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蒋海新，生于1948年。原成都二中高68级学生，1969年下乡插队落户到四川名山县合江公社。四川师范学院英语系77级，提前半年毕业留英语系任教。1990年赴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英文系研读文学批评理论，1994年获新西兰奥塔哥大学语言文学系讲师教职，1999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教职转为永久。2014年退休。现定居新西兰。
作者：蒋海新
我1969年初插队落户的杨坪，共有三女四男七名知青。我们七人下乡之前属于同一所中学同一个班级，但是，我们三个女生和那四个男生之间是不说话的，因为那四个男生属于红五类，而我们三个女生是两黑一麻。这种同班同学之间的阶级分野是“文革”初期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刚刚能吃饱肚子了，伟大领袖就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1966年5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6年6月1 日，《人民日报》再接再厉，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如果前一篇社论，只是营造气氛，那么6月1日这篇社论，直接吹响了“文革”的号角。《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后的一个下午，成都二中我们班上的团支书突然宣布：全班都去礼堂开会，黑五类子女留下！我不知道我该留下还是去开会，因为我逝去的父亲曾是“右派”。伟大领袖说过，“右派”问题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天真地以为，劳改农场才是关押犯人的地方，父亲不是犯人，因为他被判的是劳教。何况我父亲1961年就被释放回家——他回家没几天就去世了，我想当然地认为，释放就意味着摘帽，摘了帽就算回归人民队伍了。但是我拿不准，所以忐忑不安地请示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我父亲是摘帽“右派”，我算不算黑五类子女？她白眼一翻，对我说：你算。留下！大约半个多小时以后，去礼堂开会的同学就回到了教室。他们进来之后，一位革干出身的同学就叫大家把教室里的桌椅分成三组，每组都是课桌拼在中间，形成一张大桌子，四周是椅子。然后这位红五类同学宣布，黑五类子女分为一组，坐在靠黑板一头，麻五类同学坐中间，红五类同学坐另一头——以家庭出身为界的人为分野就这样在同班同学中形成了。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同学不多，大约只有四五名，但是如果把父亲是共产党员的都算进去，再加上工人家庭和贫下中农家庭的子女，我班红五类族，大约有十数人。人数最多的是麻五类，即既不是红五类又不是黑五类人家的子女。我所在的黑五类族人数最少，只有七八个。对于学校里阶级路线的贯彻方式，我还是比较熟悉的。我小升初，初升高，填报志愿都是重点中学，结果都未遂愿。我明白，不是我考试成绩有问题，而是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毕竟，家里已经有了两个先例。二哥当年考大学被分到了志愿之外的川农，毕业后考研究生，虽然被同学们誉为“种子选手”，还是落榜分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后来政工干部告诉他，落榜是因为出身问题（他“文革”后参加首批研究生招考，成为著名土壤学家侯光炯的研究生）。三哥初升高时，学校要保送他上本校高中，此事尽人皆知，大家羡慕，但发现他有出身问题之后，取消了保送，叫他自己考试，而且一定得考本校高中。三哥遵从了，但心里很不爽，开学后有两个星期没去上学。有两个哥哥的例子在前，我对落榜于自己中意的重点学校而去了一般学校，是有思想准备的。接纳我的成都二中是一所极普通的中学。我们班一共也就五十来个学生，具有阶级敌人家庭背景的学生人数，却超过了10%。如果不是“狗崽子”们特别优秀，考上高中的特别多，那就是阶级敌人在成都市民中超过了10%，这个比例远高于一贯以来强调的5%，即“一小撮”。非我族类，其心当诛。大家分组入座以后，红五类族那边就有两个革干出身的男生，威风凛凛地走到我们黑五类族这边来，大声喝令我旁边的女同学艾蓉站起来，交待她父亲解放前的反革命土匪罪行。我们都是1949年前后才出生的，那时都是十五六岁的年纪，艾蓉哪里知道她父亲解放前的什么“罪行”？她站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两个男生中的一人，就解下腰间的皮带，在空中挥舞得哗啦啦地响。艾蓉浑身颤抖，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后来索性双手捂面抽泣。我坐在艾蓉旁边，皮带抽起来的风，掠过我的耳畔，感到冷得心里发抖，尽管这时候的窗外，仲夏的骄阳似火。还好，他们的“霸王鞭”，没有抽到艾蓉身上。我家离艾蓉家不远，我俩上学放学常常同路。我去过她家。她父母都讲山东话，是解放前从山东过来的。她早就告诉过我，她父亲抗日时期，拉起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后来队伍垮了，日本人进占了山东，她父母就从山东逃难到成都了，她就是在成都出生的。现在想来，她父亲组织的游击队是自发性的，没有共产党员领导，所以就被视为土匪。如果有党员领导，她父亲可能就是革命干部了，艾蓉那时就应跻身于红五类族中了。艾蓉学习成绩很好，我们黑五类这组，好像学习都不错。其中，守常同学更是书画俱佳，多才多艺。他后来成了四川省美术家协会和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但那是“文革”以后的事了。三中的红卫兵去抄了艾蓉家。我们班上的红五类同学，抄了我们那组黑五类中另外两位女生的家。他们原本也想来抄我家的，大约了解到我家一贫如洗，无甚可抄，而且我主动上交了家中仅存的几本线装书和两个乾隆年间的龙凤瓷盘，他们就没有光顾我家了。也许是因为后来太忙了——成都二中红卫兵组织“红闯将”的领袖人物就是我们班的，我班红五类族没有再追究艾蓉父亲的“土匪”罪行。但是，那天那两人杀气腾腾的表演，使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此后在班上战战兢兢，对他们“敬而远之”。我们吓得战战兢兢，对他们有没有“腹诽”呢？大约还是有的。有一段时间，流行“忠字舞”，不管喜欢不喜欢，会不会跳舞，每个人都必须学着跳。我班有个红五类女生跳得特别卖劲，她发育比我们早，那时就显得很丰满。跳“忠字舞”时，她总是站前排，挺胸翘臀，十二分地卖弄，以示“忠诚”。我们几个黑五类站在后面，无奈地跟着比划，心里对她很是不屑。我们二中“红闯将”的领袖，绰号“XX”（此处隐去二字），因“文革”之前打篮球时，在球场上不守规矩横冲直闯而暴得大名。我们下乡以后，听说有高三的男生养狗，给狗取名，就用了那绰号。红五类同学中，也有和我们关系不错的。我们的班长包包儿，贫农出身，也是红五类，但她没有半点把我们看成“非我族类”的意思。那时候，我对那副著名的对联很想不通，我认为党的阶级路线应该是“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因为许多革命领袖，包括革命导师恩格斯，都出身剥削阶级。包包儿去北京串联之前的一个晚上，我和我的麻五类好友俊儒，很认真地嘱托包包儿到了北京，一定要去中央文革办公室打听一下，真正的阶级路线是什么。包包儿从北京回来后，告诉俊儒，北京有人把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改成了“老子反动儿反叛”。俊儒虽然觉得上联也有很大问题——她向来看不起班上那个耀武扬威学习成绩极其一般的革军子弟，但还是觉得新对联中的“儿反叛”比“儿混蛋”好得多，就找来纸墨，写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反叛”，贴在教室的后门上。这就跟前门上红五类同学贴的“儿混蛋”对联，唱上了对台戏。红五类同学中一个男生看到后，对俊儒说：反叛？反过来又叛过去还差不多。你要注意立场问题！俊儒一直没有“注意立场问题”。1968年底，伟大领袖号召我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工宣队让我们自由组合。俊儒找到我，要和我在一起，我俩又邀请艾蓉加入，三人一组，被分配到了名山县合江公社的杨坪。没有料到的是，同时分到杨坪的，还有四个红五类的男生。虽然这些男生中，没有趾高气扬的革干子女，但是沿袭“文革”初期就划分出的阶级阵营，他们不跟我们说话。当然，我们也没有半点想跟他们搭讪的意思，尽管我们同在一个生产队，住处相距不到百米。记得我们跟男生还是有两次“交往”。那时我们三个女生基本上每天出工，粮食也基本够吃，虽然每年有那么一两个月，跟当地农民一样，青黄不接，只能吃土豆红薯玉米。这四个男生出工的日子比我们少得多，挣的工分少，分的粮食就少。有一次他们无米下锅了，派出其中一人，到我们的住处“借”米——他们“借”米是不还的。这个男生走到我们的住处门口，站定了，说：借点米来。我说：自己进来舀。他便直奔米坛子所在，大大方方地装满了他带来的盆子。然后，一句“谢谢”都没说，就端着一盆米离去了。他走进来舀米时，熟门熟路，因为这些男生以前就偷过我们的米。但是，以前偷，还给我们剩一点，不会让我们马上就断炊。后来的一次偷，就偷得我们米面全无，连炒菜的油盐，也偷得干干净净。那一次他们偷得如此彻底，可能是因为我们三个都回成都了。我们从成都返回，要先坐长途客车三小时，在百丈区政府所在的街上下车，然后走二十里山路，才能回到杨坪。那天我们回到住处，又累又饿，想做饭，才发现米面油盐都给偷光了。倒是还有谷子，但是谷子要背到碾房那里去碾出米，起码得花两个小时，才会有米下锅。我们饥肠辘辘，怒火中烧，决定去男生的住处吃一顿。毕竟，无论他们偷米还是“借”米，从来没有还过——他们欠着我们的。到了他们的住处，发现他们没锁门。于是我们进入厨房，找到他们的米和蔬菜油盐，就开始煮饭。饭煮好了，炒了小半锅青菜，我们尽兴而吃。刚吃好，男生们就收工回来了。见我们在厨房里，就站在外面踟蹰着，不肯进屋。我们做好的饭菜都还有剩的，饭在蒸笼里，剩下不多的菜在铁锅里。至今想起来，我们扬长而去之前的得意之举，是把他们盐罐子里的半罐盐全部倒进了锅里——也不知他们后来吃到那咸不胜咸的青菜时，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那就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交往”。没过多久，这四个男生都被招工进城了，因为他们是红五类子女，属于“可靠的革命接班人”，尽管他们劳动表现很差，还偷鸡摸狗。主要是偷农民的蔬菜，间或捎上一只鸡——那时很多男知青，尤其是红五类男知青，都干这种事。农民拿他们没办法。他们走了，皆大欢喜。杨坪的农民当然也希望我们离开，离开了，就不会再分食他们交了公粮之后，所剩不多的口粮。但是，我们是黑五类，贫下中农推荐了，招工的干部也不要我们。奈何！1970年代后期，我们三个女知青也先后离开了杨坪。我和艾蓉进了川师，分属77和78两届。俊儒在一家工厂里当技术干部，没有参加“文革”后的高考。1980年代中期，虽然还在清除“精神污染“，但不怎么提阶级斗争了。我们三个女生回了一次杨坪，也去了一趟名山县城，两个早早就招进县城工作的红五类男生尽释前嫌，请我们吃了一顿饭，饭桌上，大家相谈甚欢。什么“红五类黑五类”，已经成了前朝往事过眼云烟，无人再提了。当然，那些年他们偷米，我们把半罐盐倒进他们的菜里，这样无聊且令人尴尬的事情，也当没有发生过，避而不谈了。“文革”虽然过去四十多年了，当年我读到遇罗克那篇为他引来杀身之祸的《出身论》时，那种兴奋惊惧的感觉，仍然记忆犹新。我在街上花五分钱买了一份红卫兵小报，仔细读了上面的《出身论》。发现该文论述精辟例证详实，对作者十分钦佩——钦佩他的才华，更钦佩他的勇气。说真话，在那个年代，需要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气。我胆小，赶快把那份报纸藏进抽屉的底部，上面放上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怕红卫兵万一来抄我家，发现这份报纸，将我暴打一顿。后来遇罗克因为这篇文章被枪毙了，又被平反了。
作者：蒋海新
1966年6月初的一天，我班红五类同学，挥舞铜头皮带，喝令艾蓉站起来交代其父“反革命土匪罪行”的情景，我至今难以忘怀。我在《荒谬的“非我族类”》一文中，描述过这个场面：大家分红麻黑三组入座以后，红五类族那边就有两个革干出身的男生，威风凛凛地走到我们黑五类族这边来，大声喝令我旁边的女同学艾蓉站起来，交待她父亲解放前的“反革命土匪罪行”。我们都是49年前后才出生的，那时都是十五六岁的年纪，艾蓉哪里知道她父亲解放前的什么“罪行”？她站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两个男生中的一人，就解下腰间的铜头皮带，在空中挥舞得呼啦啦地响。艾蓉瑟瑟发抖，眼泪长淌，后来索性双手捂面抽泣 . . . . . .
艾蓉是我班黑五类族中被整得最惨的。红卫兵抄她家时，她的年迈双亲，被逼着站到长条高凳上。她那善良的母亲站在上面颤颤巍巍，差点摔下来，因为她有一双缠过的小脚！
《荒谬的“非我族类”》那篇文章中，提到的同学名字，都是真实的，唯独艾蓉是一个化名。我与艾蓉失联多年，无法征询她愿否我在文中使用她的本名。那篇文章在微信公号上登出来以后，一位失联五十多年的高中同学联系上了我，她和艾蓉初中开始同班。1965年初升高时，由于都是黑五类，从初中就读的成都市重点四中，一起被淘汰到二中。她和艾蓉一直有联系。她告诉我，艾蓉十多年前罹患直肠癌去世了！这噩耗令人难以置信！因为艾蓉从小习武，身体非常健康。我们下乡时，她还带着木制棍棒刀剑，每天清晨早起，舞刀剑耍棍棒，倒立滚翻，并以手掌打击树干，呐喊声和砰砰的打击声震响山林。艾蓉是我此生认识的唯一自幼习武的女子。如今，音容宛在，斯人已去，不禁令我黯然神伤。我和艾蓉同学同道。我们一起下乡，在一口锅里吃饭，一间房里睡觉，风霜雨雪，艰难与共。后来又进入同一所大学，她在物理系，我在英语系。毕业后，又都干上了所谓“教书育人”的工作，她怎么竟在十多年前就不辞而别，从此天人永隔了呢？我和艾蓉同病相怜！我三年多前被查出三期直肠癌，动了手术。现在恢复得不错：每天步行山路，每周五六天去游泳池游泳，每次五六百米。艾蓉比我小几个月，身体一直比我好得多，动手术时，不到六十岁，免疫力也强得多，竟先我而去！我和艾蓉同命相怜——都是黑五类子女，文革初期都受压挨整。而我因父亲右派问题遭遇歧视和贫穷，比她又早了近十年。可以说，我受的罪比她更多，她怎么能先我而去呢？艾蓉是我这辈子知道的，武侠小说之外的现实生活中，唯一痛殴过男人的女子。一个周六下午，她在城里碰到她班上一位男同学，其人从外地考入大学，已经结婚，有了孩子。他是班上的党员干部，平时并无任何不良表现。那个周六下午进城办事，周日还有其他事情需要在城里处理。他在成都市区没有家，当晚还得坐公交赶回川师，第二天再进城。从成都市区到处于郊外的川师校区，至少得转两次车，费时耗钱。那年月大家都手头拮据，能节约则节约。他跟艾蓉谈起这费时花钱的公交车，很羡慕像艾蓉这样，在市区有家的同学。那时候艾蓉的父母已经去世，哥哥姐姐都已结婚成家，另居他处。艾蓉一个人居住在父母留下的两间房里。这位同班同学，是已有妻室儿女的班干部，颇受大家信任。艾蓉决定相助，让这个男同学当晚住在自己家里，自己借助邻居女友家。这样，男同学可以省时省钱，第二天在城里办完事再回川师。那个男生喜出望外，欣然同意。当天，那男生在外面吃过晚饭后，到了艾蓉家。其时尚早，两人便聊起天来。七七届和七八届的学生，因为经历了“停课闹革命”和“上山下乡”，大多数人进校时，都已经三十岁上下了。进大学后个个早起晚睡，拼命学习，所以，同学之间平时是不聚会聊天的，互相之间，尤其是男女生之间，相知甚少。那天晚上，艾蓉和那男生聊了好一阵子。那时的平民住房，没有卫浴。到了晚上九点过，艾蓉烧水洗脚，准备洗好脚以后，就到邻居女友家去过夜。她洗好脚，刚用毛巾擦干，瞟见那男生走到自己身后，不知他要干什么。正在她疑惑时，那男生一伸手将她拦腰抱住，艾蓉方知不妙。艾蓉后来告诉我，她当时极为震怒，没想到自己好心却帮了一个烂人！她奋力扭过身子，一拳打在那男生脸上，把他的眼镜打掉了。那男生没料到艾蓉会出此奇招而且打得又准又狠，立刻张皇失措。趁他惊魂未定，艾蓉再猛击两拳，又飞起一脚朝那男生踢去，将他打倒在地。此时，她停手了。她家是木地板木板墙，不隔音，她怕打得叮叮咚咚，被邻居听见，前来多管闲事并张扬出去。她只将一只脚踩在那男生身上，骂道：你这忘恩负义的狗东西！我好心帮你，你为什么还欺负我？你当我是好欺负的么？一边骂，一边气得眼泪都出来了。那男生躺在地上，口中不断认错求饶，恳求艾蓉不要再打他了。艾蓉放开他，拿上自己的被子枕头，便去了邻居女友家过夜。那天晚上，一看艾蓉气呼呼的样子，邻居女友便从艾蓉口中得知了事情经过。艾蓉的邻居女友原是高六六届的，比艾蓉大两岁，人生阅历自是比她丰富。她告诉艾蓉，必须收拾这男生，否则艾蓉将来极有可能被这男生倒打一耙。他为了先发制人，很可能会放出风去，说艾蓉主动勾引云云。到时艾蓉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因为别人会想：艾蓉如不邀请，这男生怎么会找到艾蓉家中？而且他是党员班干部，老师和同学当然会相信他。怎么收拾这男生？她们商量出了一个好主意。艾蓉第二天将这主意告诉了姐姐和姐夫，她姐姐和姐夫也觉得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于是，几天之后的一个中午，趁大家吃午饭的时候，艾蓉的姐夫到川师食堂找到了这个男生，告诉那男生，他是艾蓉的男朋友，请那男生去川师后门外谈谈。艾蓉的姐夫，身材高大，北方人，当时是成都某大厂的工程师，说话温和从容又不失威严。那男生情知不妙，却无计逃遁，只好乖乖地跟着出了后门。川师校外的坡地上，一棵桃花树下，艾蓉的姐夫从衣袋里掏出一张悔过书草稿，告诉那男生，为了节省时间，免他磨蹭，他已经代其草拟了这份“悔过书”。现在要他做的，就是抄写一遍，并在下面签名盖手印。后来艾蓉给我看过这份“悔过书”。半张A4纸大小，内容则是艾蓉因何原因邀请他在艾蓉家过夜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然后是自己的深刻检讨忏悔，保证永不再犯而且永远不会报复艾蓉当晚对他的痛殴惩戒。面对高大健壮的艾蓉“男友”和能打善斗的艾蓉本人，那男生审时度势，不敢不从，当场抄写全文，还签字并按上了自己的手印——艾蓉姐夫随身携带着手印所需的红色印泥。此后的日子里，那男生看见艾蓉，便躲着走，没有对艾蓉进行过任何报复。遭遇家暴
艾蓉毕业后，分配到成都一家国营大厂的子弟中学任教。她的丈夫小X，比她小两岁，中技校毕业，出生于黑龙江，是那家国营大厂的工人。婚后他们就住在艾蓉父母留下的房子里。小X脾气暴躁，有严重的大男子主义思想。真不知道最初艾蓉喜欢他什么。我后来听艾蓉讲起这男人，可以说是一无所长并且一无是处。艾蓉走得那样早，跟她的丈夫有没有一定关系呢？艾蓉生了小孩后，要杀一条鱼炖汤。艾蓉说，那男人“半天都没杀死那条鱼”。艾蓉只好自己起床，三下五除二把鱼杀了，刮鳞，去除内脏，洗净，炖上。小X为了一点小事就要动拳头。那年头有些爱时髦又没钱随时换衬衣的人，喜欢假领——一种穿在里面，露出领口来，却并非衬衣的衣饰。艾蓉有次洗好他的假领之后，晾晒时，没有弄平整，就遭到那人殴打。1980年代，我还在川师大任教时，有次周末去艾蓉家，不料正撞到小X 追着艾蓉打。艾蓉已经从家中躲到院子里，那男人还要抓住她打。邻居们都出来劝阻，小X 对邻居吼道：“少管闲事！我的老婆我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我上前拖住艾蓉就往外走，小X没有再追出来。那天晚上，我和艾蓉在街上漫步了很久。我说：你的武功那么好，为什么不收拾一下小X？艾蓉说：小X的力气很大。女人的武术再好，遇到气力大的男人，是打不过的。我说：你应该去法院告他。他这样打你，法院一定会教训他。后来，艾蓉写了七页诉状，交到法院。法院的人说：殴打人民教师，这还了得！我们要传讯拘留你那丈夫。听说要传讯甚至拘留小X，艾蓉考虑到一旦小X被拘留，势必会在厂里闹得沸沸扬扬，自己又在子弟中学任教，面子上抹不开，当下要求撤回诉状。此后小X依然如故，动辄殴打艾蓉。艾蓉没有对我描述过小X打她有多狠，她只说过，儿子看到小X打妈妈，非常气愤。他对艾蓉说：妈妈，我长大以后，要为你报仇，把他打得躺在地上起不来！那时艾蓉的儿子只有五六岁。我1988年出国之前，艾蓉当上了那所子弟中学的教导主任，自己有了一间单独的办公室。那时如果小X打她，她就呆在办公室里，晚上睡办公桌，几天都不回家。这样的家暴婚姻，艾蓉一直忍辱负重地维持着，没有离。现在想来，面子是一原因，追求上进，恐怕是另一原因。追求上进
我们当年插队时，眼看着出身好的同学纷纷被招回城，不由想到自己老了，干不动农活怎么办？我和静如的想法是，实在不行了，就进城替亲友们带孩子，混碗饭吃。艾蓉却说，如果一直呆在农村，她就要入党，当生产队长。她这话，我和静如都只当她说说而已。我做梦都想不到她后来真的加入了组织！而且，她不仅加入了组织还当上了学校的支部书记！这事我们一直不知道，她不仅对我，甚至对一直在生活在国内、插队时同一口锅里吃饭、同一间屋睡觉的静如，也讳莫如深！互联网时代，没有秘密。连日来，艾蓉的身影一直萦绕脑际，我突然想到，也许谷歌这个搜索引擎，能帮我找到一点关于她的信息。搜索的结果令我愕然：她的名字和书记的身份，竟然因为执行上级指示，跟她所任教的中学及该校校长的大名，一起出现在搜索结果内！我以为是个错误，再查，竟发现另一处也有相同的记载。记得1990年代，我第一次回国时，和静如一起去找她。她家老屋犹在，邻居说，她早搬出去了，但时不时还要回来看看。我们给邻居留下信息：请她一定要跟静如联系——那时，她跟静如已经断了联系，连搬家这样重大的事情，都没有知会一下。可是，她再也没有联系过静如。静如到她的学校找到了她，问她：海新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见面相聚？她从抽屉里抽出一张工资单，上面有她月工资五百多元的记载。她说：你看，我就这么点工资，怎么好意思见人？她应该知道，我和静如都不是那种在乎谁钱多谁钱少的人。真正的原因，现在想来，或许是她那时正在争取或者已经加入组织了——她觉得自己跟我们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我们还在乡下时，一天从马岭赶集回家，走在蜿蜒曲折高低不平的山路上，我提出了一个困惑已久的问题：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我小时候看过一本连环画，是新疆的民间故事。标题是《人活着是为了幸福》，这个标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上学以后，接受的教育却是“人活着是为了革命”。在宏大叙事排山倒海而且连绵不断的感召下，我对此深信不疑。可是，下乡插队以后，“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动摇了我这个人生信条。我们生产队贫协主席的妻子，一次跟我在一起劳动，她突然说道：“什么贫下中农地主富农？我说的就不同。你好吃懒做，当然是贫下中农；人家勤扒苦做，当然是地主富农！”又一次，我和一位老贫农挖埋电线杆的深坑，要求坑深但直径不能太大。我带去一只我们吃饭用的搪瓷碗，挖到深处，就趴在地上，伸长手臂，用搪瓷碗把泥土掏出来。这老头平时难得说话，那天休息时，他却突然问我：为什么城里那些人不像我们这样辛苦劳作，却住高楼坐小汽车？为什么我们农民这样苦？我哑然，不知如何作答。文革以前，为了让学生了解旧社会的苦和新社会的甜，学校往往请老贫农忆苦思甜，还让学生去菜市场捡又老又黄的菜叶子，让学校食堂做“忆苦饭”给大家吃。可是，在乡下，贫下中农对我们“忆苦思甜”时，无一不忆“三年困难时期”的苦和旧社会为地主干活的“甜”。农民说，农忙时，天天中午都有回锅肉吃。他们描述的香喷喷的回锅肉，听得我们垂涎欲滴。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过程中，宏大叙事为我设置的革命人生观，遭到沉重的打击。我开始重新思索：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那天，在从马岭赶集回家的狭窄山路上，艾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干脆：人活着是为了自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不同意，但我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俩后来都不大愉快，一路上，相互不睬。静如走在我们之间，一会儿上前跟她说两句，一会儿靠后跟我说两句——和稀泥。第二天早晨，我们就重归于好了。毕竟，我们是在同一间屋睡觉，同一口锅里吃饭啊！我们回城以后，静如因为工作勤勉，各方面表现优秀，曾几次被定为发展对象。如果她加入组织，凭她的工作才能，职位升迁是肯定的，但她都很谦逊地婉拒了。我则在自己已经老大不小，还未婚嫁的现实面前，有人介绍对象时，还坚持对方必须跟我一样，是普通群众这一原则。我和静如的态度，艾蓉是清楚的。难道就因为我们自甘平庸，她就不搭理我们了吗？或许，她有另外的难言之隐？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很多普通人都加入了组织。但是，加入组织并当上书记就不是一般人办得到的了。其实，加入组织并当上书记，但内心并不真正认同那个神圣的事业，是一件困难到足以令人精神分裂的事情。如果在私人领域，还要长期默默地忍受家暴，这种精神上的分裂和折磨，难免不使一位坚强的女性，患上抑郁症。学者林贤治认为，“黑五类子女”的内心，遭受了一个摧毁性的过程。艾蓉从一名“黑五类子女”，经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已经教育好的子女”——“先进分子”——“先进”中的骨干分子，这中间捱过了怎样一个摧毁性的心路历程？这样一个精神炼狱，与她的健康，难道没有关系吗？尾声
我们早晚都要离开这个世界，艾蓉不过是先行一步而已。弗洛伊德说：“死亡是所有生命的终极目的地”。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美国女诗人格丽克。她最著名的一首诗《野鸢尾花》有关死亡，谨摘译诗句如下：“在我苦难的尽头/有一道门……头顶上方/传来喧闹之声/松枝簌簌地抖动/一切复归寂静/微弱的阳光/在干燥的表面倏忽而过。”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巫宁坤先生翻译了这首诗并写道：“对于我们这一代饱经沧桑的老人，这好比暮鼓晨钟！”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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