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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 | 郑晶星:​“强奸犯”之死,昏黄路灯下的罪恶

郑晶星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郑晶星,1958年生于贵阳市,中学毕业后在水电安装队做临时工,1977年进入贵州轮胎厂当炼胶工,1979年考入贵州大学哲学系,大学毕业到贵州省国防工办,做了十年公务员后1993年到国有企业从事管理直至2019年退休。


原题

文革纪事

“强奸犯”之死




作者:郑晶星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贵阳的街道路灯不多,相距很远才有一盏路灯,夜的街道是暗黑昏黄交错一片。

当时,在三民东路和富水北路交叉路口有一根电线路杆,上面装了一盏瓦数较大的灯泡,明亮的灯光下面成了几条街上孩子们玩耍的天堂。电线杆也就成了孩子们一个特定的地名,晚上要约起打游击、捉迷藏什么的都在“电线杆”下集合。

而就是这根高大粗壮的木电杆,在“文革”的无数暴行中,它也背负着一条人命。

1968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当我们这群孩子又要在电线杆下集中时,到那儿一看,电线杆上用棕绳牢牢地绑着一个人。

这是个四十多岁男人,头发较长,胡子拉碴,上身赤裸,下身穿一条蓝色的布裤,脚蹬一双布鞋,虽然被捆绑,但还是显得干干净净。

有两个人在翻着他随身携带的一个拎包,包里,只有一些换洗衣服没有户口之类的证件也,没有单位证明。

另有几个人在盘问着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到贵阳干什么?”那人用我一口听不懂的话解释着。

又问:“这小女孩是你什么人?”他说是他的女儿,盘问的人说:“X你妈!你这么老,姑娘怎么这么小?”那人说:“真是我女儿。”

“啪!”一个耳光抽在男人的脸上,又问那女孩子:“他是你爸爸吗?”那小孩只是不停地哭,既不说话,也不点头或摇头。

这就肯定了那些人的判断,耳光开始不住地抽在那个男人的脸上,拳头脚尖,也开始往男人的身上擂去。男人只是不断地求饶,不停地辩解,而这这一切招致的是更猛烈的暴殴。

原来,这人是被街道上的民兵盘查流窜的“地富反坏右”时拦下的。

那时的人是没有迁徙和出行自由的,出远门必须带上工厂、公社等单位的介绍信。有的“五类分子”经受不了当地的残酷斗争和野蛮攻击,偷偷外出躲避,流浪在外。

但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网密而不漏,没有介绍信,没有全国粮票,大部分都会在外地被抓,一旦被抓,就会关起来通知通知其原籍,并遣送回去继续接受群众专政,有的甚至因为反革命流串罪而被投入大牢。

其实,那时被投进监牢反而是因祸得福,因为监牢里还有一碗饭吃,还有高墙保护,而一旦因不老实而被群众专政,噩运就会降临了。

这个被捆绑和殴打的男人就是如此。

打人者中,二癞子是其中最凶狠的。二赖子小时候不知得了什么病,头上长了很多疮,好了之后长疮的地方不再生头发,头上是黑一块白一块的,丑极了,因此他长大后索性把头发全剃了,为遮丑,夏天也戴着一顶帽子。他是我们那条街有名的混混,成天惹事生非,爱打架,很多人都畏他三分。

那天夜里,二癞子光着身子,头上的军帽也摘掉了,光头在路灯的照耀下和着汗水闪闪发光。二赖子一拳一脚地往死里打,边打边盘问,那人的解释人们听不清,也不听了,他只有不停地嚎叫和求饶。

在打的过程中,不知谁又加上了一个罪名,说他强奸了这个小女孩。既然他不被认定是女孩的父亲,那就理所当然的被推断为强奸犯了,此罪一旦加上,更多的人加入了殴打的行列。一些人打累了 ,休息,另一些人休息够了,又接着打。

力学定理中有这样一个定律:给一个作用力,必然有一个反作用力。你在打别人的时候,手脚也会因反作用力而疼痛,于是,手打累了脚踢痛了,开始解下腰间的武装带,找来木棍接着打。这样加害者免了疼痛,省了力气,而被打者的伤害更重。

在电线杆下,围观者密密麻麻,打人者义正词严,被害者不断呻吟,那时我们都是小人一个,从密密的人缝中钻到最前面,近距离地目睹了这一场暴行,直到一个个被父母亲叫回家中。

深夜,我被父母的争执声吵醒,醒来后听到除了父母的争执外,还有十字路口传来的声声惨叫,现在那被打的人已听不见说话,只有一声声皮带的抽击声和撕心裂肺的哀嚎,犹如空谷的回声,一声皮带下去,立刻回响一声惨叫。

父母争吵的原因是父亲要去制止他们乱打人,而母亲坚决不让他起,怕他引火烧身,反而挨打。因为我父亲的哥哥,我的伯父刚因受不了批斗而自杀身亡,家里人是偷偷前去安顺收尸埋葬,也不敢对邻居说,怕清算过来。父亲此时喜多管闲事岂不是引火烧身?

父亲生性耿介,不怕事,也不计得失,他不听母亲的劝阻,穿衣出了门,母亲劝不住,只有紧随而去,剩下我在暗夜中睁着双眼,恐惧地听着远处传来的阵阵哭号。

一会儿,皮带声停止了,是父亲在劝说那些人不要再打,有什么问题应该送到公安机关去。父亲那浓重的南京话在沉寂的夜里清晰地传过来,殴打声暂停了,但呻吟声仍然不断。

父亲的劝说是无用的,还招致了一些恶毒的咒骂,怕他们转而攻击父亲,被母亲拉了回来。刚到家门口时,他转身向旁边派出所走去。

派出所两扇厚实的木门紧闭着,父亲用力的捶着门大声的喊:“人都要被打死了,你们也不出来管一管。”他孤独的声音在深沉的黑夜里回荡,周围邻居也打开窗户探出头来观望,听他一个人孤独而绝望的呼吁。

捶了一阵,门依然紧闭,无人响应。这边的呼喊与那面的嚎叫,汇成那个夜晚令我永生难忘的悲壮旋律。这让我稍稍地知道了,人性是有善恶之分的,在没有法制和正义的时代,人性的恶,犹如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人间将是多么恐怖。

第二天一早醒来,我惦记着那个被打的人,立刻跑到十字路口。昨夜围满人的电线杆旁现在空空荡荡。那个人还被绑在电线杆上,但头已低低地垂下,一头乱发遮盖着他的脸,身上皮开肉绽,青紫一片。

没有了哀号,没有了倾诉,没有了辩解。打人者散去了,围观者散去了,路灯熄灭了,只有那太阳的光辉,照在这冰冷的尸体之上。

那个人被打死了。

四十多年的时间流逝而去,但那个夜晚,那个人,那些人,父亲的呼喊,紧闭的大门,围观的人情,冷漠的眼神,凄厉的呼号,私刑的惨烈,生命的悲惨,人性的恶劣,一切都刻在了我少年懵懂的心中,忘不掉,挥不去……

借用一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如果今天有人仍在歌颂那个时代,鼓噪回到那个时代,我会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他。如果他仍执迷不悟,那么就让他独自回到人为草芥的时代,回到那无边的黑暗之中,他极有可能成为那个被绑在电线杆上殴打致死的人,也极有可能成为那天夜晚挥舞着皮带戕害无辜的罪犯。而且我认为,这种人是后一种的可能性比较大。对于这样的人,我不屑与之与之同路,与之为友。

多年以后,在三民东路拆迁改造修成的延安东路还在摆夜市的时候,我又看到了二癞子,他在摆摊卖东西,已经是一个老头了,依然用帽子遮住癫癞头,生活与岁月已把他的面容变得和善,他正满脸堆着笑,向顾客兜售着他的商品,他没有认出我,但我认出了他。

据我所知,那一桩命案最后不了了之,没有受害者,没有犯罪者,那个夜晚凄惨的哭嚎,生命消逝的印痕,早已被时间的流水冲刷殆尽,掩埋无跡了。

不知二赖子作为当时主要的施暴者,是否在不眠的夜晚,浮现出那个人哀求的面孔,是否在内心深处涌起真诚的忏悔呢?或许,他连这样的意识都不会有。

那个夜晚,那个亡灵,早已被他,被这个时代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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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一名小孔乙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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