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尹呈忠，1952年生于江西吉安市。1968年赴吉安固江公社插队落户，1971年进县剧团任舞美，1977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1982年起先后任职江西省文艺学校、江西画院、上海教育学院；1998年后为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现为华东师大中国当代漆艺术中心顾问。原题
一个初中生的文革经历
上世纪六十年代，江西省吉安市的小学升初中已经是按考试成绩全市排序了，当时我被吉安一中录取。那个时候的一中是省重点中学，但是因为我父母亲工作的单位都在吉安市的南端，而一中却在吉安市的北端，那时初中生没有住校，而走读也不大现实，所以就在父亲工作的吉安三中开始了我的中学生活。
中学只有初一年级第一学期是正常的，因为语文课上我的书法作业得到语文老师的肯定，于是成了语文课代表，后来班委会成立时我做了文艺委员。那时候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的电影很火，学校经常组织看电影，还有学校自己的文艺演出。有一次各班需要出节目，不知轻重的我根据《舞蹈》杂志上看到的舞蹈动作简笔图，就想组织班里的男女同学来编舞，看着我在黑板上画的动作示意图，女同学们大概觉得很不靠谱，于是她们提出说要自己去弄，可一直临到演出还是没有拿出节目来，迫不得已最后只好我自己上台去表演诗朗诵了，还有一次学校文艺演出则是我和龚吉生同学表演了一个数来宝。
三中校园里有不少菜地，每周除了课堂学习以外会有不少劳动课。学校旁边是一条人工河道，学生们经常在下午课后或者劳动课后在那游泳。我在这河道里第一次下水学习游泳，下水没几次，两位同学提议要带我游到对岸去，让我把双手搭在他俩的肩上游过去，游到一半三个人就开始往下沉，他俩吓坏了，自顾不暇只能让我在水里瞎扑腾，所幸另一班的吴小平同学施以援手，才得以安全回到岸边。
随着伟大领袖“炮打司令部”一声令下，红卫兵运动开始了。先是全国大串联，只要你不是所谓的黑五类子女，根正苗红并有热情参与运动那就是革命小将，自然被赋予了特殊光环，享有不一般的权利与待遇。大串联可以去你想去的许多地方，可以去北京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可以去革命圣地接受传统教育，可以去各地学习交流造反经验。一些出身好的同学早早的都去串联了，1966年的国庆节后，好像出身条件稍许宽松了些，家庭成分“自由职业”的我才有机会加入串联大军。
揣着家里给的九块钱，跟着学校里其他班十几个不熟悉的同学组队先到了上海。红卫兵接待站安排我们住进黄浦区的浦光中学，入住时即需要确定下一站的车船票，当时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已经接见了六次红卫兵，我们想要去北京的火车票，而接待站只有去南京的火车票与去宁波的船票，于是我们先去了南京。在南京拜谒了中山陵和雨花台，这时传闻串联很快就要结束，并且开始限制去北京了，不得已我们又返回上海。
晚上在南京浦口火车站外长时间排队候车，深秋的冷风让我感了风寒，发着烧昏昏沉沉坐车到了上海，安排住进了华东化工学院红卫兵接待站，第二天上午，同行的同学都外出了，我还昏睡在接待站的地铺上，一位打扫卫生的工人发现我不对劲，把我扶去了校医院，医生初步诊断我得了急性肺炎，马上将我用车送到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胸透确诊后即安排住院，住院部里人满为患，我在走廊的加床上住了下来。据说当时有让患病住院的串联学生尽快痊愈出院的要求，所以应该是享受到了最好的治疗，大概十天左右的时间就能出院了。
临出院时我有一种非现实的感觉，似乎一切都那么不同寻常，因为我的治疗饮食住宿都不需要付费，我只需要在离开医院时对医护人员说声谢谢就好了，也许，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就是这个样子的吧。
回到华东化工学院红卫兵接待站，这时同行的同学都早已离去，接待站里串联的学生也不多了，我在考虑是否要返回吉安。突然听说过两天还有伟大领袖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但是接待站早已经没有去北京的火车票了。不知从哪儿得到的消息，说是在彭浦火车站当天晚上还有一列火车会去北京，于是我跟着一伙人从华东化工学院所在的龙华步行赶往彭浦火车站。
这是位于北郊的一个火车货运站，入夜赶到那里，还真有一列客车停在没有月台的轨道上。夜色中车窗里面撒出昏黄的灯光，车厢里人还未坐满，庆幸有座位能够坐下，我伏在茶几上很快就睡着了，等到列车启动时醒来，过道上甚至每个座位前面都已经挤满了站着的人。最后上来的好像都是“阿拉阿拉”的上海中学生了，当时我还犯嘀咕：上海中学生怎么到现在才出来串联呢。
就这样有人坐着有人站着，挤得满满一列车的学生在第二天将近黄昏的时候到达北京，我被安排在南郊黄村附近的一所大学住下。翌日，也就是11月26日是伟大领袖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一早坐上车拉到了南苑机场，这是天安门广场以外的第二个接见场地。机场上是人山人海，日头高照，解放军战士围出一条通道，将近十一点，随着由远及近的阵阵欢呼声，几辆车子快速的驶来，在涌动的人潮和挥动的臂膀之中踮脚张望，车子很快过去，接见活动也就结束了。准确的说，真正看到了伟大领袖的人并不多，但对狂热的红卫兵来讲也算是近距离的接近了领袖吧。
在北京还有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去天安门广场，在那里手握红宝书照了张相。在北京逗留的两天，感受了下大学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大批判的氛围，串联这件事就算是完成了，然后乘火车返回到南昌。这时在江西省中医药研究所工作的外公杨志一，因为下乡从事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而在彭泽县染病，当时正在南昌住院抢救，于是我在姨妈家脱下满是虱子的衣服住了下来，直到外公去世后才返回吉安。回到学校，这时全国除了伟大领袖以及中央文革，地方上的一切威权几乎都被打倒，学校行政也已经瘫痪，学生们处于完全的自治状态。吉安三中成立了井冈山兵团与武工队两个学生组织，武工队规模小些，因为几个要好的同学在里面，我也就经常去参与他们的活动。失序的文革初期整个社会人心燥动，大家根据不时传达下来的最高指示而采取相应的行动，最初要打倒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学生就可以随时去批斗学校的书记校长或者老师；要破四旧或是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学生就可以随意去抄老师的家。昔日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转眼之间都成了斗争的对象，被挑起的革命激情除了重复几句抄来的口号没有任何实质内容，而抄家更是不需要理由只要付诸行动就行。有一次，三中的陈作南书记被弄到学生楼来批斗，几个起劲的学生还都是胸无点墨的毛小子，批什么呢？这不能不说是对批斗者的考试与检验，其实那时所有的批斗都荒诞可笑而且毫无意义。陈书记看见我，他神色暗淡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们家与陈书记家在教师楼里是邻居，都住在一层楼里，听父亲对母亲说过自己身体不好一直得到陈书记的关照，我忐忑不安的环伺在一旁，还好那一天学生们没有对他动粗。当斗争的锋芒指向自己平日尊敬的师长的时候，不可能不在伦理价值的层面颠覆所有的一切，那时自己产生的的困惑与疑虑，只有用司令部都可以炮打，还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来解释。至于为什么，对与错，似乎都不需要去思考，大家都只要行动，做好革命的刀与枪就可以了。其实这些困惑与疑虑当时想必是弥漫于整个中国社会的上上下下，这岂是一个不满十五岁的初中生所可能思考的过来的呢?我因为喜欢画画，所以在学生组织中能发挥我的作用的地方就是做文宣工作，比如画领袖像或是宣传画，刷标语或是写大字报。这种参与看上去都是根据个人的认知和意愿自主自发作出的选择，其实还是在强大的宣传鼓动与社会风潮影响下不由自主的被动作为。那时的人们都完全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任由政治的风暴裹挟而不自知。不过还是有一些同学游离在这场运动之外，因此被称之为逍遥派，但不管是参与或是不参与，大多数的人在当时似乎还是有一定的选择自由。但是对那些所谓出身不好和有历史问题的人来讲，日子可就不好过了，他们都是革命小将所重点关注和打击的对象。我的父亲尹季平因为父辈在老家赣州市开办过一所叫保粹的学校，自己解放前又曾经集体参加过国民党，所以属于历次政治运动都要小心翼翼的人。虽然现在只是一名普通中学教师，也仍然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要冲击的对象。在要革一切反动派的命的浪潮裹挟之下，我张贴了与父亲划清界限的大字报。可能因为我参与了学校的学生组织的缘故，所以我的家没有被抄，但是在一次批斗大会上，另一学生组织还是把体弱多病的父亲揪上了台，挂着牌子逼着下了跪。不过总的来讲，吉安三中学校里的批斗还不算暴力，学生比较有节制，还没有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但是运动发展到后来，被普遍煽动起来的所谓路线仇恨与革命激情，就在全国许多城市许多行业许多学校演变成了真正的武装冲突和派别厮杀。和省里的帮派斗争相一致，吉安市的两派也是势如水火。在吉安三中的教学楼里就发生了对立的校外组织集体围攻学生的事件。那时红卫兵组织里的有些学生晚上就住在教室里，一天晚上校外对立派好几十名武装的工人冲上了教学楼，将二十多名同学打的遍体鳞伤，其中多人被打成脑震荡。同班的万华隆同学不但因外伤缝了几十针，还因为严重的脑震荡被送到南昌去救治。吉安三中其实只有初中部，也就是说这些同学还都是十五岁左右未成年的初中生，也许他们中有的人曾经在批斗走资派与教师的时候伤害过他人，这次自己也成了他人棒下的受害者了。文革中的这种自以为真理在手而互相伤害的情况在以后的日子里更是愈演愈烈。吉安市对立的两派后来各自占据吉安地区卫校与井冈山报社作为总据点，隔着一条大马路对峙了大半年。我偶尔会去卫校，不想有一次经过地区医院准备进入卫校的时候，遇上了对立派别的一帮码头工人，他们认定我是卫校里的人，不由分说的棍棒相加，好在母亲的朋友——地区医院的院长夫人刘老师出面解救，才得以脱身。对峙的双方到了后期就都武装了起来，真枪实弹的经常互相开火并互有伤亡，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67年8月中旬，在对立的一派终于失势溃散了以后，才算宣告结束。八月下旬，传闻有溃散的对立派可能会逃往井冈山，想到那是有利于打游击搞割据的地方，于是我们的组织决定要赶赴茨坪去保卫井冈山，一行共八个人，都拿着长杆步枪，还借了一挺机枪，坐上一辆不知从哪儿弄来的解放牌卡车，就往井冈山出发了。经过天河煤矿时我们到矿区用餐，逗留的时候，矿里的一帮人正在对跪在地上的一个人进行审讯，亲眼看着一位戴着钢盔的汉子手持苏式冲锋枪，拿着枪托狠命地击打跪着的人的背部，突然一声枪响，汉子自己手中的枪因为后挫力走火，结果把自己给打死了，落得满满一钢盔脑浆。我们继续开车上山，到了茨坪，山上人烟寥寥一片萧瑟，无从知道有没有对立派逃亡到此，晚上在一座空旷的展馆里打地铺睡下，为了预防不测，我们还必须轮流放哨，精神紧张的挨到天亮，第二天在茨坪先烈纪念碑前面照相留了影，一周后撤下山来。仅凭主观的臆想就贸然上山的冲动行为，回来以后想想也真是有点无厘头。
九月初的一天，我们听说有一伙对立派真的流窜到了吉安县永阳镇附近，于是组织了十多人前往“剿匪”。到永阳时天色已晚，当地集结了三十多人与我们一道分坐两辆车，来到一个村庄附近下车，大家作好战斗准备，猫着腰去接近对方。在漆黑的夜里有过短暂的交火，当时似乎也不觉得害怕，因为夜色中其实谁也看不见谁，流弹在夜空中划出的漂亮弧线，倒是留下了清晰深刻的印象。战斗怎么结束的都记不清了，主要是因为这夜里自己迷迷糊糊的老在犯困，不过好像双方都没有伤亡，混乱中我还把自己背的三八步枪换成了新式步枪。天亮的时候数一数抓到了十五名俘虏，其中有三四个女的，都是比我大不了几岁的高中学生，我们押着他们坐车回到吉安，交给当时在阳明路上的市府大楼里的统一指挥部处置，算是胜利的完成了任务。那时我们这个组织还先后自办了《武工队报》《兵团建设》两份小报，有时为了配合形势的需要自己写文章，比如武斗结束以后，我们呼吁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自觉上缴枪支弹药。当然这些小报需要自己刻钢板油印，自己上街去张贴。随着武斗的结束，两派的消解，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才有了又一次复课的可能。经过将近两年的折腾，社会秩序总算渐趋平和正常。回看整个初中阶段，像样的课堂学习并不多，前后加起来也许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吧。原本应该是学习的大好青春岁月，却身不由己的陷入到文革的动乱之中。尚未成年的初中生在这种近乎无政府的自治状态下，要么成为自我教育的对象，要么就成为情绪化的被利用的对象。近两年的时间里，我除了参与红卫兵组织的活动以外，期间还生病住过一段时间的医院，还跟一位逍遥派的高年级同学学过拉二胡。另外就是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去弄一些书来看，诸如《聊斋》《红楼》《家》《春》《秋》《白痴》《复活》《罪与罚》，还有高尔基的几乎所有的中译本以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列斯多夫》、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之类的书。这些杂乱的阅读大概可以弥补一点语文历史及社会科学方面的缺失吧，可其他的学科方面则显然是无法弥补得了。等到动乱结束，学校的教学重上轨道之时，我已经临近初中毕业了，这时紧接着就开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68年10月，我下放到吉安县固江公社井冈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1年因参与公社阶级教育展览馆的筹建，后来得以有机会调到吉安县文工团从事舞台美术工作。1977年恢复高考，我幸运的考入了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历史上冤假错案的平反，吉安三中开始为文革中过世的老师补开追悼会。在我1969年就已去世的父亲的追悼会上，我见到了即将退休的陈作南书记和三中的老教师们。学校这次不仅补开了追悼会，还出资修葺了我父亲的墓，这个时候我才更真切地感受到，文革那个荒诞错乱的年代算是彻底翻篇了，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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