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联 | 吴颂今：火车上一天多不吃不喝，忘记生理问题如何解决了

作者简历

吴颂今，江西南昌人，1980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历任《心声歌刊》副主编、中国唱片广州公司高级编审、颂今音乐工作室艺术总监。创作声乐、器乐作品5000余首，编录唱片300余种。国家一级词曲作家，资深音乐制作人。

原题

北上的列车在西安停靠

作者：吴颂今

大串联何去何从的争议解决了，大家终于取得一致意见，去新疆。

新疆维吾尔是个特殊的民族，他们人人能歌善舞，歌的旋律很美，舞也跳得极有节奏感。一听说去新疆，我的兴趣来了。他们出门需要做一点简单的准备，我一直都在路上，随时都可以走。

（1966年）10月31日晚上6时，我和房立平等一大群人乘上了前往乌鲁木齐的火车，开始了新疆之旅。

这是一列新疆的火车。火车是对开的，车组人员往往属于两个终点站其中一个，现在也是如此。列车上卖饭的维吾尔老大爷，他推着饭车从我们旁边经过的时候，我们就拦住他，要他唱歌跳舞。对于红卫兵小将，他不敢违抗，就跳舞。我们一起唱《万岁毛主席》，这支歌很适合新疆舞的节奏，不过这位老大爷舞跳得不怎么样，跳来跳去，只是那么几个动作。

行程长得出乎意料，我们在车上呆了好几天，直到11月3日11时30分（乌鲁木齐时间9时30分）才到达乌鲁木齐。毕竟是塞外城市，虽然是新疆首府，但与内地大城市如南昌西安等没法比，感觉就像一个小城市一样。当然，和银川或者西宁相比，又气派得多。维吾尔人和汉人外形不同，语言也不同，到了乌鲁木齐就像到了外国一样，我们感到非常新奇和兴奋。乌鲁木齐的学校采用双语教学，孩子们能够说汉语，我们见到孩子，就拦住他们，要他们唱歌。

红卫兵是一个特殊的权威阶层，无论走到哪里，都有高人一等的感觉。我们拦住孩子们，实际上就是一种命令的语气。可那些孩子并不那么听话，他们讨价还价，要求跳一支舞便给他们一枚毛主席像章。毛主席像章在当时是最珍贵的物品之一，就像四个兜的军装一样，珍贵而又不容易得到。

我们这些人全都是歌舞迷，之所以来新疆，正是想来见识一下新疆的歌舞，因此同意给他们像章。不过，我们带的像章有限，如果一个穿着无领章帽徽军装的青年胸前没有毛主席像章，人家根本不会相信你是红卫兵，不仅不相信，甚至会怀疑你不忠诚领袖。

到了后来，我们只好骗他们唱歌跳舞，不再给像章了。跳了舞又得不到像章，那些孩子非常气愤，大声地骂我们。后来，他们也学精了，趁着跳舞的机会，渐渐接近我们，猛一把拽下像章，转身就逃，好几个人的衣服被扯破了。

当年的我们对于新疆的了解，远没有今天同龄人多。我们是通过一部纪录片知道新疆的，这部纪录片叫《军垦赞歌》，讲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发新疆的事。今天，我们自然已经知道，当年建设兵团是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进行军垦的，一方面，大量的军人尤其是数百万国民党起义或者投诚人员需要安置，另一方面，敌对势力仍然很强，不能完全放马南山刀枪入库，因此国家才想出这个军垦的办法。

尽管建设兵团的生活环境不怎么样，但纪录片拍下来，却美得令人心惊。电影中的那首歌《边疆处处赛江南》，旋律也非常美，在全国被传唱一时。新疆有极其优美的自然风光，这一点大家都十分清楚，当年拍纪录片的人，不仅选了很多新疆著名风景区的外景，甚至还选用了大片罂粟地。大家一看，哇，这么美呀，这是天上吧，人间哪有这样的地方？我们这次来新疆，可以说受《军垦赞歌》影响巨大，大家的目的，就是要去看一看纪录片中所拍的地方。

实际上，文革开始后不久，这部纪录片就被批判了，拍这个片的导演倒了霉，关键原因在于他用罂粟花来衬托建设兵团，说他是别人用心。

在乌鲁木齐的红卫兵接待站，我们打听怎么去建设兵团，接待站的人对我们说，建设兵团在塔里木草原，是北疆。从乌鲁木齐去塔里木，来回需要走一个月，每天白天坐车，晚上住店。大家一听傻眼了，我们根本不可能在这里呆上一个月，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11月的新疆，气温已经很低。我出门时是夏天，穿着一套单衣就出门了，后来到了兰州，气温低了，奶妈帮我买了套衣服，在两个哥哥那里又加了点衣服，也就是秋衣。新疆却已经是冬天，我们的衣服根本顶不住。好在红卫兵接待站有棉袄棉裤出租，我们各人租了一套棉衣，然后一起去电影院看《军垦赞歌》，算是还了一个愿。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文工团学新疆舞，又去自治区音乐家协会找新疆民歌。

音协的一个女干部接待我们，她说，那些民歌都是封资修，都受到了批判，不能给我们。我们说，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又是学音乐的，我们会批判地接收。她说，我如果给你们，我会犯错误的。我们缠着她，对她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民歌素材如果用得好，也可以促进革命，可以歌颂伟大领袖。我给她举例，《东方红》的曲调就是陕北民歌，还有《北京的金山上》是藏族民歌。为了打动她，我有意在她面前卖弄。在北京时，我跟那几个青海的藏族女学生学会了用藏语唱这支歌，所以，我一会儿用汉语唱，一会儿又用藏语唱。

她见我们非常真诚，最后采取了一种妥协的办法，同意给我们一些曲谱，让我们在那里看，不能带走。其他人觉得这样抄太浪费时间了，他们还想去很多地方。我一个人留在那里抄歌，到了下班时间，我就赶回红卫兵接待站吃饭，下午又到音协去抄歌。晚上，我和其他人又碰到起，去街上玩。

新疆的温差非常大，白天和晚上相差可能有十几度，到了晚上就特别冷，家家户户的门都是关闭的。偶尔有一间食品店开着门，我们就进去，掏出几分钱，买一只西瓜，围着火炉吃。品尝新疆西瓜只是一个仪程，更重要一点，我们希望体验一下那种早穿棉袄晚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新疆特色。到了第二天，我又去音协抄歌，他们则去进行另外一些活动。

新疆民族歌舞素材非常之多，我还想继续抄一些，但此时我已经坚持不下去了。到达新疆的第一天，我的皮肤便起风疹，越抓越痒。这种病在江西时我也曾遇到过，但只是小面积，往往起几个，过一两天就没事了。但这次特别，过了几天，旧的风疹没有痊愈，新的又起来了，最后连脸上嘴唇上也起。再加上新疆气温实在太低，冻得受不了，又想家了，所以我决定返回。

其他人还想在新疆玩几天，房立平的想法有些不同，他既想去北京见毛主席，又想去广州，所以想和我一起上路。在路上，我就跟他商量，因为要经过兰州，我们不如先在兰州住几天，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房立平刚刚才出来串联，什么地方都想去，玩兰州他兴趣很大。

7日晚8时30分，我们离开乌鲁木齐，9日晚9时30分到达兰州。

兰州很小，我又非常熟悉，陪房立平玩了一天，我们就分开了，他自己出去玩，我则去图书馆看书。我始终忘不了《向阳川》这部戏，希望通过图书馆查到一些资料。13日，我来到西北师范学院图书馆，没料到从《青海时报》上竟然看到与《向阳川》有关的消息，当天晚上，青海省民族歌舞团演《向阳川》。青海和甘肃是近邻，两省的文艺单位常来常往，甘肃这边演《向阳川》出了名，他们就派人来学习取经，结果甘肃不演了，青海却在演。

当时我就决定要去一趟西宁，立即赶回奶妈家，因为没法联系到房立平，我只好留话给他，让他等我，我背上书包，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火车站，用学生证办了一张免票直奔西宁。这是一次临时行动，没有任何事前计划，火车到达西宁时已经是下午6点。下了火车，顾不上吃饭，也顾不上找地方住，立即便往剧场赶。因为不熟悉路，耽误了一点时间，赶到时，戏快开演了。我去门口买票，但是票已经卖完了，售票窗口都已经关上了。

我是专程赶来看这曲戏的，无论如何都不能空手而归。我便直接去找守门人，向他们说明情况。他们不相信我所说的，以为我是在骗他们。我于是向他们解释，我是南昌到西北串联的红卫兵，因为我喜欢这部戏，所以才来到西北，没料到甘肃歌舞团已经不演这部戏了，结果看到西宁的报纸，才匆匆赶了过来。我将学生证以及车票给他们看。他们说，既然这样，那你明天看吧，明天还演。我说那不行，我今天一定要看。我是赶来学习的，一边说一边拿出了带在身上的剧本。他们还是不肯让我进去，我就给他们背台词，又唱里面的歌。

他们这才知道，我真是个戏痴，便松了口，说座位已经没有了，你到乐池去吧。

乐池在舞台的前部，是凹进去的，乐队坐在那里，观众看不到他们。乐池里的椅子是临时加进去的，一人一座，根本没有我的座位，我只能站在那里看。乐池的深度只有一米左右，我却有一米七以上的身高，如果站在那里，身体会伸出一大截，影响到别人看戏，没有办法，我只能半躬着。长时间保持这一姿式是一件极其辛苦的事，但为了看这曲戏，完全进入了一种忘我状态，一点都不觉得累。

我躬在那里，双手端着曲谱，一页页地看，一句句地体会。这曲戏我非常喜欢，因为里面的唱腔，都是我小时便熟悉的花儿，曲调非常优美动人，我看得如痴如醉，既不知道饿也不知道累。看完戏已经10点多，走出剧院，我已经累得不行，腰像断了一样。我吓了一大跳，以为自己生病了，竟然不知道是长时间躬着腰的结果。过了好一段时间，疼痛感才渐渐消失。觉得累的同时，也感到饿了，我已经差不多10个小时没吃没喝。可此时的西宁，哪里还有吃饭的地方？街上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

我想，西宁应该也有红卫兵接待站吧，那里或许有吃的。我便一路问过去，好在西宁不大，没过多久就找到了接待站。接待站的人也睡了，我将他们叫醒，说明情况。他们也觉得奇怪，怎么这时候还有人来？问我？你怎么来的？我说，坐火车来的。他们不相信，说，这时候哪来的火车？我说我早到了，看戏去了。接待处的人听我这样一说，才给我登记，我又告诉他们，我还没吃晚饭呢，有没有吃的？他们说，你不看看，都啥时候了？现在哪里还有吃的？

有了在北京接待站的经验，我也胆大了，当时找了个地方，然后就四处找食堂。食堂里黑灯瞎火，没有一个人，也没有锁门。我溜了进去，待眼睛适应了黑暗之后，便四处寻找，结果在蒸笼里发现了几个冷馒头，就着白开水吃下了。

西宁市是一个比银川还小的城市，就一条十字街。我在街上瞎逛，看到一个牌子，写着青海省群众艺术馆，我立即往里面走。门口根本没有人看守，我直接走进去，见其中一间办公室里有一个女性，看上去像是搞文艺的干部，我便走了进去。她看见我，便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是串联的红卫兵，从北京来，想学一些青海民歌，希望她能给我一些民间音乐素材。和新疆的经历一样，她说那些东西是封资修，她不能提供。我拿出在新疆的缠劲，她不答应我就不肯走，最后，她终于被我打动，拿出一本出版物送给我，我如获至宝。

坐了6个半小时的火车，回到兰州已经是晚上10点钟，见到房立平，谈起这次经历，他羡慕得要死。西北是一个有着丰厚音乐营养的地方，藏族、维吾尔族等均有着源远流长的音乐底蕴，这种音乐文化与周边地方不同的音乐形式融合杂交，形成了新的音乐体系，也造就了不同的民族音乐风格，甘肃回民的花儿以及以古代秦地为领域的秦腔，均成为我们这些音乐迷们取之不取的养分。房立平对花儿着了迷，我便陪着他去找那些羊倌们。文革虽然在最火热的阶段，颂歌、毛主席语录歌、造反歌等成为全国人民最熟悉的热门歌曲。可在那些放羊的回民之中，却听不到这种声音，他们还是喜欢自己从小就会的花儿。

毛主席前后8次接见红卫兵，将红卫兵的大串联推向了高潮。就连兰州这样一个小城市的红卫兵也不搞革命了，倾巢出动，要去北京见毛主席。我们听说，兰州车站到处都是红卫兵，从兰州北上的列车是极其有限的，大量的红卫兵等在车站。我们不能再呆在兰州了，否则，还不知哪一天能够离开。

17日上午，我告诉了奶妈一家，和房立平一起前往车站。因为是两个人同行，奶妈给我准备了很多吃的，她买了很多苹果以及哈密瓜给我带上。房立平几乎没什么行李，我因为带了哥哥给的那半麻袋书，再加上我沿路搜集的音乐资料以及奶妈给的水果，差不多装了满满一麻袋。我们来到车站，顿时有些傻眼了，小小的兰州车站，到处都是红卫兵，他们全都是串联的。我们还像以前那些去窗口领票，可售票员说，不用了，直接上车就可以了。我们涌向站台，这里人山人海，想挤过去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我对房立平说，你背行李，我先上去抢位子。房立平说了一声好，我便迅速向前冲去。每一节车厢门口都挤着好几百人，就算我再有能耐，也无法从那里挤上去并且抢到位子。站台的秩序大乱，所有人都拼命往上挤。我向两边看了看，发现有人翻车窗。我便放弃了从门上的打算，从其中的一扇窗口翻了进去。我想抢两个座位，可是刚刚在一个三人座位坐下时，我的周围，已经挤坐了5个人。

我想，有一个位子也好，我们可以换着坐。然而，我很快就开始发急，车上的人越来越多，3人座挤着5个人，两人座挤着3个人，座位的椅背上还坐着好几个人，后来连行李架上以及座位底下，也都挤满了人，车厢形成了四层空间，几乎每一个座位下面，都躺着两个人，他们形成了第一层空间，坐在座位上的人是第二层，坐在椅背上的人是第三层，而全身缩成一团坐在行李架上的则是第四层。定员106人的车厢，至少挤进了500人以上，别说站在通道上的人无法动弹，就是坐着的人，也一样没有丝毫动弹空间，每人的身体都紧紧地贴在一起。

这是一列由兰州直发北京的列车，正点发车时间是8点多钟，但因为人数太多，一切都乱套了，晚了好几个小时才启动。后来我才知道，正是这个时期，大串联达到了高峰，全国的铁路运输，几乎陷入瘫痪。也是从此后的10年时间里，全国无论是列车还是长途汽车，再无正点一说，尤其是铁路，几乎找不到一趟不误点的列车。此前所有的纪律、规定、制度全都被砸烂了，失去约束的社会顿时呈现全面的混乱和疲顿。似乎没有人对此表示忧虑，反倒觉得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伟大的胜利成果之一，因为伟大领袖说，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大治，形势大势，是大好，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

在车站迟滞的几个小时中，我没有遇到房立平，直到列车启动，仍然没有见到他。我大急，试图大喊，可车厢异常嘈杂，许多集体出动的学生在大声地唱歌，唱《北京的金山上》、唱《东方红》、唱《万岁毛主席》，也唱语录歌。学生就是学生，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身处一种极其恶劣的环境之中，随时都可能面临空前厄运，他们无比兴奋，充满着激情。显然，被这一场大混乱挤散的并不仅仅只有我和房立平，还有其他很多人。不知谁发明了一种找朋友的方法，在一张字上写几行字，再将这张纸叠好，向身边的人传递。接到的人，打开字条一看，知道是找人的，便重新叠好，再传给下一个。我第一次接到这样的字条时，觉得这种方法很好，便找人借了纸笔，写了一个字条，大意是房立平，我在某号车厢某号位，你在哪里？尽快和我联系。

这件事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游戏，整列车所有人都在玩这一传递字条的游戏。

我的字条传出几个小时，但没有收到房立平的消息。我真是急得要死，不知他上车没有。我所有的行李都在他的身上，如果他没有挤上车，那可真是糟了。仔细一想，他背着那么大的麻袋，里面有百来斤的重量，一个人要挤上车，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由于心里着急，感觉时间过得也特别慢，印象中三四个小时之后，列车停靠在定西车站。这是兰州东南方向的一个小城市，感觉就像一个边塞小镇，站台上没什么人。我想，我一定得找到房立平，惟一的办法只有下车。从我坐的地方根本没法挤到车门，我只好打开车窗，从窗口站下去，然后向车头跑，一边跑一边大喊，一直找到车头，没有人应答。我又由车头往后喊，喊到车尾，同样没有回应。我真是急坏了，看来，房立平根本就没有挤上车。我怎么办？

一泡尿憋了很久，我也顾不了许多，就在车尾部对着铁轨拉起来，同时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从这里返回兰州，距离最近。然而，如果房立平上车了，我这样回去，岂不是和他彻底错开了？算了，先去西安吧。他是西安人，我去他家等他，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拿定主意，正准备向前想办法上车，却听到车站的发车铃急促地响起来。因为要撒尿，我和列车拉开了一段距离，听到铃声，我大急，拼拿向列车狂奔过去，见最后一节车厢的门与众不同，开得很大，我便跳了上去。

这是一节行李车，车上堆了很多行李。我觉得奇怪，这车上全都是红卫兵，哪来的行李？后来想想，应该是邮件之类的东西。行李车没有座位，所有人都坐在地板上，或者坐在行李上，密密麻麻，但和前面的车厢比起来，还是松许多。我见下面没有呆的地方，反而行李架上比较空，便爬了上去，在那里躺下来，心想，房立平这家伙，到底在哪里？

下面那些男男女女和我年龄相仿，他们在一起聊天，唱歌。我躺在上面听着。原来，他们是银川卫校的学生。难怪这趟车有那么多人，原来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区的红卫兵，差不多都挤上了这趟车。

我是早晨出门前在奶妈家吃过早餐，一直到现在，粒米未进，滴水未喝，此时是又饥又饿又累，独自躺在行李架上，脑子里空空的，什么都不想了。到了晚上，下面那些学生大概觉得我奇怪，一个人躺在那里，不吃不喝不说话，便问我。我说我的行李在一个同学那里，我们失散了，现在我身上什么都没有。他们说，你不饿吗？我说，怎么不饿？可我没吃的。他们说，你怎么不早说？他们翻出自己装食物的布口袋，那是一种棉布袋子，用来装馍一类的食物，他们的食物也吃完了，将每个人的口袋翻出来，从每只口袋里倒出一点馍渣，我用双手接着，才只有一小把，我几口就吃完了。

第二天白天，列车到达西安。完全没有时间概念，也不知道是几点钟。

到达西安之前，大家都商量着下去买点东西，吃的或者喝的。谁都没料到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带的食物有限，第一天全都吃完了，现在，全车厢的人，几乎全都饿着，吃成了第一需要。我打算在这里下车等房立平。可到了西安之后，车门并没有打开，大家便打开窗户，没料到窗户一打开，下面便有人蜂涌而至。我向下看了一眼，站台上到处都是人，所有人挤着叫着往这边涌来。许多人拼命往车窗里扒。车上的人已经够多了，下面的人似乎更多，如果让他们上来，这列车根本容纳不下，车上的人立即将那些人往下推，然后抢着将窗关上，此后再不敢打开。

列车停在西安，一停就是好几个小时，门窗不敢开，列车也不走，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听说，站台上全都是西安的红卫兵，因为不允许他们上车，他们便坐在铁轨上，不肯离开，车站方面正在紧急交涉。这是文革前期，大家都还是很讲纪律的，一切行动听指挥。车站方面和红卫兵交涉了一段时间，终于将他们劝走，列车继续前行。

既然在西安下不去，只好去郑州了。房立平其实是很想去北京的，他想去见毛主席。我去过北京了，不想走回头路，我说我想去一趟广州，然后回江西。我对广东音乐很感兴趣，高考时要交论文，就曾想写广东音乐，现在大串联，有了免费乘车的机会，我就想去广州看看。何况，现在已经是11月中旬，此时向北是不适合的，我们所带的衣物不允许我们向北走。房立平也很想去广州看看，最后决定和我一起去广州。临行前，我们已经商量好，在郑州转车南下，沿途去武汉看长江大桥，再到湖南，如果有机会，要去韶山看看，最后到广州。这些地方，我和房立平都没有去过，所以非常有吸引力。

我想，如果能够在郑州和房立平遇上那是最好，如果找不到他，我只好从郑州返回南昌，以后再想办法。

11月18日零点，列车到达郑州。车门打开，我立即跳下车。

后来和人聊起大串联这件事，许多人对其中一个问题大惑不解，即那么多人挤在车厢里，他们的生理问题怎么解决？九十年代，南下打工形成热潮，每年春节期间民工潮成为铁路运输的大问题，虽然每一趟列车均严重超载，但和大串联时相比，超载量还是小得多。即使如此，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有些女人急于从车窗跳下去解决生理问题，结果是摔了下去，造成大小便失禁，更严重的有人憋尿太久出现尿中毒而生命垂危。这类事件均发生在20多小时的长途旅行中，而我此次从兰州到郑州，长达36小时，车上难道没有出现这类事件？

坦率地说，对此我没有丝毫印象。我不清楚自己那36小时是怎样过来的，更不清楚别人是怎样解决这类问题的。我所能记起的一切，全都写在这里了。就算是下车时，我也不觉得解决生理问题是第一需要，那时的强烈感觉是饿和渴，我已经超24小时没吃一点东西，36小时没喝一滴水了。

原以为郑州车站肯定和兰州以及西安一样，会有很多人。郑州是全国的大站，人应该更多，但事实上，郑州站的站台上并没有多少人，有的只是从列车上下来的人。下了车后，我从尾部向前跑，一边跑一边喊房立平的名字。在我的前后，还有其他几个人，也一样奔跑着喊叫着，显然，他们也没有找到走散的朋友。大约跑了一半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跑近一看，果然是房立平。谢天谢地，他还背着那只大麻袋。

见到他，这几个小时因为饥饿、担心、忧虑而产生的全部恼怒全都控制不住了，我冲他大声叫道，你这家伙怎么回事？害得我两天都没吃东西，差点把我饿死了。他和我一样，也是一肚子怨气，冲着我发火，说你还怨我。你知道你这东西有多重吗？那么多东西我一个人拿，好几次我都想扔掉算了。他说的是实话，那么重的行李，又是在那么多人的情况下挤车，真是太不容易了。

我说好了好了，我都饿死了，没劲和你吵，我要吃东西。

当时，我们在站台上坐下来，拿出苹果，也不洗，自然也不会削皮，一顿猛啃，一会儿时间，我就啃了五六个。兰州苹果很大，水分也足。猛吃一顿，不饿也不渴了，我们就商量去南下的事。

恢复了精神，我背上了大麻袋，和房立平一起出站，我们要去办理车票。没料到，我们走出车站时，看到门口有一块大大的牌子，写着国务院紧急通知等大字，有几个人在那里看，并且议论，似乎是不准串连了。我和房立平走过去，果然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联合通知，大意是毛主席不再接见红卫兵，全国停止红卫兵通过铁路以及公路串联，但提供步行串联。所有正在串联的学生，应尽快返回。

后来我们才知道，因为全国所有的铁路全都是串联的学生，整个铁路交通已陷入瘫痪，此事如果不能及时制止，肯定会造成重大事故。中央有一个精神，为了便于串联学生返回，所有铁路，一律只根据学生证办理返程免票。不仅门口贴了通知，车站广场上的大喇叭，也在一遍又一遍播出这一通知。

通知发出后好一段时间，串联仍然没有停止，一些学生通过串联，学到了各种撒谎的手段，并且在获得免票的时候起了一定作用。另一些人则根据中央的建议，开始步行串联。那段时间的媒体，也开始大篇幅报道步行串联的消息，比如报道有一些红卫兵沿着长征路进行串联等。这一类报道，使得前往革命圣地串联成为热点。井冈山便是那年冬天步行串联的热点地区之一。后来江西的一位作家写过一书全景式介绍当年井冈山步行串联的报告文学，这是因为那次串联发生了一起大事件。

当年的井冈山根本没有进行旅游开发，往往只是一些学校或者工厂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时候经过组织联系才去那里，最多能够接待一两百人。因为中央的提倡以及《人民日报》等报纸的大篇幅报道，红色串联成为热点，井冈山突然之间涌来了几万人，当地根本无力接待，这些红卫兵全都呆在山上，有些人因为迷路而永远留在了那里。

尤其严重的是，山上开始大面积爆发脑膜炎。为了控制这种疾病向山外蔓延，派出了军队对这一地区予以戒严，然后空投食物和药品。由于井冈山区域太大，设施不全，不可能派出大量医疗队以及营救队伍，所以，有很多红卫兵都死在那里。后来在井冈山修了好几座红卫兵墓，里面集体埋葬着很多在那次串联中死去的红卫兵，还有些人甚至连尸体都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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