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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杨勇：新疆文科状元，79小时硬座火车上北大
原题
一波三折: 我的求学之路
作者：杨勇
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人，求学之路都不平坦，能与北大结缘，更是不易。我就说说我那“一波三折”的求学路吧。
我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简称乌市），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生前在新疆畜牧兽医科研所从事兽医诊疗研究工作。解放初，父母在西安生物药品厂工作，1951年12月，双双调往新疆迪化（乌市旧称）生物药品厂。 1955年父母从参与初建新疆兽医诊断实验室，到后来建成新疆畜牧兽医科研所，见证了新疆畜牧兽医科研事业的发展历程。
记忆中，父母工作忙，加班多，常去牧区出差。我小时曾在产羔季随母亲去过南山种羊场；五岁多，随父亲到距乌市70公里外的呼图壁奶牛场住过约半年。童年无忧且快乐，并不知父亲当时是被划为“右派”，贬到奶牛场劳动改造的，更不知父亲是被《新疆日报》以半版篇幅通栏标题点名批判的大“右派”。
我们在奶牛场住在兽医室，一幢绿皮斜屋顶的独立房子，外间有拴病畜的柱栏，里间便是办公室兼卧室，周围是大片草场。或许父亲是兽医，在奶牛场可继续做兽医工作；或许父亲劳动态度好，隔段时间可回趟家，还能带回牛奶；也或许我太小，不知苦与甜！
我小学就读于乌市第26小，生活稳定，学习正常，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当时我正读小学五年级，学期没结束就放假了，曰“停课闹革命”。从此学业荒废，三年没上学！
“文革”狂波，对我家是一场噩梦。科研所生活区与办公区同在一个大院，我亲眼看到父母被贴了大字报，说他们是反动技术权威，母亲是漏网大“右派”，父亲是死不悔改的大“右派”（父亲已于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回原单位工作）。父母每天除按要求参加学习、劳动外，也照常去实验室。后来母亲说，那时去实验室主要是写“交待材料”，有疫情也会出差去现场，采样、实验、诊疗。
1968年的一天，亲见父亲被推上一辆大卡车带走了，当晚未归，回来时情绪很糟，后听母亲说，父亲被打了。父亲自尊心极强，这显然让他无法忍受，最终于1968年11月29日走上了绝路！父亲当天就被一张草席裹身，埋进城东荒郊零号公墓，不准家人去。那时母亲被关在一间小屋强迫写材料，干各种诸如扫厕所、种菜、喂养实验用小动物、洗试验器皿等杂活，受了很多苦。我们也因成为“黑五类”子女，升学遭遇挫折。当时母亲心里不知承受了多大的痛苦和压力，但为了我们，她挺了过来！
“文革”开始后，中学停招，小学不管，父母无力问，几乎放野马。那时我以玩耍、家务为主业，学会不少生活技能。有时拿姐姐（高我一级）课本自学六年级算术，偷翻进科研所图书馆看小说。
1969年秋，中学招生了，第一批发榜，我和姐姐及不少同学却榜上无名——皆与家庭问题有关。家长哗然，纷纷上书，终于我们被允许入学了。9月18日，三年来第一次坐在课堂上，真高兴啊！但那时的中学，学工、学农占据了大量时间，学习更像副业。当年中苏关系紧张，身在与苏联交界的边疆，备战气氛极浓，军训、野营拉练常有，修挖防空洞的劳动几乎占去整个夏天。如此一年多，便被分配去当知青了。1971年2月26日，我和姐姐一起离开了家，那天母亲带着妹妹、弟弟站在寒风中目送我们离去的心酸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们插队的地点在吐鲁番县红旗公社爱国大队，我在五小队，姐姐在二小队，相隔3-4公里。吐鲁番并非原来想象的那么好，燥热干旱世界闻名，我们常经历夏季48度高温和春季大风刮起时的天昏地暗。路面有近二十公分深的浮土，穿鞋走会灌满土，赤脚走则烫伤脚。每逢车过，尘沙飞扬，我们戏称“土乱翻”（与吐鲁番谐音）。
吐鲁番也不是处处瓜果飘香，我们小队的水质盐碱太重，瓜果蔬菜长不成，只能种小麦、高粱、棉花。因无副食，口粮常告罄。全小队老少180多口，绝大多数是维吾尔族，耕种3000多亩地，劳力不多，劳动很辛苦。知青生活有苦有乐，苦多于乐。
刚去时没什么想法，一年多后，有同学被招工回城，感到前途渺茫，很想继续读书。1972年，母亲恢复了工作，被允许回老家探亲了，并来信鼓励我们还是要多读书。我开始自学初中课程，主要自学数学，没老师，不容易。
1973年，乌市第一师范来招生。经小队推荐，我参加了入学考，考语文和初级代数、几何，平时有备，轻松完考。5月考试，9、10月无消息，原来是张铁生“白卷事件”导致了招生延误。我于11月进入乌市第一师范，数理化从初中开讲，政治讲时事，语文以报刊文章为主。我各科成绩不错，一年后被分到了政治班，一万个不愿意也只能服从。
在政治班偶然得知我入学其实不易，当时公社为送一位两科仅考了十几分的当地干部子女入学，以我有家庭问题为由，强行将我顶掉了。招生老师认定我成绩好，坚持要我，又争取到名额才将我招入。幸遇主持公道的好老师，很是感激！
近两年时光倏忽而过，交织着学工、学农、批林批孔、评《水浒》等各种活动，各科水平不到初二就到了毕业季。1975年8月，我被分配到我的母校乌市三中任教。初任政治课教师，半年后争取改教了初中数学，为能胜任，自学完成了初中数学和部分高一数学。
1977年10-11月，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此时，姐姐在本市一所中学任教，妹妹当知青，弟弟正读高中，母亲鼓励我们都去试试，四人全报了理科。12月考试，匆匆应考，结果可想而知。妹妹虽然理化满分，招生结束也没接到录取通知——政审还存“文革”遗风。后来根据中央补招一部分表现好成绩优秀的走读生的精神，找人说明情况，妹妹才进入新疆医学院走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77级大学生。
1978年弟弟高中毕业，参加高考，被新疆大学录取。而令我不解的是，同校考生，成绩仅比弟弟高0.5分，却被清华录取了，难道又是政审？！弟弟、妹妹的入学经历，在我心中留下了阴影。
1978年令人振奋：母亲先后赴京参加了全国政协大会（母亲1978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直至去世）和全国科学大会（母亲在极困难的文革年代分离出重要病毒，为新疆马病防治做出了贡献）。根据当时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讲话精神，父亲平反有了希望。1978年9月29日，我们在知情人带领下到零号公墓找到了父亲遗骨，送到陵园火化安放了。1979年3月29日，单位为父亲召开了平反昭雪追悼大会。
我很想再上学，便向学校教导主任提出考电大要求，主任说：“没出息，考什么电大！”问：“学校能同意我高考吗？”答：“只要你有本事考上，我就放你走！”非常感谢这位令人敬重的好师长和好领导。回想上中学时，主任给我们讲过一堂《沁园春·长沙》，在黑板上边讲边用彩色粉笔描绘的那幅桔子洲头景象，至今印象深刻。在母校任教，是主任同意我从政治转数学，又激励我高考，还亲临参加了父亲追悼会，这都让我终身难忘！
从决定报考到考试，只剩三个多月。衡量自身学业情况，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师范，断续在校纪录仅八年，还穿插各种活动，实际读书时间打了不少折扣。理化难补，我报了文科。备考难度不小，数学程度不到高一，语文、政治靠日常积累，历史、地理几乎空白，英语只能放弃。每周六天工作，每天两节数学课，备课上课，批改120多本作业，加班主任工作等，件件不轻松。何况这已是我这个年龄可报考的最后一年，必须一搏！
母亲的鼓励，姐妹兄弟的理解、支持，给了我很大力量。非常感谢朋友、同学为我搞来复习资料，也非常感谢教导主任批准我临考前两周请假并由同事帮我代课。
作者1979年高考准考证——汉维（新文字）双语
新疆人参加全国统考，因两小时时差，与内地同步很吃亏，八点开考相当于当地清晨六点，下午开考时间则相当于当地正午时分，生物钟全乱了。
考试结束，感觉良好，成绩发布，371.2分。因不知排名，又有传言教师只能报师范院校，报志愿犯了难。一天，姐姐意外得知我是全疆文科第一，全家大喜！上学已无悬念，咨询教导主任，答：这成绩，你就随便报吧！于是我第一志愿报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新疆日报》1979年9月8日第三版，作者文科总分第一的报道
等待中，我到延安宾馆见到了北大招生的马老师（记不清怎么被通知去的）。马老师说：北大录取你没问题，想征询你意见，看看是否可换专业，如哲学。我说：就图书馆学吧，想多读些书（其实没有说出的另一理由是不想进政治色彩太浓的专业）。就这样，我被录取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马老师和蔼友善，招生结束后，还到我家做了家访，并安排我与当年一起录取的两位小同学（东语系印地语专业黄慎、数学系王建）同路赴京。入学后的逢年过节，马老师还会邀我们几个新疆考生去家中包饺子，与我们谈论学习和人生。
1979年9月6日午后，我们登上了乌市直达北京的特快列车，坐79小时硬座，于9月9日晚抵达北京站。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出站时北大接待站已无人，便在路人指点下乘103路公交到动物园转332路，来到古色古香的北大西校门。终于到了，好激动！兴冲冲进得大门，才知走错了门，公交多坐了一站！
正发愁，门口值班大爷得知我们来自遥远的新疆，主动提出送我们。真是太好了！大爷将我们的随身行李载在自行车上，和我们一路聊着，将我们送到了35楼。值班老师给我们分别安排了临时住所，告诉我们第二天到大饭厅正式报到后就可去自己宿舍了。
北大，好温暖的第一印象！我真的来了！
1981年春，圆明园，就读于北大的77、78、79、80级部分新疆同学，前排左二是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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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