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国胜：骆一禾的“背影”（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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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国胜， 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骆一禾同班同学，资深媒体人。
“文革”初期，骆一禾父母预感时局不好，匆匆带着他拍了这张照片。
按照朱自清的说法，“背影”当然指的是父亲，但我用在这里并不单指“父亲”，大约还有一些“背景”的意思。
北岛曾说：“回想1980年代，真可谓轰轰烈烈，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夜里一闪而过，给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晕眩感。”（北岛《听风楼记》）同样，说起北岛、顾城等诗人，我似乎也有种“晕眩感”——仿佛他们横空出世，一夜成名，都是时势造的英雄。可仔细想想他们成长的历史，就会发现这是个错觉。的确，他们都是崭新的一代诗人，但他们仍脱胎于传统，都有着各自的“背影”。
北岛以前虽是建筑工人，但由于他父亲赵济年与冰心是同事（冰心任民进中央宣传部长时，赵济年任副部长），所以早在1970年代初北岛就有机会带着自己的诗请教冰心。冰心老人也乐于赐教。据北岛回忆，冰心甚至“用放大镜锁定某个词的确切含义”，“她还专门写了首和诗《我们还年轻》，副标题是‘给一位年轻朋友’。”又因为邻里关系，北岛还常到冯亦代的“听风楼”请教翻译问题，而且他们也谈诗，谈戴望舒。在当年的建筑工人中，有北岛这样经历的恐怕绝无仅有。到1979年在《诗刊》发表《回答》爆得大名时，北岛其实已经蓄势待发很久了。
顾城的父亲就是一位诗人，他对顾城的影响更为直接，顾城曾在《剪接的自传》中写道：
我和父亲经常在猪棚里对诗。他写一首《沼泽里的鱼》，我就写一首《中枪弹的雁》。我们写完，就乐一阵，然后把诗和稻草一起，塞进了土灶。土灶上经过发酵的猪食正冒着热气……
父亲说：火焰是我们诗歌的唯一读者。
我用木炭把这句话写在锅台上，又用手指一点点擦掉。
北岛也写过《给父亲》：“你召唤我成为儿子，我追随你成为父亲。”所以，北岛、顾城那一代人虽然“不相信天是蓝的”、志在“寻找光明”，但同时他们对历史和传统也有“追随”的一面。只不过后者不如前者那么醒目而已。
青年时期的骆耕漠。
出生于1961年的骆一禾与海子、西川，作为“北大三杰”在1980年代末崛起，比北岛（生于1949）、顾城（生于1956）晚了一代，被称为“第三代人”（骆一禾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写北岛的）。然而，骆一禾的父亲却比北岛、顾城的父亲还要年长一二十岁，是父辈中更早的一代人。所以在历史的视野里，骆一禾的“背影”更加深远。
骆一禾的父亲骆耕漠生于1908年10月18日，浙江於潜县（现为临安辖地）人。他本姓丁，谱名丁龙孝，从小过继大姑父为子，改名李可为。5岁上私塾，先生又为他起名李政。15岁时（1923年），他考上了浙江省立商业学校（浙江工商大学前身）。在校期间他成绩优异，兴趣广泛，课余时间阅读了鲁迅、胡适、陈独秀和蔡和森等人的文章和书籍。1927年初，他偶然在杭州街上看到北伐军招考宣传员的公告，便前去应试，结果名列前茅。
为了纪念这次投笔从戎，他特意为自己起名李抗风（1893年孙中山曾在广州“抗风轩”议建兴中会），以激励自己努力工作。然而这一年恰逢“四一二”和“七一五”事变，政局动荡。骆耕漠一度流亡武汉（见过恽代英和郭沫若等），最后不得已又回到了杭州。回到杭州后，他在母校找了个临时工作，同时经过同窗好友傅玉成介绍，加入了共青团，开始从事革命工作。1927年底，由于叛徒的出卖，骆耕漠不幸被捕，作为政治犯被关入杭州陆军监狱。
在长达7年的铁窗生涯中，骆耕漠一边参与各项斗争（如绝食、秘密挖地下通道准备越狱等），一边埋头苦读。他先后研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左派幼稚病》、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相当于《资本论》前三卷内容介绍）、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教程》以及希腊三哲小册子等。他还自修英语，练习速记。
为了便于交流学习心得和探讨难题，他还与难友办起了不定期的刊物“洋铁碗”（就是将文字写在吃饭的碗上，然后在狱中传播）。所以6年下来，他相当于上了个“监牢大学”。与他同在“监牢大学”毕业的还有徐梅君（后改名徐雪寒，1934年出狱）、薛雨林（后改名薛暮桥，1930年出狱）、张崇文（1937年出狱）等，后来他与这些难友成为了一生的挚友。
1934年1月骆耕漠终于出狱。在短暂探望家人后，他便应徐雪寒之约来到了上海。他改名李百蒙，开始从事经济文化写作和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中国经济情报社、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始人为陈翰笙）、新知书店、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等社会团体进行革命活动。
在此期间，他发表的《美亚丝厂工潮始末》、《水旱灾“交响曲”》、《死亡线上的中国煤矿工人》、《惊动全球的华北走私问题》、《中日经济提携》等文章广受关注，他的笔名“骆耕漠”（寓意在沙漠中耕耘的骆驼）也广为人知，当时上海文艺界曾有人把4个文化名人的名字凑成了一副对联：“胡风沙千里，徐步骆耕漠”。1936年10月22日，骆耕漠还应邀出席了鲁迅葬礼，参加了遗体告别和送葬游行。
地下工作时期的骆耕漠。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打响。上海局势骤变，许多文教界和救国会的人士先后转移到武汉。眼看上海将成为孤岛，褚辅成老先生（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决定发起组织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骆耕漠在潘念之（曾任复旦大学教授）的引荐下，一起协助褚老开展筹备工作。
1938年初，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到达丽水，骆耕漠得到指示后随即前往，创办了《动员周刊》；成立了新知书店的分店；并协助台胞李友邦（也曾被囚于杭州陆军监狱）筹建“台湾义勇队”（李友邦的夫人上世纪90年代从台湾来北京时还专程看望过骆老）。在此期间，中共浙江省委领导成员刘英等派人到丽水同骆耕漠联系，骆耕漠被“重新”吸收加入中共（1927年参加的共青团组织于同年将全部团员转为党员），担任中共浙江省委统战委员。从这一年开始，笔名“骆耕漠”被正式作为真实姓名使用。
1938年6月，骆耕漠被调往浙江金华。他先后协办《浙江潮》、《战时生活》；创办《文教通讯论坛》（杜麦青协助）、大型月刊《东南战线》等杂志。同时，中共浙江省委设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由骆耕漠、邵荃麟（曾任《人民文学》主编）、葛琴（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三人组成，骆耕漠任书记。1939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路过金华时，骆耕漠作为《东南战线》的总编受到周恩来的约见和指示。
与此同时，骆耕漠通过刘良模（40年代曾与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合作制作唱片《起来：新中国之歌》）结识了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为协助艾黎在皖南屯溪推广“工合”运动（即在非敌占区建立工业合作社以支援抗战），骆耕漠推荐章秋阳（章乃器之弟）任“工合”浙皖办事处主任，骆耕漠任副主任。在皖南屯溪期间，骆耕漠除了组建浙皖办事处并举办“工合”培训班外，还担任安徽省地方银行总行研究员兼信托部副主任，协助出版《皖南人》杂志。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遭受重创。国民政府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中国共产党则针锋相对，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1941年4月，骆耕漠秘密从皖南屯溪绕道桂林经香港转赴江苏盐城新四军部，任财政经济部副部长，主管江淮银行工作。
1941年8月，骆耕漠被分配到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副师长张爱萍）工作。9月1日，盐阜行政区公署成立，骆耕漠任财经处处长、盐阜银行行长等职。在盐阜区工作期间，骆耕漠还结识了顾准（时任财经处副处长）、扬帆（时任盐阜区党委社会部长）和杨纯（时任盐阜地委书记）等人。
骆耕漠任行长的盐阜银行发行的钞票。
1945年9月起，骆耕漠先后任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供给部部长、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粟裕、张爱萍）供给部部长、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供给部部长、三野（司令员陈毅）东兵团后勤部长等职。
1949年3月，骆耕漠任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财委委员兼秘书长。5月，第三野战军进驻上海。华东财经委员会成立：饶漱石、曾山、宋裕和、方毅、许涤新、骆耕漠、陈国栋、汪道涵、孙冶方、刘少文、陈穆、徐雪寒、顾准、吴雪之等14人为委员。曾山为主任，骆耕漠先后任秘书长、副主任。在华东财经委员会的下设机构中，骆耕漠任计划部部长，顾准任财政部副部长，徐雪寒任运输部部长，汪道涵任工业部部长，孙冶方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
进驻上海后，骆耕漠参与实施并组织领导了上海及华东地区的稳定物价及统一财经工作.他深入市场调查，精心设计方案，排除旧势力的种种干扰，终于遏制了上海地区持续12年之久的通货膨胀，不仅成功地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掌控宏观经济的能力，也为新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控制通货膨胀提供了重要经验。
1953年，被陈云称赞为“中国第一把‘铁算盘’”的骆耕漠由华东财委副主任任内调往北京，任国家计委成本物价局局长、计委委员。次年，骆耕漠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副部级）。在国家计委工作期间，骆耕漠在重要工业原材料等商品的成本核算、市场价格监控、稳定物价的政策制定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创新性建议和措施，为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划和实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5年，骆耕漠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像他这样既是“院士”，又是“部长”的人当时并不多见，备受瞩目。经济学界曾这样评价骆耕漠——“他既是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又是一位国家经济建设的开创的管理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怀念追思骆耕漠同志》，引自《百年耕漠》）
中年时期的骆耕漠。
然而，正当骆耕漠步入人生的峰顶时，一场危机悄然而至，他很快受到了“潘（汉年）扬（帆）集团”的牵连。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
1954年，因为“高岗、饶漱石事件”的发生，上海的政治空气愈发紧张。因为饶漱石任华东局书记期间，曾批准上海市公安局利用叛徒、特务提供情况，作为市公安局长的扬帆被牵连进去，被送京隔离审查。不久，潘汉年案又爆发，扬帆由隔离审查升级为正式被捕，成为轰动一时的“潘、扬集团”。这个案子后来又和“高饶反党联盟”中的饶漱石挂了钩，潘汉年、饶漱石、扬帆定为“反革命集团”，饶漱石被定为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首犯。3个人被绑在一起。
（彭树华、李菁《潘汉年案审判亲历》）
骆耕漠为什么会受到“潘、扬集团”的牵连呢？有知情者介绍说：
1955年，正当骆耕漠庆幸自己未被“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牵连之际，他的老友、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却被诬陷为“隐藏多年的内奸”，成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主角。而骆耕漠曾于解放初期，经所在党组织同意，代一位抗战时期帮助过中共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负责人罗某（骆耕漠任中共浙江省文委书记时，曾与罗合作抗日），向扬帆转达出境居住的要求，并经扬帆批准成行。谁知，此事在清查“潘、扬案件”时，竟成为骆耕漠与扬帆联合“通敌”的重大疑点。而且，随着极左路线日益抬头，骆、扬再也无法说清这一问题。
（高建国《一个至诚的求道者》）
1958年，骆耕漠终因受潘汉年事件牵连，被暂时调往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专门从事经济研究工作（任政治经济学研究组组长）。他一身傲骨地退掉了仍旧标配给他的小汽车，开始坦然地骑自行车上班，自信、淡定地面对人生。
骆耕漠从高位坠落的这一瞬间，让我想起了骆一禾的一句诗——“人生的峰顶是很锋利的，刚一踏上去，就会流出血来……”
（《瓶画：九影如神》）
然而，这只是厄运的开始。后来每逢政治运动，骆耕漠都是挨整挨批的对象。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骆耕漠由于支持孙冶方，包庇张闻天、顾准，以及潘案旧嫌疑等问题，被诬为“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嫌疑”等等，受到猛烈批判，并于1965年，与孙冶方、顾准等一起下放周口店劳动。1966年文革爆发后，骆耕漠被抄家、批斗、游街。1969年11月，骆耕漠随经济研究所下放河南五七干校，劳动三年。
学部委员时期的骆耕漠。此照片至今悬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1978年骆耕漠获得平反，并逐步恢复部长级待遇。1981年12月，骆耕漠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1982年骆耕漠于经济研究所离休，同年12月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2000年，中共中央批准骆耕漠按中央国家机关部长级待遇。晚年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骆耕漠仍以听读文献、口授录音的方式完成了近70万字的学术专著；97岁时还出版了30万字的回忆录《往事回忆》。据骆耕漠的第一位博士生、山西省原副省长牛仁亮回忆说：“他写文章时先口述录到录音机里，然后再播放出来，字斟句酌，一句一句修改，反复录放，最后定稿，这成为他晚年唯一的写作方式。十几年如一日，用坏的磁带不计其数，他家里现在保存的有关文章的磁带有数百盘。”（牛仁亮《学问大师 做人楷模》）
2008年9月12日，骆耕漠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仅从简历上看，就不难发现骆耕漠的一生既丰富又曲折，是一位饱经沧桑的世纪老人。他很早就追求进步，但他又有30年被视为（或被疑为）反动（7年的阶下囚和20多年的“特嫌”）。他既是高官，又是学者。但他当高官的时间很短（不到10年，晚年只是享受待遇，并无实职），而当学者的时间很长——实际上从浙江省商业学校到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80多年间，他始终致力于经济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最终也以经济学家闻名于世，并以顽强的生命力跨越了百年。
正如骆耕漠老友顾准的女儿顾秀林在《我心目中和记忆中的骆耕漠伯伯》一文中所说：“骆伯伯是我父亲同辈人中少有的功德圆满的一位……虽然我们的父辈那一代人在改革开放到来之前，都在内心深处期盼修正已经发生的错误，翘首盼望中国的‘神武景气’，即经济的腾飞，但亲眼见证这些变化的，骆伯伯大概是唯一的一位了。”
那么在生活中骆耕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对骆一禾又有何影响呢？在1980年代初，我作为大学同学曾有幸受骆一禾的邀请，去过他家一次，也见过他的老父亲。但当时觉得一禾父亲与普通的老人没什么两样，加上一禾也从未谈及父亲的事，所以我对老人的了解几乎为零。直到读过一禾父亲晚年撰写的《往事回忆》等书后，我才对他老人家有了一个基本的认知——我觉得他是个拥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人，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含仁怀义”的人。而且在这两个方面，后来都得到了一禾的“追随”。
晚年笔耕不辍的骆耕漠。
骆耕漠的“仁”，就是宅心仁厚。这对他来说，原是一种天性。在读他的《往事回忆》时，我就曾被他的这种天性深深打动过。他90多岁回忆童年时，还清楚地记得一件小事，他说：
当时高小同学里有一个习惯，都要给新来的同学取一个绰号，有一个名叫陆江的同学，他问我说：我们给你取一个什么绰号好呢？我觉得难以回答，我怕他们取一个不好听的绰号，由于我初小时常被母亲管教在家里，人忠厚。我想了一阵后，就勉强回答说，随你们的便吧,取个好听些的，于是，对方就说我们为你取个“唐僧和尚”。
（骆耕漠《往事回忆》）
小学同学并没有为难他，而且也看出了他的心慈面善，所以叫他“唐僧和尚”。我觉得这件令人啼笑皆非的小事就像一小块镜子，一下子就照出了骆耕漠是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想象，欺负人、捉弄人的事他是做不来的。所以他后来当领导时，不但不整人，还处处替下属着想。1960年，一位名叫陈瑞铭的青年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毕业归国后，被分配到经济研究所骆耕漠手下工作。陈瑞铭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参照骆耕漠的著作完成的，所以能来到骆耕漠身边工作，他感到非常荣幸。然而，不久他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他回忆说：
1961年夏，骆耕漠同志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目前国内经济困难，上面压下精简人员编制的指标，我室必须减去两个名额。像狄启白、巫宝三、顾准等老人不在精简之列；何建章、吴敬琏、陈吉元、张纯音等中年学术骨干都参加冶方同志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写作，脱不开身。你到所不久，牵扯较少。你看，怎么样？”我低头无语，心里想：“那还能怎么样，滚蛋呗”，感到很不痛快。殊不料他话锋一转，接着说：“我看你搞研究还是有潜力的，俄语人才所里也需要。我与所领导商量出一个变通的办法，你先下放到基层去锻炼一段时期，等形势好转、政策放松了，再回来。下去的具体细节人事处还要向你们交代。”终于柳暗花明，我频频点头，表示没意见。临离开，他又叮咛了几句：“下去了嘛，干农活是免不了的。不过，干农活之余，也应该抓抓业务，其实搞业务也是干革命工作，两者不矛盾嘛。比如说，刚恢复不久的农村集市贸易就是个重要问题，你应该注意一下，做些调研工作。理论联系实际嘛。你回所以后还多了点实际工作经验的资本哩，不要想不通。”
（陈瑞铭《德学双馨的仁厚长者——我心目中的“耕漠同志”》）
晚年时期的骆耕漠。
陈瑞铭被分配到河北昌黎县人委财委办公室工作后，按照骆耕漠的嘱托，于1962年6月份写了一篇《昌黎农村集市贸易调查报告》，寄给了骆耕漠。后来，这份调查报告被发表在中央内部刊物《财经通讯》上，受到首都各界的重视。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还专门写信给陈瑞铭，鼓励他继续调研，及时上报。
当时骆耕漠是行政8级，而陈瑞铭是行政24级。一个行政8级对一个落难的行政24级能如此关怀备至，怎能不叫人感动呢？所以后来骆耕漠在文革期间受冲击时，他身边的年轻人也没有落井下石。骆一禾的四姐骆小元说：
我父亲经常在台上站着被批斗，也游过街，戴过高帽子，剃过阴阳头，这都经历过。但是，后来我听我父亲讲，他在挨批斗的过程中呢，相对来说，社科院的各个研究所的，包括经济研究所的，对他是比较手下留情的，没有怎么特别地去打他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我父亲的为人太好了，所有跟过他的学生，跟过他一起工作过的年轻人，都下不去手。
（2013年4月2日口述）
骆耕漠的“义”，就是大义凛然——这也是他“宅心仁厚”的另一面。骆耕漠从小过继给大姑妈，但大姑妈（继母）不太重视对他的教育，而是希望他早点出去工作。所以骆耕漠不得不奋起维护自己受教育的权益——在14岁时（1922年）离家出走，独自跑到杭州求学。最后继母不得不同意他继续读书，所以第二年他便考上了浙江省立商业学校。进入商校后，骆耕漠成绩优异，本有条件在毕业后谋个中等职员的工作，可临近毕业时他为什么又突然参加北伐军了呢？原来1927年的那个寒假，北伐军来到他的家乡——浙江省於潜县，其中约有一个排的士兵被安排住在他家中。这些北伐军人讲文明，有礼貌，与骆耕漠平时所痛恨的北洋军阀形成了鲜明对比。他觉得要开创民主自由的新生活还得靠这支军队，所以他就满怀着这样的正义感参加了北伐军。
1927年骆耕漠被关入了杭州陆军监狱。当时他虽然参加过北伐军，加入了共青团，但时间总共还不到一年，本质上他还是个19岁的“诚实的学生”，而且他自觉“政治水平也很低”。但入狱后，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人实施的大屠杀，那些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共产党人（如张秋人、徐玮等）给他留下了非常高大、难忘的形象（他在《往事回忆》中重点写了这些烈士）。他还亲眼看见同窗好友、自己的入团介绍人傅玉成被捕后很快被枪杀（傅临刑前曾托他照顾一下家人，他听罢非常难过）。1930年8月27日，杭州陆军监狱突然枪决了20多人，据说原计划杀40多人，其中也有骆耕漠的名字（李政）。从那以后，骆耕漠也作好了“后事准备”。对于骆耕漠这样的青年学生，国民党当局本想加以改造利用，但客观上他们做了相反的事情——血腥的屠杀不断激起骆耕漠的义愤，使他后来更加坚定地走向了他认为是代表正义的一方。
顾准全家福。1950年代。
骆耕漠与顾准是共事多年的老朋友，他们不离不弃，相濡以沫的故事现在已被传为佳话。然而还应该看到，在帮助顾准的问题上，骆耕漠表现出的不仅是“仁”，其实更多的是“义”。当初，顾准两次被打为右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顾准常自比为“鳏，病，右”、“丧家之犬”和“白虎星”等，随时准备“唾面自干，笑靥迎人”。但骆耕漠从不歧视他，一如既往跟他保持着友谊。早在文革之前的1965年，骆耕漠与顾准同在周口店劳动期间，就有过这样的故事：
周口店的地貌相当荒凉，冬天十分寒冷。年底前，顾准瞅了个机会，小声拜托一直关心着他的挚友骆耕漠，代他回家走一趟，看望看望妻子儿女，并请妻子找一些御寒用品。骆耕漠郑重地接受了老友的委托，回北京时不避嫌疑，以戴罪之身亲自前往百万庄，看望了汪璧等顾准家人，完成了顾准的嘱托。骆耕漠为这对患难夫妻互相转达的问候和关切之情，对顾准是极大的安慰与鼓励。
（高建国《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
1980年代顾准平反后，随着《顾准文集》和《顾准日记》的相继出版，顾准逐渐由“白虎星”变成了“启明星”。他的书非常畅销，受到许多名人的隆重推荐。然而在这样的推荐榜单里却找不到骆耕漠的名字。这又是为什么呢？骆一禾的二姐骆小予说，当时也曾有人劝父亲写写他和顾准的事情，但父亲不愿意写，不愿意趁机抬高自己，所以他只就顾准的事情接受过采访，自己却没写过任何文章。
不歧视，不势利，就是因为骆耕漠心中始终坚守着一个“义”字。为了心中的“义”，骆耕漠有所为，又有所不为。相比之下，我觉得这个“不为”更可贵，也更让我感动——因为这样的“不为”常常意味着甘心于被遮蔽，被漠视。我想类似的“不为”应该还有很多，它们都是骆一禾的“背影”里看不见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大中文系79级“三剑客”。左起何拓宇、骆一禾、赵仕仁。
再来看看骆一禾是怎样“追随”父亲的“仁”和“义”的。骆一禾的“仁”，同样也有许多温馨感人的故事。但作为一禾的大学同班同学，我想首先介绍一下一禾在班上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一禾与海子、西川是北大诗人中的“三剑客”，但很少有人知道一禾还是我们班（北大中文系1979级文学专业）的“三剑客”（另两位是赵仕仁和何拓宇，均已辞世）之一，在我们班的“三剑客”中，曾经流行这样一种说法——仕仁是我们班的“头脑”、一禾是我们班的“良心”、拓宇是我们班的“胃”。这当然是个半开玩笑的戏称，但“一禾是我们班的‘良心’”也的确是一个共识，颇能说明一禾的为人。
比起父亲的宅心仁厚来，一禾似乎还进了一步。作为诗人的一禾，“爱”是他生命的根，是他诗歌的基石。他说，生命是一个大于“我”的存在。所以他在诗中多次写到了“无因之爱”。尽管他没有解释什么是“无因之爱”，但我想象这应该是一种胸怀广阔的爱，甚至包含着对陌生人的爱。我在网上曾看到这样一则新闻：2009年底，一位广西诗人在清理旧书稿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封沉寂了很久的骆一禾的遗信，他很激动，将这封信和自己写的一篇文章发表在《广西文学》上。他写道：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先锋诗歌写作波涌如潮。当时，在《十月》杂志执编诗歌的著名青年诗人骆一禾，通过其所主持的栏目给予先锋诗歌以积极的支持和推动。那时，《十月》杂志所发表的诗歌以先锐著称，并吸引了很多前卫诗人投稿。1987年大约夏季，我将我写于1986年的十三首诗歌作品投寄给《十月》杂志。不久，素未谋面的骆一禾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在北京出版社的稿纸的背面，用圆珠笔密密麻麻写满了三千多字。在给我的这封信中，他评价了我十三首诗的其中七首，同时比较集中地阐释了他自己的诗学理念和文化观念、哲学观念以及生命立场，从信中我感到了一个影响时代的优秀诗人那种智性的光芒和博学的风采，以及形而上的深刻洞察能力。从这封信中，也可以看出骆一禾的热诚、敦厚、正直、认真的品格。接到骆一禾的信后，我给他写了一封大约五六千字的信，与之探讨中国前卫诗歌的问题。
（刘频《关于骆一禾的一封遗信》）
诗人海子。
骆一禾对一个陌生的投稿人尚且如此，那他怎样对待亲朋好友就可想而知了。这些善事本不必多说，但是海子恐怕还是绕不过去的。关于一禾帮助海子的故事在诗歌界流传很广，但他的家人却很少听说，四姐骆小元说：
一禾生病的那阶段，我在医院照顾的时候，张玞跟我说，一禾对海子特别好，把第一个出书的书号——他自己拿到的出诗集的书号，给了海子，然后还给海子去募捐，然后大家，包括你们北大同学的帮助，才有了海子这本书。然后她（张玞）就说，如果海子出诗集的时候，一禾出了自己的诗集，他会在社会上有更大的影响，但是一禾没有来得及出自己的诗集就病倒了。张玞说，我作为他的妻子，我当时是很不情愿让一禾把这书号拿出去给海子，说你现在诗歌准备都在这儿，你要是有了这书号马上就能出诗集了，你却把这机会让给别人。她就说，从妻子的角度，就觉得一禾对海子的事情做出特别大的支持。这是我听张玞说后，我们家人才知道这个事情。
（2013年4月2日口述）
2011年4月2日，张玞在“骆一禾诗歌研讨会”上也谈到了一禾与海子的关系，张玞说：
今天大家谈的一禾和海子的关系，我都特别理解。我自己个人认为，就是以我和一禾生活的密切和观察,我觉得一禾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海子的老师。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次是张颐武带的海子去见的一禾。海子当时写的一首《山的儿子》，是他特别早的一首诗。他的诗歌从此被一个人甄读了、被一个人评价了，这个人就是一禾。然后海子诗歌受打击的时候，一禾也跟着去分析他的诗歌、朗诵他的诗歌。一禾和海子的关系，我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说。一禾的日记里有一句话，我到现在说起来都非常感动。一禾在海子去世的时候在日记里写道：上帝,你杀死了我自己的一个儿子。我也不想就此说一禾就完全是海子的老师、精神导师。我觉得我个人也必须慎用这些词。可能我说的是这份一禾对海子的感情，对他的诗歌的感情。
（《“一个人去建造一座教堂”——骆一禾诗歌研讨会录音整理》）
海子诗与传。
一禾怎么会把海子视为儿子呢？猛一听觉得有些费解，可仔细一想，那无非是他把海子当作了自己的作品，一直在不停地催生他。据我了解，当初一禾想催生的诗人又岂止是一个海子呢？他还想过催生北大的“第三代人”呢！（当年在北大他最早提出“第三代人”，见1982年《大学生作品选》）。他与海子在诗歌上的关系是极为特殊和复杂的，值得深入研究。但从感情上讲，骆一禾与海子的手足之情，与父亲和顾准的相濡以沫乃是一脉相承。一禾带着妻子到昌平去看望已经吃了4天方便面的海子，就“留下住了4天，给他做些饭菜吃……”的情形，很容易让我想起骆耕漠时常给顾准带些红烧肉，补补身子的往事。
骆一禾的“义”，更是紧紧“追随”了父亲的脚步。骆耕漠在浙江商校就读过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文章和书籍，深受五四运动的熏陶。他参加北伐和革命，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正义，为了开创民主自由的新生活。而在1980年代初，一禾发现父辈的义举仍未完成，后辈仍需努力。他在诗论《美神》中写道：
他（鲁迅——引注）所说的乃是五四时期，中国文明在寻找新的合金，意图焕发新的精神活火。而这一努力，迄今尚未完成，中国的有志者，仍于80年代的今日，寻找自己的根，寻找新思想以冲刷陈腐的朽根，显露大树的精髓，构成新生。
（骆一禾《美神》）
一禾无疑是个正义感极强的爱国诗人，他在诗中写下的“居天下之正/行天下之志/处天下之危”等诗句，气吞山河，令人震撼。他还多次写到“义人”——
这是一条义人的道路
当脚步证实心脏的时候
这是一种心声
一条博大的道路
——《遥忆彩云南》
义人们衡量心地的车轨
我此去头顶我亲手制作的醴酒和羔羊
——《汉诗一束》
骆一禾的海子手稿研究札记。
在现实生活中，一禾也是一位“义人”——和父亲一样，他既有儒雅醇厚的一面，也有侠肝义胆的一面。一禾的大学同学小雪曾回忆说：
一禾的百米速度极快，因此他在班级的足球比赛中出任前锋。在与对方身强力壮的后卫拼抢时，一禾每每如子弹一般地冲上前去，然后因为单薄而被对方的后卫弹开翻滚好几米远。诗人西川也回忆当年他们去北京昌平海子的宿舍探望海子，一位邮递员给海子送稿费单。邮递员反复念着邮寄单上的名字“海子”，因着谐音就念到“孩子”、“儿子”、“孙子”，海子还不以为忤，一禾已勃然大怒。一禾对朋友的维护就如在足球场上奋不顾身。
一禾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刻。听一禾说过一次他与诗歌圈中人打架的事情,1980年代中后期，诗歌还有那么一点魅力，某些文学女青年喊出了“先卖身，后卖文”的口号，掌管诗歌发表版面的个中人物乐得入毂。一次圈中人聚会，人人身边有美女陪伴，独有一禾清者自清。有人借着酒劲，热心要给一禾也找个红袖添香，被一禾拒绝了。哄闹之中，众人把姑娘往一禾身上推，一禾有些恼怒，一把推开身边的香艳。于是有怜香惜玉的护花使者挺身而出，一场混战桌椅板凳乱飞。那是一禾颇为自得的一次动粗。
（小雪《诗人之死》）
写于2013年夏
（未完待续，关注小号可阅读下篇。）
骆一禾去世以后，父母在翻看儿子的获奖证书。
(原载北京大学中文系1979级文学班毕业30周年纪念文集《精神的弥散》，北京大学同学图片由李晓锋摄影并提供，骆家图片由骆一禾姐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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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逆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