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印丨马雅：他差点成了我的小朋友

原题

他差点成了我的小朋友

作者：马雅

读到一篇文章，提起两小无猜的小同桌，突然间翻脸不认人，恶狠狠地对待她……这勾起了我的一桩往事。

出了幼儿园，我特别盼上小学，盼望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后来想上中学、上大学，甚至出国留学。

原因是我特别想摆脱幼儿园里”王”。我和其他的小朋友们必须把自己的好吃的、好玩的，通通“进贡”给“王”，不然就得被派来的狗腿子们暗地里打骂。我相信，到了一个新环境，我一定是个好学生；我盼着，上学以后，我会活得自由自在，快快乐乐。

放暑假时，妈妈带我去中山公园的交易会，替我扯下两米雪白带绿点点的泡泡纱，然后请裁缝给我做了一身漂亮的布拉吉：裙子的领子和袖口都鑲上花边，前胸两侧添加的层次像小翅膀，身后的腰带扎起来就是一支大蝴蝶结。

1955年9月1日，我一蹦一跳地走进校园，一蹦一跳地迈进教室。我觉得自己特好看，这不止因为我有新裙子，更因为我真的爱上学。

这是一所是机关的子弟小学，家长都是“老”干部或是解放后毕业的大学生，同学之间没觉得有多大的区别。当时小学生还分男女界线，男生一拨，女生一拨。

我跟小明合得来。她有人缘，当了班长；我学习比她好，当了学习委员。女生们跳皮筋儿呀，欻拐呀，都围着我俩转，我俩是核心。男生那边，大宝的学习拔尖，而全子不但学习不错，体育也好，人还长得漂亮。别以为我这是瞎说。人说男孩儿精神，多半指的是气质；而在七八岁时，说谁漂亮就是唇红齿白，身材匀称，举止得当，全子那会儿就是这样。他和大宝是男生里的孩子王。

我上课时，喜欢回答问题，还爱提问题，成为了老师的“宠物”，在同学中也有“威信”；甚至并不擅长唱歌跳舞的我，表演节目时，还屡屡被邀请当主角儿。而全子在操场上，会冷不丁地纵身一跃，显摆“绣球”（投篮），可一“绣”一个准。你看他穿着海魂衫，多帅啊！小明赞叹。要不帅，谁敢穿海魂衫呀？我笑着。

渐渐地，同学间的男女界线模糊了。我和小明爱听他们男生聊科幻，吹封神演义；全子和大宝他们也爱远观我们跳皮筋……

天真无邪的年华，平静如水的岁月。

然而，那天我一进教室，就觉得不对头。男生们照例围着全子扎堆儿，可一起向我投来冷漠的目光，好像我是个怪物，尤其全子，竟鄙夷甚至仇恨地盯着我……我没弄明白怎么事儿，想前去问问。不料他肩膀一甩，给了句：谁希得理（读lei, 北京土话）你！声音大得谁都能听见。我惊住，不知所措，一屋子霎时静悄悄。

别有什么误会吧？我莫名其妙。可这种的敌意的气氛持续了好几天，教室里没了往常的喧笑。可终于，全子和几个男生又聚在一起，一见我，突然爆发出一阵阵怪叫。然后，我听见骂人的话。虽听不懂，可知道那是冲着我来的。他们说了好些“这这”“那那”的，我只记住了“骚货”这一个词儿。他们继续嘀咕，但见我没啥预期的反应，便无趣地散伙。

回家以后，我问妈妈什么是“骚货”？妈妈有点惊讶地看了我一眼，说就是作风不好，尤其是指女的。我憋得满脸通红，手出冷汗，赶紧跑开了。奇怪的是，刹那间，我不再像刚才那么难过了，因为我开始明白，全子根本就不是我的朋友。

可事儿还没有完。第二天放学，在我和小明回家的路上，猛地发现几个男生在路口的墙犄角堵我，好像全子不在里头。这回是由李四带头，冲我吐口水，扔石子，骂骂咧咧。我马上想起幼儿园里“王”的跟班玲玲，她欺负起小朋友来，比主子还欢实。李四学习成绩差，又总拖着根绿鼻涕，在班上抬不起头。可现在机会来了，紧跟“领导”，可以翻身啦！

小明说，他们是嫉妒你学习好，甭理他们！我俩继续往前走，可他们追上来了。我转过身，站住不动，用眼睛瞪他们，他们反倒给吓跑了！肯定做了亏心事，要不然干嘛躲躲藏藏，还跑？有本事，到教室里折腾呀！

回家以后，我把这事告诉了妈妈。第二天，妈妈就带我去了学校，找班主任谈话。在她们谈完之后，班主任秦老师慈爱地摸着我的头，向妈妈保证，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果然，这种事再也没有发生过。

可当晚，妈妈跟我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谈话，就像我是大人一样。这是当年，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跟我谈高岗。

她告诉我，全子他们对我这样，是因为爸爸犯了错误。我只知道爸爸调了工作，到一个建筑工地去了，我好久没见到他了。

我问爸爸犯了什么错误？妈妈说是因为在高岗下面工作。我问高岗不是国家领导吗？妈妈马上制止我！

当时，已经是1956年，“高饶事件“已被定性两年了。可无论是家里还是学校，都没人告我，要不是全子跟我撕脸，我还蒙在鼓里呢！回想小学六年，老师校长都没有跟我们谈过“右派”“右倾”“阶级斗争”“地主资本家”什么的，念书就是念书。当然，我1961年就毕业了。再往后，哪都一样。

我真记不得妈妈是怎么跟我谈的高岗，反正她没说“罪该万死”“一定要划清界限”等等，也没说“坚决拥护“啥啥。只记得她说，你还小，不懂事，等长大以后再慢慢说。回想起来，妈妈真的没有什么废话。

可是，高岗在我家一直是一个禁忌的话题。爸爸妈妈从不谈起，我们也不问，因为这会让大家都难过。

话又说回来，就在那当口，我爸爸又调回中央机关。原来是李富春、薄一波“器重”他，愿意拿他当“笔杆子”，就像当年高岗用他一样。爸爸虽主持了国家经委的政策研究室，但上头有人反对，所以正式的任命始终没下来，在经委干了十年，都算是“借调”吧。

在此期间，因爸爸参与了“七千人大会”的文件起草，又领导了“工业七十条”的基础调研，更上了某要人的眼，终于被强行调离经委。这是后话。

而社会上一些人，当初见爸爸“卷土重来”，也不知来头有多大，却估摸这后台总不好惹，于是蔫了下来。之后的运动又接二连三，人们的注意力很快转移。于是，我家和我的日子也松了些。

当时在班上，有好几个同学的父母都是部级和司局级干部，都曾在高岗下面和我爸爸共事过。平心而论，他们对我的态度没怎么变，我照样去他们家玩，借书、看画册……只有全子和他的腿子李四，外加两三个在班里不起眼的偻㑩，对这事热度不减，就连全子的铁哥们大宝，也没入他们的伙儿。

全子的父亲是位较年轻的局长，在我们入小学前刚去世，他的家庭影响只可能来自于母亲。至于全子在他家里都说过我什么，以至于他妈必须给他“消毒”，以至于第二天他在班里，判若二人，明确表态，跟我划清界限，我不得而知。

往后的几十年，尤其在“文革”中，夫妻间、父子间、密友间、同事间、师生间……以各种不堪入耳、不堪入目的方式，“明确表态”“划清界线”，已成常态。可我当时，还在上小学二年级。

小学几年念完，我考上女附中。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快到文革了。

在妈妈眼里，我已然是大姑娘了。她像十年前一样，又一心一意地，给我做了一条连衣裙。这回，用的是她闺蜜覃珍阿姨从苏联带回的一块丝绸：蓝红相间的小花成团成簇，仿佛彩带般轻柔地飘落，而米黄的底色仍是基色，总的给人是春花待放而不是夏花盛开的感觉。我的个子高，腿又长，套上裙子转了一圈，还蛮是那么回事。

平时，我总穿白衬衫，配深蓝的女附中校裙，如今换上这一身，有点不好意思。可妈妈鼓励我，现在不穿，还要等到当老太婆！？妈妈，你也真会说。所以，那个星期天，我像所有那个岁数的女孩，自我感觉良好，满面春风地出了门。

大院门口，正好有一辆刚要启动的13路公共汽车，司机见我赶来，便停下来等候。车上的人不多，座位多半是空的。一位相貌英俊，身姿挺拔的青年忽然起身，冲我微笑。似曾相识？我一时懵住，而那标记性的海魂衫提醒了我……我定了定神，没上前，没坐下，也没有移动，只把头微微扭向前方，凝视窗外。

本来去西单买书，我应在西四倒车。可到了南礼士路，我便提前下车转车，连头都没回。十年前向我微笑，那是纯真的友好。而现在，会比从前更好？

不久就是“文革”。全子和李四他们，不管在哪学校，以我估计，当不了头头儿，也误不了赶趟，从小看到老。

由于七八岁时就被人划清界限，所以，我一直对“划清界限”高度警觉，多少有些心得：

凡是划不清界线的人，一般都比较善良。他们一来不忍心突然对别人翻脸，二来觉得自己这样做也太没脸。可这样的人不多。

凡是不肯划清界线的人，都比较勇敢诚实，有胆量承担。这样的人却很少。

而愿意划清界线的，不是胆儿小就是愚昧，这种人最多，而且永远是最多。

主动划清界线的，俗称”正统”。他们常有冠冕堂皇的借口，其实最自私。遗憾的是，这种人还真不少。

马雅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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