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李其容，1946年生于南京，1966年毕业于杭州浙大附中高中。1970年回老家湖北应城插队并任民办初中教师，后转为公办教师在应城杨河中学任教。1972年因不与右派父亲划清界限受迫害，逃回杭州成了黑户。1978年转回户口，到浙江美术学院图书馆工作。原题
1948年拍的全家福。中间的是我外婆。光头男孩是四毛，右一六毛，右二五毛。我父母站在两位舅舅（戴眼镜的先生）的中间，至于我嘛……嘿嘿我小时候，父亲老拿我说笑：“你是四川的鬼投的胎”—— 因为我妈是在重庆怀上我的。所以，当1946年夏，爸爸带着妈妈（张友鸠）以及妈妈的亲戚坐飞机离开重庆时，我也沾光在妈妈的肚子里坐上了飞机。
这飞机不是客机，开飞机的是美国人，还不是一般的美国飞机驾驶员，是美国空军飞行员开的。爸爸在回忆中形容这个驾驶员一副满不在乎的派头，飞机开得很颠簸——可能那时的飞机就是这个样，没有现在飞得平稳。
我在妈妈的肚子里大约也感到气流颠簸而不舒服了，所以就在妈妈肚子里折腾，结果把妈妈折腾吐得一塌糊涂。
也许是“初次”坐飞机的感觉不好，所以我自从下地后，就一直不喜欢乘飞机。去年，我本要到深圳去过年的，但买不到火车卧铺票，就不去了——虽然家人一再动员我坐飞机。
父亲的录音整理：
日本人投降，国民党要受降，重庆政府要每家报纸派一个负责人到南京去参加受降典礼。友鸠（指我母亲）的大哥二哥都要去，于是他们就把家托付给我，他们就是两个人走的，没带家眷。以后，二嫂走了，是自己走的，拿钞票还是什么的跟人家换了一张船票。不是坐飞机，飞机她还坐不起（指经济负担，可能指我舅妈舍不得）。他们就是两个人走的嘛（和八毛）。坐轮船走的人那就不计其数啦，那么多人——几百万人要往南方走、往下江走。 大嫂以后是怎么回的（回南京）我都不晓得了，她先回的。她也是先回的。 都走了，剩下的人归我一个人管。归我和友鸠管。这样留在重庆，到了1946年夏，刚刚就遇到了这个机会——水利部要我（指名我）坐飞机还都，他们要布置展示厅。这次回南京，水利委员会变成了水利部。原来没有水利部的，在重庆成立了“水利委员会”。原来中国没有水利部的，南京本来没有水利部的老窝（单位的房子），是从新做的，做了后要我去布置怎么搞，要我把展示图像拉洋片似地挂在展示厅里。马秘书长要我走，我说：“那不行，人家托我关照家里的老老小小。”他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有个办法，我坐卡车走，把这些人搭着从西安带起走好了。”从西安到南京。那时候水路船买不到票了，船也没有，有也搞不到票。长江有好多船，都抢着下往下流开，连木船也抢着下。那木船怎么经得起水流，当时江中还没有疏浚，有许多暗礁，出事的船很多。所以我说“那不行”。马秘书长很为难：“薛部长打电话来，催着要你去呢！”我说：“那怎么办呢？情况就这样，我有困难，我妻子的哥哥们走以前都把家交给我去了，就是指望我能够帮他们剩下的这老老小小带回去……”我那时为了平价米（配给米），把友鸠母亲当自己母亲申请的（申请平价米时要把自己直系亲属一并申请上去，以得到家属配给），所以，我申请平价米的人是我、友鸠及友鸠母亲。这次大哥、二哥留下的家人有崔婆婆（大嫂的母亲），她长得瘦，很老相，比友鸠的母亲还要老相，于是勉强可以算是我的祖母。还有四毛、五毛、六毛，这些都是友鸠两个兄长的孩子。这大概是我父母当年坐飞机时的样子。他们所带的孩子：前排男孩是四毛（大舅儿子）、女孩是五毛，后排右二是六毛（两个是二舅女儿）
他因为我申请平价米的情况知道我家里人口多，所以他就说：“你们一起去吧。不过，他们家的人所去的交通费（飞机票钱），你们要出的啊！——虽然以公家的名义说这些人都是你的家眷，但不是直系亲属的那几个人的路费是要出的！”是行政院的秘书长复审的，看到报上来的照片，一个四毛、一个五毛、一个六毛，有点疑惑：“怎么，这个女的，年轻轻的，怎么有这大的三个孩子呀？”半架飞机是美国B-12运输机，是跳伞飞机，当中悬着有一根铁杆子伸过去，坐飞机的人靠机身对面对坐两大排，铁杆子上挂着拉手圈圈。要跳飞机的人就拉着圈圈一个个“呜呜”地滑到机舱门口。到后面去，又拉着圈圈“呜呜”地溜到后面去解手。飞机很颠簸。重庆的珊瑚岛很长，那里做了个飞机场，我们是从那里上来的，是从“储奇门”码头下来就到了飞机场去。就在那里上飞机，是美国人开的。美国人吊儿郎当的：天在下雨，一个人披着雨衣上了驾驶室……我们性命真是都交给他们了。他们晚上去玩，到处去玩，喝酒、闹啊，到时间就无所谓的样子，雨衣穿着就上了驾驶舱。毛泽东到重庆来谈判也是坐的这种军用飞机。后面看不见前面驾驶员，驾驶员门是关起来的。除了我、四毛还有崔婆婆没有吐，别人吐得一塌糊涂。上了后，给每人一个袋子，两层，牛皮纸袋子，可以往里吐的，像包点心的牛皮纸袋子，刚刚一个头可以钻进去。1945年11月，重庆扬子江边“下半城”全景图。河中的岛屿叫“珊瑚坝”，是二战时期的机场，洪水来临时它经常被淹没珊瑚岛在江边底下。重庆周围有山。头一天先到江边下去找了个旅馆住着挤挤。一个旅馆房间住。她们三个人睡床（两老、友鸠），我们几个人打地铺住。四毛兴奋得不得了——明天要坐飞机。其实我的心里很害怕。他不停地兴奋地在地板上翻来翻去闹得很。我呵斥他：“做什么你！”骂了一顿，他就睡着了。天亮了，上飞机。那另半架是闻一多的弟弟包的。他们都是黄冈人。我们先到武汉。这架飞机只能到武汉，主要是三峡难行，飞机就往返重庆与武汉之间。到了武汉我们便找人买船票，到了湖北就有熟人。找的是七姨妈的表弟，他们是生意人，银行里的。他们根本没有走，没有逃难。是找他们买的几张票。几张票还不是舱票，是“滚地龙”的地铺票。风很大，我把船舱两旁边挂着的帆布都绞得很紧，把两个老太太弄得当中。上路我们还带得有点东西（衣被）囉，都盖在她们身上。过了两天两夜才到，也够两个老太太受罪的，也没有办法。好在她们没有生病，回去好得很。
飞往南京飞机上的要员们。这家航空公司是民国当时最大的一家国营公司 （我父亲描述的飞机里面大约也是如此）
父亲的另一段回忆：
我于10月18日携行李第二次再上歌乐山南麓，水利委员会报到。这个地方我很喜欢，它是从重庆二十公里的郊外山区，可以说是国民党有些闲部会的躲空袭的集中地。我接受了该会“农田水利助理工程师”名义的工作，实际上是干画统计图表和画水利示意图的工作。部长是冯玉祥的老部下薛笃弼（中央监察委员）。初看去很顺眼，虽说有国民党的官僚派味道，但平时很愿和部内的下属接触，治理很严格，表面文章喜欢作，以求得到“中央”的信任。我去后不久就交给我许多作表面文章的统计数字和水利示意稿要我画。看来他是一个“卖狗皮膏”的，我却成了他“制狗皮膏药”的伙计，上下两层虽隔许多级，可我们却常来常往——为他做事。他常要我去，直接布置工作画图，倒很融洽也搞得很和谐。这样他常找我，我也并不讨厌。他交的事不少，我画的也多，使整个水利委员会到处是统计表和示意图（其实是纸上谈兵），专门为我辟了一个单人画画的房间，画具纸张供应充足，这样就成了我练习绘画的场所，到哪儿也是难找。也是我潜伏下来的很理想的职业、掩护场所。李其容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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