时间和精力都用到学习上。学微积分时，书中的习题，我几乎是每题必做。每次考试，很多人担心考不及格，而我却担心不能考第一。五年半的函授学习，几乎全部节假日及业余时间，我都是在苦读中度过的。天道酬勤，我获得总成绩第一名！1987年我当了试验室主任。我勤奋工作，四海为家，找米下锅，开拓市场。我既是主任，还是工程师，既要负责行政工作，还要负责技术工作，人手紧张时，我还当试验电工。我坚持不脱产。虽然很累，但我把这时的境况同在农村的艰苦生活相比，就觉得眼前的困难算不得什么了。 13年来，我们给安装处创造了500多万元的利润。试验室的职工也都成了许多人羡慕的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1987年，我们全室职工就都是“万元户”了。我已经是年近“耳顺”之年的人了。容国团振聋发聩的名言“人生能有几回搏”始终鼓舞着我，激励着我，要我珍惜机会全力拼搏。尽管我一生都没有什么大作为，但在我告别人世的时候，也死而无憾了。因为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文革”、插队、回城，我都去拼去搏了。我已经竭尽全力，问心无愧了。在2007年，我和同学们又回到了双泉沟。弹指一挥间，山还是那样青，水还是那样秀，只是人的脸上增多了岁月的沧桑。特别令我欣慰的是，当年被污蔑恶毒诅咒伟大领袖的刘绪生，不但早已平反，而且加入了共产党，还曾在大队党支部书记任上干了五年。而此时，我也有近二十年党龄了。看来，我和刘绪生还真的是“一丘之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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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咸：咸礼声，时任二十七中学党支部书记。
路：路生印，时任二十七中学党支部副书记、副校长。
赵：赵家实，时任二十七中学校长。
夏任凡，笔者的初、高中同学。他从小就胸怀大志，在少年时代，就开始主动、积极地培养锻炼自己在大厅广众之间的演讲才能了。他下过乡，参过军，做过工，于1978年考上辽宁大学。毕业后在任沈阳客运集团总经理期间，挪用公款1000多万元，为自己修建庄园。2005年被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为死刑，缓期2年执行。他由时代的弄潮儿变成了落水者。
王诗光，1968年春参军，2007年转业时，任某集团军军政治部副主任，正师级，大校军衔。
（本文摘自张琦主编《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 新三级》，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出版。）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