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丨张阿妹：1966年，我参与的抄家“破四旧”

  作者简历

 张阿妹，又名张艾梅，1952年生人。“文革”开始时在人大附中初一读书。1969年到延安专区宜川县插队，1973年在西安当工人，1978年考入人民大学，1985年人大研究生毕业后到国家体改委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1989年赴美读书，获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曾任联合国发展署顾问。现为美国一家信息公司高级分析师。

原题

“反动权威”胡传奎之死

    作者：张阿妹

1966年的8月是疯狂的8月。在“砸烂旧世界”和“造反有理”的旗帜下，北京红卫兵涌向北京的四面八方，开始了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轰轰烈烈的抄家破四旧运动。

那一年我14岁，是人大附中老初一的学生，也是人大附中红旗战斗队的一分子。我没有参加人大附中的老兵组织——红卫兵，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太凶了。

我亲眼所见，我的两名最要好的同班同学，在参加红卫兵之后，整个人都变了。她们俩原来都很单纯、活泼、开朗，但忽然有一天，这些十四五岁小女孩的单纯活泼开朗都不见了。我看见的是，她们对着我们的班主任，凶狠地挥动着带铜头的皮带。

我们的班主任喜欢穿西装，梳背头，总是衣冠楚楚，温文尔雅，那时不过才二十几岁。那一天，我的这两位红卫兵朋友，一边用带铜头的皮带抽打老师，一边让其他的红卫兵按着老师，愣是用推子把老师的锃光瓦亮的大背头，剃成了阴阳头，前后不过用了几十秒。她们把这样的暴力称之为“消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向剥削阶级思想宣战”。

看到班主任在一群十几岁的自己的学生面前，低着头，弯着腰，脸上红一块紫一块，嘴里还不停地吐着诅咒自己的词儿，我目瞪口呆。我不知道我的目瞪口呆是不是革命立场不坚定的表现。但我记得我很快就坚定了下来，并且找到了安慰自己的精神力量：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但我决定不参加红卫兵，我参加了“红旗”。像红卫兵一样，“红旗”也是人大附中红五类的组织，但因对校长和老师的态度比较温和，红卫兵叫它“保皇派”。

不管是革命派红卫兵还是保皇派“红旗”，他们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都绝不含糊。那年的8月1日，毛主席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热烈支持红卫兵小将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人大附中的红卫兵和“红旗”都把这奉为绝对的圣旨。

8月的某一天，我和十几名“红旗”的兄弟姐妹，一起乘车到东单东总布胡同参加抄家“破四旧”。为什么去这条胡同，后来我才知道，在旧说“东富、西贵、北贫、南贱”的北京，东总布胡同及其附近，住着许多最该被“破四旧”的才子佳人、封建遗老遗少、反动学术权威和地富反坏分子。

到了胡同口，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一个坏分子名单。胡同居委会的一位中年大妈，还特意用手指着斜对面，告诉我们，那家住着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叫胡传奎。当时我们都惊叫了一声“胡传魁？”那时江青主持的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里的主要人物胡传魁，早就深入全国人民之心了。

“对，他也叫胡传奎，但有一个字不一样。”然后，她很神秘地低声说，小心了，里边已经有好几拨红卫兵了。

有好几拨红卫兵了？我们带着好奇心和生怕被落下的急切，跨入了路北一座有两个雄伟的大狮子看门、挂着两个硕大的铜环的深宅大院。果不其然，里面已经有许多和我们一样的穿着绿军装、带着红袖标、扎着皮带，年龄不相上下的中学生红卫兵。

这个深宅大院真是深不可测，一个院子套着一个院子。我们目力所及，到处狼藉。衣服、瓷器、书籍及各种生活用品，散乱在各处。显然，我们来晚了。

“胡传奎在哪里？”记得我们“红旗”中一位年龄稍长一点儿的同学问道。

“在里院”，其他学校的红卫兵答。

我们赶忙奔往里院。在里院的院中央，站着一男一女，男的很胖，个头不高，秃顶，大约50来岁，胸前挂着一块牌子，记得好像是“反动学术权威胡传奎”。女的微胖，胸前也挂着一块牌子，写的好像是“反动婆子”。这就是这个大院的主人——胡传奎夫妇。

8月的北京，骄阳似火。胡传奎夫妇不知在似火的骄阳下，站了多久。一个我们不认识的红卫兵向我们介绍说，每来一拨红卫兵，他们就要挨一次揍，每次挨揍时，红卫兵叫他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们都会回答道“哎，哎”。

毫无例外，我们人大附中的保皇派组织“红旗”，也有人揍了他们，用的是他们腰里扎着的皮带。但我知道，我这次的革命立场跟上次看见班主任被揍已经截然不同了。

至于胡传奎夫妇怎样反动，并没有人真正关心。我也不知道叫他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什么。我们只知道，这样的反动权威家里，可能收藏有金条，也可能有电台。当我们发现从胡夫妇嘴里掏不出金条和电台的下落，我们就分散在院子的各个角落，像其他红卫兵一样，挖墙凿洞，掘地三尺，试图找出隐藏金条和电台的蛛丝马迹。

我们找到的是整箱的饼干，成盒的蜡烛，成捆的书，还有成打的衣服，但没有金条，也没有电台。

我们累了，胡传奎夫妇也累了。我们喝水，到外边买东西吃。可是胡氏二人既没有水喝，也没有东西吃。他们仍然站在院子当中，仍然顶着骄阳，仍然挂着牌子，仍然挨着新来的一拨又一拨的红卫兵的鞭打，仍然一遍又一遍地回答“哎，哎”。

我不记得我当时有没有恻隐之心，我只记得，我看得麻木了，听得麻木了。可是我们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坚持下去。

入夜，我们像其他红卫兵一样，就地和衣而睡。那一夜，这个院子套院子的深宅大院，到底住有多少红卫兵？可能有十多拨，也可能有七八拨，每一拨至少有五六人。深更半夜，还不时地有新来的红卫兵闯入，新来的和原来的红卫兵又不时地发生争吵，而胡传奎夫妇的“哎，哎”声，仍然不绝于耳。

后来，“哎，哎”声好像越来越远，越来越弱，我似睡非睡。到了后半夜，一切都好像安静了下来。忽然，一阵尖厉刺耳的声音传入耳中，我猛地醒来。只见半边天烧得通红，浓烟掠过，夹杂着一股怪怪的味道。我和“红旗”的战友们，急忙跳起，循着尖厉的声音找去。

我们跨出那扇厚重的大门，发现整个东总布胡同已经塞满了救火车，救火员正向斜对面的一家院子喷水。二人高的火苗子就是从那里蹿出来的，火势越烧越旺，旺得根本无法进人。

当火势被控制以后，了解情况的红卫兵告诉我们，胡传奎夫妇半夜被另一拨新来的红卫兵带到斜对面那家院子，那也是胡氏夫妇的家产。他们在那儿被几拨新来的红卫兵轮番鞭打，可能是后来他们实在受不了了，就把家里的衣服和书籍堆在自己身上，点火烧了。

他们自焚？我不知道这位红卫兵的故事是不是真的。只是当火势熄灭以后，我和几个人趁着消防员没注意，一溜烟地窜进了那个宅院的大门。一进大门，我就看见正厅堆着山一样烧焦的垃圾，一些未烧尽的衣服和书籍的边角，隐约可见。其中有两块黑乎乎的东西。年龄稍大一点儿的同学指着那两堆烧得黑乎乎的东西说，那可能就是胡传奎夫妇。

怎么会呢？几个小时以前，他们还是活生生的人，现在怎么变成两段只有半米长的焦黑木头？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死人。

后来经确认，胡传奎夫妇是被烧死了。而事实上，他们可能是死于没完没了的鞭打，也可能是死于最后还残存的一点儿做人的尊严。如今，在无所不能的互联网上，竟然找不到一点儿他们曾经来过这个世界，又被迫离开这个世界的任何痕迹，呜呼！

今天谨作此文，为了那段不能忘却的记忆。

2011年6月10日

（本文摘自王克明、宋小明主编《我们忏悔》，中信出版社201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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