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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 | 翁新京：仰望大学，一代人心中永远的痛
原题
坎坷人生路 破碎大学梦
作者：翁新京
我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北京，从小生活在电力企业家属区，小学启蒙时就读于水利电力部北京修造厂电业中学附属小学。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父母所在工厂大门
那是新中国建设如火如荼的时期，也是理想主义高歌猛进的年代，更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冒进阶段。那时广播里、墙壁上振聋发聩、激励人心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至今耳熟能详，历历在目。热火朝天的工厂，激情昂扬的人们，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仿佛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大门已经近在咫尺、一蹴而就了。
孩子们都被理想志向牵引憧憬未来，大都立下“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宏图大志，首选的未来职业是屹立时代潮流前端，叱咤风云，“能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的“工农兵”，就连当时只有二三岁的妹妹，在回答大人们千篇一律的关于“你长大了干什么的”问题时，都是脆生生地说：“我长大了要当扛大铁的！”“扛大铁”是当时京城的方言俚语，即当工人。
1965年在北京，学校六一庆祝表彰会后，年级好学生合影于厂文化宫（前排右1作者）
幼童时，我却有一个与绝大部分孩子不同的“远大理想”，就是当文学家。我尚未启蒙，自然不懂文学家的真正含义，只是因为从牙牙学语时就开始听母亲唱儿歌、念童谣、诵古诗，尤其记事后酷爱听母亲讲故事，无论是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还是岳飞故事，甚至“说唐”和明代小说“三言两拍”里的故事，我都听得津津有味。
母亲告诉我，这些故事都是文学家写出来的。我小小的心思认为文学家就是编故事的，当了文学家就可以给自己编故事听了。虽然天真可笑，却也执着认真。
每当我和妹妹摇头晃脑、稚声稚气、坚定不移地回答大人们的提问后，母亲脸上满是慈爱的笑容，然后对妹妹打趣地说一声“没出息！”则对我赞许地点点头。从母亲的眼神中，我感受到了鼓励。
1965年夏北京，学校初一学生在学校大门合影
入学后，我遇上了一位让我铭记一生的启蒙老师葛淑娴，她那春风化雨般的教诲，循循善诱的引导，精心呵护和教育培养，让我逐渐明晰了理想的内涵，懂得了实现理想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知道了人生既要树立远大理想，还要计划短期目标，必须脚踏实地，不断登攀，从而更加坚定了努力学习的方向，促使我朝着目标向前走。
我刚上一年级就受到葛老师的器重开始当班长，直到四年级转学为止。二年级一入队我就当中队长，刚上四年级就担任少先队大队委，我期待着上五年级时能当上大队长，那是我小学阶段追求的最高目标。
我还记得即将告别北京的最后一天下午放学，葛老师放下繁忙的工作，牵着我的手送我回家，我紧紧依偎着葛老师，师生二人依依不舍。那时，尚未出过远门的我，懵懵懂懂知道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遥距首都北京千山万水，前路漫漫，稚嫩的心充满迷惘。而紧接着的三天三夜赴川行程，让井底之蛙、孤陋寡闻的我，真正见识了祖国的辽阔，深刻体会了蜀道之难。
我仰头望着慈祥可敬的葛老师，回头看着渐行渐远的校园，心中满怀万千不舍，升腾无限惆怅。此去“少小离家”，归来或许“乡音未改鬓毛衰”……葛老师一路上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好好学习，以后考上北京的大学，我们师生再相会。葛老师送我到家后，与我母亲交谈的主要内容也是围绕如何好好培养我的话题。
惜别时，我和葛老师眼里都噙满了泪花。
那时，我也曾无数次做着大学梦。我在识字还不多的小学低年级阶段，就开始读大部头小说，其中有1950年代出版的反映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学习生活的长篇小说《大学春秋》《勇往直前》等，幼小心灵被充满青春朝气的大学生活深深吸引，内心无限向往，以至于为着这份念想暗暗努力。
虽然我在北京就读的是企业子弟校，但是学校教育教学的硬软件设施、师资力量和中高考升学率都在房山区名列前茅。正在本校上中学的大姐品学兼优，是学校和老师重点培养的好学生，这也无疑成了我学习的榜样，努力的标杆。
这一切仿佛为我的大学梦之路铺满了鲜花。
然而，我童年的所有理想和追求都注定要在那个严冬梦碎、幻灭……
1965年12月，父母支援西南三线建设，我随父母家人离京赴川，不到半年“文革”开始，那时我小学四年级还未结束。
很快，教育教学秩序与社会秩序一样被彻底打乱，我们在校上课无非就是背一背伟人语录和“老三篇”，以及副统帅的“再版前言”，算一算印刷厂印了多少册“毛选”。
尽管那时一切乱套，课堂教学形同虚设，然而师生要共同混完一节课，老师好歹也得讲点儿什么，或者找点什么事儿给我们干。上语文课我们整天就是“读读读，背背背”，以至于到现在我还能背诵不少领袖语录，甚至“副统帅”的“再版前言”也能背上一段。
我后来经常无谓地设想，如果那时老师让我们背诵的是唐诗宋词和名篇佳作，我们后来的文学基础和功底会是怎样呢？
记得我们上算术课时，老师正教分数四则运算，老师的教学进度慢慢腾腾，就像“老牛拉破车”，我这个急性子等得很是不耐烦，上课就不听老师讲解了，自顾自地看书上后面的例题，独自理解后一一做练习题。等老师把课本讲解了三分之一时，我已经把整本书的练习题全部做完了。
我们在求知欲极度旺盛的年龄阶段，“花季”就这样蹉跎了。
我们在家无所事事、浑浑噩噩、百无聊赖，就去看单位墙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无休无止的现场批斗“牛鬼蛇神”。我们小学毕业时，只有四年级文化水平。少先队红领巾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浩浩荡荡的“红小兵”队伍。
大队长当不成，大学梦更是虚无缥缈。“少年不言愁”，稚子常无忧，理想悄然而来，也不知不觉中去。
1969年秋季我上初中，在校时间只有两年，除去学工学农的时间，课堂学习时间也就三个学期。1971年我初中毕业时因为已满16岁，失去了上高中的机会，全校符合这个年龄条件并且能上高中的同学寥寥无几，绝大多数的人“打起背包就出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上山下乡运动，我未能像遥远北京当年班上的部分同学那样幸免。
心如死灰，胸无大志，目光短浅，随遇而安，我那时只想好好劳动挣表现，熬到“跳农门”的那一天。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73年上半年，一丝曙光初现，一道喜讯传来，偃旗息鼓七八年没有招生的全国大专院校，这一年要通过推荐和文化考试招收下乡知青！
当年我下乡满两年，符合报名条件；自我感觉在乡下劳动和各方面表现不错；初中毕业不久，知识尚未丢光，文化考试前“急用先学”“活学活用”，抽时间集中复习一下应该能对付。自己斟酌掂量后，儿时的小小心思似乎又死灰复燃，蠢蠢欲动。
表现仍需“挣”，文化燃眉急。1973年7月上旬，我请假一二十天回内江家中复习文化知识。回家复习的优势，一是集中精力，心无旁骛；二是已经成家立业并住在父母家里身为高67级高材生的大姐，自然是我的最佳辅导老师人选。
我在家中复习的时候，父母家人不让我做家务事儿，叮嘱我珍惜时间，好好复习。然而鬼使神差，某一天闲不住的我提着暖瓶去单位锅炉房打开水，一不小心暖瓶碰裂，滚烫的开水严重烫伤我的一只小腿。母亲心疼地连连埋怨我：“谁让你去打开水啊！家里有的是人！”
我归队时间已到，只好推迟。交通闭塞，信息不达，我惦记着乡下招生工作，腿伤未愈就一瘸一拐赶回离家三四百里的乡下。当我一大早乘长途汽车到县上又转车到区上后，已经没有开往公社的客车了。为了赶路，我只好咬着牙忍着腿伤疼痛，冒着七八月的酷暑炎热，步行一二十里回生产队。
好不容易走到公社的领地，路过知青朋友的生产队，我汗流浃背、焦渴难耐，就去朋友那儿歇歇脚、喝口水。殊不知，晴天霹雳正等着我！
朋友告诉我，我们公社是本县招生工作的试点，招生工作提前开展，目前生产队、大队和公社推荐工作已经全部结束。
我闻知如雷轰顶，头脑一片空白，此时日落西山，残阳如血，离生产队还有大约十来里路，我步履蹒跚、晃晃悠悠走向落日余晖，也永远记住了那个血色黄昏……
我彻夜未眠，抱着一线希望，一早赶到公社，找到县招生工作试点办公室询问，得知没有任何补救的希望，我不禁失声痛哭。
1974年春节我回家过年后，返回生产队继续劳动，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我准备在当年招生工作结束后再说回家的事儿。
这一年的招生，因为父亲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我在公社推荐这道关口遭遇强大阻力，幸有贵人相助，才得以胜出。这是我在初出茅庐的人生之路上遭受的第一次坎坷。后来填报志愿时我心有余悸，不敢涉足大专院校，只能退而求其次填报中专学校，虽然与理想相距甚远，也终究是“跳农门”的唯一出路。
殊不知，这次招生出来和填报志愿的结果，却是彻底断送我大学梦想的开始。
1976年7月我从中专学校毕业参加工作，在一所铁路职工子弟校任教。毕业离校后才得知，我是当时班上留校人选之一，仍是因为家庭的政治问题最终落选。
接踵而来的金秋十月喜讯传来，“四人帮”被彻底粉碎！
1977年下半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消息传来，人心振奋。此时我不用再担心所谓“家庭历史问题”了，又蠢蠢欲动，跃跃欲试，仿佛早已破灭了的理想“阴魂不散”，只要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死灰复燃”。
我积极准备参加高考，并且打算报考文科，一是因为我上中专时学的中师语文专业，没上过一节数理化课，恰恰恢复高考第一年文科招生不考数理化，这就避免了自己数理化知识基础浅薄的困扰；二是自己爱好文科，从小也喜欢朗诵播音，想报考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希望毕业后当一名电台播音员；三是以了夙愿，再回北京，师生重逢。
当时我在学校教初中语文并担任班主任，工作繁重，每天备课、上课、批改作业作文、管理学生，进行家访，除了休息日几乎每晚都在伏案工作。然而毕竟人年轻，干劲十足，信心也够。我四处借来复习资料，每天完成工作任务后，熬更守夜抓紧时间复习备考，也不放过任何可以利用的复习时间。
记得有一次我和教研组的老师们一起乘火车去成都铁路中学参加教研活动，有四五个小时的车程。在旅客不算多的车厢里，十来个同事坐在一起谈笑风生，只有我一直躲在车厢的角落里看书复习，同事们都夸我：“小翁好刻苦啊！”到了成都旅店住宿后，我看书仍是到深夜。
还有一位同事过后告诉我，说那天她认识的本系统一个帅小伙儿，在火车上有几次坐到我附近座位上想找我搭讪，我却埋头书本，旁若无人并没有抬眼。我听闻同事此言，一头雾水全然不知，可见当时书本对我的吸引力比帅哥大得多。
当年高考报名工作开始了，我满心欢喜，兴冲冲步行好几里路第一时间赶到到报名点报名，随即填写了高考登记表和志愿表。当我在志愿表第一志愿栏里工工整整写上“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后，不由百感交集，遥想当年，仿佛童年理想再次召唤，前途一片光明，葛老师微笑着向我张开臂膀，我正向老师一步步走去……
然而这只是昙花一现，海市蜃楼。很快我得到通知，资格审查我没有过关，因为中专毕业工作不到两年，不能参加高考！
难道冥冥之中，上天注定了我不能实现大学梦？难道我拼尽全力的乡下三年时间“跳农门”，就是这种命运的交错、交换？我潸然泪下，心如止水…..
时至今日，我都没有弄明白，这到底是中央制定还是地方政策，是各行各业执行还是铁路系统规定。
我的大学梦至此灰飞烟灭…..那一刻，人生挫败感油然而生，种种词语典故涌入脑际：“生不逢时”“时运不济”，“命中只有八斗米，走遍天下不满升”……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起陆定一墓碑上刻着的临终遗言：“让孩子上学，让人民说话。”
2006年与初中班主任老师合影
2018年与铁技校当年老师合影(中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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