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昌海，1950年出生。1957—1968在北京读小学和初中；1968年8月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旗下乡插队务农；1972年进湖北安陆棉纺厂务工；1978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分配河北涿县化工部化学矿山总公司中学任教；1985年起在北京服装学院社科部任教。现已退休。
回忆与思考
作者：马昌海
第一部分
草原难忘的日日夜夜
离开锡林郭勒已经26年了，在草原上的日日夜夜是终生难忘的。当年的情景仍不时地浮现在脑海中。有时兴起，就用笔记了下来。在锡林郭勒草原下乡插队的生活，有欢乐，也有惆怅；有笑声，也有眼泪；有喜悦，更有痛苦、辛劳……中午的歌声
——草原回忆之一
那是1970年的盛夏。锡林郭勒草原上的阳光并不显得那么狠毒，反而带着一些热烘烘的气息，令人昏昏欲睡。我们的蒙古包扎在淖干修碱滩半山坡一条大车路的近旁。喝完午茶，我走出蒙古包外眺望羊群的动向，茵茵的绿草中偶见星星点点的牛羊，远处的蒙古包顶头飘着淡淡的青烟。午时，人和牲畜都减少了活动，山坡下我们的羊群白花花地趴了一大片，影影绰绰看见几只淘气的小山羊羔在羊群边缘蹦蹦跳跳，追逐着，不肯安分守己地午休。回转身，我把蒙古包四周的毡片掀起来，别在周边的马鬃扁绳上，随后弯身进包。穿堂风息息而过，吹起了纸片，吹走了睡意。在晴朗的夏日里，蒙古包里可真是个惬意舒适的地方。我，一个长年累月在外游荡的牧羊人，留恋着午间这点片刻的享受。锡珉无聊地打开半导体收音机，一阵优美动听的歌声伴着沙沙的电波声传入耳膜。我不解地抬起头：多么亲切熟悉的旋律啊！我屏住气细听，心里又兴奋又纳闷，甚至带着一点困惑和慌乱：这是怎么回事？大约半分钟以后，我终于喊了出来：《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歌又让唱了吗?！同伴们都默默无声，眼中露出会意的神色。那小姑娘甜美的歌声飘进了每个人的心田。随后，播音员带着明显的南方口音，用一种狠巴巴的女声预报：《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立刻明白了：这不是国内电台！刚刚听到歌声时，我们还来不及想到这回事：在那个年月，集体收听域外电台可是个大逆不忠的事情！但大家都不说话，连自命最正统的zh虽然皱着眉头，也坐在一旁没有出面阻止，同伴们都沉醉在这支少年时代抒发课余欢乐的歌声里，仿佛又回到了北海公园。那钢琴伴奏声声入耳（叮咚作响），仿佛敲在我的心上，使人兴奋地震颤。好多年没有听过这些歌儿了，儿时唱过的歌儿怎能轻易地忘记？如今在这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打开收音机，除了样板戏，就是那些听了多少遍的革命歌曲。蒙古民族被称为“歌的民族”，我后来才知道其民歌有长调和短调等多种艺术形式，但当年身处草原的我却没有这方面的感受。蒙古老乡用蛇皮、马鬃和木头手工自制的那种四弦“胡琴”，千篇一律地拉着“好来宝”和东北二人转的调子，滋滋啦啦的，一点意思也没有。蒙古民歌都被当成“四旧”（旧文化、旧传统、旧风俗、旧习惯）破除掉了，没有人敢拉敢唱。今天忽然听到这么优美动听的歌声，怎不令人怦然心动？这歌声包含了多少儿时甜蜜的回忆，承载着我们长大的岁月，那情景就像是不久以前的事情，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在陶然亭有一棵小树苗》，是小学毕业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星星火炬》节目教唱过的歌曲，今天却好像是头一次听，女孩子柔美的领唱及而后和谐的齐唱，一点也不像时下高唱革命歌曲时慷慨激昂般地亢奋。歌中最后唱到：“绿化首都、建设首都，都需要我们快快长大，啦……啦……都需要我们快快长大。”听到此处，我不禁有点惆怅：如今长大了，哪里能想到，在远离北京千里之外的蒙古包里又听到了这支歌？我们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与工农相结合，走上了支援和建设边疆的道路，建设首都的任务却留给别人来承担了。歌唱完了，奏起一支欢快活泼的乐曲《跳绳》（这个南方口音的女播音员把它念成了“跳神”），这是我所不知道的。又是那个狠巴巴的女声宣布：“儿童音乐会播送完了。”一阵杂音过后，收音机里没有声音了。我恋恋不舍地起身，上马挥鞭，赶着羊群下山坡去井边饮水。接连几天，我一躺下，眼看着蒙古包好似乌龟形的圆木顶，就仿佛听到有一股乐声在顶上回荡，世界上还真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这种事情啊！又过了几天，我放牧时坐在远远的山顶上，马儿在身边吃草，羊群在近旁蠕动，我翻看着一本《中华活页文选》。近午的阳光照在书本上，反光令人目眩。我脱下外衣蒙在头上，读着白香山的名作《琵琶行》。看着，看着，前些天偶然听到儿时歌曲之后，那种耳目清新的感觉又油然而生，我掀掉外衣，不禁大声朗诵起来：我从去岁辞帝京，
谪居卧病浔阳城。
浔阳地僻无音乐，
终岁不闻丝竹声。
……
春江花潮秋月夜，
往往取酒还独倾。
岂无山歌与村笛，
呕哑嘲哳难为听。
今夜闻君琵琶语，
如听仙乐耳暂明。
……
自“文革”以来，直到我们在草原插队落户，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极其贫乏。在平淡单调的日子里，听到几首“老歌”，也就极易被感染而顿生回想，那感觉如同在戈壁滩上跋涉的人见到一股清泉那样令人心旷神怡。那天中午的歌声与古人的诗句交相影映，成了下乡插队生活中一段难忘的插曲。又是几年过去了，我离开了难忘的草原，结束了牧民的生活，到内地湖北的一个小县城里进工厂当了工人。又碰到曾同在西乌旗插队的小华，谈起草原上的日日夜夜，他说，那天中午我们也听到了那歌声，同伴们都听得如醉如痴。不久就到了8月13日（我们集体离京插队的纪念日），全队同学聚在一起唱歌，从幼儿园时代一直唱到中学时代，一人起了头，大家呼应，边回忆边唱，一支接一支地唱了一天。同伴们都沉浸在儿时的欢乐之中，怀念在祖国母亲哺育下幸福成长的岁月。大家在儿时的歌声中，忘却了眼前生活中的艰辛和烦恼。可见，无论身处何方，对生活的热爱，对美的追求和向往，对祖国、对大自然的赞美，都是我们“老三届”这一代人永恒的心愿。初夏的寒雪（暮雪）
——草原回忆之二
1970年5月30日清晨，我同往常一样跟着羊群出牧了。这天我骑了一匹青色的“生格子”小母马，它才三岁，是昨天刚从马群抓回来的。这小青马已经是第三次从马群抓回来了，但它还不太驯服。一般要抓回来训练几天后就放回马群，让马恢复体力（同时马也恢复了野性），过几日再从马群抓回来训练，这样反复六七次才能制服其野性，初步训练好一匹生马。我小心翼翼地骑着小马跟着羊群慢慢地绕圈子，小青马载着人已会拐弯，行走也比较自如，不乱跳疯跑了。就是骑手在上马、下马时要小心一点。五月底的草原，背阳沟坎处的积雪已经融尽，经过严冬寒风摧残早已枯黄的草丛里露出了毛茸茸的、细嫩的青草芽，给草原铺上了一层淡淡的绿装。羊儿全都低着头，嗅着青草的新鲜气味，顺着风一个劲儿地快步往前走，竭力想多啃点青草（跑青）。可怜这些羊儿，从去年10月起，它们已经有半年多未尝到青草味了。羊儿的身上去年秋冬长成的长毛已经开始大量地脱落，经过一个冬春的磨难，本已瘦弱无力的羊儿由于羊毛的脱落，更显露出尖尖的脊梁，令人不堪目睹。从早晨起床到出牧，天空一直阴沉沉的，气温很低。我穿了绒衣绒裤，外面还套了件夹层的蒙古袍，仍觉得有点凉。我感到有点不妙，为了预防万一，就驾驭着小青马，竭力使羊群拐弯掉过头来。我大声喊叫着，挥着套马杆尽力使羊群逆着风缓缓地前行，用了大约两个多小时才把羊群赶到远处。我松了口气，小心地下马休息了一会儿。刚刚抽完一支烟，天空中就飘起了细细的雨丝。随着雨势，风也越刮越大，羊群顺着风向快步移动起来，我恐有不测，全力使羊群朝着我们蒙古包坐落的方向前进。离家还有不到一半的距离时，雪花夹杂着细雨飞起来了。我骑着小青马奔跑着，叫喊着，用力挥舞着套马杆，把羊群往家赶。等到了家门口，我早已浑身湿透，两条腿也冻僵，无法下马了。我扔掉套马杆，大声喊人。快到中午了，蒙古包里居然没有一个人，看来是都出去了。我的腿都伸不直了，如果没有人抓住马的笼头，我怎么从这匹尚未驯服的小青马的背上下来呢？我干脆先在马背上坐着休息了一会儿，回头看看羊群，它们到家后也累了，都在积着厚厚一层羊粪的营盘上趴下了。我想总这么坐着也不行，就驱马走到载着木头水箱的牛车前，先试着把右脚掌轻轻地从马蹬子里抽出来，在右脚的一阵麻木疼痛过后再探身向前，弯着腰用左手牢牢抓住马笼头，右手抓住缰绳，再把大半个左脚掌也轻轻地从马蹬子里抽了出来。稍后，我忍着左脚的麻木疼痛全身一用劲，从马背上滚了下来！小青马吓了一跳，但总算被早已有所准备的我用右手死死抓住了一只耳朵，左手抓住的马笼头也没有松开，我忍着两腿和足部的麻木和疼痛咬着牙站了一会儿，然后蹲下身，轻手轻脚、小心翼翼给小青马戴上马拌，再把马牢牢地拴在牛车上。这时候我才松弛下来，一瘸一拐地奔进蒙古包，倒在毡垫上，脱下湿衣服，找出棉衣棉裤换上，然后出门搓了点干牛粪，生着了炉子烤火。熊熊的炉火，就着热茶，很快驱走了寒冷。我走出蒙古包，雨雪渐渐地停了，太阳出来了！我永远都会记得1970年5月30日的这一场雨雪！我穿着棉衣棉裤再次出牧时居然一点也不热！事后我才知道：这一天由于气温骤降，加上牲畜刚刚脱掉冬毛，很多羊群都受了损失，死了一些羊，甚至还有少量的马和牛也死了。公社的兽医说是被“冻死”的。5月30日冻死马牛羊，这真是闻所未闻！由于我的精心养护，全大队只有我们知青的羊群没有死一只羊。到了仲夏时节，我们的羊群明显地成了全大队膘情最好的羊群，牧民老乡推选我到盟里（锡林浩特）参加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子讲用大会，我真感到无比的荣光。草原上的人与动物
——草原回忆之三
1968年8月至1972年4月，我曾在祖国北部边疆的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生活了近四年。草原上人迹稀少，还生活着各种动物和牲畜，大至骆驼、马、牛、羊、狼、狐狸，小至蛇、兔子、老鹰、老鼠、喜鹊等各种鸟虫等。千百年来，人类与动物就存在着一种征服、利用与被征服利用的关系。弱肉强食是自然规律而非社会法则，但人却不可能不吃肉，不穿皮鞋和皮毛衣服，不吃用动物器官制成的药材（如：牛黄、银翘、麝香、蛇毒、蛇血、蛇胆、蛇油、蛇皮、虎骨、熊胆等）。现在人类饲养的家畜家禽，都是由野生动物经长期驯化而来的，这正是征服和利用的结果。我曾多次经历过驯服牛、马的场面，深知其中的艰难。当你闻到一阵刺鼻的焦糊气味，看到人们用烧红的粗铁丝穿透牛或骆驼脆弱的鼻孔时，仅仅说人类太残忍，未免流于纸上谈兵，没有供人食用和役使的动物，草原上的牧人如何生存？俗话还说“鞭打快牛”呢！在一个草原积雪融化、大地复苏的春夜，我们在酣睡中因一群牛的大声吼叫而被惊醒，不得不爬起来用尽各种办法赶走了这群牛。深更半夜这群牛为什么要聚集在一起齐声嚎叫？清晨起来，我在屋前的草地上发现了一大滩殷红的血迹。原来，头一年的深秋下雪以前，人们在屋前杀过几头牛，当时流淌在地上的牛血很快就冻结，被积雪所掩盖。春天解冻之后，夜里有几头牛闻到渗透在泥土里牛血的腥气，不禁大放悲声，由此引来一大群牛一起哭嚎，哀悼死去的同类。闻到草地上一滩滩牛血扑鼻的腥气，20岁的我再次感受到自然界弱肉强食的残酷与无奈，我的眼眶不禁潮湿了。蒙古人杀牛是用一种独特的方法：杀牛者先是用左手在牛的两角之间轻轻地抚摸，找到一块软骨的凹陷处，然后右手突然将一把四寸多长的尖刀疾速插入牛脑，随着手起刀落，可怜的牛甚至来不及叫喊一声，庞大的身躯就缓缓倒下，四肢挣扎地抽搐着，随着尖刀的拔出，大股的牛血咕嘟咕嘟地涌了出来，人们赶快用准备好的盆子接血，放进盐灌进牛肠子后煮了吃。最令人难忘的，是杀牛者将尖刀插进牛头时那瞬间一闪的阴毒眼神，那真是人性凶残的显露。随着人类不断地繁衍，人们逐渐占据了许多原本是野生动物生存活动的领域，再加上毫无节制地滥杀滥捕，使许多动物的种群消失或濒临灭绝，人们终于认识到：人类和动物都同属于一个大自然，人与动物应该尽量和谐相处，若是滥用人的智慧和能力，就会使生态环境恶化，最终将使人类受到报应和惩罚。为了阻止人类吞食自己破坏生态平衡的恶果，人就理应受到相关法律和社会规范的约束和制裁。我在草原上生活的时候，正是“文革”禁锢时期：蒙古民歌不准唱，也没有见过蒙古舞蹈，传统的那达慕大会不准开，射箭、摔跤、赛马等活动都不能举行。那时候，一年中最欢腾的节日似乎只有两次（白色的春节时骑着马串门喝酒唱歌除外）。一次是初春时节，积雪刚刚开始融化之时。经过一个严冬的煎熬，整个马群已经瘦弱不堪，趁着马儿最无力的时候，人们要设法抓住马，给马剪鬃卖钱（或用马鬃编织绳子）。在草原上能骑着最为灵巧快捷（会做90度以下小角度转弯）的好马，用套马杆子套马的人，是人们心中的骄子。所以，一年一度的打马鬃，就成了男人们大显身手的节日。在奔腾的马群中，只见一匹马被套住后，往往就有几个人奋不顾身地扑上去，冒着被踢被咬的危险，揪耳朵，拉尾巴，把马摔倒在地、压住，一个拿剪子的上来就剪掉马鬃。若是秋天马群膘肥体壮之时，谁也没有能力在一天之内制服几百匹马。在马群中常常有人的套马杆被折断了，坐在地上沮丧地修理；也常常有人从马背上摔下来，只见驮着空鞍的惊马在围着马群飞奔。只有少数公马的马鬃是从不剪的，让它们拖着长长的鬃毛，以作为其赳赳雄性的骄傲象征。另一个展现男人阳刚之气的节日，是每年的五一节，全盟（全专区）的男人们在方圆千里的草原上集体出巡打狼。这时候，冬天的积雪已基本融化，新草还未长出，草原上是一片黄色，这也正是经过严冬饥寒后的野狼最瘦弱无力的时节。一时间，只见千里草原上到处都是一群群骑着马，带着牧羊犬的打狼队伍，真是人欢马叫加犬吠。由于年年都举行这种大规模的围捕，草原上的狼越来越少，也越来越难打。有好几年都是兴师动众地闹腾了一天，还是空手而归，纯粹成了一种每年一次的集体巡游。然而，狼还是没有绝迹。狼在狡猾地躲过人们的集体围捕后，又会在人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出现。就在那年的“五一”大围捕空手而归之后的几天，一个16岁的小姑娘赶着一群羊出牧。中午，一只饿狼闯进了羊群。狼根本没有理会在一旁吓得不敢动的小姑娘，而是伸出利爪，接连将几只大羊的下腹部划开，就势掏出内脏，眨眼间就放倒了几只羊。然后，狼从容地蹲下来，几口就把这几只羊最肥美的部位——绵羊尾巴（90％是脂肪）都吞了下去，狼并不是不吃羊身上其它部位的肉。但狡猾的狼知道：草原上的牧人从不吃被狼“掏”过的羊，所以狼一次就掏个五、六只羊，只吃掉羊的尾巴，这些死羊就被牧人丢弃了。剩下的死羊肉，狼可以此后再回来慢慢吃，足够吃几天了。一天的黄昏，我坐在蒙古包的门里，不经意地往外看了一眼，只见一条大狼就站在门前三四米的地方，张着血盆大口，呲着尖牙，喉咙里发出呼呼的声音，面对着我。我惊骇不已，想喊，却因紧张和惊吓而失声，喊不出声来。与狼对峙了一会儿，我在蒙古包里摸到一把斧子拿在手里，过了五六分钟，狼才转身走了。我缓过劲来，才发觉自己出了一身冷汗。请问：面对这样凶狠狡猾的狼，牧人们难道还会对其打躬作揖、连声道谢吗？现在有些城里的人把狼称为人类的朋友。当然，为了维护生物链的良性循环和研究的需要，也不必将狼赶尽杀绝，但狼作为一种凶残的形象，却早已积淀在人们的思维习惯之中。20世纪50年代一首著名的歌儿就唱到：“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在全民皆兵的60年代，我们这些中学生也曾杀气腾腾地唱过：“打狼要有棒，打虎要有枪；对付侵略者，嘿！人民一定要武装！”70年代亦有歌曰：“千里草原摆战场，风吹草低见刀枪。牧羊鞭警惕着吃人的野兽，套马杆等待着狡猾的豺狼。”有些动物只能是人类直接的敌人（与人类间接为敌的动物还不在其内），请问：有谁愿意和疯狗交朋友，让它去咬一口？草原上遍地成灾的大老鼠连尾巴有二尺多长，破坏草场、传播鼠疫等病害，能成为人类的朋友吗？对这些老鼠只能是毫不留情地滥捕滥杀，还很难斩尽杀绝，人类与老鼠的斗争已经持续了几千年了。骆驼可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但三九天发情的公骆驼可不能靠近。骆驼跑起来比马可快多了，遇到这种情况，人只能往山上跑，再往山下跑，公骆驼收不住脚，就会滚下山去；或者往冰面上跑，当骆驼跪下来，一步一步在冰面上费劲地挪动时，人再趁机逃脱；当实在逃不脱时，只好手持金属马蹬子，在骆驼朝人扑来时，照准它的鼻子狠命打。你想一想：当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向人扑过来，要把人压在肚子底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这时还能把它当朋友吗？马是聪明的动物，耕田的时候，它会自己沿着田埂走直线，不用像赶牛时那样费力地吆喝、乱抽乱打。在一个马群中，一匹公马带着十多匹母马作为其配偶，母马们又各自带着自己的小儿女。但等到这些小儿女长到三岁，具备了生育能力时，公马就会又踢又咬，把这些已成年的儿女们强行赶出马群。这些成年儿女们只好另组家庭，形成新的马群。十几年后，当我在大学里读恩格斯所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读到其中的“普那路亚” 婚姻形态时（意为亲密的伙伴，指一群兄弟与一群姐妹之间的相互婚姻，一种排除了上辈和下辈的同辈人的婚姻），我为马群的同辈婚姻状态而惊奇：居然越过了人类杂婚或群婚的阶段！这分明是动物进化和优生的明例。而牛、羊、狗、骆驼等很多动物，却还是没有超越这一阶段！像我这样在草原上生活过的人，恐怕是讨厌宠物的，这些宠物已经被异化而失去了其原本的天性。难怪城里的猫因成天吃猪肝、火腿肠、喝鱼汤反倒怕老鼠，而草原上灵巧的狗却会捉老鼠，但城里的狗拿耗子就肯定是多管闲事了。第二部分
改革开放的开端
——忆高考
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是以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发文决定恢复高考制度为开端的。这是邓小平在全国农村改革启动之前就已发出的一个明确的信号，是对十年“文革”最直接有力地第一次否定。高考为1966—1978届3000多万初、高中学生提供了“文革”以来第一次平等竞争的机会（据教育部考试中心提供的数据，当时全国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竟然有一亿四千万人）。以此为标志，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那时的我们已近而立之年。“人生能有几回搏？”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第一位世界冠军容国团的名言激励着我们，竭尽全力地投入了高考。这是抓住青春尾巴的最后一次机会，因而显得十分难得而紧迫。1978年元旦一过，同在湖北安陆棉纺厂做工的我们，见面时常常言不由衷地提及高考，因为许多人都参加了1977年底由全国各省单独命题组织的第一次高考。几位“文革”前的老高中生，谈起高考都摇头叹息：考题太容易了，以而立之年去与十六七岁的应届生相比（那时有些省市的小学、中学都是五年制），如此简单的考题，使前者在考分上难以占到优势，而在年龄上又处于明显的劣势。他们以“文革”多年来所形成的思维习惯断定：国家容许30岁的老高中生们参加高考，只不过是拿我们这些人作陪衬罢了，因而连呼上当，有种被愚弄的感觉，说下次再不会受骗了。他们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仍暗含着希望，又害怕因过高的期望值而伤害了自己。但他们没有想到：1977年按照初中文化标准命题的高考试卷，竟然有98%的理工类考生不及格。春节一过，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陆续到达，厂宣传科成为众目所瞩之地，每天都从那里传出喜讯，人们奔走相告，消息顷刻间传遍全厂。在这种氛围中，尚未接到录取通知书的人都在暗想：下一个会轮到我吗？那些老高中生们都如愿以偿，打点行装上路了，尽管被录取的院校和专业并不尽人意，但他们对这来之不易的机遇还是非常高兴的。只有呼声很高、考分也很高的几个人杳无音信，原因不明，因为当时还有政治审查这一关。有一个分数很高的“老高三”考生因不甘心而去查询，居然连高考档案都找不到了。可见第一次由各省单独命题的高考，组织工作还不够严密。在全厂通过了分数线的30多位考生而最终未被录取的4个人中，不幸也有本人，虽然深感沮丧，也只好认命了。众多同道金榜提名，极大地鼓舞了当初持观望态度而未参加高考的人们：种种疑虑基本消除，更多的人跃跃欲试，摩拳擦掌准备一搏。我经过了一番调整，也逐渐从沮丧失落的心绪中走了出来，重整旗鼓准备再战。当时我在厂财务科做出纳工作，每个月都给那些工龄满五年以上而进了大学的人寄发当月工资。在汇款单上填写那些熟悉的名字时我曾想：哪一天有谁也会给我往高校寄工资呢？第二次参加高考，是1978年的7月。在湖北难耐的酷暑中，我们常常蹲在椅子上看书，因为裤衩总被汗水浸湿，椅面上常常是湿淋淋的一片，与裤子粘在一起，胳臂与桌面之间也常常要垫块湿毛巾。第二次参加高考，我的成绩仍然是差强人意，最终被中南地区的一所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懵懵懂懂地去安陆县城派出所迁户口的时候，我想起10年前从北京将户口迁往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的情景，终于意识到人生命运的再一次转折。这一次全厂又有50多人被各高校录取。当我乘上火车去学校报到，看到车厢里三三两两、兴高采烈的大学新生们，真有一种如同梦幻般的感觉。因为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在“文革”中是不可能上大学的。1977年年底全国共有570万人、1978年7月有618万人参加了高考，这两届共录取了67.4万考生，入学率仅为5.67％。1977、1978、1979年这三年全国高校共招生88万余人，1980年以后才全面恢复了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大学生的高考制度。恢复高考培养和准备了一支坚决拥护改革开放并身体力行的骨干队伍，我们有幸最先站到了中华民族再次奋起腾飞的起跑点，最早嗅到了公正、透明的新鲜空气。更多的同龄人却在残酷的竞争中被无情地淘汰，只能在今后的岁月里通过成人教育的途经来完成自己的学业。在紧张的备考之余，我几次听过一首为粉碎“四人帮”而创作的管弦乐曲《北京喜讯到边寨》。以后每次再听到这首乐曲，就使我想起了难忘的高考。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机会靠自己的能力去努力改变和把握人生命运的一搏。（本文摘自张琦主编《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 新三级》，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