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蒋蓉，文革中当过知青、工人。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大学）马列教研室任教。1986年到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现已退休。
作者：蒋蓉
莱布尼茨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在数以千万计的庞大知青群体中，每个人的际遇也不完全一样。当年，我所遇到的当地农村村民和基层干部，大都正直良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他们给予我的感受，是人性大于阶级性；他们给予我的帮助，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在我迷茫绝望的时候，是他们为我打开了一扇窗！
这是当时最时髦的照片，很多女知青都去相馆留念
1969年下乡的头两个月，也许因为还有半年国家固定的口粮供应；也许因为人生这个弯道转得太急，来不及对自己的身份确认到位，懵懵懂懂的我没把插队落户和农民一样挣工分养活自己，当成自己的真实生活。我们同落一户的三个女生想来是一样的懵懂，在以各种借口逃避出工这个问题上，我们步调一致：一起去县城闲逛；去别的知青户串门；逢场必赶（农村五天一场）；接待来我们知青户串门的同学也是不出工的充分理由。
然而，忘乎所以不等于理直气壮，我们也需要自我壮胆，最大底气是反正不上班不拿工分，生产队又没损失。就这样三天两头的玩耍，给生产队所有人都留下了极不好的印象。
并不是什么突发事件的强烈刺激让我猛醒，而是由于“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个铁律。那个年代虽然通讯很不发达，像我们公社这种不通公路的地方，一封家书往来需要十天半个月，可我们的表现却像无线电报一样，很快就播报到了家长的耳朵里，还恰如农民们说的那句极朴素却极具哲理的话：“带东西越带越少，带话越带越多”。在家长接受到的信息里，我们已经成了抽烟喝酒耍朋友的“天棒”（那时候对行为举止比较出格，穿着打扮异于常态的另类青少年的称呼）。父母急坏了，认为我正在滑向小流氓的边缘，连连来信告诫加苦劝。
我哥哥下乡第一天就让自己一步到位了，不缺工少赶场干活不挑不拣，他被最初落户的南阳公社评为知青先进典型。我们隔壁新民六队的几个同学，在逃离未遂（见新三届推送的“下乡第一晚……”）归队后就一直正常出工，导致我们生产队的社员用一种特别夸张的口吻，故意在我们面前把她们放在龙门阵里：嘿呀，那几个女子肯出工滴（拖长声）！嘿呀，那几个女子勤快滴（拖长声）！嘿呀，那几个女子才叫吃得苦……其实就是把她们推到我们面前作“照妖镜”，让我们自惭形秽无地自容。
这些近在咫尺最鲜活具体的榜样，自然形成了对心灵强有力的撞击，觉悟转变也就在一瞬之间了，无需什么改邪归正的艰苦努力。其实，对我来说还有一层重要的原因，彼时，母亲依然处在被挂起来的阶级敌人位置上，这个底色让我玩耍起来没有别人那么无忧无虑坦然潇洒。
我们开始正常出工劳动，没多久就把不好的印象纠正了。
到1970年年底，“广阔天地练红心，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扎根”，出现了松动，招工——这个我们曾经以为的永远梦幻，来到了现实当中。其时，正值一年最寒冷的隆冬，知青们却走进了春风拂面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的五彩季节。
招工让许多知青重新进入城市翻开了生活崭新的一页；也让不少知青一次一次领略招工受阻的失望，乃至陷入对回城无限向往的绝望。
招工不同于下乡，没有浩大的声势，更非让所有知青在同一时间，坐上大卡车戴着大红花于锣鼓喧天的欢乐声中被迎接回城市。招工有名额限制，有暗中竞争，到后期还涂满了神秘色彩——出现了各个招工单位带着名单指标下来的特招。找关系走后门，流行病一样迅速传播，知青和知青的家长们纷纷利用或寻找建立关系的渠道，静水深流，在表面的平静下各显神通，激烈的争斗此起彼伏。
自懂事始，我就对我们家没有外公外婆以及舅舅姨妈这些亲戚心存疑惑。进入中学后的某个周末夜晚，我鼓足勇气问了父亲。父亲倒是没有躲闪，他压低嗓门告诉我：他们在台湾。
因为长期接受的教育，台湾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一个水深火热暗无天日的地方，又是一个国民党特务遍布大街小巷的地方，我不知道自己的外公舅舅姨妈们是不是国民党特务，没敢继续追问。其实父亲也不知道。
父亲给出的答案，让我内心闪动着巨大的惊叹号，相伴而生的竟然还有那么一点点自己与众不同的感觉——台湾毕竟遥远而神秘。
父亲高估了我的心智成熟程度，高估了我对社会复杂性的认知程度，高估了我对纷繁人际关系的把握程度。父亲的解惑让我像那个看见了国王长着驴耳朵的理发师，终于没能压制住内心秘密的翻滚。一次劳动课，全班在一个斜坡上挖土，我悄悄凑到身旁的密友耳边，把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抖露出来。几年后，我的幼稚带给我的后果，准确地诠释了“祸从口出”这个无比精辟的人生哲理。1971年（具体月份不记得了），重庆市二轻局到苍溪招工，我被生产队和大队推荐到公社，但还没有正式通知去公社填写招工表。我并不知道也没想到生产队和大队会首先推荐我，在傍晚收工后得知被推荐的小道消息，兴奋异常。那天，晚霞很绚烂，似乎是为了配合我的心情。我站在院坝边眺望层层叠叠的远山，我仿佛看到了山峦之外的幸福生活在晚霞中徐徐展开。我当然想不到小道消息带给我的热切向往，不过是个白日之梦；更想不到炸碎美梦的那颗“炸弹”，是我亲手递出去的。我是时隔两年之后，才听说了被举报的全过程。我曾经唯一告知过我们家秘密的密友，在当日收工后，行迹冲冲赶往同大队第二生产队的知青户。密友没有直接举报我，只是把我早几年亲手递送的“炸弹”，击鼓——传花到了另外的人手里。那年，我悄悄向她吐露秘密后，只听她轻声复述了一句“在台湾啊”，再没多说一个字，完全看不出这件事会在她心里留下更多的痕迹。对世事险恶一窍不通的我，以为所有同龄人都跟我一样率性天真，殊不知几年后，这秘密变成了重磅炸弹，在招工回城的关键时刻，被不动声色地扔了出来。这一扔，不但我“跃农门”搁浅了，原本我试图深藏于心的秘密，也突然成了贴在脸上的公开标记，人尽皆知。听说，我不太熟悉的二队高中生，当晚怀揣刚刚得到的关于我的家庭具有重大问题这一信息，披星戴月直奔公社，把“台属”这个“王炸”往公社干部面前一扔，质问：为什么推荐一个“台属”而不推荐“红五类”子女？这个质问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是体现阶级立场的大是大非问题，公社干部不能不重新审查推荐名单。公社本身有没有关于我们的“台属”档案，不清楚；公社是怎样更换被推荐名单的，不知道。摆在我面前的事实是，那次表格还没填，政审还没开始，回城美梦便被一个举报秒杀。到这年年底，由生产队大队公社逐级推荐的招工渐渐被“特招”取代。招工单位带着具体的指标和名单下来，推荐有名无实，公社不过是按惯例履行相关手续而已，很多人悄无声息地就离开了。1972年新的一批知青下乡，被安排在我们这批知青走空了的生产队，我们的称谓已经变成了“老知青”。一个“老”字，把我们这批知青拍在了招工浪潮退去后的沙滩上，绝望地沉寂下来。绝望归绝望，破罐破摔的，至少我在自己周围没见到，大家心里都明白，真正摔破了，就再也不能复原。
我们班下在一个区的女生合影，作者在正中间
之前，我所以被认为表现好，估计主要是因为我在知青户里肯多出一点劳动力。刚下乡时，生产队派人把划给我们的自留地种上了各种应季蔬菜，还施了当时极为珍贵的化肥，养料充分的蔬菜铆足了劲窜，豇豆四季豆一串串吊在藤上，我们摘到手软；南瓜们的体重好多都超过了10斤，我们乐呵呵地抱回家吊在房梁上，储备起来慢慢享用。我们坐享其成不问耕耘只管收获其乐融融。不过，这样的神仙日子，在第一季蔬菜之后就翻篇了，我们需要自己出力打理园子才有菜吃。每天出工回来，都累得不想动弹，我便常常挑着粪桶去生产队的集体猪圈，把猪粪挑到我们的自留地里，好歹弄出一些能吃的菜。为了不耽误白天出工，我也有半夜起身套牛拉磨磨面粉的经历。当时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心惊肉跳。我起床后轻轻拉开房门探头一看，门外，万物被如墨的天幕紧紧笼罩，远远近近连个虫子的哼哼都没有，四周那些影影绰绰的树木灌木张牙舞爪，弄得院坝里满当当阴森森的全是鬼气，我扶着门框汗毛瞬间立正，两条腿却软得立不起来。毛骨悚然的我，唯一的愿望是逃回床上，把自己严严实实捂在铺盖窝里。但是，我没法后悔。牛、萝筛、萝筛架、锅笼等磨面的一应工具，头天晚上就借好了，麦子也洗净晒干，我只能硬着头皮趁自己还没魂飞魄散，一步跨出门槛，到牛棚牵牛，架牛，吆喝牛拉磨。超乎生理极限的恐惧，激励着我奋力推拉萝筛，把萝筛弄出咵哒咵哒节奏均匀的声响，冲开重重围困的万籁俱寂，为自己壮胆。一直熬到东方破晓，晨曦终于撕碎了黑色的天幕，快要绷断的神经才松弛下来。这时，面粉也磨好了，浑身灰扑扑的我长长出一口气——逃出鬼门关了！当生产队只剩下我一个知青的时候，原先属于集体户的公共事务，就彻底变成了私人事务，再也没有先进性可言。下乡近4年，各种农活都熟悉了，埋头劳动努力挣工分，成了我们的基本生活常态，“老”知青渐渐淹没在广阔天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大众之中。怎样才能在机会到来时候不被遗忘？唯有成为一名知青先进典型。但我一无可依靠的红色家庭背景；二无出众的文艺体育专长，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努力，才能把这个个人的渺小目标变成现实。我对自己的前程没有也做不出任何可行性规划。
刚刚下乡时作者在五龙区中学
大山里面，农民辛劳一年，口粮却有近一半是红苕，收完稻谷后开始挖红苕。分红苕和分其它粮食不同，无需集中在集体晒坝里统一分配。红苕太多，全都背回去堆在一起容易沤烂，烂了的红苕猪都不吃，更无法进入分配程序，社员还要承担减少口粮的损失。收成完毕之后再统一分配效果不好，所以就直接在地里收多少分多少，大家各自背回家。生产队一直非常照顾我们，每次分给我们红苕，都在我们的住房附近，不让我们远距离负重。一次，我们在生产队最高的一块山地里挖红苕，按惯例没有分给我。人们纷纷背着自己分得的红苕下山回家了。有一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女孩，家中人口多劳力少。口粮是按人口分配的，所以她家分得的红苕一次背不完，若等她背回家再来第二趟，天就完全黑了。生产队照顾我，我不可以对别人的难处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心安理得地享受照顾，何况这户人家成分是下中农，便自告奋勇帮忙。记得那一背红苕有一百二十几斤，从山上往下背，对我来说是超负荷负重。我落在了最后。如果远距离观望，应该是一个小小的黑点贴着庞大的山体在缓缓移动。当地农民有句话，叫做“上山腿软，下山腿打闪（发抖）”，背重物下山更艰难。农村的山路也算不得路，鲁迅说“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所谓羊肠小道，指的就是这样的路。山道上有的地方，一块石头就是一个天然的梯坎，高的能有40多公分，空手往下都需要小心。那天我背着红苕站在了这样的梯坎上。左边是陡壁，右边是没有遮拦的斜坡，背上是120多斤的重物，按正常的行走步态是无法走下梯坎的。前前后后已经没有半个人影，仿佛陷入百年孤独的我，在梯坎上站着，喘着粗气原地转了几个圈，也没想出任何下去的办法。那一瞬，我突然深刻领悟到什么叫做“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只好横下心来闭眼一跳，双腿剧烈且大幅度地“闪”了一下，我甚至听到右边膝盖关节发出了沉闷的响声，但背负120多斤重物的我站稳了，而且还能继续前行。这才腾出心思瞄了一眼右边光秃秃的斜坡，豆大的汗珠一粒一粒从额头往下滴，好险啊！倘若我没有站稳，那就必定是顺坡滚下去，百十米没有任何遮拦，丢了别人的口粮，自己的命捡不捡得回来，未可知。我能以如此冒险的方式，安然无恙地闯过看似无解的难关，定是苍天垂怜！我落户的大巴山区，因为某些历史的原因，地处山腰的生产队都极度缺少柴火。嘉陵江每年汛期，上游都有大量的垃圾冲下来，其中不少是枯树枝朽木块，这些废物来到我们缺乏柴火的下游，就变成了宝贝。每年时节一到，沿江山腰的各个生产队都会自动放假一两日，让各家各户到江边打捞枯木朽枝。汛期到来的时候，往往大雨滂沱，家家户户的男性青壮劳力，披上蓑衣戴着斗笠半夜里来到江边，用自制的专用网打捞。天亮时分，江边便堆满了分属各家的这种垃圾。在江边打捞上游冲下来的垃圾，场面有多壮观我没见过，想象中应该是哗哗的雨声江水声、家人相互的叫喊声、发现并捞到大木块时的惊喜声，混在一起比集市还嘈杂喧闹。嘉陵江在谷底，我们生产队在山腰，从山腰到河谷这一段，是一仰头帽子会掉的那种坡度，因此，背水捞柴是一件异常辛苦的劳力活。我们知青不用参加这种辛勤劳作，生产队基本保障了我们煮饭的柴火用度，并不要求我们自己去江边捞柴。所以，我们很期盼这两天难得的假期，屋外的雨声催眠曲一般，我们名正言顺扯抻了睡大觉。
山区的大背篼（网图）
下乡的头两年，我没背过水捞柴，那种辛苦我没有体会。到了第三年，袖手旁观开始让我感到不安，当然，也有争取更好的表现潜在目的，我背上大背篼下河谷，帮生产队比较缺少劳力的人户背水捞柴。背水捞柴属于私活，没有工分，但可以在别人家里吃两顿平时难得吃到的稠米汤（插上筷子不倒那种）、炕馍馍（烙饼）、面条或干饭。背着比半个人高的大背篼，背篼里满满地装着湿漉漉的断树枝碎木渣，攀爬在陡峭的小道上，喘着牛一样的粗气，全身的毛孔就像打开的水龙头，汗水涌泉似的往外喷。一般情况下，是早饭前背一次，上午往返两三次，下午往返两三次。一天下来就只剩下倒床的愿望了。这样的艰辛我没有白白付出，社员们口口相传，很快，我就获得了“吃苦耐劳助人为乐”的美誉，并且声名远播。还记得被招生到川维技校时，我和招生老师闲聊，老师问及在农村劳动的情况，我说我能背130多斤。招生的老师上上下下扫描小个子的我，眼睛里射出来的，全是难以置信。
打捞水捞柴的河谷。当年大山树少草稀，山体裸露
1973年初的某一天（具体时间不记得了），大队团支部书记何天洪来找我。何天洪也是回乡知识青年，啥时候回乡的我不清楚，他的家住在新民三队。他说，韩部长（公社武装部部长兼团委书记）喊我带个话给你，要你赶紧写个入团申请书。又说，我们支部准备今天晚上开支部大会，讨论你的入团申请。韩部长说了，他三天后要出差，准备在出差之前把你入团的事办理一下。你抓紧时间把申请书写了哈，晚上到新民二队学校教室里开会哦。公社的干部，知青们都认识，只是熟悉程度不一。我和韩部长那时还不算特别熟识。我曾找他申辩过关于家庭成分的问题（韩部长调来我们公社时，我从推荐名单中被剔除的事，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谈毕我并未得到期待的答复，哪怕只是个表态，也没有。韩部长没有超越公事公办的原则，只说了让我回生产队好好劳动的话。他给我的感觉是，待人平和友善，但内敛谨慎；喜怒不形于色，但绝不工于心计。何天洪带来的这个消息太突然，让我一时难以消化，感觉有些恍惚，甚至有些不知今夕是何夕。入团对于当时的我，是一个奢望。招工都是因家庭问题被淘汰的，遑论加入革命的组织。所以我从来没往那个方向想。何天洪离开后我请了假，回到屋里趴在床沿边写入团申请书，心里还装了点小小的激动，那个年代谁都知道，政治上进步了，别的事情才有可能推进。当晚的团支部大会，给我留下刀砍斧凿痕迹的，是会议的过程。教室的讲桌上点着一盏光线昏暗的煤油灯，我坐在靠中间的位置，把头埋得很低，按程序宣读自己的入团申请。入团动机比较流畅顺利地读完了，接下来要当众宣读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情况。因为有招工被秒杀的经历，家庭的一切，特别是家庭成分，就成了我最不愿意拿出来示人的秘密。但我不能不写，更不能不读，参加革命组织最首要的一条，是不能对组织有任何隐瞒。我从爷爷开始，声音颤抖：爷爷XXX，成分地主、奶奶XXX，成分地主、父亲XXX，家庭出身地主、叔叔、姑姑……，一连七八个地主从我口里鱼贯而出，我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算了。我的声音越来越细弱，弱到如同蚊子嗡嗡，而房间里，似乎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静得掉根针都算得上响动，每个人都能清楚地听到“地主、地主……”，我不知他们有没有被震惊到。其实，写这份申请我还颇费了一番思量，论直系亲属外公外婆应该算，论主要社会关系舅舅姨妈应该算。1971年招工生产队大队推荐我，因为他们这些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我被打回了原形，此次实在不敢再白纸黑字落下铁证。幸好农村的传统是主要看父系，母系可以忽略，我钻了这个空子，逃避了更加难以启齿的“台属”问题。终于完成了申请书的宣读，我浑身汗湿，最潮湿的是双眼。我不敢期待，甚至想逃出去什么也不听，包括表决。然而，新民大队全体团员一致送给我的，是一个惊喜，大家发言纷纷认可我在农村的劳动表现，并不纠结我无法选择的家庭成分。入团材料第二天送到公社，第三天我就被批准为共青团员。没多久，公社韩玉锦部长和区里主管知青工作的韩光德书记，就推荐我参加南充地区共青团代表大会。回来以后，公社又安排我在有线广播站向全公社传达会议精神，还让我到公社小学、五龙区中学作“广阔天地练红心”的报告。经公社武装部长兼团委书记韩玉锦推荐，我当了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公社团委委员、公社妇女委员会委员。一年内，各种荣誉接踵而至：参加苍溪县劳动模范大会；参加苍溪县知识青年代表大会；代表先进知青回北碚区参加妇女代表大会。后来听父亲讲，我当时在父母的工作单位西南师院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父亲参加西师组织的知青慰问团时，还没出发就有人告诉他，我正在县里参加知识青年代表大会。五十多年过去了，那个少不更事的我，如今已成了时间隧道另一端的模糊影子。而往事却没有如风如烟。那些质朴的乡民，那些善良的基层干部，以及他们竭尽全力给予我的帮助，在我心中历久弥新。当招工回城的大门紧闭，当我万念俱灰万分沮丧，对前程感到迷茫绝望的时候，是他们为我打开了一扇别具风景的窗户，让我在全新的人生道路上一路前行。
中间没有墙的堂屋，当年是我们的家
四川知青
徐冰：三下酉阳田家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