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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丨谢宏文：我的大串联，交换火车票独自进北京
作者简历
原题
我所经历的文革大串联
在昆明地区，文革中的“大串联”是从1966年“红八月”底、 九月初开始的。
开始“大串联”时，我们学校是在红五类成立的红卫兵中选代表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们班选了班上红卫兵的小队长赵同学，他来自丽江，家庭出身贫农。
当学校选出的这些红卫兵代表们乘坐的火车到达长沙时，赵同学还给全班写了一封信，讲了一路上他所看到的红卫兵大串连的热闹景象和外地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随后学校中那些出身好的同学开始纷纷开了外出串连证明，出去串联去了。我们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开始是不允许出去串联的。到了10月下旬左右，随着北京南下串联学生的到来，随着批判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群众造反的兴起，黑五类的同学也开始外出串联了。
这样在1966年11月初，当年19岁的我也参加到文革初期全国师生的“大串联”中，这样的串连我去过两次，一次是1966年11月份坐火车出去串连，另一次是1967年初参加的步行串连。
11月4日，我约了我们班一个和我一样“出身不太好”的从农村来的Z同学，到学校文革筹委会开了一张革命师生外出串联的证明，准备外出“串联”去。
开好证明后，我们先到昆明火车站，办了外出串联的免费车票。
那时从昆明通往贵阳的准轨火车刚刚开通，火车站还没有建好，售票处都是临时搭建的。当时，只要带上串联证明和学生证，凡国内火车能通到的地方，不论你想到哪里，在火车站都可以办到师生用的免费车票。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出过省，对省外充满了好奇。能有机会出去，当然是去得越远越好了。
我们两人办到了11月14日从昆明出发，到东北哈尔滨的免费车票。不过，因为内地到昆明的火车刚开通，所以车次非常少，只有从昆明开往贵阳的202次慢车，我们只有坐这趟慢车先到贵阳，然后再转车到东北去。
我和Z同学在学校退了点伙食费，又向家里要了不多的一点钱，就出发了。我走的时候，外婆为我准备了一小口袋炒面，怕我在外面找不到吃的时候好充饥。
由于是11月份了，天气已经变冷，所以我们尽量穿了较厚的衣服出去。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下，特别是我们家兄妹多，家里穷，不仅没有毛衣，而且也没有棉大衣，外衣还是穿着中山装，里面穿了卫生衣和卫生裤，脚上穿着旧球鞋，另外带了顶棉帽。
从昆明到贵阳有600 多公里，火车要运行24小时以上。车从昆明站出发时，出去串联的红卫兵和学生太多，车厢里挤满了人，不仅两节车厢的接头处席地坐满了人，甚至座椅下面，行李架上都睡上了人。还好，我们上车后，靠窗边找到两个座位。因为是第一次到省外去，所以非常兴奋，总想看看省外跟云南究竟有什么区别。
那天下午列车从昆明出发时，云南的天是晴朗和暖和的。列车行驶到云南宣威时，天就黑了下来。不久，列车来到了云南与贵州的交界处，这时隧道和桥梁多了起来，虽然因天黑看不到外面，但是听得出列车几乎全在隧道和桥梁中穿行，才出了这个隧道，接着跨过一座横跨在峡谷中的桥梁，马上又进入下一个隧道，似乎没有尽头。
由于兴奋和在座位上不好睡觉，夜里只睡了很少的一会儿。到天刚亮时，进入了贵州六枝、水城一带。火车正在大山上慢慢的朝前开着，天已经阴了下来，还下着毛毛细雨。透过车窗，看到外面是荒凉的大山，山上树很少，峡谷很深，铁路在大山上盘山而行，前面的铁路一直延伸到峡谷下面很深的另一侧的山腰上。在隧道两头和大型铁路桥上，往往有持枪的解放军战士在站岗，远处的山坡上不时出现一些白色的巨型标语：“毛主席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
过了中午，火车进入贵州安顺一带，这时，虽然天仍然阴着，但是感觉环境好多了，也有了人气，不再感到荒凉。但是贵州的地形地貌还是很有特色：到处是那种独立的石灰岩石山，连田地里都有很多大的石头。原来在学校学地理时就听说过贵州比较穷，被形容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进入贵州以来一路所看到的景色，似乎对这种说法有了一点感性的认识。
第二天傍晚，列车到了贵阳。我们的车票虽然是到哈尔滨的，但要在贵阳站签票，转车。下车出站后，发现签票处早就关门了。车站上人很多，主要是红卫兵和学生，所有开票的窗口都排了很长的队伍，看来不可能短时间转车继续走了。只好在站前广场去找接待处。
我们两人被安排住在贵阳头桥附近一个居委会办的革命师生接待站里。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对学生非常热情，接待站的伙食也很便宜，一餐只要一角钱左右，没有带钱还可以借或赊。
由于长途劳累和没有休息好，Z同学感冒了，接待站的工作人员马上找了药，端来温开水让Z同学把药吃了。接待站外面的大街上，热闹极了，特别是晚饭过后，街上都是游行队伍，一批过去接着又来一批。游行队伍前面往往还有广播车，群众队伍和大喇叭中不断传来“造反”的口号声：“炮轰 XXX！火烧 XXX！”，我们从昆明出来时，昆明还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场面。
Z同学的感冒还不见好，他不想继续串连，想返回昆明了，我只好到贵阳站用我们两人开在一起的串联证明，为他办了一张返回昆明的免费车票。
Z同学回去后，我准备搭乘火车继续出去串联。在贵阳火车站，用昆明开出的那张到哈尔滨的车票去改签是不行了。车站广场上有很多串连的学生在排队等着乘车，从早上排到中午也不见有什么动静，我提着装有炒面的旅行袋也跟这些学生排在一起，心想不管他们去哪里，只要跟着他们挤上车，就一定能离开贵阳到其它城市去。
到了下午四点左右，排着的队伍乱了起来，很多串连的学生带上自己的物品离开广场向另一个方向跑去。一打听，原来他们听说有一 趟客车要从贵阳北站出发了，所以纷纷上贵阳北站去了。
我也跟着他们一起跑到了贵阳北站。
贵阳北站不是贵阳主要的客运站，这里人很少。到了站上一看，果然有列客车停在站台上，这是一列空车。大家挤上车去找位子坐好。我也上了车，找到了一个座位，把旅行袋放在行李架上后，吃了点干粮，算是晚饭。客车停在站台上一直没有动静，也不知道这是开往哪里的客车，但大家都没有离开车厢，一直坐在车厢里等。
到了晚上9点左右，列车突然开动了，速度越来越快，走了一段路程后，有学生看外面经过的小站，发现列车是向重庆方向开去的。我放心了，不管列车开到哪个城市都可以，只要不是回昆明。
车厢里热闹起来，大家都在谈论串连到过的城市和见闻，也互相打听邻座的同学是哪里的。虽然我是一个人，但很快就跟我周围的外省学生搭上了话。
到第二天凌晨，有人说车快到重庆了，但车速并没有减下来，也没有进重庆站，列车还是快速的前进着。
天亮了，看着不断经过的车站，知道列车正沿成渝铁路向成都开去。紧邻跟我坐在一起的恰好是一位成都的同学，交谈之间，他突然问我：去不去看成都附近大邑县的收租院？刘文彩的地主庄园当时已经很有名，这是一处进行阶级教育的地方，我只在报上看到过介绍，当然想去看看。
这位同学拿了一张乘车证出来给我，这是一张参观阶级教育展览馆的乘车证，上面有乘车地点和时间。车票是第二天(11月23日)的，列车今天到成都，所以第二天刚好可以赶上去参观。
列车到成都站停了下来，车上的学生全部下了车。我出站后找到了接待站，安排了住处。我被安排到成都大学的接待站里。住的地方是学校的一个礼堂，里面全是地铺。找到床位，放好旅行袋后，到接待站的食堂吃了晚饭并打听了去收租院坐车的地点和路线。坐车地点离成都大学不太远。
第二天一早，天气很好。在接待站吃过早点后，只背了一个书包就赶往乘车处乘车去了。很容易就找到了乘车处。去大邑收租院的车是卡车，前往的学生很多，卡车车厢里站满了学生。
我爬上车，找地方站好。很快车就开了，卡车先在成都市内穿行，我仔细看着成都的市容。其中跟昆明区别最大的是无轨电车很多（昆明直到现在都没有电车）， 同时感觉市区很大很平，比昆明要繁华。车子开行了约两个多小时就到了“收租院”。
“收租院”实际上是一组创作于1965年、陈列于四川省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里的泥塑作品，里面共塑造了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及农民被迫反抗等情景，里面有约100多个真人大小的泥塑。展示了地主阶级通过收租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的全过程。收租院在文革中成了对人们进行阶级教育的重要基地，几乎到成都串连过的红卫兵和师生， 基本都去参观过这个收租院。
我们去参观这天，红卫兵和学生不少，不过并不拥挤。我们按着泥塑的顺序，把整个收租院看完后，又参观了整个庄园，对庄园中的 “水牢”印象比较深。
参观完，当天我并没有回成都的接待站，而是在收租院所在的安仁镇的中学接待站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才乘接送红卫兵和学生的卡车回到成都市区。
从大邑回到成大的接待站，才过了一天，在校园里就看到贴在醒目位置的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的通知：即日起停止乘车串联，要求正在外地串连的师生在当地办理返回原来所在城市的车票，返回本地闹革命。
看了通知，心里有些失落，想着怎么才出来几天，就停止串联了。虽然心有不甘，但也没有办法，只好问了在接待站办返回车票的办公室，先去办了返回昆明的领车票证明，第二天（11月27日）到车站取到了返回昆明的车票。
当我拿着车票回到住宿的礼堂时，遇到一位郑州来串连的中学生，他看我拿着返回昆明的车票，于是问我愿不愿意和他调票，他去昆明，我去郑州。我一想，这是一个好主意啊。这次串联因为出来晚了， 到现在只到了贵阳和成都两个城市。能去郑州，到北方走一走，正是我所希望的。我马上和这位同学换了车票。
到郑州的车票是第二天中午的。第二天，我带上几乎没有吃过的炒面，到成都站去坐这趟到郑州的火车。
坐这趟车的学生同样很多，不过因到得早，上车后还是找到了座位。时间到了，列车拉着一车的学生沿宝成线向着宝鸡方向开去。我仍然带着好奇的心情，透过车窗一路看着外面的景色，这些都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过的地方。由于已经是冬天了，一路上基本上是阴天和多云的天气，除了在四川境内一些地方景色比较好外，多数地方景色很一般。过秦岭时是在夜里，第二天天快亮时到了宝鸡。火车在这里换了车头后开始向东开去。从成都出来，一路大树都很少，特别是进入陕西后，树就更少了，看到的都是黄土高坡，在陕西境内，第一次见到远处的窑洞，对窑洞充满了好奇。
从宝鸡出来，一路经过咸阳、西安、洛阳后到了郑州。到郑州时又是夜里了（实际上到洛阳时天就已经黑了）。
这趟列车的终点站并不是郑州，听车上其他同学讲，列车一直要开到北京。所以尽管我的票是到郑州的，但在郑州我没有下车，能有机会到首都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到郑州后，列车转朝北方继续开去。过黄河时，天已经亮了，我特意从窗口向外看了这条有名的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河床很宽， 但几乎已经断流，河床中只有烁石和黄沙，这跟我想象中的黄河大不一样，在我想象中，黄河虽然水不清，但也应该是波涛滚滚很有气势才是呀！
过了黄河，很快就进入了河北境内。这里是华北大平原，一望无际，但是见不到南方才有的水田，只有旱地，地里基本看不到庄稼了， 只有些地里有些棉花还没有收完，干枯的棉花枝株上只有零零落落的 白色的棉花球。
离北京越来越近，过了保定离北京已经不远了。天黑了下来，晚上九点左右，火车终于到了北京，列车在永定门车站停了下来不往前走了，所有车上的红卫兵、学生都下了车。这一天是1966年11月28日，这天晚上天晴，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从车上刚下到地面，感觉有些冷，但才从车上下来，觉得这种冷还受得了，自己感觉有点像昆明冬天下霜的时候。
天冷还是其次的，问题是刚下车，就听到车站上的广播不停的通知：“根据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的决定，革命师生的串联已经停止，如果是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请到站台指定地点办理返回原地的车票”。同时有工作人员在登记，每个学生是哪里来的，根据你原来所在的城市，开一张办返回车票的证明给你，让你去办返回车票。
拿着工作人员开给的办理返回车票的证明，心里不仅有些失望：难道才到北京，就要回去了吗？
正在犹豫要不要就去办返回车票时，就听到有些学生说，赶快到先农坛体育场去，那儿有公交车接学生到接待站。先农坛体育场就在离永定门火车站不远的地方。我提着装着炒面的沉重的旅行袋，随着一些学生去到了体育场，果然有很多学生在那里等车，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不一会，来了七八辆大客车，我随着排队的队伍上了一辆公交车，还找到了一个座位。才坐下，车就开了。
车开了一会，有人突然说，“快看，到天安门广场了”。我从车窗看出去，果然不远处就是灯火辉煌的天安门城楼，在晚上显得特别雄伟和醒目，心里不禁一阵激动：我终于来到了祖国的首都。车没有停， 继续往前开，我心里想着：等住下来后，一定要到天安门前照张相留作纪念。
过了天安门，车又继续向前行驶了一会，终于停了下来。驾驶员告诉我们：接待处到了，大家下车。下车一看，原来是到了一座剧院， 坐大客车来的学生被领进了剧场里，并每个人分了一个座位坐了下来， 接着来了工作人员顺着座位依次对每个学生进行登记：姓名和所在的学校，说是将根据名单安排接待地点。
剧场里虽没有暖气，但因为人多，还不算太冷，但坐在座位上不能睡觉，感受不舒服。一直等到天快亮时，来了些解放军，才有工 作人员拿着手提扩音器在一个一个的照名单喊着学生的名字。喊到的学生就从座位上起来到前面集队去，然后由一名解放军带着，排着队伍离开剧院步行到安排的接待站去。
我终于听到喊我的名字了。我从座位上拿着我的旅行袋走到集队的地方。我们这一组的人喊完并集好队后，一名解放军战士带领我们离开了剧场。
在这名解放军战士的带领下，我们沿大街向接待我们的地方走去。最后我们被带到东单附近一个胡同中的一个四合院里。这是一个临时 用于接待串连师生的接待站，我被分在四合院的正屋住宿。屋里都是 地铺，可以睡十几个人。跟我分在一个房间住宿的是一些来自贵州的 中学生，我则是唯一的一名云南学生。在屋的中间有一个烧煤球的取 暖用的火炉，炉子上方有一个烟罩罩着，通过烟罩上的管道把炉子产 生的烟气引到室外。
从房门出来，是一个门廊，在两根木柱上栓有一 根铁线，我们把洗脸的毛巾挂到了这根铁线上。解放军给我们交待了 一些事情：每天早上起床后由解放军带我们出去跑步，锻练身体；就餐在离这里不远的北京袜厂的食堂；白天自己自由活动。
安顿好后，我们随即到袜厂去吃早餐。袜厂离我们住处不远，出 了四合院沿胡同走一会儿就到了。食堂就餐的大厅比较大，就餐的学 12 生很多，伙食还可以。在餐厅里我第一次看到电视机，在这之前，我 只在介绍无线电的科普读物中知道有电视机这种电器。电视机被锁在 一个吊在空中的木箱中，木箱正前面是一道玻璃窗，透过它能看到里 面的电视机屏幕。但从我住到这里一直到离开北京的时间里，都没有 看到这个电视机播放过电视节目。
在这个接待站我住了十三天时间。
住下来的头几天，真正使我体验到了北京冬天的寒冷：我们凉在门口铁线上的湿毛巾，不一会就被冻成了坚硬的冰块，硬绑绑的，只有把它放到热水中冰化了后，才可以使用。
在北京的大街上，虽然天是晴的，但天空却总是灰蒙蒙的，太阳一点热力也没有，风还大，风吹在身上就像刀割一样。
到北京的第二天早上，我就到天安门广 场去照相留念。广场上排有很长的队伍，由于太冷，只有不停的运动，才暖和一点。在给寄相片的信封上写地址时，手已经冻僵，笔都几乎捏不住，勉强歪歪斜斜地才把信封写好。
在北京的这十三天时间，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到清华、北大几所大学看大字报，也到过颐和园和几个风景点玩过，其中一次是到景山公园看过明崇桢皇帝吊死的那棵歪脖树。由于故宫这段时间是关闭的， 所以只从景山公园的山上从远处看到过故宫。
从东单到清华、北大路很远，因为是停止了串联，没有办到串联 师生用的免费公交乘车卡，所以我都是从东单走路去的（有一次混上公交车，结果被司乘人员查到并被摔下了车，后来我就再也不坐公交车了）。因为天冷路又远，所以每次走路都是走一小段路，冷得不行时赶快跑进路边的商店中取一会暧再走。
那时商店中也没有空调，为了取暖，在商店中有一个大的火炉， 火炉的火很大，在它上方也有一个导烟气的大烟罩罩着。商店的大门则有一个很厚的棉门帘档住。
那一次到颐和园玩，园中昆明湖的水面全部结了厚厚的冰，有很多人在冰面上滑冰。由于天太冷，玩得并不尽兴。
就这样在北京呆了十三天时间，实在呆不下去了，带领我们的解放军又来登记为我们办理返程车票。车票办好后，到了乘车的那天早 上，解放军把我送到北京站，等我进站上了火车他们才回去，这一天 是 1966 年 12 月 11 日。
火车只能开到贵阳站，我要到贵阳再转车。
列车沿京广线一路南下，车到了湖北武汉、湖南长沙时，本想下 车再去玩一玩，无奈天冷还下着阴雨，又提着一个装着很重炒面的旅 行袋（因为一路出来，炒面基本没有吃过，我又舍不得也不敢扔掉， 所以一直随身带着），加上车上人很挤，所以一直坐了三天的车，到了贵阳才下的车。
由于坐车的时间太长，到贵阳下车时，两条腿已经水肿了。下 活动了一天后才消了肿。
在贵阳呆了两天，重新换了张 12 月 16 日从贵阳到昆明的车票， 坐上贵阳到昆明的火车回到了昆明。当火车进入云南后，天晴开了，到处是蓝天白云，气温也非常暧和，这才感到云南天气是多么好啊！
回到学校一看，班上的同学大部分都没有回来，学校冷冷清清的，学 校的礼堂和三楼的大教室也开辟成了接待串联师生住的地方，里面还住着不多的一些来昆明串联的外地学生。我干脆回到了位于郊区的石龙坝电厂的家里。家中只有外婆领着几个小的弟妹在家，妈妈已经和子弟学校的几位女老师到省外步行串联去了，大弟（省粮校的学生）和大妹（昆明师范学校的学生）、二 妹（昆明某中学初二的学生）也都步行串联去了。
我陪着外婆及三个小的弟妹们在家住了一小段时间，直到原来小学的同学来约我出去步行串联。翻过年，到了1967年的1月份，我再次和原来小学的同学出去步行串联了一次。
1966 年年底从北京串联回来没有多长时间，1967年新年刚过，我正 在石龙坝电厂的家中休息，原来电厂子弟学校的同学 DL 和 XL 就来约 我外出长征步行串联了。DL 和 XL 当时都是普通中学高三的学生。由于1966年红卫兵坐车大串联期间，我出去得晚，只到过贵阳、成都和 北京三座城市，而且没有赶上毛主席对红卫兵的接见，坐车串联就结束了。所以她 们一来约我，我就答应了。
1967年1月5日，我赶回学校，到校文革筹委会开了外出步行串连的证明。（开证明时，学校文革筹委会的工作人员误将“到全国各地”写成了“到各国各地”， 我看到后给他提醒，他才忙着改正过来。）
开好证明，又忙着和 DL、XL 她们进行外出步行串联的准备工作：我们给我们的长征队起名“红军 自有后来人长征队”，订做了一面队旗，印了红袖套，买了军帽，每 人还买了一付绑腿。我们这个长征队其实只有五个人，除了我们三人 外，另外两人就是 DL 的妹妹 DH 及 XL 的弟弟 XN，他们两人都是和他 们姐姐同一普通中学的初中生。
我们初步定的长征路线是经遵义，到韶山再到井岗山。
就在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准备出发时，DL 提了个建议：为了节省 时间，我们先坐火车到重庆，然后以重庆为起点再步行。上次坐车串 联时，虽然从贵阳到成都的火车路过重庆，但当时没有下车，所以我 也很想去重庆看一看，就同意了 DL 的意见。
不知 DL 通过什么方法，弄到了到重庆的车票。1 月的一个晚上， 我们在昆明站上了一趟到重庆的客车，车上大多数是出去串连的学生。16 火车当天晚上并没有开出，我们带着长征要用的背包，在车上坐了一 夜。
第二天一早，火车开动了。由昆明到重庆，有1100公里左右路程，当时火车开得很慢，经过近40小时的时间，在第三天凌晨天快亮的时候，火车到了重庆菜园坝火车站。火车站位于长江边上，从火车站到市区，先要坐缆车上到两路口，再坐公交车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我们五人下了火车，坐缆车到了两路口，在这里有一个给串联师生安排接待站的办事点。我们拿上串联证明，去安排了接待站。给我们安排的接待站比较远，在两路口西边的大坪，要坐公交车才能到达。
冬天的重庆，几乎天天都是大雾天，阴湿还冷。我们到的这天早 晨，也是雾濛濛的，不过因为是第一次到山城重庆，感觉很新鲜，也 很兴奋。拿到去接待站的介绍信，我们没有忙着坐车到接待站去，大家都感到肚子有些饿了，在街边找了个面馆买了几碗面，准备先吃了早点再说。DL 从昆明出来时，带了瓶油辣椒，昆明人都爱吃辣，当然四川人更爱吃辣。面中的辣椒不多，DL 打开瓶盖，我们一人挑了些油辣椒放到碗里，旁边的其他顾客见到我们额外加了油辣椒，忙着跑过来问我们，哪里有油辣椒，我们告诉他们这是我们自己带来的， 他们才失望的回到他们自己的桌子上。
吃过早点，我们坐上公交车到了大坪。大坪的地势在我印象中要比市中心平缓一些。
很容易我们就找到了安排我们住宿的接待站，接待站就在街边上， 是一幢新楼，估计盖好没有多长时间，还没有正式交付使用。接待站 的房间大小不一，床都是地铺，而且是通铺。床的下面铺有草席，上 面再铺上棉絮和床单。我和 XN 被安排住在一间小的男生住的房间里， 除了我们两人，还有一些其它地区来的红卫兵和学生。DL 和 XL 她们 三人住在一间较大的女生住的房间里，这间房间里住的红卫兵和学生 更多。接待站里面有食堂，一顿饭只要一角钱左右，如果没有钱或者 衣服没有带够，同样可以向接待站借。我们出来时都做了准备，所以 只嫌东西带多了，没有缺什么，也没有向接待站借过什么东西。
在大坪接待站一住就是10来天的时间。这期间，我们到过市中心解放碑附近去玩过，也到嘉陵江大桥上去看过。更主要的是去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地点参观过，比如曾家岩红岩村、中美合作所所在地、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在中美合作所那里，我们长征队拿着我们的 队旗，打着绑腿，手握毛主席语录，照了一张集体照。这张长征串联时的照片，现在还保存着。
那段时间，正是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正在起来造反的时期，接侍站前面的大街上，经常有游行的队伍，队伍中还有广播车跟着，也有一些被揪出来的“阶级敌人和走资派”胸前挂着大牌子跟着游街。
时间一天天过去，没有见 DL 她们说要出发步行串联的事，追问她们几次后，最后才开始准备要出发了。
后来几天，重庆的天气晴朗起来，为了一路轻装，我们把原来带来的背包通过邮局寄回了昆明。
终于在二月初的一天吃过早餐后，接近 11 点左右我们从大坪向南 出发了，目标是遵义。出发的时候，跟我们住同一个接待站的七八 个四川的初中生，主要是成都盐道街中学和重庆璧山鹿鸣中学的学生， 提出要跟我们一起步行串连，我们同意了，这样我们的长征队人数就 多了起来。
由于DH只是初一的小女生，过去没有长途走过路，步行起来很艰难，第一天走不了多少就说累，要停下来休息，后来脚上还打起了 水泡，行走的速度很慢。我也只好耐心地陪她们慢慢走。
走到天黑，总共走了20公里，来到离重庆不远的巴县停了下来。找接待站住下，吃了晚饭后，这天到巴县接待站住下的步行红卫兵和学生很多，红卫兵们在这里政府的一个礼堂里要进行一次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艺演出，各个长征队有什么节目都可以报名参加。DH虽然小，但嗓子特别好，歌唱得很好，她报名参加了当天晚上的表演。大礼堂里热闹非凡，气氛很热烈。DH 的歌声赢得了阵阵掌声。（DH 由于这一特长，在知青下乡时，她没有下乡，而是到部队当了文艺兵， 后来转业到某市电视台，后来还当上了某市电视台文艺部的一名领导。）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又艰难的走了60公里，来到了四川南边距贵州很近的一个重镇綦江县城。
DH她们实在走不动了，要求休息两天，我们只好在綦江停了下来。这两天除了在县城闲逛外，就是看看当地的大字报。到达綦江的 19 第二天，DL 和 XL 来找我，说是不想步行了，准备到綦江火车站去办火车票，坐火车到遵义，从遵义再步行到韶山。我听了，心里有些不高兴，心想我们组成长征队出来步行串联，就是要走路的，现在才走了三天，只走了80公里，就不想走了，就要坐车了。
我不同意她们的意见，表示一定要走下去。她们见我不愿意坐车，也没有再跟我说什么。但到了第三天，DL 跑来跟我说，去遵义的火车票她们已经办好了，她们就是要坐火车到遵义去，让我也跟她们坐火车一起走。
我听了有点生气，就说你们要坐车你们去坐，我坚决不坐，我一个人也要步行。最后，我们只好分开了。我们约定，她们坐火车到遵义后， 在接待站留言等我，我走到遵义后去找她们。
跟着我们一起步行的那七八个四川的初中生，除了两名女生坚决要求跟我一起步行外，另外的也要跟她们坐车到遵义去。一定要跟着我一起继续步行的两位四川初中女生是：成都盐道街中学初三的露涛和璧山县鹿鸣中学初三的晓玲，她们当时都只有十七岁左右。
分开后，我带着两名四川初三的女生，继续向着遵义走去。这两名女生吃得苦，意志坚定，我们步行的速度明显快了起来，以后每天最少要走 40 公里以上。
1967年的春节已经很近了，一路上，步行串联的红卫兵明显少 了很多，有时到一个接待站，基本没有红卫兵在那里过夜。
走到1967年大年三十（2月8日）那天，傍晚的时候，我们到达过一个接待站，结果接待站里没有一名红卫兵和学生在那里住，我们决定不在这个接待站过夜，继续再走，到下一个接待站再休息。
为了天黑之前走到下一个接待站，我们加快了脚步，一路上很少听到我们讲话的声音，只听到我们快步走时“沙沙”响的脚步声。太阳完全落了下去，天黑了下来，还没有见到接待站的影子。我们沿公路快步的走着，远处传来村子里狗吠的声音，我们心里不免有些紧张，每人在路边找了根木棍提着，大家都不说话，只是加快脚步朝前走。估计过了晚上9点，远处公路上看到了一点灯光，我们开始高兴起来，估计前面就是接待站了。我们更加快了脚步，向着灯光的方向走去。
等我们走近灯光一看，原来不是接待站，而是一家路边的国营饭店。饭店的职工正在打扫卫生，准备关门。饭店职工一看到我们三个学生进来，都很奇怪。我们也赶快向他们打听，下一个红卫兵接待站离这里还有多远？店里职工告诉我们，下一个接待站已经是在贵州境内的松坎镇了，离这里走小路还有30里（15公里）。
夜里还要再走15公里的山间小路已经是不可能了。于是我们只好恳求他们，能不能让我们在他们饭店住一夜？那时的人真的太好了，店里的职工告诉我们，今天是大年三十，有几名职工回家过年去了，刚好他们的宿舍空出来两间，可以安排我们在他们那里住一晚上。并问我们吃过晚饭没有？我们说还没有吃晚饭，他们很快煮了些面，加了很多肉帽让我们三人吃了。这样我们三人在这个饭店住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们早早的就起床，洗漱完，店里的职工又煮了早点给我们吃。吃过早点， 也没有收我们的钱。我们向他们表示感谢并道别后，沿着他们给我们 指示的方向，又继续上路了。这天已经是1967年春节的大年初一（2月9日）。
初一这天，天阴，下着毛毛细雨，走出离饭店大概200多米的地方，我们看到了一座高高矗立在路边的界碑，界碑向着四川的这一面， 写着“四川省”三个大字，而界碑相对的另一面则写着“贵州省”。原来我们三十晚上是在四川和贵州两省交界的地方度过的。
站在四川和贵州两省分界处的界碑旁边，我细细看着界碑附近的景色，四川和贵州两边的地貌区别令我感到惊奇：四川一侧的山是连绵不断的大山，从山脚到山顶几乎都有农田，当时田里都长满了胡豆 （青蚕豆），土地显得肥沃；而在贵州一侧的山，则是一个个独立的像馒头一样石灰岩组成的小山包，很少有农田，土地显得贫瘠。这样明显不同的地貌区别是不是省界划分的一个根据呢？
离开两省省界沿公路走了不一段路，就到了去松坎的小路岔口。走上小路后，一路下坡。15公里不算很远，3个多小时后，中午时分我们就到了松坎。
松坎镇位于贵州桐梓县境内，是黔北的重要门户。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在打下娄山关后，一直追击敌人到松坎，将敌军阻止在四川境内。但直到1967年我们步行到松坎时，松坎仍然是一个很穷的小镇， 一条街的两边全是破旧的平房，商店不多，但我们到达时却非常热闹，这是因为，红军长征时，曾到达过这里，文革期间追随红军进行长征串连的红卫兵，也把这里当成一处革命圣地，加上正值春节，很多步行串连的红卫兵和学生就停留在这里过节，狭窄的街道上到处是步行串联到这里的红卫兵和学生，一片热闹景象。
我们在松坎的接待站住了下来，准备在这里过春节，然后再继续步行到遵义去。
由于过节，接待站的伙食也好得多，洗脸脚也用上了热水。就这样，我们三人在松坎放松的休息了两天。到大年初三早上（2月11日），我们离开了松坎，重新踏上了前往遵义的路程。从重庆出来走了这么多天，已经适应步行了，走路的速度明显提高，脚上不再打水泡。一路上我们有时沿公路，有时沿小路，有时还沿铁路，甚至穿越铁路隧道向前走着。每天的行程不下 40 公里。一 边走还一边欣赏着沿途的风景，唱着当时流行的长征组歌，感觉好极了。
穿过铜梓县城后，不久我们来到了著名的娄山关前。到达娄山关 时，已经天晚了，我们准备在娄山关前的接待站住一晚后，第二天再翻越红军长征时这座有名的关隘。
在接待站住下并吃了晚饭后，听说在离接待站不远的山中，住着 一位红军长征时期，因负伤而留在当地的老红军。于是我们三人和几名同住一个接待站的其他红卫兵一起，打着电筒，前去拜访这位老红军。
这位老红军住在深山中的一间草屋里，当我们找到他的家时，有几名先就到来的红卫兵已经从他的家中出来了。我们进到屋里，屋里亮着昏暗的灯光，屋内摆设很简陋，在正屋的一个供台上和墙上摆满了来访的红卫兵和学生送的毛主席像章及红卫兵袖套等。老人年纪很大了，讲话声音很小，福建口音，所以讲什么基本听不清，只大概知道他是因为红军攻打娄山关时负伤而留下来的红军战士。
第二天一早，在接待站吃过早点，我们开始沿公路翻越娄山关。这天天阴，下着冻雨，路上非常滑，公路上不时有卡车驶过，卡车轮 胎上都绑有防滑的铁链条。我们艰难的爬到坡顶，在那里有一块石碑， 上面写着“娄山关”三个字。
从坡顶往下走，路就更滑，我们三人只有手拉手的慢慢的往下走。好容易才下到山底。
翻过娄山关后，路就好走得多了。离遵义也越来越近了。
我们终于进了遵义城。遵义城比其它县城大得多，由于红军长征时在这里举行过有名的遵义会议，所以“文革”时期，这里是红卫兵向往 的一处革命圣地。进到城里非常热闹，到处是串连到这里的红卫兵和学生，我们一面在各个接待站的留言墙上寻找 DL、XL 她们的留言， 一面进行登记，以寻求住宿的地方。看了很多接待站，都没有找到她们的留言，只好放弃了。最后我们三人被安排在遵义卫校的接待站住了下来。
这时，各个接待站已经贴出了中央文革关于停止步行串联的通知，让大家等开春后再进行串联。各个接待站都在办理返回原地的车票。同时，各处都在传言，在串联的红卫兵中，已经发现了很多例的流行性脑膜炎，也给我们继续走下去留下了阴影。
我们决定在遵义停留两天后，乘火车返回各自的学校。这两天里，我们参观了遵义会议旧址，也游览了遵义城里的公园，当然也看了一 些学校和街上贴的大字报。
两天后，我们要离开遵义了。通过这些天的同甘共苦，两位四川 的初中女生和我已经建立了友谊，我们互相留下通信地址后，我决定先把她们送上各自的火车后，我再最后返回昆明。
在我们去往遵义火车站的路上，在街上突然见到了晓玲的一名同校同学 DX，DX 串连到遵义后，不幸感染上了脑膜炎而住进了医院，住院时她已经不清醒了，万幸的是经过治疗，她好了起来，我们遇到她时，她正准备回医院去拿她的东西。我们三人就陪她到了她住院的病房，病房里没有一个人，整个病房非常脏乱。我们帮她一起收检好她的东西，然后办了离院手续，才一起到火车站去。
遵义火车站在城外不远的地方，站上已经有好多等火车准备返回原地的红卫兵和学生。露涛要回成都，晓玲和 DX 要回重庆，她们不是一趟车。露涛要坐的车先到，我们把她送上火车后，我又陪晓玲和 DX 等回重庆的火车。
等晓玲和 DX 最终坐上回重庆的火车走后，我这才考虑我下一步怎么办？回想这些天来，从重庆到遵义，步行了 300 多公里，难道长征就此结束了？我心有不甘。这时我有了一个想法，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走到贵阳去，起码这次步行串联，最少要完成从重庆到贵阳 460 多公里的行程。
这时已经是中午一点左右，从遵义到贵阳还有 160 公里。我离开 火车站，踏上了去贵阳的道路。
由于停止了步行串联，所以在从遵义到贵阳的路上，很少遇到其他串联的学生，每到一个接待站，几乎都是我一个人住在里面。这样， 经过了三天时间，我终于步行到了贵阳。
这当中，从遵义出来，过乌江时，船工是把我一个人渡过乌江的。在息峰接待站，只有我一个人住在接待站；我还一个人去参观了息峰 集中营旧址。
我是在中午两点左右到达贵阳的，首先进入视线的是黔灵公园。在 1966 年坐车串连时，我曾到过黔灵公园，所以一到公园，就马上回想起第一次来这个公园时的情景。我在公园休息了一个多小时，才从公园进到城里找接待站。最后是住在贵州大学的接待站里。
在贵阳待了两天，我办理了返回昆明的免费车票，回到了昆明， 结束了文革中这次令人难忘的步行串联。
回昆明后，我和随我一起步行串连的两位四川同学保持了两年 的通信联系，直到 1969 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才逐渐失去联系的。50 年过去了，这两位同学不知现在在哪里？我真想再和她们取得联系。真心祝愿这两位同学一生幸福。
步行串联回来后，我回了趟学校。学校里学生还很少，有的同学出去串联还没有回来，有的回了老家。前段时间在“血统论”盛行时成立的“以红五类为主的红卫兵”已经解散，我们班原来的红五类红卫兵已经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成立了造反派红卫兵和“某某战斗兵团”，由于我们学校曾集体参加过 1966 年 8 月 23 日在省委礼堂的聚会（即昆明八二三事件），所以全校大部分同学都参加了“某某某” 兵团，我们班被编入了“昆明冶金工校某某某战斗兵团采测分团”。
我们学校隔壁的昆明工学院现在成了昆明地区“某某某造反派” 总部，紧挨着工学院的云南大学也成立了造反组织“某某兵团”，昆明各个工厂的工人也开始起来造反，纷纷成立了工人的造反组织。
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的示范作用下，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纷纷 起来夺“省、市委的权”。昆明成立了军管会，昆明的两大造反组织也联合起来向省委夺权。
昆明的造反闹得轰轰烈烈的这段时间，我们恰好在外面步行串联。因为回学校的人很少，又是到了平时寒假期间，所以回学校看了一转 后，我就回了城郊的石龙坝电厂的家。回到家里，步行串联出去的妈 妈、弟妹们也都陆续回来了。
妈妈是参加电厂子弟学校的老师组织的“红星长征队”出去步行串联的。她们一共五个人，全部是女老师，那年妈妈才38岁。她们五名女老师先是坐省电业局的车到了贵阳，然后从贵阳开始步行，路线是先到了遵义，然后由遵义到韶山，路上还翻越了湖南境内的雪峰山。
她们到韶山时，中央下达了停止步行串联的通知。结果她们五位女老师从长沙自己买了车票最后到了北京，最后是从北京回到昆明的。
大弟在省粮食学校上学，那年他18岁，也参加了他们学校的长征队，从昆明就开始步行，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从昆明北面的富民，经过丽江宁蒗泸沽湖，过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直到腊子口才接到停止串联的通知，他是从成都返回昆明的。在半路上他跟他们学校的同学分散后，结识了昆明医学院几名大学生和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的几名大学生，他跟这些大学生结伴步行串联。回昆后，他一直跟医学院的LZ和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的DH保持着联系。2016年，大弟还和我弟媳到福州DH的家去跟DH聚会了一次，受到热情的接待。
大妹在昆明师范学校读书，当时她17岁不到，也和同学一起出去步行串联，她们也是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一直走到陕西，才从陕西回昆的。
二妹当时是初二的学生，十四岁还不到，她和十四名原来电厂子弟学校的小学同学（当时和我妹妹同在一所中学读初二）一起参加了由昆明工学院三名大学生组织的长征队，他们自称自己是十八棵青松。在这三名大学生的带领下从昆明出发，经贵阳、遵义一直步行串联到重庆，到重庆接到停止串联的通知，由重庆返回昆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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