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蒋海新：徒步大串联，我的朝圣之旅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蒋海新，生于1948年。原成都二中高68级学生，1969年下乡插队落户到四川名山县合江公社。四川师范学院英语系77级，提前半年毕业留英语系任教。1990年赴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英文系研读文学批评理论，1994年获新西兰奥塔哥大学语言文学系讲师教职，1999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教职转为永久。2014年退休。现定居新西兰。

原题

我的朝圣之旅

作者：蒋海新

文革初期停课闹革命以后，我没有参加任何群众组织，除了不准阿Q革命，我自己喜欢安静独处，也是一个原因。但我还是参加了大家必须参加的活动，还到四川大学去看过大字报。多数日子里，我跟以往假期一样，泡省图书馆——省图那时还没有关门闹革命。

然而，可读的书是有限的——书目限制、社会限制、加上自身“革命自觉性”的限制。

我初中时在学校图书馆借读《唐吉珂德》，被一位老师看见了，当时就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看的书复杂了，人的思想也要复杂啊！“思想复杂”显然是一件不好的事情。1963年，社会上搞起了四清运动，学校也开始加强阶级教育。我这样一个“五分加绵羊”的学生，历来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喜欢，小学时当过少先队大队委员，初中时当过班长，曾是学生会主席团成员，那时却因出身问题被“另眼相看”。

时学校里专职搞团队工作的梁姓老师，告诫我的同班闺蜜，要少跟我接近，因我“思想复杂”。她常常叫我去谈话，要我深挖自己的思想问题。每次谈话，我都不得要领，不明白我有什么思想问题，但因为出身不好，也模模糊糊地觉得自己有“原罪”，应该努力争取“又红又专”。有如此思想认识，所以我初中就通读了毛选四卷，可读性强点的革命小说也看完了。

我本来很喜欢的古典文学属于四旧范畴，而且我“中毒”已深，不敢再读。初中有几个月里，母亲每月给我在学校搭午餐的几元钱，我不吃午餐，忍饥挨饿，全部用于租书店租借古典通俗小说。在古典文学的影响下，一次作文写游记，我用文言写就。交上去后，又认为自己抱残守旧，如同前朝遗少。于是趁午休时间潜入语文老师的办公室，想撕掉我的作文，却发现老师已经给了我93分的高分——我那时的作文常被老师拿出来评讲。我不希望自己的文言作文被评讲，所以还是撕掉了那篇作文。到了作文评讲课时，老师翻开我的作文本，看到游记已被撕走，一向很喜欢我的语文老师，顿时气得嘴唇发抖。我低下头，不敢看他。

省图的藏书本来就不多，我的“革命自觉性”，更大大地限制了我在省图的阅读。社会上批封资修破四旧如火如荼，我在省图书馆读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后，开始阅读柏拉图的书——我以为柏拉图的书不在封资修和四旧的范围之内。正当我感到文字晦涩难以为继的时候，有人说我：运动初期受压，现在还当逍遥派。言下之意是我应该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去。

可是，像我这样的逍遥派，如何投身运动呢？

01

那时候火车和食宿均免费的革命大串联已经开始，就连我三哥这样大气不吭的人，也从北京铁道学院串回成都，他在家只停留了一两个小时，就又串到其他地方去了。正在川师附中上初二的六弟未经母亲同意，向邻居借了四元钱，也去扒火车串联了。

正在我仿徨于如何革命的时候，步行串联兴起来了。报纸上说，步行串联是发扬红军精神，传播革命火种的伟大长征。我感到于我这样有“原罪”的人，步行串联还有更深的意义，那就是在艰苦的长途步行中，向工农兵学习，争取脱胎换骨的改造。

恰好学校里有人组织“红女兵长征队”，我虽然没有资格当红卫兵，还是被容许进了这支八人的队伍。里面七人是学生，还有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学生来自不同的班级，只有刘兰和我是同班同学。

我们的计划是从成都经重庆，进入贵州，先到遵义朝圣，然后进入湖南，到韶山冲朝圣，然后再奔赴北京——世界革命的中心。

我们出发时已经是十一月中旬。每人背一个大背包，里面装着一床棉被，一个枕头、一双备用的解放鞋，还有毛巾牙刷及换洗衣物。裹在背包外面的是兼作床单的塑料布。背包像解放军行军那样，用带子打成方块。双肩背着，死沉死沉。最沉的就是那床老棉被，重量超过两床现在通用的纤维被。

那时沿途有不少农户接待步行串联的学生。住一晚，包早晚餐，好像只需一毛钱半斤粮票。农民在地上铺上稻草，我们把塑料布铺在稻草上面，人就睡在塑料布上，盖自己带的棉被。在农民家一般主食是白米饭或者加了玉米粒或红薯的米饭，下饭菜都是水煮青菜或萝卜叶子，有盐无油。农民房里的地是夯紧了的土地，常有虫子爬行，有时也会爬上我们的通铺。睡在通铺中间最暖和，睡在边上的人最容易遭虫咬。我和刘兰经常争着睡边上。

我们“长征”的第一天，只走了五六十里，到成都边上的龙泉驿就休息了，因为脚底打起了水泡，走路实在太痛。晚上，我们在龙泉驿的步行串联接待站洗脚后，用盐水消毒，然后再用缝衣针挑破水泡，挤出里面的液体。我们在龙泉驿休息了一天，因为挑破的水泡皮肤，需要休息复原。

02

以后的“征途”中，除了在重庆、遵义和韶山停留过，我们都是每天“行军”。在重庆只停留了两天，主要是为了参观歌乐山的渣滓洞集中营遗址。

那天，我背着行军大背包，登石级上歌乐山，迎面碰到六弟从歌乐山上悠哉游哉地走下来。我跟六弟打了个招呼，他告诉我，他在上海交大看大字报时，碰到三哥也在那里看大字报。跟他说话的时间不到两分钟，我就去追赶队伍了。

在遵义停留，是因为我们要参观遵义会议会址。这个会址必须前往，因为据教科书讲，伟大领袖是在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上确立领导地位的。从那以后，伟大领袖领导全党全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遵义市的接待令我印象深刻。住地干净又暖和，房子中间有一个蜂窝煤炉，工人晚上封火早晨打开，上面放着一水壶，我们任何时候都有开水喝。我们在遵义一家餐馆里吃过的大肉面是我至今难忘的美食：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上面顶着巴掌大一片味道极佳的猪肉。

遵义市领导还别出心裁，通知全城的串联学生头天夜里出城，黎明时分进城，说是要像欢迎红军进城那样来欢迎我们入城。当年红军在蒋介石围追堵截的情况下进入遵义，曾有过大张旗鼓的欢迎仪式吗？

半夜时分，遵义城外的公路上站满了学生，因为没有路灯，我看不到队伍有多长。开始我们还席地而坐打瞌睡，天亮之前，就有人吆喝我们起来移动进城。移动十分缓慢，走几步，就停下来，然后又走几步，又停。我困得不行，眼睛一直闭着。后面的人催或者推我，就闭着眼睛走几步。

在这种半睡眠状态中，我还是感觉到公路两旁的庄稼遭殃了，因为不断有人在路边的地里小解，发出淅淅沥沥雨打庄稼的声音。由于没有路灯，一切都在黑暗中，所以这样的“洒水”活动进行得十分招摇。幸好当时下着微雨，热热的小便淋到庄稼上，恐怕问题不大，但是不知有多少庄稼被踩倒了！

我们“长征” 进入湖南境内时，我看到公路旁一户农家搭建的茅房外，一块木板上歪歪扭扭地写着：“这里有厕所有两个厕所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以后每次想起遵义朝圣，我都会莫名其妙地想到那块木板。

天亮之后，我们进到遵义城里的一个广场。广场一端是主席台，周围驾着高音喇叭。有人在上面讲话，具体内容我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了。折腾了一夜的学生们又饿又困，很快便作鸟兽散。

我们“红女兵长征队”里有同学从成都出发前，叫家里人寄信寄到遵义市邮局，而我们在遵义停留的那几天里，信还未到。于是，大家建议让走得快的人留下来取信，拿到信后，再去追赶队伍。

我和刘兰都算走得快的，便留下来等信。“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们等了半个月，也未见她们的家信。我们决定不再等待，离开遵义去追赶“红女兵长征队”。一路上我们每天走七八十里，却一直没有追上队伍。后来回到成都才知道，她们离开遵义不久，就开始搭卡车了。而我们两个傻傻地步行追赶，谢绝了所有主动邀请我们搭车的卡车司机。

03

我们一路上翻山越岭，饱览自然风光，兴致勃勃地走到了韶山冲。韶山冲挤满了前来朝圣的学生，大部分带着红卫兵袖章，我和刘兰属于少数没有红卫兵袖章的学生。

到了韶山冲，我们就被安排进了一家接待站。这是个大礼堂，里面全是地铺，每个地铺可睡五六个人，旁边留出学生放背包的空地——因为地上是全套睡觉的行头，用不着我们自己的被子了。铺的是崭新的土白布包着的褥子，盖的棉被被面也是崭新的土白布。礼堂的天花板下吊着若干雪亮的电灯泡，昼夜通明。坐在地铺上，便看见许多虱子如同黑色的袖珍坦克，在白色的被褥上爬行。礼堂里睡觉人挨人，大约住有两三百个女生。我们晚上倒头便睡，那些虱子和他人的喧哗之声，一点也不影响我们进入梦乡。

第二天早餐之后，我和刘兰出去瞻仰圣地，见到许多人排队领取伟大领袖的像章。我们赶紧也去排上，大约排了一个小时，才一人领得一个小小的像章。为防遗失，我们立刻把这个像章戴在胸前——那里已经有一个我们从成都出发时就戴着的像章。

胸前有两个领袖像章，我和刘兰颇为得意。若干年后，我在国外看到一本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的英文书，题为《TheHungry Ghosts》（饿鬼）。封面是一张照片：一个瘦得皮包骨的大眼睛男人，穿着一件破棉衣，棉衣前襟上是满满的毛主席像章。相较之下，我们戴两个像章，实在算不得什么。

伟大领袖的故居附近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池塘，水面平静，颜色浑浊。我注意到这个池塘，因为有书记载：伟大领袖小时候和父亲发生冲突，父亲要打他，他就站到这个池塘边上宣布，如果父亲再进一步，他就要跳入塘中。当时正是隆冬季节，跳下去淹不死也要得一场重感冒，他父亲就妥协了。这个池塘属于毛家。

故居是一个砖墙瓦顶的小院，正面的一边接出半间茅草房。小院里有个青石板铺就的天井，比我家当时在成都住的那院子里的天井大得多，起码是双倍，而我们那个杂院住了九户人家！伟大领袖儿时居住的卧室里，有一张看起来十分结实的雕花大木床，油漆的主调是暗红色。我后来再也没有看到过比那张床更漂亮的老式雕花大木床。

看着那床，我不禁想起院子里邻居女孩春玉家那张同样大的老式木床。我小时候，常看春玉在上面跳舞，把床跳得嘎吱嘎吱响。春玉的奶奶听见了，就要把她赶下床。我想：毛主席这张床真结实啊！即使有四个小孩在上面跳舞，大概也不会嘎吱嘎吱作响。

我1969年下乡以后，看到生产队里老地主的房子，总不免想起伟大领袖的故居。那时候读到的资料中，伟大领袖的家庭出身没有定论，有写中农的，也有写富裕中农的，写得最高的是富农。而我插队那地方的老地主家，住房是板墙瓦顶，跟队里很多社员的房子差不多，只不过房子和院子都要大些。无论如何，那老地主的房子是不能跟毛主席故居相比的——差得太远了！

04

我和刘兰还未离开韶山，命令结束串联的中央文件就下来了。那时候，我们离开成都差不多三个月了，虽然沿途很多接待站提供免费食宿，我们出门时带的那点钱也所剩无几了。韶山当地政府为我们提供车辆去长沙，因为只有在那里，学生们才可以乘火车回到各自的家乡。

大卡车直接把我们拉到了长沙火车站。和我们同车到长沙的学生中，有一位蒋姓女生，是云南农校出来的独行女侠。知道我们的盘缠几乎耗尽之后，她借给我们两元钱。我们用这钱在长沙火车站饱餐了一顿，又买了一小包榨菜和一塑料网兜馒头——我们要靠这些馒头支撑几天几夜的火车到成都。

火车是免费的。我们上的那趟车还不算拥挤，我和刘兰在车上有座位。列车刚启动不久，两个男生就走到我们面前来，想要几个馒头。

他们说，他们一行六人，一天多没吃饭了，希望我们能给他们几个馒头充饥。说话的那男生往后一指，我顺着方向看过去，隔着好几排的座位上，坐着四个小男生，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那一网兜馒头。

我和刘兰当即把全部馒头连同一小袋榨菜都送给了他们，他们很是高兴。然而，我俩却开始了饥饿之旅。

火车每到一站停留，都有学生扒车。车行极慢，到贵阳时，我们已经饿得头晕眼花了。我俩决定下车，在贵阳填充一下肚皮再走，否则，未到成都，我们可能就要饿死了。

在贵阳车站下车以后，我们搜尽口袋，找到了一些硬币，便用这钱在一家餐馆买了两斤米饭，堆尖尖的两大碗，一人一大碗，海量空前绝后——即使在后来当知青的日子里，我也没有一顿吃过那么多饭。无钱买下饭的小菜，我们就找厨房师傅要了点盐撒在饭上，就着那点咸味，狼吞虎咽地把那一大碗白米干饭吃下了肚。

填饱了肚子，下一步就是上火车回成都了。当天去成都的车已经开走了，我们只能等第二天的火车。当晚，我们在火车站过了一夜。这时候已经是一九六七年的二月，贵阳的冬天寒风嗖嗖。我大约那天夜里受凉，感觉头晕，全身不适。

第二天开往成都的火车，晚点好几个小时之后，才姗姗来迟。站台上挤满了学生，都想挤上这趟车。火车到站后，不下车的人压根就没有想开门的意思，连车窗都是关上的。

大概终于捱不过里面要下车的人，有的车门开了。门一开，站台上的学生就往上挤。许多学生都是男女混和组队出来的。男生在这种情况下，发扬骑士精神，先把女生推上车，自己再想办法。看着那些女孩子像货物一样被男生使劲推上去，我俩知道自己肯定不可能从车门上去了，因为没有人推我们。

我们决定放弃一直背着的大背包，从火车下面钻到另一面去，因为车上的人需要空气，那一面的车窗肯定开着。

我们钻过去一看，果然，所有的车窗都开着。可是，没有站台，即使我们踮起脚尖，双手也够不着车窗的边缘——翻上去是不可能的。

因为感冒不适，我低着头，没有说话。刘兰央求：我的同学生病了，请你们把我们拉上去吧！上面的人说：就两个女孩子，很可怜，拉上来算了！

于是，上面有两个窗口各伸下两双手来，我们伸直手臂，一双大手抓住我们一只手臂，生拉活扯，把我们往上提。那些人一边拉一边打趣：这女生咋这么重啊？跟猪差不多嘛！

好不容易从窗户钻进去以后，我发现车厢里实在太挤了：过道上、行李架上、两排座位之间的小桌上和座椅下面都是人。我取得“立锥之地”全靠“金鸡独立”：一条腿站着，另一条腿无可奈何地搭在一个坐着的男生腿上。

火车启动不久，我就开始呕吐。我抓起胸前的围巾，吐到围巾里。幸亏头天吃的那一斤米饭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否则呕吐物太多，就要溢到别人身上了。刘兰告诉周围的人，我有病，可能是感冒。承载着我一条腿重量的男生马上站起来，让我坐下了。后来，有人让刘兰也挤着坐下去了。

我昏昏沉沉，不知道那趟车开了多久才到成都，但我肯定我们在车上至少过了一夜，因为我记得离我不远处坐着好几个穿军装的青年男女，旁若无人地嘻哈打闹。他们不仅有水喝，到了早晨，那些粉白粉白的女青年居然还有水洗脸！我和刘兰跟车上大多数学生一样，没吃没喝没上过厕所。

05

回到成都家里，我吞下一碗面条之后，又烧了一锅开水，倒进一个大盆子里，然后换上干净的内衣，把脱下的全部衣物都扔进那盆子里泡着，以免虱子爬出殃及全家。盆子就放在我的床边。我倒在床上，沉沉地睡去,  耳朵里回响着火车轮子在铁轨上奔跑的哐当哐当声……

第二天起床后，见到了六弟。我离开的三个月里，他长高了。他打量着我说：你真是个瓜娃子，背那么大一个背包去步行串联，人都压矮了！ 

完稿于2020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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