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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翁新良：我只能去“广阔天地”跳一台“丰收舞”
作者简历
翁新良，女，1956年生于北京，1965年随父母支援西南三线建设来到内江白马电建三公司，1975年7月在电建三公司子弟校高中毕业，下乡到内江县凌家区凤鸣公社，1977年到内江卫校读书两年回电建三公司医院工作，后调入内江白马发电厂医院工作至退休，现定居重庆。
原题
芸芸众生，世间百态，人生之路，各不相同。在知青岁月的浩荡长河里，我只是一朵小小浪花，平凡而独特。
1975年7月，我高中毕业，怀着对未来的迷茫，带着折戟的舞蹈梦想，与同为父母单位子弟的同学们一起，下乡到离家一二十里外的内江县凌家区凤鸣公社知青农场。
这个所谓“知青农场”是父母单位和当地公社协商，准备专为安置我们这批子弟而筹建的，尚未破土动工，等待我们去白手起家。在此地修建知青农场的原因，是单位考虑到好几批早于我们下乡的子弟，包括我二姐和三姐都去了离家很远，交通不便的地方，逢年过节回家历尽艰辛，直到我们下乡还有很多老知青没有返城，于是把我们这批子弟就近安置，以解除家有知青的职工家属们的后顾之忧。
我成了家里继二姐、三姐之后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荣获知青“桂冠”的人。此时 ，我二姐和三姐已经相继招工和招生返城了。
尽管此前我也曾几次去过二姐和三姐下乡的生产队体验过乡村生活，感受了知青种种艰辛，然而毕竟只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并未认真参加劳动。现在却要脚踏实地干农活儿，日晒雨淋修地球了。这对于我这个在家里排行最小，极受父母哥姐宠爱，从小娇生惯养，平时连家务活都很少做，“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被单位一些人称之为“小公主”的人来说，无疑是面临人生极大挑战和考验。
记得我上小学二年级时，父亲还经常背着我走路。一次 ，邻居叔叔逗我：“这么大了还背呀！真是一个小公主啊！”我害羞了，从此再也不要父亲背我了。
我从小喜欢跳舞，而且从幼童时、未启蒙前就特爱“显摆”，那时家里来了客人，我会落落大方地对客人说：“我给你们表演一个节目！”然后就会自顾自地跳起来。看到住家附近军营的战士，我也会主动上前恭恭敬敬、稚声稚气地说：“解放军叔叔，我给你们跳一个舞！”
记得还是小时候，我在路上走着走着就会情不自禁来几个舞蹈动作，旁若无人，独自陶醉。在家里吃饭，有时我端着碗也要在狭窄的屋里做几个舞蹈旋转动作。一次我又端着饭碗在家里转圈，一不留神没站稳一屁股坐到了泡菜坛子上，差点儿把坛子坐翻。家人啼笑皆非，母亲沉下脸又不禁笑起来，既嗔怪又疼爱。
我一年级入学就担任班上文艺委员，稍大一点的时候就是学校和父母单位宣传队的主力舞蹈队员。我刚上初中就被选拔到内江市业余文艺宣传队，还在一部本土原创歌舞剧《找红军》中担任又唱又跳的女主角。
有一次，我们市宣队去内江军分区慰问演出。演出结束后，军分区首长宴请我们全体演职人员。餐桌上，军分区司令员当着大家的面问我：“小姑娘愿不愿意参军呢？”我那时年龄尚小，懵懵懂懂，虽然在舞台上舒展自如，忘我投入，但是台下在生人面前却不能像跳舞那样大方出众，而是腼腆羞涩，胆小如鼠，因此不知如何回答司令员这位看似威风凛凛的“大人物”的问话，于是我不置可否，没有吭声。是否因此与部队文艺团体失之交臂，也不得而知。
还是初中阶段，我报考内江地区文工团，专业考试、考核和体检都过关，最后政审不过关刷下来。
我追求舞蹈的信念并没有因此而动摇，继续在宣传队“舞”动青春，在学校、工厂、农村和城市的舞台上都留下青春的舞步，一直到高中毕业。
而此时此刻，我没有艺术舞台实现舞蹈梦想，只有去“广阔天地”这一人生大舞台跳“丰收舞”了。
下乡之初，农场还不见踪影，我们几十个知青先分散落户在各个生产队社员家里。我分配在七大队二小队苏二娘家住，她丈夫苏老师在公社学校任教，家有几个儿女。他们一家人都淳朴善良，热情大方，苏老师夫妇待我像女儿一样，对我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照顾有加。初次离家生活的我，如同他们的家庭一员亲密融洽，并没有两个姐姐下乡时“独在异乡为异客”的那种凄凉感受。
住在苏老师家的时候，在心中犹存的舞蹈念想驱使下，我每天早上天不见亮就在苏二娘房子里练功，压腿、踢腿、弯腰、劈叉、踮脚尖（芭蕾舞动作），经常练得满头大汗也不觉得累。只想以后有个什么特招机会跳出农门，实现舞蹈梦想。
公社分了田土让我们知青自给自足，我们开始干农活儿的同时，也开始了建农场的艰苦劳动。
知青栽秧打谷，挖地挑粪，样样自己干,我们女知青也不例外，“妇女能顶半边天”，“巾帼不让须眉”，我也不能示弱。
挑粪没有现成的需走几里地去找粪，再挑到农场浇地。我们挑着沉重的担子，边走边自我解嘲“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
我第一次下田栽秧心里很恐惧，害怕田里有蚂蟥，脚踩到泥水里胆战心惊。我一看见男同学腿上爬了蚂蟥就吓得哇哇大叫，抱头鼠窜。
酷暑炎热季节，有一次我在田里打完谷子筋疲力尽，又累又饿，爬上来后几乎全身瘫软，头晕眼花，摇摇晃晃走回去已经是中午二点过，一屁股坐下去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还记得一次在农场背后山坡收麦子，每人分了好几行，大家拼命割，太阳炙烤在背上火烧火燎，汗如雨下大颗大颗滴在土里，我头晕目眩，嘴里直喘粗气，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快割完！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煎熬和“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么痛的领悟！
记得修农场时我们四面八方奔走，到处捡石头挑到农场去。一次我捡的石头一称有160斤，为了挣表现我鼓起勇气，拼尽全力，脸憋得通红，挑起石头趔趔趄趄走了十几步，就实在挑不动只好撂挑子了。没想到这事儿不知怎么就传出去了，认为我这个弱不禁风，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公主”竟然能挑这么重，虽然还远远比不上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爹爹挑担有千斤重，铁梅你应该挑上个八百斤”，也是非同小可，一鸣惊人了！
当时《四川日报》一篇通讯曾经报道过我们知青农场，我的“光荣事迹”成了文章中的典型，以此宣传知青上山下乡的优秀表现和突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深远意义，从而印证这一“颠扑不破”，“放之四野（海）而皆准”的真理。
为了突出我的“高大上”，通讯报道里把我塑造成一个可以受照顾不下乡，却主动坚决要求下乡的有志青年。我知道后心想：那是我吗？似乎不认识自己了。我远在西昌的知青亲戚和川内其他熟人也看到了这篇报道，见面后纷纷好奇地询问我。
寒冷的冬天地里农活儿减少，我们就集中力量建农场。我们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瑟发抖，手都冻得通红了仍在和泥巴修房子，房屋里外墙壁都是我们一筐筐、一铲铲泥巴糊上去的。
不知付出了多少汗水艰辛，农场房子终于修好了，我们知青就全部搬到农场住了。虽然是新房，却阴暗潮湿，还不及苏老师家。住进农场宿舍我连蚊帐都不会挂，还是同学们帮忙挂上。
我们在农场有一个优势是吃食堂不用自己做饭，这对于我这个不会做饭的人来说无疑是一块石头落地，非常开心的事儿。
虽然我们白天出工很累，但晚上还在又黑又潮的屋子里趴在煤油灯下写日记、念诗、唱歌。我们四个女知青住一屋，大家都很单纯，互相帮助，抱团取暖，和睦相处，从未发生过任何矛盾。
我在阴暗潮湿的房子里住久了，好像患了风湿关节炎，膝盖疼痛走路一瘸一拐，幸好不久症状消失了。
公社安排一位转业军人当场长，还指派一位老队长带领我们干农活儿。天不见亮，老队长就到农场挨着敲门踢门大喊：“起床了！”冬天在热被窝里，我们实在不想起床。有同学说：“周扒皮又来了！”
有一次男知青故意捉弄队长，估计他要来了就提前把门栓打开，果不其然老队长又边大喊大叫的边推门，一个踉跄差点儿扑到门里地下栽一跟头，同学们使劲儿捂着嘴笑。实际上老队长平时待我们很好，是一位善良有爱心的老人，我们知青至今感念他。
搬进农场不久，公社派了一个炊事员给知青做饭。一次他做的馒头一两一个，我一口气吃了十个小馒头，这个胃口在下乡之前是不可想象的。不久炊事员走了，又指定男知青做饭。我很喜欢吃红薯，有时在食堂买几个红薯吃就是一顿饭。没啥吃的还比以前长胖一些了。
农场专门请了一个农村妇女喂猪，但我没吃过一块猪肉，最后猪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也从不关心这些。
有一次公社放电影，我和一女同学去看，看到一半不想看了，黑灯瞎火我俩打着电筒返回农场。这是一个没有星星月亮的夜晚，四野静悄悄，一片黑暗笼罩。我有些害怕，为了壮胆就边走边大声唱歌：“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公社离农场有好几里路，现在想来我们两个女生走夜路还心有余悸，后怕不已！
我们农场建在一个山坡上，山坡下都是农田，挨着农田有一口井，我们的生活用水就在这口井里挑。
记得有一个炎热夏日的夜晚，我们几个女知青在井边打水洗澡。皎洁的月光洒满大地，四周树影婆娑，远山起伏，轮廓清晰，水声哗哗，凉意阵阵，我们舒展着疲惫的身躯，冲刷着满身的汗水，尽情享受这惬意的时光。
多年后每当我回忆那个美妙的夜晚，都会不由想起那首优美动听的傣族歌曲“月光下面的凤尾竹哟，轻柔啊美丽像绿色的雾……”
知青除了干农活儿，还要完成其他政治任务和社会工作。
那是计划生育乃“国策”的年代，公社在知青农场抽了几个人走村串户去农民家宣传计生，我是其中之一。家有超生孕妇的农民看我们来就躲避，有的还放狗咬我们，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小青年毫无计生知识啥都不懂，开展工作困难重重。可能是让知青去做工作比本地人好，本地人怕乡邻记恨。如今想来有些荒唐可笑。
公社组织文艺演出知青是主力，内江知青，重庆知青和我们农场知青都选拔参加。我编排、组织和指导了集体舞蹈《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和一男知青表演了芭蕾舞《白毛女》选段“扎红头绳”，还与一女知青跳了双人舞《草原英雄小姐妹》等，演出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一位回乡女知青独唱的四川民歌《知识青年下乡来》，我至今还会唱，那充满乡土气息和时代感，令人回味的歌曲经常在耳畔响起：“太阳啊一出哎照山崖哟喂，那知识青年噻下乡来哟喂，毛主席的书手中拿，大红花儿胸前戴，安家落户噻到咱公社来。放下铺盖卷儿，穿起麻草鞋，犁耙又播种，喂猪又砍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甘当贫下中农噻小学生哟喂……”
我们的节目受到社员们的热烈欢迎，演出时十里八村的乡亲们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涌来，有老人还拄着拐杖不辞辛苦，前来公社观看演出。在那个艺术缺失，娱乐匮乏的年代，我们知青给乡亲们带来了一丝精神生活的期待和满足。
有一段时间公社广播员违纪停职写检查，公社叫我临时代理广播员。原来的广播员是本地方言播音，我是普通话播音。一次公社有人问我：“你刚才播的什么通知？好多社员挑着箩筐、背着背篼在公社外面等候！”我吃了一惊，心想原来社员们听不懂普通话！由此而闹了一个笑话。
农场有个男知青感冒生病，当时流行“赤脚医生”，因为我父亲是医生，有人理所当然认为我也懂医，就安排我给这位男知青打针。我壮着胆子平生第一次给人打针，这个男知青成了我的“试验品”，他吓得出汗我也紧张得要命，幸好针头还没有打弯。现在想起来还忍俊不禁。当时却未曾想到这竟是我以后职业生涯的前奏。
我为了挣表现，有一年春节没回家过年，在农场坚持劳动，还悄悄写了入党申请书准备递交党组织。后来考虑到自己家庭的“政治历史问题”，曾经导致自己和哥哥姐姐们所受到各种前途命运的影响，思前想后觉得入党只是奢望，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在舞台上我小小年纪能“找红军”，现实中我青春飞扬却找不到党。
当时父母单位给农场派驻了一个工人师傅当“带队”管理知青，由于家庭的关系，我也没希望得到什么照顾和偏爱。
我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才挣了七元钱，每月都是家里拿钱用，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知青们对自己的前途充满担忧和迷茫，有的同学甚至说“让我回城扫厕所都愿意！”
记得一位男同学过十八岁生日，晚上邀请我们几个男女同学在农场房间庆祝，想苦中找乐吧。然而，大家却心情沉重相对无语。屋内油灯忽闪，墙上人影晃动，屋外天寒地冻，夜空不见星辰。此刻，我们有种望穿双眼盼天亮，太阳出来照泥墙的感觉。这是那晚我们每个人内心的真实感受。
当时流行一些地下知青歌曲，我们只能偷偷唱：“满天星星满地霜，相离步步望故乡。路渴难忘乡中水，可爱的故乡在何方？山重水远路茫茫，心里想起暗悲伤。谁是游子心中恨，莫把他乡忆故乡……”
还有一首广州知青歌曲：“低落的乌云是岸边的榕树，白色的云朵是奔腾的珠江。我俩徘徊在长堤路上，多少话儿心里没法讲。再见吧广州，再见吧姑娘，明天我就像江水奔向遥远的地方……”
这些歌曲反映了当时知青的生活和情怀，表达了对前途命运的迷惘和困惑，流露出青春的萌动和情愫，是知青人生的真实写照，我至今耳熟能详，信手拈来，张口即唱。
记忆中还有温馨有趣的事儿。农场养了一条狗，嫌贫爱富，看到过路农民穿的褴褛衣衫就会又吼又叫。一次我背着大背篼在农场食堂门口背对着狗和人说话，突然感觉脚下有动静，一回头原来是狗把我当成外人准备咬。它看到是我，张开的嘴来不及闭上，就轻轻在我腿上蹭了一下后飞快地逃跑了，它知道错了。我当时很生气，心想：好啊！你连主人都不认识了！就追赶了几步吓唬它，以后它见到我就吓得直躲。实际上狗来农场的时间不长知青又多，所以看走眼失误了。后来我时常想起那只可爱又可怜的狗。
而另一只来路不明的狗，下场就很悲惨了。有一次半夜寝室外面男同学敲门叫我们起来吃狗肉，由于白天干活儿太累我们不想起来。早上起来一看，狗肉的影子都没有了。那狗可能是农民家的，半夜跑到农场来被男知青饱了口福。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我们参加在公社礼堂召开的追悼大会。有贫下中农哭倒在地，有知青戴上了黑纱，我也跟着戴上。回农场的路上碰到一个调皮的重庆男知青，他指着我手臂上的黑纱戏谑地对我说：“你舅舅死了吗？”气得我没理他，扭头就走。他对领袖和人民如此不恭和嘲弄，真是“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记忆深处，还有一个“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公社重庆男知青的凄惨往事，几十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梦魇一般缠绕着我。
那个年代十几岁的我除了喜欢舞蹈，其他都是懵懵懂懂，更没有过恋爱经历，情感上是一张白纸。
由于我在农场水土不服皮肤过敏长疮，就请假回家治疗，那时在外地工作的二姐也回父母家里坐月子。
一天午后，我正在里屋休息，听见屋外有人敲门，父亲开门一看是一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儿站在门外，脚上穿着一双白网鞋。他对父亲说：“我找翁新良，问一下她啥时回公社参加演出？”父亲热情招呼他并把我叫出来。我一看是我们公社的一位下乡的重庆知青，我觉得有些奇怪，他并没有参加过公社演出，我和他也没有过任何接触。
出于礼貌，我请他坐下说，没想到才说几句话，他就开始唱当时十分流行的一首儿歌：“小火车呀快快跑，快呀快快跑，把我们带到北京去快快见到毛主席……”他反复地唱着，我突然觉得这人精神好像有问题，就委婉下逐客令，他说今晚没地方住就住我家。父亲一听，连忙走过来说：“不行！我家住不下，而且都是女的。”
父亲请他出去后把门关上，我心里忐忑不安。隔了很久，我二姐发现窗外有动静，就掀开窗帘看，吓得二姐“啊”的一声叫连连后退，差点儿退到烤火炉上，炉上正烧着热气腾腾的开水。原来那个小伙儿一直躲在窗外窥视屋里，二姐正好看到他一对大眼睛。父亲只好出去请他快走，后来他终于走了。不知道那晚他住在哪里，寒冷冬夜还下着雪。
第二天，我到医务所去打针，走在路上回头一看又吓我一跳，他在不远处跟着我走，我心口咚咚狂跳，打完针后跑到熟人家躲起来，以此拖延回家的时间。
从此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后来听说单位保卫科都出面赶他走，又听说那个雪夜他身上捆着谷草，在单位篮球场跑圈儿，说他平时爱打篮球。再后来听说他妹妹到公社把他接回重庆办病退，并说“我哥不是疯子！”又有人说他装疯是为了回重庆。他还干了什么事儿，以后怎样，我就一概不知了。
我后来常想，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能否为了回城，就像小说《红岩》里共产党员华子良那样为信仰装疯卖傻，付出那么大代价？一切无从知晓，而这无疑是人生悲剧，也是时代悲剧。
我一直暗暗祈祷，这位男知青的不幸非我所累，与我无关，愿他回重庆后一切安好。否则，我内心会始终不得安宁。
知青生活的艰难岁月，亲情给予我莫大慰藉，注入了一股生命的力量，支撑我走过了“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那些刻骨铭心的日日夜夜。
我下乡期间，父母亲人大都分别来看望过我。虽然我离家不远，但是不通公交车，这一二十里路只能徒步或者骑自行车，并且路况很差，不是石子路就是黄土路和田间小道，崎岖不平，爬坡上坎。父母当时都是六十开外的老人，徒步来乡下还是挺艰难。
一年春节，我哥从北京回来探亲，年后返京之前抓紧时间到乡下来看望我，他说一定要看看小妹的住地和环境，了解一下小妹的乡下生活。我二姐和三姐下乡离家远，交通不便，我哥以前没有时间和机会去乡下看望她们，一直心存遗憾，他远在北京，心里一直牵挂着三个下乡的妹妹，尽可能给予帮助。
大姐工作繁忙，孩子幼小，无法脱身;二姐在外地工作,还带着襁褓中的婴儿，鞭长莫及。但是她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关爱着我。正在上中专的三姐也抽时间来看了我。
最让我难忘和感动的是父亲来乡下看我的情景。
一次，父亲来看我时我还住在苏二娘家，我们正在农场搞修建。那天下着蒙蒙细雨，道路湿滑。我下晚工回来苏二娘告诉我，说父亲和二姐夫背着背篼，带了东西来看我，父亲走在田间小路上不小心滑到水田里，衣服全湿了，只好放下东西就回去了。我听了心里隐隐作痛非常难过，想到父亲和二姐夫走那么远来看我，面都没见到就回去了！父亲衣服湿透，回去会不会着凉感冒？
还有一次，父亲骑着自行车在碎石公路上跌跌撞撞，不知用了多长时间才骑到我这儿，就是为了给我送来煮好的鱼。我出工去了，父亲放下鱼就走了。过了很长时间，家中提到送鱼的事儿时，父亲不经意说了一句：“那次我饿得不行，返回时骑车到半路就骑不动了，在路边一个小卖部买了点饼干靠在墙上吃，都没有力气了。”
这就是伟大的父爱！至今想起来我的眼泪还止不住往下流……
离开农场整整四十年后的2017年，我早已定居重庆。这年，我和几位知青伙伴相约重返农场看看。
阳春三月，绿水青山，“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沿着熟悉的道路，我们信马由缰，左顾右盼，漫步来到农场。
农场变成了砖厂，呈现我们眼前的房屋已经破败不堪，泥墙斑驳，大门紧闭，门前枯草堆积，再没有一丝当年的青春气息，仿佛一个风烛残年、苟延残喘的老人默默伫立，唯有大门上方泥巴墙上用红漆写的“凤鸣农场”几个大字还依稀可见。
我们沉浸往事，睹物思人，追忆青春，思绪万千……
我们看到农场前面的地里有两个农民在干活儿，我随意问问其中一个妇女：“你认识我吗？”她马上说：“你是翁新良！”我好吃惊，四十年多年前她还是一个小孩子！那一刻，我差点儿泪目……
不到两年的知青农场生活，“那山那水那人那狗”，填满我青春的记忆，酸甜苦辣永远流淌在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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