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蒋海新：一个苞谷惹出的父子深仇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蒋海新，生于1948年。原成都二中高68级学生，1969年下乡插队落户到四川名山县合江公社。四川师范学院英语系77级，提前半年毕业留英语系任教。1990年赴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英文系研读文学批评理论，1994年获新西兰奥塔哥大学语言文学系讲师教职，1999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教职转为永久。2014年退休。现定居新西兰。

原题

一个苞谷父子仇及其他

作者：蒋海新

五十多年前下乡的往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都在记忆中模糊了。但是，有的事情，因为实在匪夷所思，不经意间，就刻骨铭心了。此文谨记二三。

1）一个苞谷父子仇

我们生产队有一家贫农，只有父亲和两个儿子。老大杨在华二十出头，个头大约一米六五左右，他父亲和弟弟，都比他高一个头。杨在华经常到我们住处聊天。

说是在我们的住处聊天，其实就是坐在我们屋外鸡舍前面的长条木板上闲扯。我们的住处紧靠生产队的晒坝，又面临通向公社和集市的小路，常有社员在门前过往。杨在华总是笑嘻嘻的，凡有人经过，他都会跟别人打招呼。

但有一个例外，就是他父亲。他父亲路过时，他不理睬，他父亲也不会侧过头来看他一眼。我们觉得好生奇怪，后来才知道，他们父子因为一个苞谷，结下了此生难解的仇恨。

那是三年大饥荒期间，大跃进，大炼钢铁大修水利，生产队的青壮劳力都被抽调出去了。剩下的老弱病残，响应上面高产密植的号召，种子不是播撒，用社员的话说，是“往地头倒”。结果 “收上来的没有倒下去的多”。后来，便是路有饿殍了。那些年，我们这个原本三百多人的生产队死了一多半人，好些户全家死绝。杨在华的母亲也是那时过世的。

杨在华当年十岁出头，每天饥肠辘辘。到处找吃的。有一天在家里找到一粒老玉米。一粒玉米，放进嘴里，不够填牙缝。他想，应该种下这粒玉米，几个月后，玉米熟了，至少有一两个苞谷，一个苞谷便可剥下一小把玉米粒，比现在吃了划算得多。

可是，种在哪里呢？凡是他父亲能看见的地方，比如房前屋后，都不能种，因为父亲吃起东西来，从来不顾家里其他人。

杨在华想了几天，最后决定种到离家半里路外的松树林里。他在树林中找了一块能见到阳光的地方，拔掉杂草，松了土，把那颗宝贝的玉米粒种了下去。那地方人迹罕至，杨在华觉得很安全。

玉米粒出芽了，破土了，长成小苗了 …… 杨在华从此多了一份牵挂，三天两头去查看浇水，有时还在玉米苗周围拔拔草松松土。终于盼到这棵玉米苗长出一个小小的苞谷了，杨在华去看望得更勤了。

杨在华不知道，他的父亲早就盯上他了，并悄悄地跟着他进了松林，发现了他的玉米苗。

他的玉米苗越长越高，那个小苞谷也越来越大。杨在华太想吃了，他轻轻地掰开苞谷头上的苞叶，发现上边的玉米粒还是白绿色，扁扁的。他决定再等几天，让苞谷成熟。

两天之后，他再去看时，那场面却让他震惊愤怒又伤心：他父亲正站在玉米苗边上，手里捧着他那宝贝苞谷狼吞虎咽。父亲看到他，啃得更快了，一眨眼的功夫，他的宝贝苞谷就不见了，连中间那根棒也没剩下。杨在华放声大哭，但他不敢冲过去抢夺，怕父亲打他。

自那以后，杨在华再也没有跟他父亲说过话——“深仇大恨“就这样埋下了。

2）“四类分子”

我们一九六九年一月下乡后，有个口号，要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不知是否上面的安排，春节那几天好些农民请我们去家里吃饭。因为请的人多，先到的先请，后到的农民就只好等到第二天了，所以大家“请客”都要赶早。每天早上我们还没起床，就有农民在门外等着邀请我们了。

记得我们的近邻付高华家请我们吃的是汤圆。他家做的汤圆有拳头那么大，中间包的红糖豆沙馅，却只有大拇指指甲那么大。我喜欢吃甜食，端过装汤圆的大碗，就用筷子朝正中戳去，居然没有戳到馅！

大多数农民家庭请我们吃饭，都用刚杀的年猪做菜。回锅肉巴掌大一片，厚厚的，一片吃下去就差不多了。

一般的农家一年养两三头猪，只在过年的时候杀一头自己吃，其他的猪都陆续卖掉。杀一头猪，要吃半年或大半年。春节吃点新鲜猪肉，剩下的腌制起来，细水长流慢慢吃。

猪肉很金贵。我们生产队的贫下中农社员，只请我们吃饭或者送青菜给我们，没有给我们送肉的。

但是，那年春节之前，却有人给我们送来了一大块猪肉，她是趁着月黑风高送过来的，还叫我们保守秘密，不要告诉别人。

那天晚上，吃过晚饭，刷锅洗碗的事情都做完了，我们三个女知青坐在灶间闲聊。我们既无手表也无时钟，所以不知道聊了多久。正当我们有了睡意想去睡觉之时，忽然听到有人轻轻地敲门。我开门一看，是生产队的富农分子杨云英。

杨云英看起来很老，六十岁的样子，但是干活手脚麻利，农活样样精。她一闪身进了灶间后，立刻把门关上了。然后她从衣襟里掏出一大块猪肉，约莫三四斤重，说道：干部说过，我们四类分子只能给你们知青送柴火，不能送菜和吃的东西。我家今天杀了年猪，我觉得你们几个女子都是好人，给你们送块肉来。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

拒绝呢还是接受？我有片刻的惶惑。按照一贯的阶级斗争教育，这是阶级敌人来腐蚀革命青年了，应该拒绝。但是，拒绝不仅会拂了她的好意，还会使她陷入恐惧之中，因为她会想到我们要举报她，等着她的就是斗争会。

她好心好意给我们送肉，我们怎么能让她陷入这种恐惧中呢？

我接过她手上的猪肉，告诉她：放心，我们不会告诉别人。她听罢，立刻开门出去了。我们三个女知青，在惶惑和震惊中，竟然没有向这位冒着危险，给我们送来宝贵猪肉的好心大娘，道一声谢！

春节过后，有一天出工，大家站成一排用铁铲翻地。我旁边是七十多岁的老地主。按说，他这年龄，完全可以不上工了，但那时有工作组督阵阶级斗争，老地主属于专政对象，所以一把年纪了，还来翻地。老地主平时难得张口说话，可那天在翻地时，他悄悄问我：听说老蒋要反攻大陆了，是不是真的啊？他竟敢问这种问题！我吓坏了，悄声回道：不许乱说！老地主立刻噤声了。

那天晚上，工作组主持斗争老地主的会议。罪状是他把自家的猪放到生产队的庄稼地里，破坏了生产队的庄稼。老地主矢口否认。社员们都劝他承认算了，大家好早点回家睡觉。工作组的同志想鼓动大家的斗争情绪，可老地主跟队里很多人都是亲戚，而且辈份还高，大家嘻嘻哈哈，始终没有出现群情激愤的场面。

我沉默着，没有揭发老地主。我想：如果我把他白天问我的问题说出来，工作组的同志一定不会让他过关。扭送公社，一顿暴打，是完全可能的。他那把老骨头，受得了吗？

3）“三忠于”仪式

那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两位女友因家里有事回成都了。我一个人留在生产队，每天跟着社员们出工。

那阵子不知是革命形势太逼人了，还是生产队长去什么地方参观，看到了流行的新花样，有一天，他兴冲冲地叫住我，要我第二天早上出工前带上语录本去晒坝，全体队员都要在那里集合，由我带头，领做“三忠于”。

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三忠于”是个什么名堂。“三忠于”就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三忠于”时，手持小红书（毛语录），贴近胸口，然后喊那三句“忠于”的口号。每喊一声“忠于 …… ” , 就将小红书往上前方推举，以示自己的“忠于”出自心底。这个准宗教仪式，文革中风行了几年。大会小会，会前都有 “三忠于”。在电影院中，电影开映之前，也常会有人出来，带领观众做这仪式。

虽然我忠于伟大领袖，但是，我骨子里喜欢自由自在和静居独处。离群索居，不用填写家庭成分，可逃避对右派子女的歧视，何乐而不为？在阶级斗争教育陡然升温的初中阶段，我从心底羡慕陶渊明的隐居。我曾经同闺蜜一道，趁游客离去后的薄暮时分，在成都的武侯祠大殿里跪拜诸葛亮，只因他曾经也是隐士。至于贫穷，我自一九五七年之后就已习惯。下农村，许多同龄人哭哭啼啼悲伤不已，我却有一种莫名的欢欣，因为我获得了一种众生平等。

在农村插队落户，近似于“离群索居”，在很大程度上对我是一种解脱。同住的两位女友返城，让我平生第一次静居独处，而且是在春光明媚的大自然中。当此大好时节，生产队长却叫我带领全生产队做“三忠于”，令我极其不爽。我不愿在春和景明的大清早，带着一众人等，做那些我当时就觉得可笑的动作。怎么办？我不能当场拒绝，只好来软的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带着一张烙饼，离开住处，往五十里外的浦江县出发了。一路上山青水秀，特别是沿江小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实在令人心旷神怡。走着走着，我就放开嗓子唱一首歌，边走边唱，自得其乐。下午到了浦江县城，我一点也不觉得累。在县城瞎逛了一阵，没什么好看的。当天晚上花了两毛钱，混进县里招待所住了一夜，次日早饭后，我离开浦江，优哉游哉地走回了生产队。

回去后的第二天我就出工了。队长给我分配活路的时候，眼神有点异样，我知道他不高兴了。“三忠于”的仪式没有搞起来——我辜负了他的信任，还让他在全生产队社员面前难堪了。

后记

现在看来，知青下乡，是策划者的失败。因为下乡后，没了阶级革命的紧箍咒，尚未泯灭的人性认知冒头，自然而然地对先前的教育进行了否定。

2021年6月22日

蒋海新专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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