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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翁新京:跌跌撞撞的回家过年之路

翁新京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1972年的作者



翁新京,1955年生于北京,1965年随父母支援西南三线建设到四川省内江市白马电建三公司,1971年在内江市五初中毕业,同年下乡到四川省乐至县石佛区泰来公社,1974年招生进四川内江铁路技术学校,后期成人教育毕业于内江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先后在内江铁路机务段子弟学校、重庆铁路中学和内江铁路中学任语文教师,2010年退休后定居成都。

原题

那些“年” 




作者:翁新京


春节记忆,儿时在京城感受到的是与南方不同的独特年味,那种浓郁至今还在心底发酵,犹如陈年老酒。


小时候,我生活在北京电力企业的家属区。那时,每到过年,家家挂春联,孩子换新衣,三十晚上吃饺子、守岁。大年初一开始街坊邻里相互拜年,孩子们欢天喜地接过大人们给的一毛、两毛压岁钱,钻进人群里,追着观看厂里业余秧歌队的表演。秧歌队队员们身上穿得花花绿绿、脸上抹着大油大彩、分别装扮成神仙、仕女、武生、小旦、小丑、媒婆、猪八戒……吹着喇叭、抬着花轿、踩着高跷、扭着秧歌缓缓前行,其中还穿插着剧情表演,他们生动的表情、夸张的动作、娴熟的技巧,让大人们开怀大笑,孩子们乐不可支,这条在家属区流动的风景线,一路洒满欢声笑语。


京城的春节,除一般年俗外,庙会则为旧时北京过年的主要习俗,最富有北京的民俗特色。小时侯过年随父母家人去赶庙会时,卖糖葫芦的、卖山楂糕的、卖酸枣的、卖糖人儿的、卖泥人儿的、卖年画儿的、卖风筝的……叫卖声此起彼伏,那摩肩接踵、热闹非凡的景象仿佛还在眼前。


年节的热闹气氛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闹元宵。元宵节这天,家家的厨房里都会飘散着油炸元宵那诱人的香甜味,我和妹妹围在火炉旁,眼巴巴望着油锅,等着那金黄的、包着糖馅儿裹着芝麻的油果子在妈妈手里出炉,已经是迫不及待、垂涎欲滴了。


记忆犹新的还有一件事儿。在我八岁那年的春节,大年初一那天,曾经的老邻居到我家来拜年,给了我和妹妹压岁钱,还送来了一些礼品,其中有一瓶葡萄酒。我和妹妹望着那红红的葡萄酒,想着那甜甜的味道,心里美滋滋的。待邻居告辞后,父母去送客的时候,我就赶紧找来一把小刀,企图撬开瓶盖,抢先品尝美酒。我撺掇妹妹一起,双双跪在板凳上,我拿起桌上那瓶葡萄酒,妹妹帮忙摁住酒瓶,谁料手无缚鸡之力的我们,不但没有撬开瓶盖,反而将酒瓶砸到地下,酒瓶打碎,红酒满地流淌,我和妹妹傻眼了。不过一会儿功夫,父母回来了,看到此情此景,一向宠爱我们的父母并没有过多责备我们,反而说没伤着手就好,而我和妹妹却为那瓶葡萄酒心疼了很久。


我十岁那年,父母支援“西南三线建设”,我们一家离京赴川。四川过年习俗给我的深刻印象就是准备年货:熏腊肉、灌香肠、磨汤圆粉,这是当年京城不曾有的年俗。我和家人看见左邻右舍几乎家家门后都挂着自制的腊肉和香肠,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才到四川的头两年,我家还是按照北方的习俗三十晚上吃饺子。后来,我家也就随乡入俗了。


那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年代,没有现成的腊肉、香肠和汤圆粉。我家也学着邻居的样儿,找来锯沫面、新鲜的柏树枝和晒干了的桔子皮、甘蔗皮等,在自家的灶上熏腊肉香肠。我经常自告奋勇在厨房帮着家人从事这项烟熏火烤的工作,经常被熏得眼泪直流也在所不辞。这项工作对我家来说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自制汤圆粉。自制汤圆粉要先把糯米泡上一两天,然后用石磨磨成米浆装在布做的米口袋里,过滤成较干的块状,再掰成小块儿摆放在器物上晾晒,在半干的时候用手捏碎,直至粉末状,再晾晒成干粉。如果遇上阴雨天气,汤圆粉没有及时晒干,还会生霉、发红、变质。对我家来说,自制汤圆粉最难的一道工序就是用石磨磨米浆,因为那时我家严重缺乏劳动力。身为独子的哥哥一直在北京读书、工作,未和家人一同入川;父母工作繁忙,没时间做这些事儿;家里只有我们四姐妹,大姐和二姐上中学,我和妹妹年幼,之前都没有干过多少体力活儿。那时,我们和左邻右舍一道去离家属区较远的、有石磨的农民家磨米浆,俩姐姐抬着桶里泡好的糯米,我和妹妹提着需用的家什。四川的水磨不是北方农村那种驴拉式、转圈儿推的干磨,而是推磨人站在原地不动,全靠臂力推动磨盘旋转。磨盘实在太重,俩姐姐一起推都非常吃力,大冬天累得满头大汗。我和妹妹轮换着用汤勺一勺一勺均匀地往磨眼里倒入泡得胀鼓鼓的糯米,并不时加入适量的水,这也是一个技巧活儿,需要眼明手快。望着气喘吁吁的姐姐,我和妹妹只有干着急。有时遇上好心的邻居就会帮帮忙。当年真是汤圆好吃,磨难推啊!而现在只需到超市买一包现成的,下锅一煮,美味到口。两相比较,不可同日而语了。


四川没有守岁的习俗,在四川过第一个春节的时候,我鼓动要好的小伙伴们一起“守岁”,约好三十晚上谁也不许睡觉。当晚我在家吃了饺子,心不在焉地呆了一会儿后,就跑出去和伙伴们“守岁”去了。我们先是在家属区玩捉迷藏,然后到礼堂里去打乒乓球,又去篮球场上疯跑,累了就在礼堂的椅子上歇一会儿,来劲儿了就模仿单位职工宣传队演出节目,在台上唱歌跳舞报幕……这样折腾了大半宿,到四点以后,大家筋疲力尽,个个睡眼朦胧,只好打道回府倒头大睡,到吃午饭才起来。守岁是“静守”,而不是“动守”;守岁是和家人一起“守”,而不是和别人一起“守”。我只好将这次守岁失败归结于此。以后,我和伙伴们再也没有一起“守岁”了。


这些年来,每当春节前我看到电视报道那些在外地工作的人们为了和家人团聚,不怕路途遥远、克服一票难求、历尽千辛万苦的时候,都不由想起二姐和自己在知青年代回家过年的历历往事。


1969年初,二姐和内江五中几百名同学一起下乡到成都附近的龙泉山。那几年的春节,二姐就成了家人的牵挂。当知道二姐快回家了的时候,我和妹妹特别高兴,掰着手指计算着二姐回家的日子。每次回家过年,二姐总是背着一个大大的背篼,里面装着自制的红薯粉和自留地里产的、晒干了的胡豆、豌豆之类的农产品,手里提着的网兜里还装着一两只自己喂养大的活鸡。如果二姐是夏季回来,大背篼里就是装满龙泉山上产的水果,有苹果、鸭梨和水蜜桃。二姐下乡的生产队距离最近的成渝铁道线上的一个小站——地处龙泉山中的陈家湾火车站有好几十里,要翻越几座高山,没有公路和汽车,只能沿着崎岖的小路翻山越岭。当年,我也曾跟随二姐走过这段路,深知其艰难。我还记得,那次我们在陈家湾火车站下车时天还未黑,走到二姐生产队的时候已近午夜。二姐每次回来都只能乘坐站站停的慢车,需要一天多的时间才能到家。记得有一年春节回家,二姐和同伴们好不容易才挤上人满为患的火车,车厢里已无容身之地了,根本无法进入,列车门口和阶梯上站满了人,每节车厢的门都无法关闭。二姐和同伴就只能站在车厢门口的阶梯上,背着背篼,手提重物,迎着呼啸刺骨的寒风,冒着可能会从疾驰的列车上掉下去的生命危险,坚持了近一个小时,才好不容易挤进车厢。此时,她们已是全身僵硬、手脚麻木,说话都不利索了。每次二姐返乡,我都很难过,好些日子心里都是空荡荡的。


我在知青年代第一次回家时的类似经历,更是历历在目,刻骨铭心。。


那是一九七二年的春节,也是二月。当时,我刚下乡几个月,我和同伴们早已望眼欲穿、归心似箭。虽然下乡地乐至县离内江的家不过三四百里路,然而相比如今,当时由于交通不便、通讯落后,使我们和家的距离显得十分遥远。下乡之前从未离开过父母家人的我,这几个月来经历了思亲、思乡的痛苦煎熬。白天艰苦劳作超常负重,使我想起在家时亲人们的百般呵护;夜晚孤枕独眠辗转反侧,让我思念和姐妹们共挤一床的温馨。白天思亲,泪眼望穿;夜晚思亲,泪水湿巾。每过一天,我就烧掉一根火柴,望着盒里越来越少的火柴,我的心情就越来越激动,越来越难耐。


回家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二月初的一天清晨,天未见亮,我和女队友就起床了,回家的喜悦让我们夜不能寐。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背着背篼出发了,背篼里装满带回家过年的唯一礼物——自己晒的红薯粉,当年乐至县、特别是我们生产队土地贫瘠,主产就是红薯,远不如二姐下乡的龙泉山物产丰富。走出房门,我们抬眼一看,“呀!下雪了!”只见天空灰蒙蒙的,真是一幅“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景象。雪还在下,山岗上、山沟里、瓦屋顶、小路旁到处铺满了皑皑白雪。放眼雪景,我们十分欣喜,这是我到四川六年来第一次见到下雪。然而这也让我们的行走变得异常艰难,崎岖的小路由于铺满了雪,变得难以辨识,并且很湿滑,我们背着重物、牵着手小心翼翼、一步一滑地前行,好几次差点儿摔倒。


当我们在山沟里行走时,公社的高音喇叭一如既往准时响起,在这宁静的清晨显得格外嘹亮,播放的那首歌儿就是当年唱遍大江南北的陕北民歌《翻身道情》,至今仿佛还在我耳畔回荡:“太阳一出来,哎嗨……满山红哎哎嗨哟……”歌声让我们精神抖擞起来,脚步似乎也轻快了一些。我们走出山沟后,需要爬上一个较高的陡坡才能到达公社的汽车招呼站。为了爬上这个铺满积雪的山坡,我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上去滑下来、又爬上去又滑下来……反复多次,我俩累得筋疲力尽,气喘吁吁。最后终于爬上去了!平时只需三四十分钟的路程,这次走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在公社和其他十几位知青伙伴聚集,一起坐上了去县城的汽车,公社距离县城好几十里路。我们到达县城长途汽车站后,没有了直达内江的班车,只能从资阳绕道回内江。我们好不容易等上了一辆到资阳的临时班车——带蓬大卡车,等待上车的全是本县各区乡返家的知青。我们相互合作,费力地将背篼等物品搬上汽车,然后吃力地爬上去。车内篷布透风,寒气袭人;车外依然飘着雪花,天地白茫茫一片。大家随意地站着或坐在背篼上,搓搓冰冷的手,跺跺冻僵的脚。虽然有的人并不相识,也相互询问交谈,其乐融融。车到资阳后,天已擦黑,我们一行在资阳火车站候车。在等车的时候,同行的一位知青在资阳铁路上工作的哥哥来了,他说可以带我们上火车,还可以不用买票,这可把我们高兴坏了。我们在这位哥哥的带领下登上火车,一路顺利,后半夜抵达内江火车站。然而我们的家还在离内江一个区间的小站——白马镇,这个时段既没有客运列车更没有汽车通往白马镇方向了。这位哥哥又带着我们等候去往白马方向的货运列车,最后我们登上了货运列车的守车。在白马火车站下车后,我们还需走七八里路才能到家,并且其中的几里路还必须走铁道线,否则要多绕六七里路。马上就要到家了,这“万里长征”的最后一步,对于我们已不在话下。


天将拂晓,我们回到了父母单位的家属区——几个月来我们朝思暮想的地方。


家属区里顿时响起了知青游子的欢声笑语,喧哗声打破了夜空的寂静,有的家门打开了,有的家里灯亮了,有人出来了,有人喊着:“知青回来过年啰!”


当我看见父母身披大衣站在门口的那一瞬间,我不禁失声痛哭,几步扑入父母的怀抱,母亲抱着我也是热泪滚滚而下。那“泪飞顿作倾盆雨”的场景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却时时浮现眼前……


回家过年,如今不过两三小时的路程,我们足足用了一天一夜!然而这一天一夜却叫我终生难忘!


是血脉亲情给古老的春节注入了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这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精髓,这传统精髓最终支撑我们民族的脊梁。


少小盼过年,青春梦过年,而今忆过年……

 

2020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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