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唐龙潜：文革前的“上山下乡青训班”

作者简历

唐龙潜（1945年~2019年），1964年高中毕业于成都三中，1965年下乡到西昌高草公社，知青生涯13年，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离开农村。退休前为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教师。1998年出版反映知青生活命运的长篇小说《沧桑路》。

原题

曾经的“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训练班”

作者：唐龙潜

青训班的全称叫“成都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开办于1964年，其组织领导机构是当时的共青团成都市委。

1964年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

一方面“上山下乡”正进入一种热烈的舆论准备，《人民日报》开始辟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专栏，河北的邢燕子、天津的侯隽、以及董加根等下乡、回乡而“大有作为”的事迹正在广泛宣传报道。但从全国来看，还未形成一种运动，一定规模，理论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如何组织实施的手段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摸索、探讨、总结。

另一方面，潜在的上山下乡对象已经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广泛存在。他们是在高中、大学升考中被淘汰而又无法在城市就业的待业青年。在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近年来贯彻“阶级路线”被贯彻下来的人，时髦的称谓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因为家庭没有什么问题的青年，即使被升学的分数线拒之门外，也大多能够通过就业这一关。

那时当个工人或售货员什么的是只需“政审”而无需进行文化考核的。只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才会因为过不了“政审”而在升学和就业中被同时“双开”，从而成为在城市待业青年中最没有出路的群体。所以当共青团成都市委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的大旗一举，迅疾投到麾下的便首先是这些年轻的末路人。

不知道全国其他城市的情况怎样，但在成都正是这批人充当了有组织的成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先躯。以我所进入的第二期“青训班”为例，在500多学员中70%以上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于是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按当时的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总之是非常光荣而又伟大的事情。见诸报端的那些“典型”也都个个光芒四射，或已身兼各种领导职务，或成为各种代表出席各种会议，甚至受到超规格的礼遇——如有幸同伟大领袖握手，并一同拿起筷子吃饭。这样意义深远而又前程无量的事，本该是“根红苗正”的正统接班人的事业选择，结果却荒谬地落到了从正统的眼光来看在接班问题上大可怀疑的人身上。

这宣传和实际的矛盾，其实绝大部分人也都心知肚明，这是宣传的虚假。“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们也心知，自己和革命接班人之间有着怎样的天壤之别。但当时的情况用青训班学员的话说，叫“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奈何?

青训班自开办起来很快奇迹般地膨胀，一期、二期、三期、四期，由几十人到几百人，到几千人，直到“文革”爆发这才办不下去寿终正寝。

我是1964年12月9日走进梁家巷那座小院的。八月望断高考落榜，接着各种就业渠道均被堵死，连老社青所不耻的到山区修路的申请也因“政审”不过关被驳回，顿觉末路途穷满目萧然，整日焦眉愁眼度日如年。忽然听说有这样一个所在：不政审不填表不查三亲六戚只要报名就成，不交伙食费进去就有饭吃，而且是放开吃。

总算网开一面，我“恩腾”都没打就进去了。原想弄个十天半月就下乡去吧，不想却由于种种原因一呆就是整整七个月，得以亲眼目睹和切身感受了这个既不像学校也不像军营的时代怪胎的全部运作方式，几十年后想来这几个月还真是值得总结——算是解剖一只麻雀吧。

青训班首先是营造了一种环境，一种高扬的革命化的环境。一走进这里满眼所见都是革命的口号标语，红红绿绿贴满走道、食堂、寝室、操场甚至厕所周边，其中有不少是伟大领袖的语录。大喇叭里成天播放着“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等革命歌曲。

青训班还有一条规矩：先到的要随时做好准备，热情欢迎后来的。所以当每一位提着被盖和网兜的人进来，立即便会被蜂拥而上的男男女女所包围，代提行囊，嘘寒问暖、热情介绍，细心安排，虽然大家素不相识却能瞬间亲如一家。按那时的观念应该是比一家还亲，因为这时是只讲阶级不讲家庭的时代。

按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原本是很重家庭的，但在那时革命早已深入到家庭，家庭亲情、家庭关系、家庭纽带正被阶级、路线、革命冲击得七零八落，传统意义的家已不复存在，每个人都成了直接听命于党的社会一分子，其外化形式就是由党所建立的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的严密的组织系统和层级管理。

凡进来的人，多是东碰西碰碰得满面尘灰还是找不到庙门，在这座城市的僻街陋巷独自领受落魄和孤独，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现在一下子掉进了这热气腾腾的革命大家庭里，又有了组织，有了队伍，有了战友，有了领导，心头不热也热，顿时便会生出些终于又被革命接纳了的豪壮，进而依稀感到人生价值的提升。私下还有一层心底的隐密：原来不止我一个啊，起码这里还有这么多人要嘛。这又会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亲切。

针对这批人的实际，青训班制定了思想教育的重头戏，节缩为：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背叛家庭，划清界限，从现在起抬起你的腿迈出革命化的第一步。

那步骤自然是要先割尾巴。这方法特有效，大家不能升学，不能就业，原来都是娘老子害的。窝了一肚子气，现在总算找到出气口了。不用怎么动员，很快便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竟相大骂娘老子的热潮。小组骂，大组骂，上午骂，下午骂，别人帮着骂老师指导骂，骂的水平越来越“高”，分析得也越来越透。

譬如说老娘给买了一件花衣服，其实质是诱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要求认真读书，是鼓励走“白专道路”“学而优则仕”。如果说的是要听党的话，那更不得了，乃是以假像掩盖反动面目，因为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啊！

最绝的是全大队集中开展的大暴露大批判，几百人挤落着在饭厅里，上方设一讲话台，各人自己走到台前暴露家庭，批判影响，表达誓死背叛的决心，其热烈踊跃的场面令人叹为观止。轮得上走出来亮像的多是大反动：大地主，大资本家，大右派，大特务，大将军……大反动的子女们站了批判台，令小反动的子女们只好作壁上观。

批来批去有点走调，有的人把握不好就老是在西服领带洋房汽车上兜圈子，竟成了好像在展示“先前阔”。我认识的一位哥们气不过，灵机一动，将其父连升三级由局员擢升为局长，硬是风风光光地挤上台去过了一把瘾。

我无法用严肃的笔调来记述这一切，因为这实在像荒唐的闹剧，但我知道很多人那时是真诚的在做。至于我自己，一方面是说不清不好说，(家庭成分没有问题，关键是父亲，但他当时是公民，有选举权，头上也没有帽子。多年后才知道他当时便已被定为叛徒、特嫌、内控对像）另一方面是还没有发昏到那地步。所以大会小会我基本上没发言，只是冷眼旁观。

有了生活也就有了艺术。在青训班学员自编自演的节目中爆出了一个“精品”：话剧《革命化的第一步》。剧情大意是一个名叫龙儿的资本家的儿子如何背叛家庭，立志下乡（好像就是进了青训班）。当时在成都剧场公演时座无虚席，颇赢得了不少巴巴掌。

剧中那位反对儿子下乡的资本家太太有这样一句台词：“龙生龙，凤生凤，我们的龙儿呀，一定要成龙，不会成虫的！”扮演者那嗲声嗲气的调门，扭腰撅腚的姿态，使每次演到这里时总要掀起一个小高潮，引来一阵哄笑。这笑声既是对演员微妙微俏演技的赞赏，也是对那位不识时务的资本家太太的嘲笑。也许正因为如此，这句台词和由它引出的热闹便同时打入我的记忆，至今不忘。

中国受“血统论”之毒何其深也！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如那位资本家太太辈均一体供奉。时光流逝，世事诡谲，有趣得很，这剧无须改动便由正剧变闹剧变喜剧了，如果现在再来演一回，我敢保证仍不乏哄笑之声，只是其意态情趣另有所钟罢了。然而笑不出来的会是当年青训班的知青们，被那位混账太太不幸言中，果然成“虫”，乱窜了一阵之后的苦涩且能轻易抹去?回首挺身前驱的豪情和真诚、荒唐和荒谬，焉能不刺痛那早已不再年轻的心?谁道是青春无悔?

但是，30年来常常令我心灵震颤的，却不是这艺术的一幕，而是生活的一幕。

那是一条很普通的陋巷，我去看一位同在青训班受训的战友，老远便听到那位仁兄如雷的吼声：“你只有规规矩矩接受改造，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变天复辟？白日做梦！痴心妄想！无产阶级专政……”我的心一下收紧，赶紧加快脚步。

只有几平米的一间破屋子里，立着双目圆睁的我的战友，房间角落里站着个干瘪老头，前襟上露着个大洞可以一眼瞥见肋骨。面对面的战斗还在继续：

“你说！不是想收听敌台搞个收音机干什么?”

“我没想，没想，也收不到……”

“你没有收怎么知道收不到?还想狡辩，真是顽固到底，反动到底，死路一条！”

这第二次听到“死路一条”老头子开始呜呜了，接着就蹲到地上辩解，说没人跟他说话啦，没人睬他啦，他也是没办法只有听听收音机啦之类……大概觉得说到理直气壮的地方了，声音忽然大起来：“你这没良心的东西，我到底把你养了这么大……”战友冷笑一声，大义凛然地怒斥道：“少来这一套，是你把我养大的?是党和人民把我养大的……”

尽管是父子，但现在已分属两个阶级。一面是咄咄逼人，一面是有苦难言。这就是革命?

这位老兄的家世我是清楚的。他从小母亲去世，跟着这位地主分子的父亲长大。多年来他父亲的工作是负责三所公厕的清洁卫生，也还算得勤恳，不偷奸耍滑。成天弓腰驼背地捏着把扫帚，提着只破桶臭哄哄地来往于三所公厕和一个家之间，即使不挂着分子的黑牌那实在的臭味也要令人近而远之。我看见桌上确实有个小黑匣子，拿起来看了看是最原始的矿石收音机，心想这该没有什么吧……老头忽然跃起，摇晃着身子靠过来摊着手求我还给他。我正犹豫间，战友却一把夺过去揣进裤兜里，同时抛出斩钉截铁的一句：

“不行！必须上交派出所。”

我浑身颤栗了一下。

40多年过去了，每当想到那情景还是颤栗。老头当早已作古，不知他是否曾活到揭“帽子”的那一天。那位仁兄后来下乡未到一处，不知下文。我想，倘还健在也早作父亲了，该有些别的想法了吧，愿他的灵魂已经得救。

青训班有非常严密的组织管理体系和层级保密制度。最高领导层是由团市委派来的干部组成。也就五六个人，其中职务最高的是秘书长和宣传部长，我们称某秘书长和某部长，其他几人大概是一般干部，我们统称“老师”。全部学员为一个大队，下分为若干中队，中队下再分为若干小组，每个小组大概10-15个人。大队、中队设委员会，有队长、副队长和各种名目的委员。小组设组长一人副组长二人。

所有学员干部都是由最高领导层直接任命，不搞选举。我想他们任命的根据一是档案材料，二就是他们自己的观察和好恶，包括和自己关系接近的亲疏。青训班阴盛阳衰，很出了一批才貌双全的女干部，我想主要是他们更容易引起领导的注意。

青训班几乎每天都在开会，各种层级不同的会，而且基本上都在晚上。反正大家食宿在一起，方便。

我在青训班是很落后的，所以连副组长都没弄上一个。因为我对这一切本能的反感，一点热情都没有，只是在熬着，应付。所以那些各级干部们在开些什么会我不知道，也不关心。并且那些干部们好像很快就受到严格训练，每次会议下来个个守口如瓶，决不向外透露半个字。

在这种高扬的革命氛围和严密的层级管理的组织控制下，青训班弄得很有些像军队。一眼看去那真是纪律严密，行动一致，万众一心。比如，我们凡是出去参加劳动(做零工)或别的什么活动，来去的路上不论人数多少都是整队行进，队前有人举着写有“上山下乡”字样的红旗，队列旁边有人吹着“左右左”的口哨，一路走还要一面唱着适合行军的“四二”拍的革命歌曲，如“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之类。

每顿吃饭前也要立队集合唱一首革命歌曲，然后再一起进入饭堂。别人的感受怎样我不清楚，但我自己却觉得非常压抑，非常不适应，只希望这一切赶快结束，快点下到农村去。也许是这种情绪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了，结果却拉响了一次警报。

那是一天很晚的时候，一个和我私感较好的同学(他当时是另一个小组的组长)满面阴沉地把我拉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低声说：昨天开组长会，例行汇报各小组成员的思想动态，你们组的组长在汇报中说你的思想有些消极，对青训班现在的做法流露出不满。某老师很重视这个情况，把你的名字都记在本子上了，并说要严密注意，随时汇报。这按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在那时就是天大的事了！

在夜色沉沉中我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心里顿时生出对那位汇报同学的厌恶，刹时觉得这青训班真是像一个实行严密思想控制的特务环境。难怪他们成天都在开会，原来就是干这些?从此我三缄其口，谨慎小心，并对那位当组长的同学高度警惕。直到在农村几年以后，我和那位同学才冰释前嫌，化为笑谈。

青训班吃饭是不交伙食费的，但其实这伙食费得自己去挣。明白的这样说大家心里肯定会不舒服，所以公开的说法是：背叛家庭，革命化的第一步已经走了，现在要走第二步：过“劳动关”。于是到处联系看哪里需要临时工，不论干什么，只要有活干我们就去干。我们成了成都市最庞大的有组织的临时工队伍，揽过各种各样的活。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成都市第三砖瓦厂干活的那一段。记得进去的时候是热天，我们几百号人黑压压的一大片，看去比砖厂本身的人还要多得多。大概砖厂的运作方式是主要依靠临时工，这用起来价廉物美。我们一去，厂里就把所有的临时工都打发了，实质上就是我们抢了很多人的饭碗。揽到这桩活，青训班的领导都很兴奋，暗暗在算着经济账，干两个月下来能够挣多少多少钱，起码后几个月的生活费没有问题了。当然，这算盘只是放在肚子里，最多是最高领导层决策会上拿出来算算账。

按照制砖的流程，所有人员编为几个作业组。原泥组：把黄泥挖出来，装上滑车运到砖机旁，作业手段是挖、挑，包括“放神仙土”和点火放炮。砖机组：把黄泥装进砖机，再把制出的砖坯抬上架子车。架车组：负责用架子车把砖坯运到晾晒的砖场。砖场组：负责下车、晾晒，并将晾晒干的砖坯运到烧结窑。可以看出所有工序都是属于重体力，而且带有一定危险性。

我编在架车组。七十二行架车为王，这个组都是挑的身体条件比较好的男生。因为一人拉一辆车，独立操作，全无帮衬。一车湿砖坯有900多斤，来回有3公里，还要上坡下坡过缆车等。

我们架车队清一色的装束是：短裤、背心、垫肩、草鞋。只要车带一上肩，拉出几百米，便要汗流如注。不论吃多饱只要拉一趟，肚子随即就感到空洞洞的。二十四小时三班倒，每班要拉近20车，单行程就100多里。

砖机的轰鸣声响彻云宵，两个出砖口砖坯流水似的滚出，砖机组的人总是在大喊：“架车，架车，快!快！”所以卸掉砖坯后放空返回，基本上都是在开跑。我常常一面跑一面就在想卓别林的那电影，这机器真是害死人啊！我伺候的那台砖机，据说是慈禧太后时洋务派进口的德国造，虽说是老掉牙了，但当时仍是所有砖机中产量最高的。

在累饿中苦撑苦熬的时候，真是对那“慈禧太后”的吼叫充满怨毒，唯一惬意的时候就是“老佛爷”病了。年代久远，老佛爷难免要常常出点小毛病。只要突然一下砖场清静下来，别说那心里有多畅快了，就暗暗希望这老掉牙的家伙一病不起。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检修人员随时就呆在旁边，不等热汗晾干，那令人背脊发麻的轰鸣声便重新铺天盖地而来。

在砖厂的整个劳动中，出现过几次险情，所幸未造成重大伤亡和伤残。但坚持不住病倒的人越来越多，只要不是卧床不起，养病的人就到厨房帮忙，状况再好点的就安排在坡道口，上坡时帮我们架子车推一把。在当时的那种高昂的革命氛围下，除非是真病得实在熬不下去了，没人愿意自认趴下了来干这些事。

我不明白青训班当时为什么要揽这样重的活，说是过“劳动关”也该循序渐进啊！据我所知男同学情况还好一点，有一些女同学可就是在这段超负荷的劳动中落下了病根。

砖厂的劳动干了近两个月，也许是钱挣够了，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青训班的领导喜气洋洋地宣布胜利结束，撤离返回。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

我们离开成都前做的最后一项工作是分派到各个街道办事处去动员待业青年上山下乡，也就是为青训班找新学员。领导说这是我们接受了半年的训练，现在为党做的第一项工作。于是我们开始走家串户，或慷慨激昂，或苦口婆心，还真是弄了一大批人报名。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一日，青训班第二期终于结业了，在阴沉沉的天空下，顶着蒙蒙细雨，车队从人民南路广场出发，十万人夹道欢送。我至今不明白，我那时怎么就能从十万人群中一下子看到了母亲的泪眼：她老人家一面挥手，一面拭泪，一面强装笑脸。蓬车一晃而过，但这一瞬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永远都是那样鲜活。

油画：返城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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