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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冯正平:​摇着小船插队上海郊区,开河工地累成泥猴

冯正平 新三届 2020-08-25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冯正平,1949年出生,上海市青浦县人,朱家角中学六七高中毕业生,1968年插队于上海市青浦县朱家角公社山湾大队(现在的东方绿洲处),1973年到安亭师范学习,1975年分配至青浦县教师进修学院当美术教师,1988年去日本进修,1990年回国担任青浦县(1999年撤县改区)美术教研员,负责辅导全区美术教师的业务进修。在职期间获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与美术双本科文凭,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2009年退休,现居上海市普陀区。发表美术作品七十多件,文学作品三十多件于各类报刊杂志上,出版美术作品选和散文选各一册


原题

上海郊区插队记





作者:冯正平    


我从1968年11月8日至1973年6月在上海市青浦县淀山湖畔插队,现将当时的生活片段散记于此,与大家交流。
 
摇着小船去插队


我和妹妹都是老三届毕业生,那年我18岁,妹妹16岁。根据当时的形势分配在本地农村插队,地点是现在的“东方绿舟”,当时称为青浦县朱家角公社山湾大队。

1968年11月8日,是个难忘的日子,生产队长摇了一条船来接我俩、还有我们表妹,我们三人插在同一个生产队。我们的行李是:每人一付被褥加一网兜的日用品。小船伊伊呀呀地摇着,穿过窄窄的水巷,离开了我们生活十几年的小镇,驶入江面开阔的漕港河。江上清醒的空气,空灵的视野,冲淡了我们些许哀愁。

看着队长灵活地摇船,好奇心油然而生,我想我该做些事情了,于是怯生生地对队长说:“让我来学学摇船好吗?”起初队长不同意,怕我掉入水中,我说:“我会游泳,以后总得学会摇船吧?”在我的坚持下,队长答应让我试试。

谁知道刚一上手,橹就飘起来,从支点上滑出去了。队长告诉我:手要压住橹,用力要均匀。接着他与我共同掌橹摇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我渐渐地有了些感觉,队长就松了手,我独自掌橹摇了百来米,正洋洋得意时,队长说:“你方向偏了。”我回头一看,只见船在水面掠过的是一条弧线,本来船在河中心的,现在快到河岸边了。

队长说“那是你用力不均匀的缘故。”他边示范边告诉我:“向内用力大,叫做扳艄,船会向右转;向外用力大,叫做推艄,船会向左转;向内向外用力均匀,船就笔直向前。”我按队长说的调整了力度,果然船很听话,左右逢源。我一口气摇了三里路。到了村口,进入小河港浅滩,我又掉橹了,于是队长接过手,稳稳地把船摇到村里。

 打谷场上已经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人,更有小孩子大声嚷嚷:“知识青年来了,快来看哟!”

 船靠码头,队长嘱咐我们小心上岸,我满不在乎,操起网兜就往岸上跳,谁知用力过猛、把船蹬出去好远,我猝不及防一脚闯入了水中,引起小孩们的一阵哄笑。

 队长把我们接到住所,我们都吓了一跳。天哪!所谓的房子十分怕人,裸露的旧青砖砌成的,墙壁上没抹灰浆,砖缝中透露着光亮,没有正规的窗户,屋檐下一块镶嵌在墙壁中的玻璃算是光线的来源,脚下是高低不平的泥土地,房内有两张空竹榻、一只空米囤,靠门口处是一只刚砌好的灶头,这就是我妹妹与表妹的住所。队长面带歉意地对我们说“因为上面的通知很仓促,生产队来不及准备,只能将一户社员以前的猪棚改造一下,先住起来再说。”至于我的住所,暂时还没有,只能借住在农民家中,与一小青年同住一床。

半年后生产队给我们造了三间东西向的小房,每间大约十二平方。南间我妹妹与表妹住,北间我住,中间是灶间,从此以后我们的住所就成了农村小青年聚集的场所。晚饭后他们会有事无事都来坐坐,或闲扯、或帮助我们做点小事,有些小矛盾也会请我们调解,有时捉到小鱼小蟹或去饲养场买个便宜的鸡会到我们这里聚餐,倒也其乐融融。

四十多年过去了,摇着小船去插队的情景仍深深地印在脑海里,成为一生中美好的记忆。
 
梅雨时节种秧忙


江南的梅雨季节,正是种秧时节,沉沉的夜幕还未褪尽,劳动的号角已经吹响。天气时阴时雨,轻烟漠漠,覆盖大地,老天爷的脾气是很难猜测的,社员们把雨具带到田头,以防不测。天空阴霾密布,空气中饱含着水分,用毛巾向空中一兜,保管能挤出很多水来。

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冒着浓烟在艰难地爬行,几位男社员在拖拉机耕地的死角锄地,聊作修补;两头壮实的耕牛套着犁耙飞奔,犁耙上各站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在高低不平的田间上下颠簸,仿佛跳动的音符,还不时传来对牛的吆喝声,他们正在整田平地。在耕牛耙过的大田里,水面平静如镜,水下泥土光滑细腻,等待着秧苗降临落地。

在学校“三秋农忙”割稻时,我曾惊奇过农民伯伯为何能够把水稻种得整整齐齐,现在我知道了其中的奥秘,这就是“经绳”的结果。“经绳”的社员用绳子把田划分成一条条的格局,每条宽度正好种两行十二株秧苗。社员们依绳插秧,岂有不整齐的道理。“经绳”时田头田尾各站一人,手执绳子两头,两个半大孩子分布在田里,手举着丫叉,挑起长长的绳子中段,放到指定的位置,两头的壮汉拉紧绳子,再用竹桩固定,如此反复,直到把整块田全部划分成完毕。

在秧田那里,秧苗如嫩绿色的地毯,微风吹过,像刷子轻轻抚摸,在地毯上留下细细的波浪,随风而去。妇女们或坐在小矮凳上、或直接跪在秧田里拔秧,灵巧的双手来回颤动,一株株碧绿的秧苗就汇集在双手之间,两手合拢并成一把,再从身边抽出一根稻草,快速缠绕,用稻草别住,一扎秧索就活灵活现地呈现在眼前,随即被扔到身后,排成整齐的队伍。绿绿的秧田,黄色的草帽,五颜六色的衣服组成了秧田的视觉交响曲:发亮的水面如同白纸,一畦畦秧田如五线谱排列,拔秧的妇女就像蝌蚪文点缀其中。

“黄鳝!黄鳝!”一名妇女尖叫起来,一场围追堵击的战斗随之发生,黄鳝在秧苗间左冲右突,刚被抓住了又从手中滑落,另一名勇士把它抓住,可惜又滑溜溜逃走了,人们像蒙古民族玩“抢羊”的游戏,反反复复,几易其手,黄鳝终于被好运者擒住,放进塑料口袋,一场战役宣告结束。队长在远处高声呵斥,大家立即各就各位。有时也会虚惊一场,如看到秧田里逶迤游动的影子,凑近一看,原来是条水蛇,只得怏怏而归。

男社员整田工作完成后,留下几人继续“经绳”,此时女社员已经完成了拔秧任务,等待着男社员来挑秧。挑秧与平时挑担有些不同,归纳起来一个“滑”字可说。装担也有讲究,我们把秧根朝外、叶子靠里围成圈,一层层叠在畚箕里,装得高高的,白白的秧根闪烁着银光,光洁得耀眼。挑秧者大吼一声蹲身顶起担子,水就哗哗地从担子里直淌下来,慢慢移步走上田埂,田埂也马上变得湿漉漉的。在滑溜溜的田埂上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很容易摔跤,刚下乡时我摔过好几跤,在实践中慢慢体会到,脚趾弯曲,像钉子一样抠紧泥里,才能避免摔跤。然而一天下来,脚趾头不但酸痛得厉害,趾甲里还嵌满了污泥。当然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要不摔跤,其他都是无足轻重的。

把秧挑到种秧的地方后,我们必须把秧均匀地抛洒到田里。抛秧好似天女散花,无数绿色的抛物线,犹如爆开的碧色焰火,轻轻落向水田,溅起朵朵白花。妇女们已经从拔秧的地方转移过来了,纷纷跳下水田,顺手拿起扔在手边的秧,快速插入水田里,就有一点点绿色融化在水中,徐徐扩大融化开来。三十几名女社员倒退着,像在水中织着一块绿色的毯子,面前的绿色飞快地增大,由线变成面,很快就变成一大片。

插秧可不是轻松的活,它比的是手脚麻利与腰的忍受能力,在农村插秧快的妇女是颇受人尊敬的,而插秧速度慢的人会很遭罪,俗称“关弄堂”。因为抛秧不可能做到正好不多不少,若抛少了,左右两边的人插得快,会把秧用光,你就无秧可用,只能大声求助,等到抛秧人再给你补充,浪费了时间,陷入到越等越慢的恶性循环之中;如果秧抛得太多,会在弄堂里积压很多秧索,你就得把它们一一扔出去,劳心又费力,同样影响速度。

妇女队长是人称小妹妹的姑娘,快人快语,惹人喜爱,劳动上绝对是一把好手,插秧总是一马当先,而且人缘极好,妇女们都很佩服她。

下午三点,乌云压制着大地,仅在天边留有一丝亮光,不久下起了蒙蒙细雨,而且越下越大,像要把大地淹没似的。田埂变得越来越滑,社员们穿上自己的法宝——塑料雨衣雨裤,虽然走路哗哗作响,行动有点不便,却能抵挡雨水。我可惨了,雨点落在眼镜上,迷迷糊糊的连路都看不清楚,不停地用手抹去镜片上的水滴,只能维持一两分钟,只恨没有微型的汽车刮雨器装在镜片上。还有那不透气的塑料雨具,把汗水与热气包裹得严严实实,没过多久,衣服就像在水中浸过的一样。

天气的变化影响不了社员的劳动情绪,倒是加快了劳动的速度。还剩下一个多小时,挑来的秧已经足够有余,于是男社员也参加到种秧的行列。阿四根是男社员中的插秧高手,他替下小妹妹旁边的女社员,决心与女中豪杰小妹妹一比高下,只见两人的手如鸡啄米一般,上上下下忙个不停,更像缝纫机的机针上下跳动,节奏紧密,脚步随节奏后移,头部如摇头电扇左右摆动,呈现着舞蹈的韵律。我恍然大悟,舞台上的插秧舞就是这么来的。一直到田边结束,两人未分高下,赢得大家阵阵喝彩。

早晨出工时这里是一片白田,现在已经是绿油油的一片,望着开阔无际的一片碧绿,南宋诗人虞似良“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的诗句立即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社员们可不管这些文质彬彬的玩意儿,一边洗脚一边嚷嚷着:“累死我了,插秧插得腰酸背痛!”另一个说:“连续几天拔秧,手皮都烂了”又一个说“哎唷!什么时候上岸呀!”(“上岸”是方言土话,即农忙结束的意思)队长呵呵地笑着,心想:“今天完成了那么多任务,几句牢骚也是不足为怪的,随他们说吧。”

收工的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飘起了炊烟,我立即加紧步伐回家。农民们回家已经有热饭热菜等待着他们,而我们知识青年还得自己做饭呢!
 
市区卖豆记


劳动与艺术是两个差距很大的领域。有人说艺术来源于劳动,这话不假,然而劳动绝对不是艺术也是天经地义的,艺术可以很浪漫,但劳动却是脚踏实地的。特别是在体力超支的情况下,劳动是绝对没有诗意的。

蚕豆熟了,生产队派我去上海卖豆,这是个新鲜活,我也乐意去。队长、小青年阿帆与我驾一条船,另外三名社员又驾一条船。大清早,我们就出发了,一路上顺风顺水,我们的帆船走得很快,三个小时就经过漕港河、东大盈江,到达了白鹤青龙港。

然而这里江小水逆,风帆不起作用,只能徒手摇船,由于逆流太急,船行进得很慢,队长决定拉纤前进。队长在船上掌舵,拉纤的任务自然就落在我和阿帆的身上。我们俩一前一后的艰难地前进,阿帆兴高采烈,我却是思绪万千;朋友们你们不要以为尹相杰的“纤夫的爱”,那么抒情、那么委婉,好像拉纤是件很浪漫的事情;“川江号子”的呼喊,也充满振奋与激情,其实现实生活中拉纤是一件很累很烦人的事情。

首先:纤路很难走。岸边的小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宽宽窄窄、绊脚绊手,有时遇到小河,我们还得回到船上,奋力摇船渡过小河,继续上岸拉纤。

其次:拉纤时肩膀很痛脚又酸。一根细细的纤绳,套在肩上,不一会儿肩膀就勒得通红,脚下还必须用力蹬地,才能拖着那载重八吨的船缓缓前行,让你深刻体会到“一步一个脚印”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感觉,以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哲理。在河道的拐弯处,往往有一根石柱立在那里,石柱上排满了一道道纤绳的磨痕,那是世世代代纤夫历尽艰难的见证。

其三:拉纤还有点做牛做马的感觉。低着头,俯着身,合着节拍用力挣。与“大路歌”中所唱的“拉着沉重的铁滚,用力向前,为了吃不饱的饭,向前拉哟。”一模一样,与列宾的“伏尔加纤夫”描绘的场面也无二致。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难行程,终于到达了吴淞江。但正逢涨潮,我们面临逆水行舟的困境,为了节约体力,队长决定停船吃饭。我们把带来的饭在自制的火油炉上热一下,草草扒几口就完事了。稍事休息后潮水渐渐转向,于是我们重新驾起风帆,不过现在不是顺风,而是横风,由于吴淞江江面较宽,我们可以“之”字形前进。虽然难度较高,好在队长是行家里手,难不住他。船行至北新泾,进入市区,船多桥多,不允许驾风帆了,我们就两人一班,轮流着把船摇到漕家渡。其时已是晚上九点,稍过片刻,另一艘船也到了。

漕家渡蔬菜批发市场人山人海,苏州河码头密密麻麻停满了卖豆的船。队长上岸联系,我们努力把船泊向岸边。到了十点左右,轮到我们卸货,又是一场恶战。我们必须用很快的动作把豆装进麻袋,然后吊上岸,再用黄鱼车运到过镑处,称重后运到仓库。

我们六个人分了工:两人在船上把豆装进麻袋,四个人分成两组在岸上运输,每组一辆黄鱼车。船上把豆装好后,岸上两人放下带钩的绳子,在船上船下四人合作下,吊到岸上,装满三麻袋运走,换另一组人来。

当时设备十分落后,既无吊车又无机动车辆,一切须靠人工。大家气喘吁吁,又不敢懈怠,累着并努力工作着,一直到凌晨五点,终于把两艘船上十六吨蚕豆卸完。此时已是反复几次汗流浃背,又风吹衣干了。结账完毕后,赶紧把船停好,上岸吃点心,一付大饼油条、一碗热豆浆下肚,觉得是最好的享受。不久倦意袭来,大家稍作洗涮,累得什么都不想,忙着到船舱睡觉。

睡得正酣,突然被队长叫醒,一看时间已经中午十一点,再不走恐晚上到不了家。于是趁着潮水摇到北新泾,再挂风帆,到达青龙港,此时碰上了好运气,青龙港里顺风顺水,我们摇着船,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免除了拉纤之苦。然后一路顺风,经东大盈江、漕港河,晚上十二点到家。

退休前夕我在市区买了房,正好在漕家渡蔬菜批发市场旁边,每当散步经过此地,我总会想起此事。
 
运输船上


生产队长是个有经济头脑的人,为了提高生产队的收入,想方设法与附近解放军部队的王参谋拉关系,请他到生产队来吃饭、拉家常。生产队杀猪宰牛,必定请他来喝酒。于是我们顺利地接到了为解放军部队运输石子的任务。

 生产队搞起了基本建设,购买了一条12吨的水泥船,改装了一艘用拖拉机发动机为动力的小轮船,加上原有的两艘8吨的水泥船、两艘5吨的木船,组成了一支像模像样的小船队。

生产队的男劳力,分为两班,一班人在大田劳动时,另一班人就去跑运输,每个星期对调一次。任务是每天到松江辰山装满石子,然后运到淀山解放军工地上。运输船上的劳动很累也很刺激,我有幸分在第一班。

 呜!呜!小船队出发了!队长与驾驶员在小轮船上神气活现地指挥起航,拖船上的人员与家人挥手告别,船队在村中小港里缓缓前进,岸上的家属沿河送行,小孩子们奔跑着、声嘶力竭地央求父亲给他带吃的回来,送行者一直跟到村口,眼望着小小的船队进入漕港河,才三步一回头地回家去。

初次出航还真出了不少洋相,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船当作单独的个体,每逢90度转弯时,都把舵掌得满满的,结果后面的船因惯性的累积而被甩到岸边。顿时手忙脚乱,又是撑槁又是放垫球,还是撞到桥墩上,引得岸上的行人哈哈大笑。经过几次的混乱操作,才逐渐步入正轨。其实船队是一个整体,小轮船是动力源,主方向由其掌握,后面的拖船只需要把舵回直,或者稍作修正即可。

辰山,它的一角已经被挖掉,绿色葱笼的植被中露出一大块青灰色的岩壁,就像一只被砍掉一大块肌肉的野兽痛苦地躺在那里,山脚下是一个采石场,大大小小、各种规格的石子堆得满地都是,几架庞大的軋石机在轰轰吼叫。采石场旁边还有一个大坑。

30年后重游此地,这里已经成为“上海植物园”,大坑的地方变成一深潭,架着浮桥,供人游览,山上瀑布悬挂,山洞曲径通幽,与当时已经判若两地,当然这是后话。

我们停稳船,架起跳板,每人一副担子,自装自挑,谁也不甘落后。根据约定:12吨船配三个人,其他船两个人,五吨的小船装满后,一起帮助装大船。虽然不是明确的承包制,但大家都象承包的一样卖力,先尽快把自己的船装满,然后急忙去帮助别的船,因为帮助别人是很长脸的事。所以8吨的对8吨,5吨的对5吨,竞赛很激烈。没干一会儿大家已经汗流浃背,有的甚至光着膀子干,旁人打趣说:“力气单薄、只想赤膊。”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拼搏,五条船都装满了,队长一声令下“开船”,小拖轮就“突突”地冒着黑烟拖着船队出发了。一路上经过陈坊桥、青浦南门,沿漕港河、淀山港到达淀山脚下。

卸货要比装货累,装货是高处往低处走,卸货是从低处往高处走。小淀山码头吃水很浅,船靠不了岸,只能搭起长长的跳板连接到岸上,一根跳板不够长,必须用二根跳板接起来,这样就形成先低下去又高起来的U形,挑着120多斤的担子在上面走又滑又晃荡;上了岸还得爬高挑到高高的石子堆上去,石子堆上行走很艰难,石子会向四边滑落,有点像陷在泥潭里的感觉,迈一步所化的力气是平地的几倍。可是再难也挡不住我们的劳动热情,大家为了完成任务,拼命奋斗,大汗淋漓不休息,一鼓作气干到底,奋战两个半小时彻底完成任务。

运输船上虽然很累,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我很快适应了。因为一天中真正出大力干活的时间才四个半小时,每条船两个人可以在航行途中轮流值班和休息;最大的激励是每天可以得到三块钱的补贴,相当于三天的工分收入,所以大家都乐意到船上工作。

第一次从辰山装石子回来,离淀山还有一里地,远远就看到岸边站了一群人,驶近一看,原来是我们生产队的社员,他们都是来看望跑运输的家人,其中也有我妹妹。船一靠岸,妹妹马上递给我一个杯子,打开一看是两个水煮鸡蛋。白里透红的蛋黄镶嵌在细瓷般的蛋白里,漂浮在半杯水中,我惊奇地问她:“为什么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她说:“你们第一次外出,大家都不放心,所以结伴来看看,家里没有好东西,只有两个鸡蛋,你吃了吧!”我当时眼泪就淌下来了,我实在咽不下去。我说:“我们每人一个吧!”她说:“你在外,干得累,我在家总方便一点。”硬是不肯吃,在她的再三催促下,我也不知道如何把蛋吃光的,看着我吃完了蛋,她才如释重负地与社员们一起回去。

我们的家离这里至少有三里地,一个体重不到80斤的弱小女子,在劳动间隙,来回走六里地,为的是送两个鸡蛋,这是怎样的兄妹之爱,能不叫人感动吗?现在区区两个鸡蛋,无人稀罕,不足挂齿,但在物质高度匮乏的年代是何等珍贵,体现的是多么宝贵的亲情。

大寨式评分


 “农业学大寨”运动,像一股旋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一切行动都以大寨为表率。大寨是山区,我们是平原,不必学习造梯田。然而大寨的集体出工、集体劳动的形式是必须学习的,据说这样可以培养集体主义精神,消灭私有制观念。学习他们的分配形式就是大寨式记工与评分。

我下乡不久,生产队长就要我担任记工员,理由是:知识青年与社员没有亲属关系,公正,信得过。既然大家很信任我,我也就义不容辞。

早晨鸡叫三遍,太阳冉冉升起,人们还在端着饭碗,呼哧呼哧吹着热气,狼吞虎咽喝着稀饭时,生产队长已经一家家地通知:张三开手扶拖拉机耕田,李四牵牛去耙田,王五到镇上购化肥,赵六去秧田布谷,其余男喀喀(方言对男社员的称呼)八个人挑草泥,余下的挑秧,女社员十五人拔秧,其余人插秧。当家人最难当,每天派工是他必须履行的职责。

记工员的职责是核对落实队长分配的劳动任务,然后记载下来。他可以在劳动时间到处走一走,如果核实无误,就在工分薄上记下每个人的工种与时间。然而千算难免一疏,看上去顺理顺章的事情,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那就是在大寨式评分的时候。

我把记工分的详细账目贴在墙上公布出来,自以为工分账记得准确无误,谁知道社员们像炸了锅似的,吵吵嚷嚷,闹个不停。一位男社员叼着香烟对我说:“七月五日下午,顾金奎家有客人来,回家招待客人了,你怎么记他全天出工。”我赶紧去问顾金奎,他承认这件事,我急忙改正;不一会有个女社员气呼呼说:“我七月九日为什么只记半天工分?”我说:“工分薄上记的就是半天么!”她嚷嚷着说我记错了,还振振有词地说:“我从来没有休息过,一定是你记错了!”我把原始记分薄拿出来,她还是不承认,一口咬定是我记错的。

正当我束手无策时,另一名女社员过来说:“那天下午你不是到新旺村女儿家去了吗?”那社员想了想,才恍然大悟,“对呀,我怎么忘记了呢?”我才松了一口气,要不是那女社员来解了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此外我还发现了许多记错的情况,有的社员午后休息了,我不知情而记了全工,由于别人的检举揭发而得到纠正。我从心底里佩服社员们的记忆力和互相监督的本领,我不太清楚的,社员却记得一清二楚。吃一堑长一智,从此我就在记工薄上增加了一项内容,把社员缺工的具体原因也写上。

评工分在生产队会议室进行,大寨式评分的时段,一般按农忙与农闲来区分,农忙时工分高一点,男社员可以高达每天十四分,女社员可达到十二分;农闲时男社员十二分,女社员十分。评分的顺序是先自报,再互评,最后队长拍板。工分的设置标准可高可低,各生产队不一样,视具体情况而定。

工分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少许差别便会积少成多,形成很大的差别。假如少评半分,一年以出工300天计,那就是比别人少150工分,就是15个人工,我们生产队的收入在当地是比较高的,每工能有一元一毛钱,那全年就要少得到十六块五毛。现在这些钱大概只能吃一份盒饭,那时可以买二十斤猪肉,在物质匮乏的时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所以社员就锱铢必较,评工分的现场就像升学考试的考场,充满着严肃、不安与未知,男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或抽烟、或嘎三湖;女人们围成一堆,纳着鞋底、结着绒线;小孩子在人群里穿来穿去,你追我赶,不时撞上大人,遭来阵阵的呵斥声。在这看似平静的气氛中却涌动着不平静的暗流。

“农忙结束了,大家都很辛苦,全靠大家努力奋斗,我们胜利完成了‘三抢’。”队长开场白结束后就直奔正题。先评绝大多数毫无争议的强劳力男女社员,再评半劳力的青少年,最后评有争议的社员。

浓浓的烟味道刺激着人们的喉咙,青青的烟柱缭绕在人们头顶上空,评到刺头儿顾三宝时,会场中没人应声,只有稀稀落落的咳嗽声流露着对他的不满和不屑,顾三宝干活不怎么样,还有丢三落四的毛病,然而却是个凶狠的人,他心知肚明自己干活不咋的,所以抢先表态,说自己干活如何如何卖力,厚着脸皮报了男社员中最高的工分。

会议室里顿时鸦雀无声,连一根针掉地上的声音都可以听见,足足静默了三分钟,队长催促了好几次,还是无人发言,三宝显得十分不耐烦,频频说:“你们快讲呀,不讲就算通过了!”在紧张难堪的气氛里,最后队长说:“三宝这次就拿十四分吧,但是你还要继续努力赶上其他社员!”才算勉强通过,也保全了他的面子。

不一会儿,又有两个女社员争吵起来,原因是她们两个人评得不一样,那个评得低的不服气,叫嚷着要作比较,要讨一个说法,争吵声从小声到大闹,从脸红耳赤到抓人头发,最后在大家的劝阻和调解下,给两人评了同样工分才得以平息。

回想起当时社员斤斤计较的场景,我曾想:贫下中农的思想觉悟怎么如此低,为一点点经济利益,竟然会不顾一切地拼命争夺。现在想来其实是情有可原,在“以粮为纲”和“农业学大寨”的形势下,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的收入全靠工分,穷得叮当响。孔子曰:“居而有余,富而尚礼”,只有富足了,人们才会彬彬有礼,才会不计较点点滴滴的利益得失。如今的农民,农业收入只占他们经济收入的一小部分,他们外出打工的收入远远超过农业收入,假如现在还评工分,我想他们肯定会很潇洒、谦让有余,不会再像乌眼鸡似的,计较于鸡毛蒜皮了。
 

遥想当年开河时


1969年冬天,是我插队下乡第二年,生产队长对我说:“接到公社的开河通知,你是否愿意去?”这是个新鲜活,我很想去体验一下,况且开河工地还能吃到肉,于是爽快地答应了。

我与十几名农村青年在队长的带领下,摇着一条八吨的水泥船去开河工地。船是我们临时的家,船底铺了一层稻草,然后铺上被子,十几个人分别住在船头、船舱与船尾。船头与船尾地方很小,人进出只靠一个圆形的洞,把盖子盖上后,里面漆黑一团。在微弱的电筒光照耀下,大家抓紧时间脱衣睡觉,谁要翻身必须通知旁人同步进行。船舱稍微好一点,至少可以通风透光。小青年们难得睡在一起,在黑暗里嘻嘻哈哈地闹个不停。

煮饭怎么办,农民自有办法:用行灶。行灶是上边大下边小的陶器,架上铁锅,就可以煮饭烧菜,下部有个方孔,可以添木柴。不过这家伙很难侍候,搞不好会熏得你泪流满面。小青年侍候不了它,炊事工作只能是队长莫属了。

第二天,蒙蒙亮,我们被《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唤醒,大家一骨碌爬起来,匆匆地用冰冷的河水洗脸刷牙,冻得上下牙齿打架。队长已经烧好一锅饭,每人扒了一大碗,兴冲冲地赶往工地。

天寒地冻、北风劲吹,可是工地上已经人声鼎沸、人欢马叫了,早起的生产队已经干得热火朝天。我们找到自己的地段,二话不说投入了战斗。广播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的毛主席语录歌激发了我们干劲。

初上战场,大家就像猛虎下山,勇不可挡,挖泥装担,快步如飞,还要比赛谁挑得满,跑得快,不一会儿一个大坑呈现在眼前。天虽冷,我们却干得满头大汗,脱了外套,毛线衣堆在路边,穿着衬衫来回穿梭,呼啸的北风恰如电扇般给我们送来凉风。小青年们干着自己的,看着隔壁的生产队,生怕他们我们快。

吃午饭时,胃口大开,行灶上烧的饭特别香,一刨就是一大碗,一大锅白菜加上几根肉丝,也吃得我们津津有味,这比平时的伙食要好多了。锅子很快见了底,大家又抢着吃又脆又香的锅巴,打打闹闹,嚼得锅巴嘎嘎作响。

为了明天能按时起身,我们无暇洗衣服,在昏暗的油灯下,早早地钻进被窝,很快就进入梦乡。

连续十天的努力,我们终于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我累着但快乐着,结结实实地体验了一把开河的艰辛和乐趣。

第二次参加开河是开掘朱泖河,我在公社水利指挥部负责编辑公社的“水利战报”。一名广播员、一名土记者和我,三个知识青年组成了宣传小组,借住在农民家里。一架简易的油印机加上刻蜡纸的钢板、铁笔是我的全部家当。土记者每天跑各大队工地,收集各种信息、好人好事,经过筛选,一部分由广播员播出,一部分刊登在公社的“水利战报”上。

回忆起战报的文字,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可笑,满篇套话,什么“东风吹,战鼓擂,红旗飘飘军号响!”“天大寒,人大干!”很多是程式化的语言,但当时却很时髦,这些语言像兴奋剂一样鼓动着人们大干快上。

在跑各大队工地时,我碰到许多知识青年,闲聊中得悉大家愿意到开河工地来,其中一个原因是可以避免自己煮饭,有时还能吃到一块红烧肉,道理之简单,要求之低微,令今日小青年简直无法想象。

有的生产队分到的地段是老旧河道改造,就会有许多麻烦。寒冬腊月,滴水成冰,河底的淤泥冻得跟石头差不多硬,一铁铲下去,震得虎口麻木;下午太阳融化了冻土,淤泥就像一锅粥,鞋被粘住拔不出来,让人寸步难行,挑着150斤的担子大汗淋漓地走上又高又滑的斜坡,倒掉黏糊糊的泥土时已经精疲力竭,可是迎接你的还是无尽的重担,这样的劳动强度确实是匪夷所思的。人在又湿又滑的淤泥里摔得像泥猴子一样。

后来,我又被抽调在县开河指挥部政宣组工作。县开河指挥部规模大多了,下设工程组、政宣组和后勤组。

一天晚上,县领导突然到指挥部召开会议,要求技术组介绍情况,水利局的同志谙熟业务,回答问题如数家珍,博得大家一致好评。

我们到工地采访,波澜壮阔的场面时时激动着我们的心:十几公里的开河工地像长龙伸向天边,红旗随风腊腊飘扬,广播里革命口号、革命歌曲响彻云霄,人们在河道里肩扛人担,像蚂蚁一样运送着泥土;短短十来天,在一马平川的大地上硬生生地啃出了一条河流;如燕子衔泥,把河堤垒得整整齐齐、结结实实,而创造这奇迹的是几万名操着锄头铁铲、扁担畚箕等原始工具的农民。

目睹此情此景,不由得令人肃然起敬,中国农民的吃苦耐劳精神实在是太伟大了。

在县开河指挥部,我们有幸看到了开坝放水的场面。开河大军撤走后,我们随水利局技术组到达堤坝处,大坝早已被挖成薄薄的一片,在几名壮汉铁铲锄头的狂轰滥炸下,大坝顿时出现了一个大缺口,一股江水汹涌地冲进新开河道,携带着无数的泡沫,滋滋响着吞啮着平坦的河床;缺口越来越大,水流越来越急,“轰”的一声,坝体终于在人工和水流破坏下彻底崩溃,流水以万马奔腾一泻千里之势,河水急剧上升,最后与对面大坝冲过来的水流汇合而趋于平静,至此开河工程才算大功告成了。

如今开河,十几台挖掘机,一百多个人就可以完成以往几万人的工作量。忆往昔,虽然场面轰轰烈烈,十分壮观,其效率是很低的,人又累得要死,还免不了有不少人伤筋动骨。因此更体会到科学技术的重要,现代化的必须,改革开放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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