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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丨葛剑雄：从“学生政审”看政治运动的无情
学者简历
本文作者
葛剑雄，1945年出生于浙江吴兴，1964年高中毕业后接受师资培训，1965年上海市古田中学教师，1978年10月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1983年在职获博士学位，1981年12月留校工作，1993年任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校务委员、学术规范委员会委员。
文革时的“政审外调信”
所谓“政审”，就是政治审查的简称。这曾经是改革开放以前每个成年人或中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人所必须经历或熟悉的过程——因为从理论上说，人人都需要通过各种方式的“政审”。
从1968年开始，我被挑选进了所在中学的“材料组”（专案组的别称），参与审查运动的对象。一年后，学生开始上山下乡，接着又有了毕业分配，我兼做学生的毕业政审。文革后期共青团的活动恢复，我担任了校团委书记，又需要对入团对象作政审。直到1978年，我考取研究生离开中学，我做了十年的政审。
中学毕业前就需要政审
在当时的上海市区，学生到中学毕业前，就必须进行家庭情况与社会关系的政审，填写一张政审表，放进学生档案，转入他（她）下阶段的工作、学习单位或户口所在的派出所。在毕业前的半年，学校就要派人去每位学生家长所在单位，通过查阅本人档案，摘录家庭出身、本人成分、政治面貌、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奖惩记录、有何审查结论或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然后交单位核对无误后签署意见，盖上公章。父母双方材料齐全后，由政审人员填写表格，摘录的材料作为附件，放入学生档案。
查档案需要县级以上政府部门的专用介绍信，接待单位只认县级以上的公章，专职人员一看公章的口径就明白了。按规定，政审人员只能查与自己身份相当的对象，如团员或群众不能查党员的档案。
每次政审，我们将名单交给学生家长单位的人事部门，去抄上两三天，百来份政审材料就完成了。但一大半家长的单位都是分散的，得一个个去，太远的，一般都发函调。
当时的“政审外调信”
从政审中，我看到了政治运动的残酷无情
我政审的对象大多属“劳动人民”，档案袋中只有薄薄几张纸。但“有问题”的人档案会有几大包，如何能不错不漏地摘录，又节省时间，既需要正确判断，也得依靠经验。刚开始时我逐张翻阅，速度很慢。后来才知道，自传、检举揭发材料、旁证材料、调查笔录等不必看，只要找到主要表格或审查结论就可以了。
有时翻到一大包材料，出于好奇，我会仔细阅读，倒了解不少平时从来没有机会了解的情况。其中不乏一些骇人听闻的事实，使我感受到了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残酷无情。如一位被枪决的“恶霸地主”的全部材料就是一张草草书写的“判决书”，没有任何旁证材料。检举揭发他人的信件，特别是针对领导的，往往留在本人的档案中，还加上领导要求对该人调查的批语，甚至已作了“恶毒攻击”、“阶级报复”等结论，可怜本人还一无所知。
解放初，绝大多数人填表格或写自传时都极其忠诚老实，特别是在政治运动中，或自认为出身、经历或多或少有点“问题”的人，都点滴不漏，惟恐涉嫌隐瞒历史，欺骗组织。那些要求入团入党、靠拢组织的积极分子，更将这当作相信党的具体行动，往往连道听途说的话也会当事实交代，心里有过的想法也要汇报。
毕业家庭政审一般限于父母，但父母双亡的则还得调查抚养者（监护人）。如直系亲属中发现有“杀（被判死刑）、关（被判徒刑）、管（被判管制、劳动教养）”对象，则还得补充调查，至少要抄到正式结论。
文革期间的政审介绍信
当时，这份政审表格成为学生档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生毕业后不管是下乡还是就业，都要带上。有的单位要先看档案，审查合格后才会接收。
政审表格是不与本人见面的，班主任和其他教师也不能看，但对分配有一定限制的对象，会给相关教师提醒一下，不一定透露具体内容。教师往往颇感意外，甚至大吃一惊，一些最钟爱的好学生、学生干部就此与某些机会无缘。
在这十年间，经我们之手产生的“政审材料”，更多的是使一些学生从毕业之日起就戴上了无形的枷锁，受到种种限制和不公正的待遇，被打入另册。要不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或许我会一辈子做这样一件名为“坚持政治方向，贯彻阶级路线”，实质伤天害理的事。
如今，我作为复旦大学的研究所所长、图书馆馆长，先后接收过很多硕士、博士研究生和新员工。他们都有档案材料，但我从来没有去查过他们的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我重视的是面试，看重他们的实际能力和表现。每当他们被愉快地录取，或拿到毕业证明、获得学位时，我不由得感叹：“年轻人，可知道你们有多幸运！只要凭自己的努力，你们就能获得这一切。”
1977年胡风之子张晓山参加高考后的政审通知
延伸视频
得天下与治天下
演讲者：葛剑雄
葛剑雄《得天下与治天下》
葛剑雄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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