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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史 | 翁月媛:母亲的人生,被一次次碾成碎片

翁月媛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翁月媛1950年8月17日出生。自小在北京长大。1965年12月随父母支援三线建设来到四川内江白马电建三公司。就读于白马五初中。1969年3月上山下乡于简阳洛带万兴公社。72年初调回三公司,由于工作需要辗转于重庆、乐山、广元等地。曾在车间、工会等部门工作,现退休居住在成都。

原题
我的生父生母


作者:翁月媛



我的生父名陈均承,系湖南武岗市邵阳县黄桥镇人,1912年出生。当时家境富裕,有一百多亩田地,而他又是陈家独子,两房都把他当成宝贝,后来干脆又正式过继。在当时当地人也许算得上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了。


从小聪明伶俐的他读书上进,什么“四书”“五经”全部不在话下,后来接替了父亲执掌家业。那是在大革命后期,他接受了很多新思想,觉得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国民读的书太少,太愚昧无知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多办学堂!于是不顾父母的反对,除留下少量田地保证父母生活外,绝大部分卖掉办起了学校。周围十里八乡的孩子从此有了读书的机会。为了让穷孩子不失学,有的甚至分文不收。


家中为他包办了一桩“婚姻”,一个大地主家的小脚女儿,且没受过教育,大字不识几个,这对心高气傲的父亲简直是致命的打击!怎奈父命难违,勉强生活了几年并有了两个女儿。大约1938年,此时的中国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侵略者的铁蹄踏遍了大江南北。长沙保卫战的勇士们不惜血流成河誓死保家卫国的事迹深深震撼着父亲的心!


于是他毅然投笔从戎,报考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武岗第二分校)。黄埔军校的入学考试和现在的高考一样严格,不但在文化上有要求,还要在口述和外貌上超群。1937年七七事变后,原中央军校武汉分校迁往湖南省武岗改为中央军校第二分校,分校主任李明灏。


学校的大门上有一副对联:上联“升官发财请往别处”,下联“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当时的黄埔军校,培养有理想,不怕牺牲,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新一代军人。父亲是第16期学员,1940年毕业后即奔赴了抗日前线,因作战勇敢曾多次立功。从毕业后的连级升至营级。战斗中也数次受伤,据母亲回忆,他身上还有两处弹片估计至死也没取出来!


父亲不仅作战勇敢,做人也十分善良、宽厚。他带兵如带子,从不像有些长官,动辄打骂体罚士兵,逼得有些气急败坏的士兵上了战场枪口就指向了长官。通常情况下父亲对待士兵都像个可亲的兄长,谁家里有了困难,只要告诉他都会得到帮助。部队里常有逃兵,而唯独他的部队从未出现过。死心塌地愿跟随的不乏其人。但是父亲的宽厚却害了自己,死在了恩将仇报的坏人之手。


这个人名叫陈汉生,他和我父亲是同乡,又是同姓,本是靠卖壮丁发财之小人。后知道我父亲在部队当着官,就千方百计来投靠。父亲把他介绍给自己一个同学当勤务兵。


哪知等长官上前线不在家之时,他居然起歹心欺侮其家属,自然丈夫一回家妻子马上哭诉。这还得了,长官立马要枪毙他,这时的陈汉生似落水狗一般,跪在父亲面前磕头如捣蒜求父亲救救他!看他那可怜相父亲只好假称他是自己的侄子,无论如何放他一马!


老同学碍不过父亲的面子,只好说:“既是你的亲侄子我可免他一死,不过这样的兵我也不要了,叫他上前线去吧”。陈汉生吓死了,又转头求父亲救他。父亲想了想说:那你就到我的马房去当班长吧,那里待遇好些。陈高兴坏了,感激不尽。


我的母亲名王云娥,出生于1919年7月27日。其祖父是当时武汉京汉铁路的高级职员,收入颇丰。父亲在湖南湘乡县城开有汽车运输公司。在当时算得上是一方富豪。母亲从小聪明绝顶,又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县城里是有名的才女加美女。她酷爱读书,记性又好对历史、政治、文学无一不通。随你问到哪朝哪代、哪位文人、哪代皇帝有何作为,下场如何,她都一一道来,并能借古评今。不光子女家人对她佩服有加,我的一些同学和朋友接近过她的也有同感,并喜欢来家里与她聊天、谈古论今。她的很多观点到现在都得到证实。她认为“观今益鉴古,不古不成今”。


母亲一生勤俭,虽是大家闺秀却从不奢华。即使当年在十七岁时便嫁给朱家作绸缎铺老板娘,也一样粗布衣裳。她的数学心算能力堪比现在的计算器,不用算盘一口气就能准确无误的报出价格。令无数人吃惊!母亲极爱读书,也有超人的记忆。小时候,没有更多的娱乐,我们就拥着她讲故事。讲的最多的是才子佳人,另外就是历史故事和四大名著。以自身体会教育我们在生活上一定不要浪费,要一辈子勤俭度日的道理。


记得在我读到小学三年级时,老师叫以“我的......”什么人写一篇作文,我毫不犹豫地提笔就写“我的妈妈”。叙述的是妈妈教育我们奢侈浪费可耻,而助人为乐光荣的道理。文中我写到妈妈教我那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老师不知原委,竟在作文后的批语中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并质疑:你妈妈能说出这样的话吗?我当时委屈极了,回家告状,妈妈只微微一笑:“别理会,可能老师认为所有的妈妈都是文盲吧!”


其实母亲自小读书就十分用功,无论是私塾还是在女子学校或者公立学校总是争当第一名!直到老年她也能一口气背出很多古文和诗词,甚至有些回文诗。她自小也能歌善舞,常在学校参加一些表演。抗战时期的一些歌曲,在高兴时也总能哼唱:“日本鬼子的大炮轰毁了我们的家,破庙里挤满了我们一群可怜的难民,吃也不能吃饱,衣服也遮不了身......”


她做事果断有主见,性格也十分刚烈。孩提时代,别人家的女孩子必须裹小脚,无论父母家人如何强迫,她坚决不裹一双大脚,在后来的艰苦生活中反而帮了大忙。


母亲不但在生活上勤俭节约,在教育子女上也是十分严格的。每个孩子的性格他了如指掌,哥哥是母亲唯一的儿子,又是个调皮的孩子。小时候常和别人打架,可是妈妈从不护短,该打的时候哥哥被打得钻床底下求饶,保证不再犯;该给人道歉的时候则拉着孩子带上礼品上门表示诚意。而我的性格直率、热情、对人真诚,浑身就像是个透明体,能让人一眼看穿五脏六腑。母亲告诉我做人不能一辈子这样太过坦诚,社会是复杂的,“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命运多舛的母亲23岁时第一个丈夫去世了。尽管母亲用尽了所有的良药,倾尽了所有的心血,终于也没有留住他。那一年,由于日本鬼子的烧杀蹂躏,母亲一家竟然就失去了6个亲人!母亲常说她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一谈到日本鬼子她就咬牙切齿。


那时妈妈已完全失去依靠,日本鬼子又盘踞在城里,有家也不能回,还有弟妹和我们的大姐要人养活,母亲白天与女友摆个小烟摊挣点小钱补贴家用,实际上是给国民党湘乡县游击队当侦查员,一发现鬼子有什么动向了就赶紧传递情报。我们常开玩笑说:妈妈怎么没给共产党送情报呢:妈妈说就是没遇到呀!


有一天,妈妈在城外遇见了来打鬼子的国军,见到一个骑着白马、一身戎装、高大英俊的男人,他们一见钟情。这个男人就是我的生父,当时只说他是单身,家中也只有一个老母亲,已好多年没回过家了。


母亲随军后除了照顾父亲的起居生活外,也帮父亲做些文秘工作。因母亲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小楷字,士兵们大多数没什么文化,想家时总是托母亲为他们写家书。因此官兵们都很喜欢他们的“长官太太”。后来内战爆发母亲在江苏泰州和徐州相继生下了姐姐美君和哥哥维民。


母亲准备回老家去,所有的财产大半都交给副官邓言其保管。一路上遭遇艰难困苦,常常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邓言其自己一口饭也不舍得吃,白天看好总是趁天黑到货车上去偷点红薯充饥。经过两个多月的绕道,终于回到老家湘乡县舅舅家中。


50年我一落地便饱尝了人间的苦涩。那时正在搞土改,家里十口人只有九亩一分地却被划成地主。父亲只是一个经过生死抗战的旧军人,却被扣上“反革命”帽子。先前那个曾被救过的坏家伙陈汉生,土改时摇身一变竟当上了土改工作组组长,他指使人抄家,把我们一家赶去牛棚住。


52年正月里父亲被捕入狱,被判了15年。此后我们母子四人陷入了非常艰难的境地。从未干过农活的母亲被强制下去干最繁重的活,分给母亲的田又是漏水的,头天装满了水第二天就干了。为此邓言其和另一个有良心的聋子婶婶去找那些人多次争辩:你们这样欺侮一个孤苦伶仃的外乡人要遭雷打的!


母亲出去干活,哥哥就在奶奶家,年幼的姐姐承担了不少的家务活儿,她要砍柴、做饭、带妹妹我。哥哥至今记得我烈日下睡在石板上的样子。


有一次姐姐不在家,一岁多的我不慎掉入地炉中,顿时棉裤全烧燃起来。我被吓坏了,幸亏姐姐及时赶回来把我身上脱个精光,并用不知哪儿学来的土法,找些牛粪给我贴上。居然还治好了,只是至今还留有疤痕。


小时候不敢穿裙子,怕别人看见笑话。而姐姐更惨,有次去坡上捡柴,被人放狗从背后狂追、狂咬!而母亲稍有不慎便被人打骂、侮辱。难忘的那一天,恶妇代氏养的鸡飞到牛棚的烂桌子上,打烂了仅有的两个破碗,母亲情急之下捡了块木柴扔过去,没想到打跛了一条鸡腿,代氏马上跑出去大喊大叫说“地主婆偷鸡了”!陈汉生即带来民兵,把母亲双手吊起来毒打,被吊了一夜。


此后,母亲与父亲离婚,徒步500多里回到湘乡,住在舅舅家,帮人缝缝补补,再找人讨点朱家的债钱,一并寄给我们姐弟三人为生。


经叔叔介绍,母亲后来与当时还在解放军部队服役的养父翁继光结为夫妇。结婚后,爸爸对妈妈,对我们很好,他很善良。每月的津贴32元除留下两元零用外,其余全部由母亲寄给我们。


1957年全家合影


1965年12月6日离京全家留影


作者(左一)与姐姐哥哥五十年代合影


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特赦1959》感动了很多人,使我也不禁想起了我的生父。当年电影、广播、人民日报上一段时间常报导这些同是黄埔人的高级战犯被一批批赦免的消息。母亲非常关注,她常叹气:这些大战犯都赦免了,那些小鱼小虾怎么就不能放呢?


父亲人很忠厚老实,不怕吃苦,为了早日回家团聚而拼命改造,原本的十五年刑期提前释放了,出来后便四处寻找我们母子四人的下落。但此时我们已搬入京城,又有了两个可爱的妹妹。


据说父亲从湘乡打听到我们的地址后,不辞千辛万苦不知是全凭沿铁路走,还是扒火车来到北京。但他只是在学校门口远远注视了很久他的孩子们。


我可怜可悲的生父呀!


他虽然走出了牢房,却一辈子没走出阴影,历次运动,凡有个风吹草动,总是被揪斗、毒打、体罚,文革中更是升级!关牛棚、禁食、禁水、吊打是常事。有一次被关牛棚几天不准喝水,放出来那天见到挑泔水的,冲上去抱桶猛喝!路边不乏感叹之声:这么好的一个人,还是抗日英雄呢,落到这步田地!


因心灵打击,肉体折磨,我可怜的生父完全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于69年农历2月初9自杀身亡。


每每想起生父,我就有锥心泣血之痛!


文革期间,本可以去参军的我被了刷下来。


父亲的勤务兵邓言其,因敬佩父亲为人,忠心耿耿跟随,母亲落难他不忘父亲“托孤”的信任,无论何时何地皆拼命保护。这样的人世间少有!母亲帮他成了家。在我们母子离开武岗后他才携妻回了福建老家。


母亲常常叹息自己无能,这辈子“恩”也没报“仇”也没报!其实这岂是她一个女人能做到的?如今我的生父、生母和养父几位老人均已驾鹤西去,唯愿天堂再无争斗。

 

月媛

2020年

6月29日夜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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