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国胜：骆一禾的“背影”（下篇）
（本文较长，分上下篇推出。关注小号可阅读上篇。）
作者简介
熊国胜， 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骆一禾同班同学，资深媒体人。
骆一禾与父亲在交谈。
（接上篇。点击阅读：熊国胜：骆一禾的“背影”[ 上篇 ] ）
和父亲一样，骆一禾为了心中的“义”，有所为，也有所“不为”。为成就海子的诗歌，他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奉献，但他从不提起——就像父亲那样甘心于被遮蔽，被漠视。他生前总是这样评价海子——
一个人便是他自己所成就的，海子之有成是因了他自己的天才和努力，因为他以他的诗和他的死牢牢地主宰了他自己。
（骆一禾《冲击极限——我心中的海子》）
在这种诗歌取向上，他是独自挺进的，是先行者和创始人。
（骆一禾《我考虑真正的史诗——海子<土地>代序》）
他是一位中国诗人，一位有世界眼光的中国诗人，他再生于祖国的河岸必会看到他的诗歌被人念诵，今天我要在这里说：海子是不朽的。
（骆一禾《我考虑真正的史诗——海子<土地>代序》）
通过上面父子二人的比较可以看出，尽管一禾所从事的专业和所选择的道路与父亲完全不同，但父亲的“含仁怀义”却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传承和发展。
那么在文学方面父亲对一禾又有怎样的影响呢？我曾带着这个令我好奇的问题去请教一禾的二姐骆小予，她告诉我：
我父亲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文学青年，他在读书的时候，就喜欢写点小的诗歌。父亲曾跟他的助手韩孟聊起来，北伐的时候，他在武汉的一个报纸上，也为北伐的事情写过一首诗。当时他就让韩孟去找那个年代的报纸，结果韩孟去查的时候呢，可能武汉当时的那份报纸不属于比较大的报，就没查着。
（2013年4月2日口述）
虽然无法找到骆耕漠早年的诗作，但他早年的经济文稿却保存完好。在《骆耕漠集》中有一篇《水旱灾的“交响曲”——中国水利经济的解体》，就颇能体现骆耕漠的文风，文章是这样起笔的：
你假使能够同时装两个听筒，一个接到永定河上或者汉水流域，一个接到苏、浙或者皖、赣的田野之间，那末你一定可以听到一种离奇的复合的歌曲：一面是汹涌的洪流冲毁堤岸和农庄的滔滔之声，而另外一面则是火样的烈日逼得稻田龟裂作响。当然，这不是赞扬美女情人的欢心曲；相反地在这错杂的音调中，却有成千成万的农夫农妇，还有他们病老的父母和稚弱的儿女，凄惨地哀呼，绝叫，啼哭，饥饿，死亡……
骆一禾的父亲骆耕漠、母亲唐翠英。1950年代初期。
这是26岁的骆耕漠1934年在《中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虽然谈的是水利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影响，有一定的专业性，可是看了这样的开头，怎能不吸引人继续读下去呢？
我在读《往事回忆》时，还发现骆耕漠有些叙事的句式竟然也得到了一禾的传承。如在回忆14岁第一次到杭州时，骆耕漠写道：
第二天早上，我又走出弄堂向左拐看看靠近的市容，见到一座几层楼的大布店挂着高义泰的牌号，我不敢进去看，回头时顺便问路旁的行人这叫什么地方，他说三元坊。当时我心里就发生了一个大疑问：雨虽然停了，马路上还流着泥水，车子不停地开来开去，路面怎么能变得干净呢？这也表明我是一个开门便遇山弯的小城镇的乡下人。
（骆耕漠《往事回忆》）
请注意这里的“路面怎么能变得干净呢？”——这句话在困惑中流露出一种天真和善意。再来看看一禾在《冲击极限——我心中的海子》中的一段话——说的是他与张玞去看海子的事：
那回去看他，我和妻子就留下住了四天，给他做些饭菜吃，小查坚决不要放味精，我说：“那怎么能鲜呢？”他说：“我们乡下人说吃味精要烂肠子。”
（骆一禾《冲击极限——我心中的海子》）
“那怎么能鲜呢？”——是不是也在困惑中流露出了一种天真和善意呢？我想一般人在遇到“小查坚决不要放味精”的情况时，肯定首先会问“为什么呀”之类的，而不会是一禾的那种句式。显然一禾的句式来自父亲。
1989年5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播出了由骆一禾撰稿的《五四以来的爱情诗歌》的系列节目。刚好骆耕漠听到了这个节目，而且他饶有兴味地从头听到尾。最后听到“骆一禾”的名字时，他更是惊喜不已，几次拨电话想夸夸儿子，可那头总没人接。四姐骆小元回忆说：
那天我爸听了广播电台广播，他才觉得一禾在社会上已经是有一些影响了，而且他认为一禾那个评论性的文章写得特别好，有深度，不仅是文学方面的，而且也有历史的那种角度、哲学的角度去看问题。他就特别兴奋，他说，没想到儿子这么有思想深度。所以特别想跟他谈谈，结果没想到一禾很快就病倒了，就没来得及。
（2013年4月2日口述）
流传最广的骆一禾照片。
1989年5月31日骆一禾因脑溢血去世，年仅28岁，而父亲已81岁。在父亲面前，他没能像北岛写的那样——“你召唤我成为儿子，我追随你成为父亲。”他是父亲永远的儿子，永远的“追随”者。
在一禾28年与父亲相重合的岁月里，我觉得文革期间他们父子共患难的那段岁月最值得我们关注，它对一禾的影响也最为深远。
1961年2月6日，骆一禾出生于北京百万庄。当时父亲已53岁，母亲唐翠英（曾任国家物资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已41岁，所以一禾是父母晚年得来的贵子。但母亲怀孕时并不感到高兴，反而有些紧张。张玞回忆说：
一禾是在母亲40岁的时候怀上的，当时不想要，还想跳绳流产来着，但肚子里的孩子很倔，楞是要出世的。这个事一禾和婆婆都当趣事来跟我讲。主要是那么大年纪怀孕有点不好意思。
（2013年5月20日口述）
于是这个倔强的孩子就来到了百万庄。当时整个百万庄宿舍区住的都是国务院各部委处以上的干部，共分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九个区。其中一禾家所在的申区，均是院落相连的二层小楼，住的全部是副部长以上干部，约30户人家。一禾家东边的邻居是薛暮桥（1954年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家，西边是谷牧（1954年时任国家建委副主任，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家，北边是安志文（1954年时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家，南边是周子健（1954年时任第一机械工业副部长）家。一禾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直到8岁时才离开这里随父母下放去了河南。
一禾共有4个姐姐，分别是骆小蛮（后改名骆梅茜）、骆小予、骆小红、骆小元。这四个姐姐的年龄都比一禾大很多，其中最小的四姐（骆小元）也比他大7岁。他还不会说话时，姐姐们就开始给他讲小儿书，四姐骆小元回忆说：
我们都认字的时候，一禾刚出生，所以我们从小就给弟弟讲小儿书，在他不会讲话的时候，他就已经很知道这些小儿书里的事情了。我们家的阿姨也给他翻小人书，有的时候阿姨把书拿倒了，他就急得不行，不会说话，他就知道拿倒了，然后要正过来翻。然后等到他会说话的时候，几乎每一本小儿书他都可以给你讲述出来，因为他早已经听我们念过，都印象深刻了。而且他会说话的同时，就认了很多字了，因为我们当时这么给他读，我们以为他只看到画，实际上他是在看字。在6岁的时候，《欧阳海之歌》那么大部头的书他已经看完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一禾有多么不寻常，现在说起来所谓神童也就是这样了。
（2013年4月2日口述）
骆一禾（右2）及大学同学和班主任曹文轩（中）在一起。
然而好景不长，文革开始后，身处经济学术界前沿的骆耕漠首先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老牌修正主义分子”等等。一禾家也成了申区30余位部级干部家中第一个被冲击的家庭。造反派来抄家时，先是砸碎了一些物品，然后就开始烧书。四姐骆小元回忆说：
家中书最多。造反派到我们家来抄家，从我们家抄走了所谓封资修的书，在申区院子的中间点着火烧了，一个下午都在烧，多到那种程度。之前还有一些书呢，让我们自查，让我们自己先过滤一遍，凡是外国人写的书、沾封资修的书也逼着你烧。当时在家里那个烧热水的锅炉里烧书，烧得一两天热水都不断。
（2013年4月2日口述）
从此，不光是骆耕漠开始挨批挨斗，儿女们也深受牵连。骆耕漠的三女儿骆小红从小品学兼优，但初中毕业时连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政审都通不过，还要凭借舞蹈天分和小学同学崔仁浩、赵益民作保才被准予去边疆屯垦。1977年高考恢复，骆耕漠的四女儿骆小元考试成绩优秀，却因为父亲的“问题”没解决，而失去了当届入学的资格。直到第二年再次参加高考，才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在大学入学30年之际，骆小元曾专门撰文《上大学，心灵飞扬》（收入《七七八八集——中国人民大学77、78级入学30周年纪念》），追忆那段不寻常的岁月。
文革开始后，一禾正在展览路第一小学读一年级。当时周围的一些小孩都骂他是“狗崽子”，并在放学途中追着他打，所以每次放学时一禾都高度紧张。尤其是从展览路第一小学门口到百万庄申区门口之间有一段“危险区域”，那里最容易遭到那些孩子的伏击。为了安全、顺利地通过“危险区域”，一禾每天都要仔细观察“敌情”，选择路线，并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好在很多时候大姐骆小蛮会站在百万庄申区门口，喝退那些追赶一禾的孩子，保护一禾回家。
大姐骆小蛮生于1945年，刚满月就随父亲参加新四军的大转移，途中不幸染病，未能得到及时医治，最终留下了大脑炎后遗症，智力和肢体都有障碍。骆小蛮于1983年病逝，年仅38岁，她是一禾生前失去的唯一一位亲人，一禾为此一直难以释怀，他尤其难忘这位身残的大姐充当他保护神的那些日子。
骆一禾（左1）与本文作者（前排右1）等大学同学在圆明园遗址。
可以想象，文革对一禾冲击很大，他无法过一个正常孩子的生活；但一禾也有因祸得福的地方：被孩子追赶，使他逐渐成了短跑高手（大学时他的百米速度仍令人惊艳）；没有孩子跟他玩，他便一个人躲在家里看书——尽管烧了大量的书，但鲁迅的和一些不是所谓封资修的书都还在。那时，书是他最好的小伙伴。一禾后来在诗中回忆说：
在我还来不及懂的时候
像所有同时代人一样
我看完了
一切可以弄到手的书
有只剩十五页的《悲惨世界》
也有人人会唱的
《志愿军战歌》
——《让一切人懂得》
1969年11月，61岁的骆耕漠随经济研究所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他们先驻扎在息县东岳，1971年4月又转至信阳明港。这段岁月由于《顾准日记》等书的传世，现在知道的人很多。顾准在日记中还曾提及骆耕漠在干校时的情况：
……但昨天突然由上面交议“老弱病残”，估计全所这类人员在三十人以上，全学部恐超过四百。巫宝三脱坯，章有义制瓦，杨坚白和泥，骆耕漠装麻，林里夫拉车，看来也是勉强，这些人，如能按照“除老弱病残者外”的原则处理，实在是十分妥当的。
指导员在最近一次讲话中，又曾提到，迄今为止还没有请过事假和探亲假的，将于春节前后安排。骆耕漠已安排探亲，因唐翠英事忙（？）未成行，这样看来，我也可以有事假或探亲假了……
（1970年11月22日顾准日记）
一禾的母亲唐翠英当年随物资部下放到罗山县（与骆耕漠所在的息县相邻，同属于信阳地区）。一禾与大姐、二姐、四姐以及翟阿姨（老保姆）都跟着妈妈来到了罗山县（三姐骆小红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为什么就没有一个孩子跟着父亲呢？二姐骆小予回忆说：
我父亲患有青光眼，眼睛不好，但是我父亲不愿意拖累我们，要我们跟着我妈妈，说我妈妈是没有“问题”的，你们就跟着妈妈下干校。他自己在息县的干校。后来那边的人就跟我们说，我爸爸在农村接水的时候，特别接开水的时候，他看不清，开水就从暖水瓶口往外溅，溅到他手上。另外下雨天，他走在那个特泥泞的地里头，他那个雨鞋就被扒在泥里了，他的脚就出来了，他都找不着他的雨鞋，后来还是好心人就帮他把鞋找到了。人家还跟他说，骆老，下雨天你就不要走有亮光的地方，有亮光的地方是水，你就走到没有亮光的地方。这些事情我父亲从来不说，都是后来听别人说的，我们听了很难过，心想当初怎么就没有一个孩子跟他在一个干校呢？
（2013年3月28日口述）
1982年，骆一的姐姐们。左起二姐骆小予、三姐骆小红、四姐骆小元。
在罗山的家其实也分为两处：由于一禾的大姐骆小蛮患有大脑炎后遗症，加上一禾年幼，都需要人照顾，所以就由翟阿姨带着姐弟俩住在罗山县城北街的法院家属院里。一禾就在县城东街的完小（过去曾将初小和高小合起来叫完成小学，故简称完小）上学。一禾的母亲与二姐骆小予、四姐骆小元则住在距离县城十几里之外的物资部五七干校。每到周末的时候，姐姐们便骑着自行车，载着母亲，沿着崎岖的山路回来团聚一次。
一禾在罗山（1969——1971）、息县（1971——1972）共生活了三年，所以他对那一带非常熟悉，他曾写道：
这一切都渗入了我印象原生的第一个地区，那是靠近大别山脉的淮河平原上一个金色的三角地带，由罗山、息县和西华组成的丰饶的土地：那里终年可以吃到大米，然而仍是落后的，因为那里不出别的粮食，发过大水，人们成片地溺毙，采石为生，排外情绪强烈但一口饭也要分半口给流浪者和乞丐，那里的人们把北京去的学生都看作是毛主席身边来的人，一种叫作冰瓜的香瓜只需轻轻一击就甜得粉脆，粉脆地甜。
（骆一禾《美神》）
这是一禾26岁时写的诗论，但这样的印象恐怕早就形成了。对照下面这则顾准的日记，就不难发现少年一禾曾与顾准思考过类似的问题——为什么淮河平原既“丰饶”又“落后”？
息县地处淮滨，在淮河的紧北面，1968年，全县因特大雨量（三天四夜下了六百毫米以上）而被淹，据云是二百年未遇之大雨……
此次来息县，对千里淮上有了一番新的认识。“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要米有米，要面有面”。……然而二十年来，淮上从来是南北对峙地区，从未成为重要经济基地，原因既是政治的，也是自然条件的……
（1969年12月11日顾准日记）
一禾把河南农村的经历写进了他的重要诗论，说明这段生活对他来说非同小可，意义重大。这也是为什么在他的诗中总能读到一种宽广的北方农村气息的原因所在。一禾在诗论中还写道：“在自然的流动中，把我注入淮河、海滩、平原、黄昏、大地、太阳和千条火焰，使我们天生地呈现原型——这就是诗，它使我们作为同等的人而处于直接的心灵感应中，使我们的天才中洋溢着崇敬精神，获得生命的自明性。”（《美神》）一禾这里说的生命自明性，肯定也包含他少年时代在淮河平原所获得的“心灵感应”。
骆一禾（左2）与本文作者（右2）等大学同学在一起。
关于这段农村生活的一些细节，还可以在一禾的诗中找到——
父亲在道上弓身拉车，母亲在水田里打药
淮河平原，两种庄稼
一茬接一茬
——《麦地（一）》
这与前面顾准日记中的“巫宝三脱坯，章有义制瓦，杨坚白和泥，骆耕漠装麻，林里夫拉车……”仿佛是同一个画面。
一禾从北京来到罗山县后，家庭被拆散了，生活条件更差了，但没有人再追着他喊“狗崽子”了，而且还被尊为“毛主席身边来的人”，这无疑又是不幸中的万幸！据说一禾在罗山县上小学的第一天，送他上学的翟阿姨特意趴在窗户上看了半天——翟阿姨从一禾6岁时就开始带他，一直非常喜欢一禾。她后来激动地告诉一禾的姐姐们：“一禾来了，整个教室都亮了！”可以想象，70年代初的罗山县城还是非常简陋的，当地的孩子在各方面与一禾都有很大的差距，更何况一禾还是个神童级的小学生呢？所以一禾的到来自然让翟阿姨有了蓬荜生辉的印象了。
最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一禾说他就是在淮河边上学的唐诗，他曾专门写了《首遇唐诗——纪念我的启蒙老师和一位老女人》，讲述了他首遇唐诗的故事。他写道：
在那个年代
我是怎样得到唐诗的呢
是在淮河两岸枯水的乡村里
一个私塾先生的宝书中
他开始说诗
——《首遇唐诗——纪念我的启蒙老师和一位老女人》
一禾说，“这位先生也教书也种地/收成不好”。“一生读过的书没有几本”，“从未著书立说/不和秀才交往”。“先生不知道刘文学/先生很少议论别人”。“先生佩服的是律师施洋：一个大罢工里的革命者”。“先生”告诫一禾：“天下很大大如诗/放手去闯/莫结秀才/结识几个有本事的英雄。”“先生”教唐诗的方式也很特别——“先生只让我抄写唐诗/我抄唐诗/先生从不许我带走/先生最后口述词牌/不久就病倒了。”
他竟至不能讲完 而抚摸着
我的脑袋
娃呵 他说
在淮河边上他们都这么叫孩子和小牲口
你可记得 学诗当具斗胆
自念书空料理 万里蓝天
青天如不可出
你要出去
——《首遇唐诗——纪念我的启蒙老师和一位老女人》
骆一禾与父母。
这位奇特的“私塾先生”是谁呢？一禾二姐回忆说，他就是一禾在罗山县小学时的语文老师。那时老师的生活待遇也很差，所以一禾说“先生”“也教书也种地”。“先生”给一禾讲唐诗，显然是出于对一禾的特别赏识，而给他开的小灶。作为回报，“一位老女人”（翟阿姨）每次都给先生带些吃的。
把我带大的老女人说：先生好可怜
先生对她笑笑
那是一个读书人与一个文盲和平的笑
她每天送给先生一碗红烧土豆
先生送碗回来
说她识字识得好
——《首遇唐诗——纪念我的启蒙老师和一位老女人》
1970年代初，在北京，文学青年北岛叩开了冰心老人的大门（当时北岛的母亲也下放在河南信阳地区的干校）；而在罗山，少年骆一禾“首遇唐诗”——结识了一位奇特的“私塾先生”。这位“先生”虽然读书不多，“没有资格教书，种地刚刚活得起”，却教给了一禾两句终身受用的话：“莫结秀才”和“学诗当具斗胆”！——这恐怕是城里的老师永远也无法说出的。
这两句话对一禾影响深远，一禾后来在诗论《美神》中说：“‘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士大夫的气味不是太浓厚了吗？”——这是不是受了“莫结秀才”的影响呢？一禾后期转而创作“大诗”， 向世人表明“诗歌绝不是只有新诗七十年来的那个样子。”——是不是也受到了“学诗当具斗胆”的影响呢？
先生临死的时候
吩咐唐诗一同下葬
房子扒掉 墙土下田肥肥庄稼
先生此说：我已不能再念
只有让你自抄
诵是活的 抄是死的
惟愿不要因此害了你 娃儿
野渡无人舟自横
乡村大道的两侧
栖息着黄土坟墓 队队上擎一只粗碗
麦田投往天边
前方是焚烧石灰的土窖
学诗的尽头是火红的窖火
而
直去东方的坡道下面
滚动着雨天之后的急流
——《首遇唐诗——纪念我的启蒙老师和一位老女人》
读到这首诗的结尾部分，我不禁想起一禾的经典名句：
我不愿意我的河流上
飘满墓碑
我的心是朴素的
我的心不想占用土地
——《生为弱者》
——这里面是否也有这位“先生”的影子呢？
1985年，骆一禾与父母。
一禾曾在诗中感叹：“谁都会/撞上自己的命运”（《带路人》）。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年代，他也撞上了自己的命运——他撞上了淮河平原、撞上了北方的农民、撞上了“先生”、撞上了“唐诗”，……而这些后来一起构成了一禾作为诗人的命运。一禾还在诗中写道：“我沿着生命的大路走向我的老家/拿着我诗歌的粗碗” （《乱：美的祭祀》）。我想这“老家”里应该包括罗山和息县。一禾还在《世界的血》中写道“天上的太阳照着四海为家的故乡”，可见故乡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概念，并不局限于某个具体区域，一禾一直在诗中寻找这个故乡，他写诗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还乡之旅。
1972年5月起，骆耕漠一家人相继离开河南干校，返回北京。晚年骆耕漠多次接受采访，回忆五七干校的往事，主要是为了纪念顾准。因为顾准从河南回来两年后便于1974年12月3日病逝了。在顾准病危之际，骆耕漠再次以戴罪之身站了出来，他回忆说：
有一天，我到经济研究所上班，吴敬琏仓促地赶来告诉我，他刚把顾准送到首都（协和）医院观察室。吴敬琏在干校营房时孤零零地自己住在一处，他和顾准多有交流。回北京后，有个政策，我们得了小病在学部卫生所看；大一点的病，到学部所在的区医院。能让顾准到首都医院，看来他是病得不轻。顾准正在首都医院半地下的观察室。那里没有关系是搞不到床位的。吴说：“我也没有办法。”我一听很着急。想来想去，想到抗战时我在苏北工作时，有过数面之交的杨纯。在淮海区，杨纯和顾准曾在一起工作过。她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吴敬琏陪我去找她，她正在开会。我就写了个条子留给门房，大意是：顾准你是知道的。他现在病得不轻，正在观察室里，我心里很不安。你能不能看在老关系上，请你的秘书关照一下……说实话，条子能不能起作用，我们不敢抱希望。第二天我到医院观察室去看顾准，人家说已经去了病房，我才长舒了一口气。顾准住的是七八人一间的那种中等病房。他靠在病榻上，见我进去，直作揖，感谢帮他进了病房。我和他讲了找杨纯的事，顾准也慨叹再三。
顾准的病是在肺和心房外部之间长了个癌，医院研究来研究去，感到手术很难做。他的弟弟陈敏之告诉他，做手术没有把握。但是他决心要动手术。认为不开刀是死，开刀或许还有希望。
我和张纯音打听到协和医院东边有个姓李的老中医，是看疑难病的高手，就去找他。李医生让我去协和医院征得医院同意；并要求有车接送才能出诊。医院那边是同意了，我们这边的小轿车怎么办？我先是找到老伴的单位，希望他们能帮帮忙，回答说制度规定不行；又找到我在杭州监狱时的难友、原铁道兵兵团政委张崇文同志。后来就是张崇文政委派司机接送老中医，给顾准看了两三次病。
(邢小群《患难之交 相濡以沫 ——骆耕漠访谈录》)
骆一禾的姐姐们在接受采访。右起：骆小元、骆小红、骆小予。
我之所以原封不动地把这个故事摘录下来，并加以反复回味，是因为我发现顾准临终的这一幕与一禾临终时有着惊人的相似——和顾准一样，当年一禾得的也是绝症（重度的先天性脑溢血），虽经全力抢救，仍回天乏术。像一禾父亲另辟蹊径，帮顾准找老中医一样，一禾的同窗好友旺子（一禾在诗论《美神》中曾提及他）也四处奔波，帮一禾找气功大师。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北京曾盛行气功和特异功能，旺子刚好认识几位大师级的人物。一天他跟我说，一禾的病看来科学的方法已经不行了，只能再试试超科学的方法（气功和特异功能）了。于是他骑着摩托，带着我一起去寻访大师。
第一站去的是北京农业学院。我忘了那位大师的名字，只记得旺子说过这个人手里有一块天上掉下来的陨石，很有功力，他在当时应该是很有名的。旺子把一禾的病情告诉大师，大师沉思后说一禾非常危险，但并没有当场作法。另外说了些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
第二站是拜访一位著名画家之子，他本人也是个画家，也是个大师级人物。他听了旺子的叙述后，缓缓地吐出了四个字：“命若琴弦。”我们听了都很难过，因为两位大师都判断一禾命悬一线，危在旦夕。
但是旺子还不甘心，又通过电话与山西的一位大师取得联系，这位大师好像是有特异功能，并愿意施法。根据他的要求，旺子通过电话将一禾病床的详细方位告诉了他，仿佛他的法术通过空中即可到达。虽然我有些将信将疑，但还是盼着奇迹发生。这里特别要补充一句，这几位大师都很热情，没有提任何条件。
上面三次求助大师时我都在现场，旺子后来还找了什么大师我就不知道了。我之所以把它记在这里，是因为我觉得旺子帮助一禾的心情（明知无望，却仍要做最后的努力）——与一禾父亲当年帮助顾准的心情实在太相似了。
我甚至在想：一禾最终也没有走出父亲的“背影”！
骆一禾墓地，墓志铭是他长诗《大海》里的一句话，不是社会流传的“我的心不想占用土地”那首诗。
写于2013年夏
(原载北京大学中文系1979级文学班毕业30周年纪念文集《精神的弥散》，有关北京大学图片由李晓锋摄影并提供，有关骆家图片由骆一禾姐姐提供。)
相关阅读：
长摁二维码关注我们。
曲逆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