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赵志渊：他38岁调回上海，上班半天就吐血倒下

作家简历

 赵志渊，上海市向明中学六六届初中生，1968年至1974在农场务农五年半，上调返城后在铁路上海站工作36年至退休。

原题

致命的诱惑，

一个不想上调的人

作者：赵志渊

2018年双十一，我们上海市崇明县长征农场的前农友，召开了一个规模超群的碰头会。在上山下乡五十周年时，据说有两千个人出席了这一盛会。如此规模，恐怕是上海农场史上体量最大的集会。这表明我们长征农场有着四十年不散的凝聚力，后劲十足。要知道，当年我们长征农场的全盛时期，职工才两万多人。

这天，差不多全部的消息灵通人士都来了，我也因此收获满满。当年我们的上调像被特赦。一是因为怕“法官”反悔，又把我们抓回去。二是因为知青社青同林鸟，有喜当头各自飞。所以当年我们一拿到调令，滑脚就走。大家没顾上留下联系方式，因此许多战友不知去向。幸亏这次“生产队里开大会”，七嘴八舌力量大，许多失联的人有了消息。
       

五十多年前走到一起，四十多年前又各奔东西。虽然聚少离多，虽然分别太久，我们还是忘不了当年的友情。我们长征农场六连蔬菜班，老职工是主力。除了进出频繁的知青，除了有家小的老职工和女同胞，还有四个在蔬菜班呆了多年的单身男职工，脾气都有点怪。他们平时话不多，干活也没得话说。一个冯姓老职工，我们叫他冯·布劳恩，单身在农场，却带了一个小女儿在身边。加上老夏老顾老陈共四人，凑成两对“闷鸽子”。他们都住在集体宿舍，为了与有家室的老职工区别开来，我戏称他们为“四条汉子”。
       

我是1974年上调的。多年以后，我隐约得知“四条汉子”都离开了六连。老顾上调到了场部小卖部，老夏回到了上海。老冯退休后回到川沙老家，女儿待他很好，当年的付出得到了回报。老陈名叫陈建楼，是个光棍，上调更不应该有问题。

我们知道，新老职工离开农场的方法不外几种：没结婚的当然能上调。结了婚的想走路，最好的手段是顶替。没有爷娘可顶替时，最无奈的办法是劳务输出。劳务输出没人要，结过婚的职工只有等退休后，才回得了上海。

有许多川沙籍老职工，如果在农村老家有落脚点，他们的撤退就没有问题。他们当年从川沙县来到了农场，但退休后回到的却是举世闻名的浦东新区，身价大大提高。这就是长征农场给川沙籍职工最大的回报。

还有那些“另类”的离开，当然是困难重重。如果没有拨乱反正，档案袋里的一张薄纸，就是挡住你上调的一道高墙。最揪心的是那些在老家没有住房的退休职工，不少人只能住进农场场部居民点。真正做到了扎根农场一辈子。他们一直能呼吸生态岛上的好空气，迎面吹来的都是凉爽的风。如果说他们不想上调，那是假话。能做上海人，却不能回城，那是无奈。

在这次双十一大会时，我却知道了“四条汉子”之一的陈建楼，多次有机会，却一直不想上调。直到农场最后拷浜式上调，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的时候，他才回到了上海。事后很快就证明，他以前不上调的决定是正确的。而谁也料想不到的是，他最后的改弦更张，却让他付出了最昂贵的代价。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但有时的结果会截然相反。 

我们离开农场的那一年开始，不少有本事的社青和垦二代，也搭上了知青上调的顺风车。时间渐渐到了1978年、1979年，农场符合条件的知青走得差不多时，六连的老职工们也开始蠢蠢欲动。不过听说，陈建楼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却一直按兵不动。

老陈的脾气，我们有过好几年的接触，还是有所了解。当年我做蔬菜班长，他他就是我手下一员大将。听从我的调遣，从不讨价还价。按照他的资历和功底，他的蔬菜栽种技术，决不在我等之下。但他一脸的老气横秋，让人猜不出他的实际年龄。

他大概只比我们大了十来岁，却有一段了不起的经历。他早先一进厂，年纪轻轻，就去研究大胡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结果，自己的胡子和尾巴被别人揪住。他的一些发言被领导记录在案。最后留在档案里的结论伴随了他的一生。他先是被工厂开除，后来只能来崇明县长征农场谋生。从此，老陈不再与陌生人说话。要命的是，一有风吹草动，他的烂污泥底牌就会被人拿出来亮相。

我们是1968年夏天到的农场。那时“文革”硝烟未净。一条条石灰水写的革命标语，涂在屋顶的瓦片上，成了我们老队特有的风景线。因为革命性很强的新队，都是住草棚的。稻草铺的屋顶上，最革命的人立场也站不稳，别说刷革命标语了。

我们连队闹革命的条件可好了，有好几排一层瓦房，它们的屋顶成了最佳的革命宣传阵地。一米见方的大字，视力再差的人，站在老远也看得清清楚楚。其中陈建楼的名字也在屋顶上，紧挨着“打倒”和“揪出”几个当年的常用词。

从场部回连队，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大标语老远就能一目了然。他当年是因为啄木鸟死在树洞里——吃了嘴的亏。现在见到我们知青，一言不发。只是眼睛里露出一道可以把人看透的寒光。后来他觉得知青与自己是一根藤上的两只苦瓜。脚碰脚的何必为难对方，小人物们无需彼此防备。渐渐地大家相安无事。
       

当年我们缺乏交流，我对陈建楼的身体情况一无所知。蔬菜班的工作男女有别，挑水挑粪等重活当然由男职工担当。当我们知青挑起一百多斤的重担也能疾走如飞时，我想当然地认为，那些老职工一定也不在话下。只有冯·布劳恩因为每月24元的工资要赡养好几个人，吃不到荤腥，干活会悠着点。别的人干重活都不怜惜力气。其实老陈有点本事，他能把真相掩饰得很好。

我们知青是一人吃饱了，全家有力气。全部工资吃到了肚里，还能向大后方申请支援。在农场的简单生活，我们深刻体会到，贫穷的好处是决不会富贵病缠身和营养过剩。大家身材健美匀称。全连仅有的几个胖子，统统是食堂里的干活。如果身体像排骨，一定是他们没有根据地的支援。

20多元工资捉襟见肘，仅够糊口却还要吞云吐雾。我们周围的烟民群众，一般都是抓革命、抽“生产”的积极分子。谁如果那天叼起了飞马，准会引起轰动。

到后来，我听说老陈其实一直很懂保养。没有烟酒的摄入，唯独喜欢到农场旁边小竖河镇上买一些保肝的中药材来调补身体。谁都知道，药材好，药才好。老陈虽略懂医术，无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只能买些便宜的茵陈黄芪和甘草。而药方中的芦根，是自己到农场的合隆江里挖来的。药效不够，再靠气功这种采集天地之精华的手段来补充。他的养生手段仅此而已。

经过多年的调理，居然还能与疾病打个平手。至少瞒过了我们这些马大哈知青，大家觉得他的身体还算不错。一般情况下，到蔬菜班工作的人，都是要照顾干轻工作的对象，我虽然身为蔬菜班班长，官不大，但官僚主义严重，竟一直不知道他的身体欠佳。
       

几年的萍水之交，一开始大家都心存戒心。政治觉悟很高的知青看陈建楼，觉得他头上有帽子，屁股有尾巴。因为不在一个频道，话就说不到一起。老陈见知青，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唯恐言多必失，说话欲言而止。大家从未互相打开过心扉。他平时干活，看到我们知青犯低级错误也从不多嘴。不过到了关键时刻，老陈还是能挺身而出。

有一年开河，我这个刚上任的蔬菜班长就显了原形。身为班长的我，水平实在一般。因为我有别人没有的长筒靴，理应下水在先。不过我下河挖泥，常常弄得满身泥水，还会在泥里越陷越深，动弹不得。开河从开始到结束，一直丑态百出，狼狈不堪。我挖的土，土不成块。我下的锹，一锹深一锹浅。我的移步进退，毫无章法，脚下的泥土被我踩得稀巴烂。

但老陈和其他有经验的老职工，倒是生活清爽。他们穿着中筒套鞋或元宝套鞋，身上还是干干净净。脚下站的地方经常是干的。挖出的泥块，没有拖泥带水。装担的泥块，个头一般大小。我的和稀泥作品和他们的杰作一比，羞得我恨不得钻到泥里。

看到我实在不行，老陈就下到了河中央最前的位置，成了“首席工程师”，我只能乖乖地退居二线，接驳他挖出的泥块装担。只见他“嚓，嚓，嚓”三下，一块近一尺见方的河泥就甩到我的锹上，而且有棱有角，有模有样。他使的是巧劲，不慌不忙。我用的是蛮力，很快就力不从心。

到农场五年多，我开河的本事一直没有长进。领导知道我的短板，后来每年开河就派个武林高手来蔬菜班加强指导。让我这个南郭先生滥竽充数，一直混到上调也没有露馅。而老陈从来不在人前说我的开河本事。我也不知道他的身体有什么不适。如果我们两个站在一起，人们看到又高又黑又瘦，一脸病态的我，一定会担心我有什么病，而面对相貌堂堂，目光炯炯有神的老陈，谁也不会觉得他的贵体欠安。
       

一直到不久前，我才从场友那里知道，陈建楼在1971年肝病复发，拖了很久。我们离开农场后，六连的领导送他到上海专科医院住院治疗。还派人在旁护理至痊愈。几年后，上调之风劲吹，但老陈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原来他的中医调理，只能在毛病的初级阶段起作用。那些玄乎的气功更难奏效。

看到自己的症状越来越严重，深谙自己病情的老陈，觉得自己将很难适应大城市的紧张生活和高强度的劳动。自己只能在慢节奏的农场里工作，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生活，在了解自己情况的领导手下劳动学习，兴许还能苟延残喘。

那时，上调的风声一次次传来，老陈就是闻风不动。他不想上调第一个理由是，如果到了一个新环境，快节奏，高强度地工作，弄得不好会偷鸡不着蚀把米。他不想上调第二个理由是，与其戴着帽子的上调，犹如戴着镣铐跳舞，不如不上调。因为每次休假回家，他还要到派出所去报到。这使得探亲的好事，苦字当头，后面也没了滋味。特别是头上那顶不知什么时候戴上去的帽子，还不知道在新单位里，会不会招来异样的眼光。然而确定无疑的是，历年上调的场友，没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会遇上一个省力的岗位。前车之鉴，自己不得不再三考虑。

不过，上调的诱惑实在太大，谁也无法抵挡。老陈做梦也想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开始新的生活。之所以他一直在上调的机会前举棋不定。是因为这种诱惑，对他来说可能是致命的诱惑。直到后来获得了平反，原本上下不停晃动的天平，才在“上调”这头沉了下来。他决定拿着青春去赌明天。旁人不知道，他下的赌注有多么大。
       

后来，连那些比他年龄大了好多的单身狗，也搭上了上调的列车。像陈建楼那样没有结婚的光棍，真的要成为最后的光棍时，最后的拷浜式上调开始了。我们农场领导宣布，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老陈终于在最后时刻怀揣着平反书，挤上了上调的末班车。

他高兴了好几天。心想从此以后，再也用不着去令人难堪的地方报到了。最起码，可以让老母亲在居委会外抬起头来！忐忑不安的老陈，终于重新做了上海人。

这一年老陈三十八岁，在崇明长征农场已经呆了十八年。面前的上海，既熟悉，又陌生。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谁知道，前程是凶？前程是吉？
       

陈建楼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他在农场多年，贫困的生活，高强度的劳作，积劳成疾的他，又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头上那顶莫名其妙戴上，又稀里糊涂脱下的帽子，早已把他的身体压垮了。谁能料到，那人人翘首以盼的上调，还是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老陈上调到上海一家水产公司，只上了半天班，就累得吐血不止。可以说，新单位的厂门，他还没有认清是哪一扇，就被送进了医院的大门。接下去的抢救，很快就划上了句号。谁能料到，上调竟和上吊划上了等号。除了老陈自己有一点预感，大家万万没有想到，老陈的上调竟是这样一个结局。

消息传到崇明农场，朋友们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大家后悔如果能留住他不上调，他的命也能留住了。现在，那个姗姗来迟的平反，那个进退两难的上调，在捷足先登的死神面前，还有什么意义。上调曾是我们这些人最大的梦想。我们多多少少都经历过的煎熬，与老陈的悲剧相比，真想 “ 上调悲歌歌一曲，狂飙为他从天落！”
       

陈建楼的一生，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虽然上海有他的家，但他待在家里的时间屈指可数。在新单位他只上了半天班，路径更是不熟。只有崇明岛上长征农场的合隆江边，才是他的第二故乡。我想他的灵魂一定在那里徘徊，关注着农场大地的一切变化。
       

陈建楼的故事令人叹息。当年他和千百万知青一样，从城市来到农村。有多少人，却长眠在异乡的黄土里。而我们曾经的这位战友，命运好像还好了一点点。他像一个草台班的戏子，穷极潦倒了一辈子。好不容易才有了到大舞台演出的机会，但一上台就觉得自己情况不妙。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勉强唱了一段戏文，就倒在了舞台上。这段绝唱大概是这样的：

今日痛别农场友，

壮志未酬誓不休。

来生方长显身手，

再洒青春长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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