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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何力:​一个军人的北大梦,我被自己的狂言逼到绝路上

何力 新三届 2022-05-22


原题

一个军人的北大梦:

我被自己的狂言逼到绝路上





作者 :何力
(北大法律系79级)


北大77级、78级、79级军人同学合影

恢复高考前三年,网尽沉积社会13年的人才,进入北大清华的是其中佼佼者。那个年代,每个男儿也许都有一个军人梦。而每个考上北大的则都有自己牛逼的学霸史。既要当军人,又要作为学霸实现北大梦的,恐怕就只有照片上的这些人了。这是一个时代留下的印记,留在北大的校史中,也留在了我军的军史里。

背着军人的背包,带着那个六零迫击炮炮弹木箱,里面装着我的全部家当,书和学习用具、少量的衣物、短波收音机(站夜岗时好偷听英语广播),从四川广元上西坝嘉陵江畔,那里的水土曾经养育出杨玉环这样的世界级美女,来到了北京,来到了北京西北郊的这所大学。穿着军装,却没有了军人的约束,不用报告,不用请假就可以四处溜达,未名湖畔的塔影,燕南园教授的别墅,大饭厅听侯仁之讲元大都的故事,然后就在这个饭厅吃着那么难吃的饭菜……


1981年在未名湖边复习《刑事案例》


法律系79级2班大半都是中学在校生直接考上来的,很多只有十五六岁,个儿还没长起来,稚气的眼睛里射出充满灵气的眼神。那个圆头圆脑逢人便笑的腼腆小男孩,应该是全班的小弟弟,叫査海生,便是后来的用生命谱写动人诗篇的海子。一个农村装束的小女孩,那样纯朴,天真无邪,就是后来全班唯一坚守北大,成了叱咤央视今日说法栏目的当红教授,在事业巅峰时毅然决然出家修行的王小能。有社会阅历的大哥大姐们人数并不多,很快有了很多共同话题,但都对和存在代沟的这么多小弟弟小妹妹们为伍,还要共度4年的大学生活,有着新奇和困惑,但更多的是为兄为姐的慈爱。


1980年,北大上学期间摄于颐和园


其实自从我走进高考考场,对于后来所发生的这一切已经有了预感。那一年盆地的夏天特别热,7月份三天高考都是烈日当空的大晴天。偌大的广元中学校园的教室里挤满了考生,基本上都是中学的应届毕业生,来自社会的考生寥寥无几,因为几乎早就被前两年77级和78级高考网罗殆尽。几年来一直在封闭军营的我孤闻寡陋,万万没有想到面对的是这样的对手。

据说1979年大学只招收20多万,包括本科,也包括专科,但却有数百万考生前来争抢。77级78级高考打的是遭遇战,拼的是底子,文革期间读书无用时谁在读书谁就是胜者。大浪淘沙后的金子银子已被大学收割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是还没有机会高考的我们,所要面对的,却是这些在高考指挥棒下系统学习训练有素的考试机器,到底胜算有多大呢?

这个考场上成百上千的考生中,穿军装的就是广元上西坝陆军150师步兵449团的我们这5个军人,特别显眼。因为我们作为军人要有军容风纪。再热的天也得穿着正规军装,在三十七八度的高考考场上挥汗如雨做着考题。不过我们有军用水壶和军粮,再怎么也比从广元大山中走出来的农村孩子装备强多了。

那个时代军人是社会上人见人爱的羡慕对象。我们5个考生是从全团数千将士中冲出重围才获得这样的机会。以往77级和78级高考,我们每个团能够参加地方高考的只有两个名额,到底是谁去参加,不得而知,反正1978年高考我向上级领导提出过,没人理睬。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任何质疑和权利诉求是无用的,最好别有这样的念头。

1979年高考,听说一个团可以有5名考生参加地方高考,我高兴过,但也清楚这样的好事基本上轮不到我。因为掐指一算,5个名额,我团三个营每营一个,团直属部队(相当于一个加强营)一个,团机关(包括卫生队、车队等)一个。

我是在一营,所以关键在于我能不能成为一营领导向团里推出来的那一个。但我明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营有一个营部文书战士,出身陕西农村,个子高高的,头梳得整整齐齐,非常爱好学习和写作,为人也非常朴实和善,深受营首长和全营指战员喜爱,是代表我营出场的天然人选,没有人不服气,包括我在内。

对于从部队参加高考,我早已不抱任何希望,放弃了提干的机会,只想等下一年尽早退伍(1979年对越作战全军不转业不退伍),以便获得参加高考的权利,好好准备,和应届高中生们一较高低。作为军人,是完全没有中国普通人都有的参加高考的基本权利的。我们随时做好准备为国捐躯,不让考就不考,不能怨天又怨地,这点觉悟还是有的。我羡慕那些在学校每天接受着解放复出的老右派老师们严格指导训练的高中生们,很多成了我后来的大学同学。

突然有一天,我连指导员通知我,叫我办手续,准备高考。我一看时间,离高考只剩30多天了,我的方寸有点乱了。1978年高考前,我家大哥将他1977年高考用过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全套18本给我寄来。他用不着了,考进了一所重点大学,用他的后来一生投入到歼十战机去了。我倒是挤出有限的时间硬啃下了这套丛书,做完了习题。

我是文艺兵,在完全专业化的师宣传队乐队,有特权不遵守作息时间,可以很早起来到舞台后场练乐器。我已经放言可以考进清华北大,被有些人认为太狂。我向宣传队领导提出参加1978年高考请求,被他们不屑一顾。其实我即使不出狂言,也是没有人理睬的,因为这里从来就没有公开透明的选拔程序,全凭师领导一句话。我的请求没有任何渠道通往那里,也没有任何申诉的可能。我灰心了,请求退出宣传队回到我自己本来的连队,大半年后才实现。我新兵训练后分到这个连只呆了一个星期,就去绵阳市中心的师部宣传队报到。

那时,我是个军人

高中毕业后当了知青,干了一个多月农活后,大队支部书记让我去村小学教农家子弟学文化,村支书的孩子也刚好到学龄。他们希望有一个比较靠谱的知青来教他们的孩子。给一年级学生启蒙后,支书和家长们满意,又升任农业中学教师,教农村孩子们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而历史地理课连我自己也没有学过。虽然很多学生比我的年龄还大,个头比我高,但他们和家长说我教得好,我成了我们公社(现在叫乡,后来叫镇)大半乡民都认识都热爱的知青教师,也带着他们学文化,搞文艺。部队来招兵,我报名了,也如愿当上了兵。

军队里最重的情就是战友情。短短一个星期的相处在我的连队建立起来的战友友谊,并不因为我到师宣传队后就消失,反而一直保持下来,相互一直问候挂念着。我知道,要打起仗来,我们都会是以命相搏的战场兄弟。当我终于回到我自己的连队时,当年的排长已经是指导员,当年的指导员已经是团直属部队首长。我前一年说的可以考上北大清华的狂言自然早就传到这里,很多人把这当笑话并不奇怪,那个年代很多人本来就病得不轻,但我当年的指导员周芳学,已经是团直属部队领导,却真没有把这当做笑话。

他郑重其事地对团长和政委说,他所管的团直属部队就他所知是没有人能够考上大学的,但一营那个从师宣传队回来的何力肯定能够考上大学,团直属部队参加地方高考的一个名额不妨让何力去。

团首长也知道,岂止是我团,就连我英勇的陆军150师全师1977年和1978年两次高考都没有一人考上过大学,连大专也没有,师领导和团领导也为难,深感压力,同意不妨让这小子去试试。

团首长说,这个何力,他不是说他可以考上北大清华吗?考不上再给他苦头吃也不晚。这一切都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我接到北大录取通知书后,我的老指导员才告诉我。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暗箱操作。
   
他是我的贵人!我时常纳闷,为啥每当我走到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总是有种巧合,总是有个贵人出现,把我带上那条光明的路。我虽不信神,但我始终觉得,在茫茫宇宙深处一定有双眼睛一直看着尘世的渺渺众生,点拨着我们的人生。我感谢那双眼睛,也感谢给我派来的这些贵人,总是在正确的地方,正确的时候,然后恰恰让我正确地遇到。

后来才知道,我可能真的是被自己的狂言逼上了绝路。机会给我了,考不上北大清华,我不知道我的团首长们最后到底要把我这个老兵收拾成什么样,总不会整天关我的禁闭吧?反正我又不想升官发财,大不了一走了之,退伍到地方,首先获得参加高考的权利,然后备战1980年高考,去和那些更加年幼更加全能的弟弟妹妹们混下去。

1978年不让我高考的挫折使我长时间心灰意冷,自暴自弃,发疯似地投入到乐队的音乐创作和演奏中。数学公式忘了,物理定理和化学方程也不会了,距离高考就剩下这么点有限的日子,唯一能够兑现狂言的,就只剩下放弃理科,改考文科这一条路了。我和我团那几位有幸参加高考的战友时常一块复习,交流经验,他们觉得可能我的把握稍微大一点点。只有代表我一营出场的那位文书还深藏不露。我还看到过他给出版社投稿的书稿被退稿的信,信上有他自己在批注的那些话。一个农村孩子如此勤奋,如此励志,现在都还在感动着我。

不出所料,他和其他几位都没有考上,但他却与众不同,一直在军队从文,历经多次大裁军岿然不动,成了一名威风凛凛的将军和军事战略家,解放军军科院副院长。

文科考试对我不难,因为我做过中学历史、地理教师,这两门课完全不用复习,看了大纲觉得可以直接上场。地理得了97分,被扣掉3分的理由至今我都不知道,也不服气,觉得是改卷老师羡慕嫉妒恨。对我而言,获得参加高考的机会是那样的不易,面对高考我很珍惜,但心慌是没有必要的。

接到北大录取通知书我并不意外,后面一切顺理成章。打好背包,托运了炮弹箱,登上北上的火车,走进了燕园,走上了一条与我的战友们完全不同的人生路,今生再也没有走出大学的校门,也再没有摸过我曾那么喜爱的乐器。

虽然我不是军人了,但那些年的军旅生活重新铸造了我,军人的气质会伴随我一生的: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能立即睡着觉的真本事,与有些罪犯一样对疼痛感觉的麻木迟钝,对家庭、同学、战友、朋友和大自然的执着的爱,和对诺言的信守以及对名利生死的淡泊……

原载微信公号燕园79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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