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 ​施鹤发：从上海到漠河，火车汽车走了5天

作者简历

施鹤发，曾在东北黑龙江畔插队落户，当过教师，上海市区级机关退休，现居上海。

原题

锣鼓声催去边疆

作者：施鹤发

01

1969年真是我无可奈何的一年，不是像花落去，而是像柳絮一样“随风飘去”。

春节过后，街道里就有人上门，是动员我的，还伴着喧天的锣鼓声，引得弄堂里大人小孩都围在我家门口看热闹。街道还有居委会的阿姨伯伯们上门来，让我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母亲对领头的街道革委会人说，不去，我们家几个孩子都在外地。母亲对他们板着手指头，子女中谁在哪儿谁在哪儿，很多理由，不能让我再到外地去了。

那时，上山下乡只有到那些边远地区，云南啊贵州啊内蒙古黑龙江，听听都吓人的地方，我父母是不肯让我去的。还好，那时还是以自愿为主，街道只是动员，而且我家又是工人出身，也不能怎么强逼我。其实我真无所谓，只是看着父母白发苍苍，家里四个哥姐都在外地。弟弟还小，我就是家中的主心骨了，所以不忍心，不能不顾不弃拔腿就走的。

后来知青办的人找到了我父亲厂里，厂里的头儿也不敢对老工人采取什么措施，只是把话传给我父亲而已。当然知青办的人是不会罢休的，他们一次次找上门来一次次动员，甚至让居委会的阿姨老伯们踏上门来，敲锣打鼓。

我父亲母亲怕我顶不住，就给了我点钱让我到吴江舅舅家去，到无锡亲戚家去，就是避避风头。我正好逍遥、自在，逛逛江南古城，领略江南农村，岂不美哉。可是毕竟不在家，客居时间长了也觉不妥，还是返回家里。

那段时间真是闲极无聊。分在上海的同学都上着班，成了上班族，不是一类的了，就慢慢疏远了起来，只能和几个都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现在几乎是同病相怜的同学一起东逛西荡，一起毫无方向地游荡，到有着稻花香的浦东、青浦，到还着一片片农田的虹桥、莘庄，有时还搭着不要钱的卡车，颠簸二三个小时到苏州逛一趟再回来。

后来那几个也熬不过了，背起背包奔赴“广阔天地”了。剩下的我只能蜷在家，看看书，哼哼曲，写写伤感的诗。不久，知青办的人闻到了味，像苍蝇一样又叮了上来。

一天，我在家拿着本外国名著《红与黑》，读得正入神的时候，听到有敲门声，我赶紧把书藏好，开门。只见三个陌生人，两男一女，都四十来岁的样子，男的，一个戴着眼镜，很斯文，另一个则很粗俗，一看就是那种属于重工业工厂里的，很有些得意的派头样子的工人；女的，也是那种成了领导阶级，而不脱粗俗的样子。他俩是工宣队的，不用说就是要我去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他们又找来了，看来，我真的是无可奈何了。

我还记得，那天，他们对我进行了车轮大战，或者说就像攻占堡垒一样轮番轰炸。这个说完那个说，那个说完这个说，没你回想思考余地。

那个男工宣队的说，革命青年要听伟大领袖的话，伟大领袖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女工宣队的那个就说知识青年要遵照伟大领袖的号召，到农村去；男的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女的接着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男的说革命青年要与资产阶级思想决裂，女的说要到广阔天地去炼红心……

我说行了行了，让我想想，让我考虑考虑。其实我刚从那本书的情节中出来，还没反应过来。那位带眼镜的肯定不是工宣队的人见状，插话了，他的意思是没有办法的，看这形势，大势所趋，谁也逃不脱的，那是运动，不能留在城里吃闲饭了。他倒是没说大话，说得很低沉很实际，带有点同情心。

后来听那两个工宣队的说，戴眼镜的原是什么中学的校长，打倒后刚刚解放，还没完全恢复工作，暂时帮着工宣队们动员我们这批人。说他的儿子女儿都一起到云南去了，家里只剩个瘸腿的小儿。此时，我虽然仍是无话，但已是被击垮。我不停地抓头挠皮，欲说无言，不知怎么就僵硬地点了点头。

02

要说最沉重的还是我父母，既成定局，也无话可说。后来听我姐姐说，我父母到街坊到街道四处打听，知道我要去的地方是中国最最北端的漠河，早先犯人充军也没充到那么远过的地方，还听到其他一样关心子女下乡的家长说，那里冬天不是一般的冷，是出奇的冷。

最令他们担心的是，那地方对面就是“罗宋”，“罗宋”是我父亲对苏联的称呼，他们知道的“罗宋人”是多么地凶恶，而且还准备同他们打仗。姐姐说，两老闻之立时垂首顿足，还坐在马路边上双双痛哭了许久。姐姐还说，两老后悔没让我去江西啊、安徽啊等近点的地方，是害了我。现在想想那时真真难为了我那充满挚爱的双亲。

不堪骤雨夜犹长，

卧冷坐听东满塘。

二十年思游子泪，

且今一滴足心伤。

这是后来我追思母亲时，压抑了许久许久才写出的一首诗。

十月应该是最好的时候，刚刚熬过了奥热难耐的暑夏，接踵而来的是万里清秋。1969年的十月一日是国庆20周年，而且这一年又是什么九大胜利结束，法定了“身体永远健康”的人为接班人，全国大庆，不消说热闹异常，简直像锅里的水，沸腾了。天安门大阅兵，伟大领袖挥巨手、亲密战友挥宝书，阅兵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吓得苏修美帝，一切资本主义屁滚尿流。后来才知道，人家压根儿没把你当回儿事。那时我们老百姓好像脑子都灌了烧开的水，生活宁愿苦点烂点，也要一起瞎折腾瞎闹腾瞎起哄，多开心哪！

可是我开心不起来，我的父母开心不起来。天空虽然晴朗，我心情十分沉重，父母更是难别难舍。他们只能为我准备远行的行李。我们家就父亲一人工作，原来要养八个子女十口人，养大了，都到外地去建设了，生活从来都很拮据，去边疆安家要带很多东西，要花钱买，我父母四处打听要什么带什么，怕我冻着冷着饿着。

末了父亲抖抖嗖嗖拿出50元钱，让母亲缝在我的内衣里，让我不要用掉，万一打仗，告诫我不要称英雄冲到前头，叫我赶快买张火车票回家。我哭笑不得，但悲切难忍。这是我父母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是他们挚爱的心哪。

十月六日，我忘不了的那一天，其实和我一起下乡的这一批人都没忘记那一天。我清楚地记得，上午，天空万里无云，气温十分宜人，我们出发的知青—我们从社会青年就在这一天，一下子变成了“知青”，每个人都带着大红花，坐在经过打扮的公共汽车上，要在我们这个区的主要马路上游一圈，有人说是游街。当局处心积虑，好像是组织了区里的群众上街欢送、观看。这时，我们仿佛是出征的英雄，实际上却是将被处理掉的城市累赘。

后来很多研究知青问题的专家或非专家一致发现，与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已经取得了胜利，运动中无惧无畏的中学生成了城市里无法安置却又是吃闲饭的多余青年，这场上山下乡的运动，就是让他们变成“知青”，分散到广阔天地中去消化。

街上节日的气氛尚未退净，到处红旗招展，鲜花飞舞，二十年大庆的标语依旧悬着，还增加了诸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革命青年志在四方，扎根农村扎根边疆”。“上山下乡，改天换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标语。经过的马路，街道特地还布置了锣鼓、彩旗、口号。于是到处锣鼓喧天，口号阵阵，彩旗扬扬，煞是热闹。我们一起出发的伙伴们，那些年纪小点的，刚才还悲悲切切苦央央的样子，这时有了点喜色，或许被这种场面感动了，一下子觉得自己很荣光，很自豪。

我望着车窗外欢送观望的人群在想，他们是欢欣还是庆幸，是期望还是观望，是可笑还是可悲！

我们是坐火车去，这个城市的火车站上人山人海，除了将行者，都是送别的亲友。车上车下，有笑的有哭的，有滔滔不绝的有默默无语的，有谆谆告诫的有频频祝安的。

送我的只有我老父亲和小弟弟，父亲快六十了，小弟弟才十三、四，一老一少站在站台上，神情黯然，看着我走进车厢，看着我探出车窗。父亲说不出什么话，我更是不知道说什么好，或许父亲能说出的只有两个字“当心，当心”，我的回答也只有“晓得、晓得”两字。小弟也许只是好奇地看着纷乱的人群，看着这个没见过的场面，看着他这个不知要去何方的哥哥，挥挥手，挥挥手，我也挥挥手，挥挥手……

忽然，人群骚动了起来，原来这个城市的领导来了，这些领导可都是这场运动的名人，都是造反起的家，都是捍卫红司令的功臣，因为“九大”的成功，得意非凡，不知是真的欢送我们，还是想在上山下乡这件事上，显显摆，获得伟大领袖的颔首。他们走进车厢，和每一个人握手致意。我还探在窗口外，有人拉拉我，惊奇地说，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我根本没有转身，也不想转身，什么张呀姚呀王呀的，和我无关，和我有关的只是将要离别的老父和小弟。

火车终于“呜”的一声叫开，随着这一声汽笛，哭声骤起，“哇哇哇”的一片，甚是悲壮。那时我真奇怪，思想上大革命这么成功，怎么就在这里一下子就没有了“坚决响党的号召，革命青年志在四方，欢天喜地干革命”的那种伟人缔造出来的革命豪气呢？

这个场景至今在我耳根里储存着，快50年了，依然清晰。

03

火车驶离了上海，一直往北、往北。

我想起木兰辞中的两句，“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我们中大部分的人没有出过远门，更别说出过关，坐在火车上怅望窗外，不由得让人感叹。从尚绿的江南，跨过长江，见的是一片秋黄；早晨醒来，远离了黄河，四处所见是一片枯黄；再往北，出了山海关，到了关外，那里连枯黄都落了，再往北，往北……

火车日夜不息地向北奔驰着。一起共赴边境的我们，渐渐地忘了分别之苦，恢复了年轻人原有的生气，从互不相识一下子变为了同伴。我们这拨人中，年龄有大的有小的，大的看起来已很成熟，有老练的、沉着的、娴静的，小的尚未褪去稚嫩，看得出天真、好奇、活跃。一个人饿了拿出了食品派分，其他的也都拿出各自的食品、相互交流了起来。

火车一路拉着我们往我们所去的地方驶去，离家乡越来越远，离目的地越来越近，而我们也已渐渐地融合了起来，像一个乌托邦团体，或者说像大家庭一样，已经生活在一起了，我们都知道，以后一直要生活在一起了。

我们坐的是专列，是专门送我们这伙去边境的列车。虽然我们没下过车，但出了关，望着窗外，明显地感到越来越萧瑟，气温越来越低寒。列车过了齐齐哈尔后驶入了大兴安岭，靠窗户的同伴看见车窗四周都覆盖着冰棱，有点儿吃惊，因为我们离家时候还穿的衬衣，这里已经看到了冰冻。大伙儿开始纷纷议论与我们休戚相关的气温。有的说零下3度，有的说零下10度，说着说着，不寒而栗，分明大家都已感觉到了飕飕寒意，虽然车厢里仍很暖和。

看，大森林，有人注视着窗外欢欣了起来，大森林的景象映照了整个车窗，绵延的山岭此起彼伏，色彩斑斓，让人赏心悦目。那时森林还没怎么被砍伐，铁路线两旁林木森森。松树，大伙儿都认识，虽然叶子还没全落，但是已经凋黄，搞大挺拔，让我们的人着实惊叹不已。待火车越过一大片桦树林，白花花的一片，让我们这些人真的惊呆了，从没见过这种景象，森林像被重重地涂抹了白色。漂白漂白的桦树，大部分的人都不认识，不知道叫啥树，只知道好看。那时我们还真没意识到往后的日子就和这些松树桦树啊、这森林啊、这山岭啊打交道了。

火车终于呼哧呼哧慢慢地停靠了下来，铁路到此为止。是晚上，车窗外白乎乎又黑乎乎的，白的是地上房顶上的雪，黑乎乎是夜，没什么照明。我们也不知是什么地方，反正火车不开了，我们都得下。车门打开，一股寒气直逼车厢，再也没有温和的环境了，我想。

大家纷纷换了衣服，实际上就是每个人套上了在知青办领的清一色的军棉大衣，一呼拉地全下了火车，乱哄哄地，不知方向不知干什么，像一群新兵。

接着我们被穿着黑棉衣黑棉裤、戴着狗皮还不知什么皮的帽子、操着浓重洪亮的东北话的人领着。我们被告知，这里是塔河，大兴安岭的塔河镇，我们得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坐汽车往漠河去，一天还到不了。

天哪，我们在火车上已坐了3天两夜了，还得2天。但是好像没人惊呼，可能是觉得已经在异乡了，哪儿都一样，由它去。

我们被分散领往了一个一个大木房子里头。每个个房间都有灯，虽不是很亮但都看得清。房间不小，门用棉布蒙好的，两边两排大炕，中间一道地墙。这地墙后来才知道叫地火龙，是通火道，取暖的。由于烧得少，屋子还不是很热，但比屋外要暖和多了。两排大炕可以睡十来个人。

天已很晚，我们就爬上炕，盖着军棉大衣睡，可是炕上就席子，光光的，硬硬的，有点凉。与我们一路的我们两位下乡干部也在一个屋，他们有经验，说烧烧炕，找着了几块木头柴火塞进了炕洞点。费了好大劲才点着，有点儿烟，呛，但门闭着也不敢去开，怕寒气进来。炕还没热，大家都等不及了爬上去。

半夜，睡在炕头的人叫了起来，烫!大家都呼啦地坐起，都感到了烧灼般的烫。炕头上的站起一看惊叫了起来，焦啦，见他那底下炕席已经焦糊了一圈。好险哪，幸好发现得早。“没把屁股烧焦吧，孙悟空就烧焦过”，那位矮个子的干部一边开着玩笑，一边将炕洞里没燃尽的木柴抽了出来，扔到了屋外。我们被热得发烫的炕折腾了一夜。

这是我们离开家乡后，在东北大兴安岭，中国的最北部地区度过的第一个晚上。

04

塔河是大兴安岭北部的一个林区古镇，到呼玛县各个沿江公社都要经过这里，在这里换汽车。说是镇，其实没有什么街道，只是一片片一排排千篇一律的泥糊木房，和两旁并没有什么商店的砂土路。路、房顶和空地上已有了白白的积雪，积水处和路边的沟坎里都是硬实的冰。我们真正感到了寒意。

我们住的大概就是马车店。马车店前面的空地上，已停靠了许多辆军用卡车，有的有篷有的没篷。一伙伙的知青被安排上了车。车都是开往黑龙江边去的，但不是同一个地方，从黑龙江边的呼玛县，往上游的鸥浦、白银纳、金山、三卡、兴隆、兴安、北红、漠河。我们漠河最北最远。

清晨，几十辆军车辗着冰雪，隆隆隆又向北进发，真正驰向黑龙江边境去了。一辆接着一辆，很长很长的一串，十分壮观。后来，据说有卫星的国家从天上发回的图片中惊奇地发现，中国方面向中苏边境上大量结集、输送军队，他们惊呼，中苏要发生大战了。这些结集输送的“军队”正是我们这些知青，一色的踢拖拉拖的军棉大衣。

我忽然想到“把我们的血肉，组成我们新的长城”这句歌词，我想，是不是让我们这批知青到黑龙江边境去筑“血肉长城”呢？想着，很有点悲壮的感觉。

我们挤在没篷的军车上，任由汽车切切察察地辗着冰雪，穿行在茫茫无际的林海里。渐渐地渐渐地只剩下我们几辆车了。其他的车辆都在不同的道口与我们分道扬镳，折向他们各自的目的地。行驶在大森林里，新鲜好奇，也就一会儿的事。不久大家都感到了不适和难忍。军车，没坐的，都只能坐在车板上，坐得腰酸背痛，冷，更让人难以忍受。汽车疾驰着，风呼呼地往车斗里扑，我们将军大衣把整个脸都蒙住，还无济于事。

最难堪最让人受不了的还是憋尿。大家坐这样的车，都没经验，几个小时了，有的开始憋尿了，车不停，谁吱声呀，尤其女生。

不久就有女生忍耐不住了叫唤了起来，要停车、停车，司机哪能听得见呀！车还是一股劲地开呀开。这个女生慢慢抽泣了，一会儿竟嚎啕痛哭了起来。男生们开始哇哇乱叫，不知谁抓了一件什么东西敲打驾驶室的顶盖。汽车嘎的一声这才停了下来。大家也不管男女了，纷纷在路边急切地方便。那女生方便完，竟死活不肯上车，哭着吵着要回家。怎么可能，太幼稚了，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虽然大家的心情和她都差不多。后来我才知道，她才刚过十六，是和她姐姐一起来的。十六岁，现在说起来未到法定年龄，应属于童工。

我现在算算，69届以后的几届初中毕业生，一片红地去了云南，黑龙江，内蒙古等我国最边远的边境上，绝大部分应该都在16到17岁之间。我不知道一直在研究知青问题的专家，有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或者统计过，那场上山下乡运动中，有多少未满18周岁就离开父母，奔赴边疆奔赴广阔天地里被接受再教育的知青。

05

我们在地理课上学中国地图——可惜一起下乡去的知青里面很多人还没学过地理，老师都会给我们讲，中国的版图是东到黄海西到帕米儿高原北到漠河南到曾母暗沙。还说中国的版图像只公鸡，公鸡的鸡冠就是漠河。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漠河，我们从我们的城市达到漠河又是火车又是汽车整整走了5天。

漠河是大兴安岭山岭临着黑龙江边的一大片川地，我们到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要在那里生活劳动安家的地方正是靠在江边上的村子。我们发现，这里的村子很安静，这里的人们很安逸，并没有想象中的紧张、警惕，充满着时刻上战场的神情，这里也闻不出半丝的硝烟味道。人们大多黑衣黑裤，翻皮兽帽，有的高大有的僵宿。他们非常热情但更是好奇地站在我们面前，仿佛我们是另一个世界来的人。看着除了比他们干洁点，肤色嫩点，身子单薄点，其它并没有什么两样的南方城市青年，他们真不可想象，南方我们的家乡和这里他们的家乡，相差、相距有多大和多远。

队长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头，很像电影中的老生产队长，他除了对我们呵呵笑外，还真为我们操了好多心。我们几个几个地被各个家里地方比较宽裕的老乡，领回了家去，暂时居住在他们空置的屋子，屋里有充足的劈材，可以把屋子烧得热热乎乎。老队长还让队里专门收拾了个房子作为我们知青食堂，材米油盐都是集体仓库里领取的，非常充足，并安排了一个会做饭的老头，为我们一天做三顿饭。为欢迎我们，老队长已让队里杀了一头猪，加上雪白的馒头，那天我们每个人都吃的嘴香肚涨，最能吃的，一顿竟吃了10个馒头，让这些好奇的老乡更好奇。

那时农村是集体经济，从公社到大队到生产队，生产队是最小的劳动集体，土地是集体的，生产资料是集体的,生产劳动所获是集体的。全体生产队员集体劳动，分工分红，按劳分配。我们就这样加入他们这个我国最北的一个农业生产队，成为了与他们一样身份的新成员。

我们被安顿了下来，过了几天安逸的日子后，便开始与农民相结合，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自此开始了我们艰苦而漫长的插队落户生活。

施鹤发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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