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劲风，生于1955年，1978年初考入中山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1982年被分配到吴川县对外经委工作。1983年开始创作，发表作品800万字，先后加入广东省曲艺家协会、广东省作家协会。2015年在吴川市文联退休。2017年被聘为湛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
我戴着“红卫队”袖章
参加“革命大串联”
作者：黎劲风
革命大串联是“文革”初期的特定历史现象，是一代大中学生乃至小学生的亲身经历。尽管已过去了半世纪多，这段经历依然留在我的记忆深处。文革初期，各地大中学生教师及部分其他人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串联活动，1966年6月部分外地大中学生到北京串联，到北京串联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从国家财政中开支，北京学生也到各地串联，串联的学生在各地冲击党政军机关，非法揪斗干部群众，破坏名胜，使国家遭到严重的损失，并引起大混乱。1967年4月以后，大串联逐渐停止。
据众多网友回忆，“革命大串联”这种方式首先是在北京一些高等院校的学生中开始的。1966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从6月初开始，全国的学校全部停课，高考和大专院校招生工作推迟。学生为了造党委的反，打破班级、年级、校系的界限，商议共同采取某些行动，这种方法被冠以“革命大串联”。还有网友回忆：当年，毛赋予我们红卫兵一个神圣的使命——“煽风点火”。因而我们所到之处都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热情接待，亲切称我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竭尽全力地安排好我们的食宿。只要在学校开具一张“介绍信”带在身上，红卫兵就能够走遍全国，乘车吃饭不用花一分钱。
据史料记载：为了把文化大革命引向深入，毛于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检阅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代表，并于8月31日第二次接见、检阅。9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表、教职工免费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随后，毛分别于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6次接见红卫兵。毛8次共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1300多万。革命大串联开始时，我才11岁。当时上头有指示：各学校可选派5%的同学上北京，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在红卫兵串联风靡全国后，吴川的中学生也纷纷到北京等地串联。和我同在吴川中医院宿舍楼居住的陈亚德(名中医后代)是我童年朋友，他姐姐就作为红卫兵代表，在全校师生欢送下，带着大家的希望和重托千里迢迢到了北京串联，在天安门城楼前受到伟大领袖的检阅，成了当年最幸福的人。《海康县志》(海康县现为雷州市，和吴川同属湛江市管辖)对红卫兵代表到北京串联有记载：1966年10月3日，29间中学693名红卫兵和师生代表在数千名干部、职工、师生欢送下，赴北京参观、串联。1966年末，我就读的实验小学也组织四五年级学生步行串联，不过不是去北京，而是计划就近去湛江、茂名等地。也许是受了我提的“批评意见”(注：此前我曾写信批评学校执行的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谭力夫路线”。)影响，实验小学组织的学生串联，破例允许个别非红卫兵参加，并每人发一只印有“红卫队”三字的红袖章。于是，在实验小学步行串联的长长的红卫兵队伍后面，破例出现了几名戴着“红卫队”袖章的小学生。路上，一些人向我们几人投下了好奇的目光。按照实验小学组织的串联计划，我们准备先用2天时间步行到50公里外的湛江市霞山区，其中第一天到20多公里外的吴川黄坡镇。一路有红卫兵接待站，免费提供饮食。但被子草席要自带。由于已是冬天，要带上厚厚的棉被。老师搭配大个同学和小个同学合铺，由大个同学背棉被，小个同学背草席。全班最小个的我和一大高个同学合铺。出发前，大高个同学体贴我，将我背的草席也拿走一起背，让我轻装上阵。傍晚前，我们终于走到了黄坡镇。在红卫兵接待站里吃过饭，晚上就利用自带的被席在接待站里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们的串联队伍又出发了。令我万分气恼的是，出发时老师竟然把我和一名体弱的男同学、还有几个体弱的女同学留下来，由一位女老师领着坐车去湛江。我很不服气，自认能走到湛江，悄悄地出走了，独自沿着公路追赶串联的队伍。我快步走了大约两公里，远远地看见我们的串联队伍就在前头，不由放慢了脚步。万万没想到，我刚悄然出走，领我们坐车的女老师就派出一名女同学，在我身后一直追赶着我。我刚放慢脚步，她已追到了我身边，二话没说就紧紧抓住我的手，不由分说就把我往回拉。她的力气比我大，弱小的我硬是被她拉了回去，拉到了女老师的跟前。温和的女老师也不批评我，很快我们一起免费坐上了往湛江霞山的客车，并于傍晚与串联的的队伍汇合。此时，可怕的脑膜炎疾病已在吴川和湛江等地流行。其中吴川的塘缀镇是重灾区，我母亲作为县城医院的医务人员后来也被派去塘缀，还被传染上脑膜炎，幸亏救治及时。《吴川文史(3)》载文记载：1966年至1967年5月，吴川脑膜炎发病568例，死亡347人。《湛江市志》记载：1967年湛江发生流行性脑膜炎。因“大串联”而加剧，全市发病共1799例。我们串联到湛江时，传言脑膜炎流行加剧，令我们的串联不敢按原定计划进行。我们仅在红卫兵接待站里住了一晚，睡前我在街头转了一圈，没参与任何“革命行动”。第二天一早，大家就坐车匆匆返回了吴川。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联，有免票乘车串联的，也有部分红卫兵是步行到北京和全国各地的。串联的路上，几次看见“乘车串联可耻，步行串联光荣”的大标语和横幅。而我参与的这次串联由于脑膜炎流行未完成后期(到茂名等地)行程，还给我留下无尽的懊恼——我因为被一名女同学拉住，成了乘车串联的“可耻”之人，给我的人生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我戴了两三天的“红卫队”袖章在返回吴川时也交给了老师。尽管几年后我在吴川县第一中学读高中，学校于1972年6月、1973年6月（临近毕业）分别公布新吸收的“红卫兵”名单和“红卫兵纠察队”名单，我都榜上有名，但我一直没能再戴上红袖章。
1967年夏秋，为稳定局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一系列通知、批示，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联，复课闹革命。又过了一些年月，“革命”的火焰渐渐熄灭了，我才领略到文革的荒唐，领略到老师对我的关爱，领略到同学对我的爱护。当年，梅菉的其他小学也组织高年级学生进行革命串联，如当年毗邻实验小学的梅菉小学，许多高年级学生也参加了串联。一位当年参加串联的同龄网友在给我的帖子《我的文革岁月之“停课闹革命”》跟帖时写道——荒唐的文革的确如此，我也有亲身体会。当年我在梅菉小学读书时，虽然只有五六年级，居然大家搞起串联来。在学校的老师带领下，我们背着行李用两天的时间步行到湛江，一路上碰到不少步行中的串联队伍，碰面是高呼口号，撒传单，路途都有接待站，可供免费食宿，第一晚就在黄坡中学吃饭，在黄坡电影院住宿，到湛江就住在港务局子弟小学。要不是当时流行脑膜炎，不知串到哪里去了，大家都觉得害怕就从化州转回来了。
有一次，不知庆祝什么搞大游行，正好我和几个人抬用桉树做的毛主席像游行，我觉得有点沉重，就说了句：“只屌野好重。”当即有同学纠正说：“你说毛主席是屌野?”我即时被吓出了身冷汗。要知道在当时，这话是可大可小的。好在大家没有继续深究，我也没有成为“现行反革命”。
如今，文革大串联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多，成为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页。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文革大串联实际就是全国性的学生停课免费大旅游、大流窜，甚至还可以说是大破坏、大捣乱。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哪有皇帝发圣旨要平民百姓去免费旅游的?这样的奇事，为世界人类历史上之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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