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 | 李其容：那时我们年轻，猝不及防……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李其容，1946年生于南京，1966年毕业于杭州浙大附中高中。1970年回老家湖北应城插队并任民办初中教师，后转为公办教师在应城杨河中学任教。1972年因不与父亲划清界限被迫害逃回杭州成了黑户。1978年转回户口，到浙江美术学院图书馆工作。

原题

那时我们年轻

猝不及防……

作者：李其容

那个冬日，武汉别后

从正在做广播操的人当中，我一眼就“发觉”了他。

怎么会“一眼”？这个心理我在若干年中百思不得其解。

多年后，想不起是哪位，无意中说了这么一段话：“在芸芸众生中，一个特别的男人会‘发现’一个特别的女人。反过来说，那个特别的女人也会‘发现’这个特别的男人。他们互相之间有一种‘归属感’。”

现在，当我回忆这一段时，对这位朋友的评述感触特别深。

……总之，他也‘发现’了我，而且是早于我“发现”他，当我跟着一大批“工农兵学员”入学时。

我不能说这就是“一见钟情”。或者说，在于我来说，还没有达到“一见钟情”的地步，只不过，在芸芸众生中，我俩互相发现了。

他中等个，挺直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方形黑框眼镜。他随着扩音喇叭放出广播操音乐在做操，很随意地做着，看起来就是被勉强叫来做操的，也不想在领操的领导前表现得如何好。

他的俊秀，不仅是我“发现”了，我们数学连所有女生也发现了，因为，她们背后在议论他：“是外语连的老师，刚刚分配来，武汉大学的。”

他是武汉大学学英语专业的，后来他告诉我。

后来他告诉我……那是我们唯一单独会面的一次，在武汉。

那是没有给予他希望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我告诉他：“这不可能，我永远也不会回到孝师那样的环境中……”

我至今记得他茫然无奈的眼睛，望着江水的眼睛。长江东流。

四十年后，当我整理一大批旧信的时候，看到他为我写的诗，诗中的怨尤依然，令我想起了他茫然无奈的表情。

一段可能的美好感情，一露头就被扼杀了，扼杀的地方就在“孝师”，是铁道边的“孝师”，1971年。

那天我正排队打热水。队伍前后始终有十几个人，每人手里端着一个脸盆。

真是怪啊，摆着孝感城区好好的校园不住——那里有教学楼、运动场、宿舍、食堂等等一应俱全的学校设施，却要到距孝感几十里外、京广线铁路小站的仓库来住。这个小站叫“花园”，名字起得很好听。

美其名曰“学军锻炼”。

学军，学解放军；锻炼，就是过苦日子。

上百个女生睡一个大仓库里，上下铺，场景像轮船底层的通铺。

吃的是陈米，都发黄了，一股霉味，大概是早年间国家的储备粮，现在称陈化粮，有黄曲霉菌（目前发现的最强致癌物质）的那种。

这一切，发生在文革间的1971年，在边境与苏联打斗了一下的“珍宝岛事件”之后的日子，当时全民总动员的口号是“备战备荒为人民”。

无怪，公社中学的女教导主任，在塞给我通知书时，带着诡异的笑“鼓励”我：“小李，好好学习，不过你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她对我并无好感，尤其在她准备整人而我又挺身而出不给她作伪证时。所以，她对其他老师就更肆无忌惮地说出了她的意图：“就是让小李去吃点苦头，谁让她平日那么娇气！”

我呢，拿着这仅学习一年的“工农兵学员”通知书，也不觉怎么高兴：一年，读出来不就是个中专吗？我是三年高中读完的，有高中毕业证书，资历不比中专差。转正么，我并不像其他民办教师那样急于转正，因为转正就意味着我永远被捆绑在这插队的地方了，永远被女教导主任这拨人管制了。

但同时，我被“选拔”上当了工农兵学员，心中还是诚惶诚恐的——觉得自己坐上了不该坐的贵席，我是右派女儿，而周围大多是根正苗红的工农子弟，我有“不胜惭愧”之感，我怕他们也把我当作“根正苗红”，我好像在欺骗他们；而在老师们面前，我会惴惴不安，他们是知道我的底细的。

虽然这种“偷来的荣誉感”没有一刻离开我，然而在最初的一个月，我过得很快活：同学们对我很友爱，老师们对我很关心……虽然后来发觉某人的关心有些走味。

……那天我正排队打热水，我们的副班主任吕老师碰了我一下胳膊肘并塞给我一封信。我不知道是谁的信，也不愿意增添麻烦，就迟疑地站着不知怎么办才好。

吕老师把信的落款给我看，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下意识地接了过来。是他的落款。

我却不知道，这一切，被班主任杨老师张着网的某一触角发觉了。

晚自修时，杨老师全然不顾其他同学的疑惑，把我叫到黑沉沉的篮球场旁边。

这就是那次谈话——

“小李，你知道最近群众对你的举止很反感！”

俨然是一副教训人的态度。

“我早就知道，您这样频频找我，同学们是会有意见的！”

……后来发觉某人的关心有些走味，说的就是这位杨老师。班主任，当时叫排指导员。

我一进到他们班，他对我的关心就无微不至，嘘寒问暖，我感到过分，却没往那方面想，因为在开学后不久，革委会的万副主任就颁布了纪律“学习期间不许谈恋爱”。

我的社会经验太少，哪里又能知道他们在堂皇的规则下面，还会有不可告人的“灵活性”、“潜规则”呢？

在这所学校里，七十年代，劳动是一门主课。但体质羸弱的我，哪比得上当地土生土长、自小就干农活的同学们呢？于是在栽种花生后，发病了。

出乎我的预料，我这个普通学生，竟惹动了我们数学连的连长陈老师来看望我，我以为他们真不计较成份，一视同仁呢，我真感动。

病愈后的一天傍晚，我在田间小径散步，当我转身回走时，“正巧”又碰到了杨老师。

最近我总是这么“正巧”。我每次都以最简短的话回答他的嘘寒问暖，我从心底里很烦这种“巧遇”，避犹不及。

这次他没有说过多的话，只是递给我一张条子：“陈老师特地在武汉给你找了一个医生，明天早上你就坐早班车去，她在车站等你。”

“我不要去。”我惊惶地说。这点小病还值得兴师动众么？

 “这是领导的关心，不管你父亲的问题如何，我们是一视同仁的。”

 “我不要去。”我又低低地重复了一遍。把我的父亲在这时候搬出来，我感到有点压力了。但假若他们真是关心我呢……

 “你不是说有病才请假的吗？为什么不肯去治呢？”这是用严肃的口吻了，含有“非去不可”的气势。

 “我病好了。”我无力地反驳着。

 “好了，也得去一趟，否则，怎么向领导解释呢？又怎么对得住陈老师对你的关心呢？”

   陈老师确实很“关心”我，火车一进站，我就看到她在月台上伫立望着了。

  “呵呵，你来了！”她咧开大嘴笑了，露出不整齐的牙。

  “明天带你去看病，今天先休息休息。”

……上了楼，我突然意外地发现墙上挂着一张杨老师十二吋的照片，一个也如杨老师尖鼻子模样的妇人迎了上来，看岁数五十开外了。

 “这是杨老师的母亲，她一切都准备好，等你治病来了。”

一时间，我脑子里千头万绪纷至沓来……为什么，为什么要我住在杨老师家里？不是说陈老师领我去看病的吗？杨老师母亲怎么早就准备我来了？为什么昨天杨老师没有告诉我这些情况？

“陈老师，我去住你家吧。”坐了一会，眼看陈老师站起来要走了，我也跟着站起来，说。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陈老师脸抹下来，责备我：“杨妈妈准备得好好的，你这不是却情吗？”

 “姑娘，你跟我睡一间屋，明天杨老师二姐带你去看病，不是很方便吗？”

见满脸堆笑的杨妈妈，见脸沉下来的陈老师，我这右派女儿、插队知青，杭州在武汉举目无亲的姑娘（那时我还没有跟我的小姑妈联系上），人生地不熟的，上哪儿去呢？再一味固执下去，对陈贤雅老师这个领导来说，不是“太不识抬举”了吗？

得罪领导是什么滋味，公社初中的那个教导主任已让我领教了，不能再得罪了……我硬着头皮住了下来。

我准备第二天看了病就走，坐晚班火车——只要证明我没有装病就成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心治疗。

不料中午，杨老师竟然赶了来。

他家的人都很“识趣”地走开了。

“还好。”

“你来湖北这两年，一定很想家吧？”

 “还好。”

“以后就拿我家当你自己家一样好了，我们家里的人都很喜欢你。”

到底是教书的，我怎么不理会他的茬，他都能接下去。

“我对你的印象很好，”这不知是他第五遍还是第六遍这么对我说了，在学校单独谈话时他也说过。

“这不是有缘吗？你从杭州来到湖北，又进了我们学校，又恰恰分到我们班……”

我站立起来，说：“这次到武汉来治病，谢谢你和陈老师的安排。不过这次医生说最好是在发病期来，现在看病没有什么效果。所以我要回学校了，离开车的时间不早了……”

“你……你的学生气太足了。”他拦住我。

“小李，你在杭州有男朋友吗？”过了一会，他有点平静下来，问。

“有一个男同学和我通信。”

“是。”

不管是不是呢，先断了他的心思再说。

 “这样，你好好权衡权衡一下利害得失。杭州的靠得住吗？你能不能调回去？——我看很困难。如果你答应了我，我会使你留在孝感专区的市中心的学校教书。否则，你就会在你们小小县城的某一农村呆一辈子！”

面对这露骨的利诱，我心里在冷笑：姓杨的，你未免太“小人之心”了吧？！这种第一次就愚蠢地暴露自己丑恶面的求婚方式，我既没有听说过，连小说里也没描述过！

我佯装不知道“你答应了我”是什么意思，只好正面“堂皇”地拒绝他：“杨老师，学校里不是颁布过纪律不准谈恋爱的吗？这样影响不太好吧？”

我不敢正面拒绝他，因为他到底是我的“顶头上司”啊！

 “哦，你担心这点呀？”他如释重负：“那作报告的万副主任，是我的老朋友了，运动一开始我就站在他的一派帮过他，他也一直在关心我的个人问题呢。这次开学前他还和我聊过，要我好好物色一个，不要像去年，我迟了一步，那女生和她的同班同学好上了。”他脸上还带着懊悔的样子。

“可以避免影响不好。我们可以避免小资情调花前月下谈恋爱。只要你答应我一句，我在你学习期间不跟你交往，一学习完就结婚。这样，你可以留在我们专区教书，且不是很好？”

我望着这一心想完成“婚姻大事”的中学教员，突然契诃夫《套中人》的形象浮现出来。

“杨老师，我对你没有感情。”对这毫无悟性的人，我干脆直截了当地说。

“感情？”

杨纪荣没有想到我会说这两个字。在他的字典里，只有“婚姻”没有“爱情”。

 “感情，这是小资产情调的东西，”他若有所思地说，显示出不以为然的样子。

但，他突然领悟出这不是进行批判的时候，就连忙补充：“啊啊，感情嘛，是可以培养的嘛！一旦权衡了得失，知道这婚姻对两人都有好处，那么，感情是很容易培养的。”

“很可能有些人会这么想，可我不是。”

“为什么不是？为什么不是？”他固执地反驳我：“问题是，我们要多多交往。多交往一定能产生感情。对，就这样。”

他下定了“多交往”的决心。

于是，下一个阶段就是他施行卑鄙的“多交往”手段了。

……这天，在黑黢黢的篮球场旁边，杨老师气急败坏地对我说：“我经常找你，同学老师并没有看法。现在，群众的看法是——你在跟一个有妇之夫神秘地来往！”

 “我？跟一个有妇之夫？还‘神秘’？瞎说八道什么呀？”

我扭头就往亮着灯的教室走去。

杨在后面叫：“你跟吕老师！”

我站住了。

 “造谣！卑鄙！”

“你有没有一个人去过他那里？他对你有什么举动？他给你的信上写的是什么？”

我这才恍然大悟，气愤、激动攫住了我，我大叫着：“我从来没有去过他那里！这封信不是他写的！”

话一出口，我知道自己漏嘴了。而杨的目光透过那一圈圈的镜片，狼一样地盯着我：“那是谁写的？”

  “没有，不是他……是他……”

像绳子一样捆住了我的舌头。我有口难辩。在黑暗中，我好像看到“他”痛苦而责难的目光。我低下头，决计什么也不讲，随姓杨的如何去猜。

  “唔，这么一来，性质就完全变了。想不到你表面上看来很单纯，却很有一套欺骗的手腕。你不告诉我们，我们也不强迫，总会清楚的。”

  我一声也不吭。他以“我们”“我们”自居，显然说他有很大的力量。

  “你可以不做声，但你和吕老师这一有妇之夫的暧昧关系，组织上是要写信给他在外地的爱人的。你不仅破坏了他们夫妻关系，也破坏了我对你真挚的……”

  “有妇之夫”、“暧昧”……我的脑袋“嗡”地一声炸了。

这些污秽的字眼掷到我头上，像鞭子火辣辣地抽在我身上。

我呐呐地说不出话来，把衣袋里的那封信急急掏出，交出，跑了。

我无心替自己辩白，辩也辩不白的。

我现在只能说，我当时的举止是一种深藏自私的暴露……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当第一块臭泥巴向我丢来的时候，我恐惧，我急忙用一碗水来洗，没去想那碗水也许是“他”心中的泪水。

他怨恨的目光刺戳着我，把我从几天来昏昏沉沉的状态中刺醒了。

“我怎么啦？”“我做了些什么？”我大梦初醒，这样问着自己。

我躲避大家，躲避他的目光，我恨不得躲避我自己！

事实上，我谁也躲避不了。我常常一抬头，就看到他愤怒、仇视的眼光。

一天天过去，我发觉他眼中的恨少了，怨少了……一往情深多了。

  姓杨的也盯着我。这个探子，无时不刻在注意我的一举一动。如果说，我以前只是讨厌他，现在更增添了憎恶，但我不知道如何摆脱他。

此时，“他”的又一次来信，让我疲乏的，沉重的心得到了稍许的慰藉。

这封信是他自己亲手交给我的，虽然当时他没有说一个字，但我从他的眼中读出了爱，读出了他的信任。

这封信，我托在手中，千钧重似的。那信，跟他清澈的眼睛一样，没有隐讳。他毫无顾忌地吐露他胸中的一切，火一样的字句灼烧着我的双眼。我的手发颤了，我的泪涌了出来。

我是不轻易落泪的，右派女儿的坎坷岁月，让我的泪源干涸了……眼泪无济我的不幸，不幸就不再以泪的形式表现。但那时，我的泪不住地淌，不住地淌。

他的信任，我感动了……当了右派女儿的我，是很少得到信任的啊。

那些字句，就是不看我也背得出来。那些字句，没有后来他写给我的诗句那么美，然而我知道，真实的情感是无须修饰、无须雕琢的，它的本身就显示了价值。

一天，两天……这期间我碰到他焦灼的目光，询问着。

我终于能正视他了。我对他报以微笑。我自信，我这微笑与后来的行动是会使他得到安慰的！

我现在对自己当时的勇气还感到不可思议：

我推开万副主任办公室的门，把杨给我的字条、信，还有诗——这个冷血动物，居然还写诗—— 一股脑儿交上去，把前前后后的事说了。本来，对追求我的人，我一概是报以好感的：若不是他们对我有好感，是不会追求我的，我从不把追求者的故事讲给女友们听，那只是我的秘密，我会守住，但这次不同了。

在缄默中，我等待他加于我头上的命运。我一生中，不得不由几十个这样的人决定我的命运！

他终于厉声说：“这一切，我们都晓得。我们之所以不找你，是看你的态度。杨纪荣老师我们准备调离你们班，我相信，在学期结束之前他是不会来找你的。可是——”

他下死眼盯着我：“你只交代了一半，外语连老师的事你怎么没说？告诉你，这同样不许可。你和他若明知故犯，是要严肃处罚的！”

响鼓不用重锤，他的倾向性很明了。其实，他们已经在施行“处罚”了。他们在制造一个轻蔑我的环境，让我在轻蔑中孤立。对于自尊心很强的我，这一招很狠。

流言蜚语出现了。说我玩弄男性，分明和杨老师谈朋友，又看上了外语连更年轻的老师，两边谈。说我制造了这两位老师的不团结，可同时还去已婚的吕老师住处，要闹得吕老师离婚不可…… 我同时玩弄三个男老师！

平时尊重我，喜欢我的同学渐渐用怀疑、不解的眼光看我，远离我。更有甚者，许多女同学鄙夷我，对我翻白眼，外语连的女同学干脆就走到我面前，在地下唾一口唾沫！

无人说话。

此时，解忧的唯有唱歌。

在压水井井边洗衣的时候我高声唱，大声唱，在歌唱中我忘了屈辱，忘了一切。

在屈辱中歌唱，我有过经验——当抄家的人走了，我就高声唱《伊凡·苏萨宁》里的《安东尼达浪漫曲》：“我忧愁啊我的朋友们，我忧愁啊我悲伤，刚才敌人冲进来……捉去了我的父亲……”

当然，在井边的那会儿我不敢唱这首浪漫曲，不然，非把我当现行反革命份子抓起来不可。我可以唱别的，如《五彩云霞》……不能让人们看到我孤独我难过！

这天晚上我正边洗边唱呢，不知什么时候陈贤雅也来洗了。

她悄悄地挨着我，趁其他人离去了，就对我耳语：“学期快结束了，你那个问题考虑成熟了没有？”

我大吃一惊，立即反诘道：“什么问题？什么成熟不成熟的？”

我厌恶的语调她当然感觉到了。

 “你要利弊权衡一下，怎么做对自己有好处！跟我们作对前要多用脑子想一想！”她马上不客气了，厉声喝我。

我端着搪瓷盆站起来，把话掷过去：“陈老师，你们的好心我领教过了，我今后还等着继续领教。至于有什么好处，我不作那盘算——姓杨的使用了这一切花招后，我总算彻底了解这是个什么人了，我死也不会嫁给这号人的！”

报复来了，它是以突然袭击的形式出现。

毕业了，同学们给我的评语写得很好，尤其是那些党员学生，那些在公社大队做干部的回乡知青，他们到底老成，有社会经验，懂得看人，懂得有什么利害关系就会制造出什么矛盾或案件。而我，除了自己的经历外，还是若干年后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推理小说中明白这事理的。

突然，从万副主任那里下达了一个指示：李其容的鉴定要重写，首先，要她交代对她右派父亲的认识问题。

那五个学生党员被叫到万副主任那里去，回来后一个个都紧锁眉头，我们排长对我说：“万副主任说了，你先要在小组里交代，通不过，就在排里交代，再通不过，要在全数学连里交代……还通不过，就在全校谈，不然就要留校给你办学习班，不给毕业！”

我感到背上阵阵凉意。

啊，来了——报复，但想不到是用这种形式，多卑鄙的陷害啊！

十多年来，父亲的右派帽子是我头顶上一块块巨石，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入团、考学、参加运动。现在，又出现了一块巨石来压我。

要我“交代”，“充分认识”，这分明是个没有底的陷阱，他们要我往里面跳！

排长（就是班级的班长）陈贤汉看了我半天，一脸的严峻缓和了下来，叹了口气说：“我们都没有想到。不过小李，你放心，只要一般地谈谈，同学们是不会使你过不去的。”

这些个憨厚、诚挚的同学，是正直的。我和他们相处了近一年，我是怎样的人他们了解。他们了解我，暗暗同情我，却无回天之术，只能这样帮我了。

要我交代的小组会上，组长陈贤汉同学没有来。后来我知道他是有意回避。那个武汉姑娘、爱拍马屁的胡同学对我唾沫横飞地谩骂了一通后，副组长指使她做什么去了。

我声明我父亲被划为右派时，我还小，才十岁，不懂政治，更不晓得他说了什么反党言行才划为右派的。之后，我就不吱声了。随大家批判去好了。

同学们都哑坐着……然后，便闲聊起来，好像这是一个茶话会而不是批判会。过了半个多小时，组长陈贤汉来了，问：“谈过了吗？”

副组长看看我，又看看大家，硬着头皮说：“谈过了。”组长问：“那就算通过了吧。”我看到同学们都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为我。

我真感激他们，事隔四十年后，想起这些可敬的农村同学，我还是激动不已，感动。但我当时不能把感激释放出来，我是一个被锁上了心灵的人啊！

在写这篇文时，若有哪位孝感专区的读者看到，请代我向他们致敬——虽然我只记下来两位同学的名字：黄陂县的陈贤汉老师与应城县的白剑山老师。

万副主任与陈贤雅这一杀手锏暂时没有成功，我可以随大家一起“毕业”，走出这我毫无留恋的孝师了。

组长是黄陂的，他们的火车比去我们县的要早一班。临走，他托一个女同学把我叫去，跟我谈了最后一次话。这是他的临别赠言：“小李，你是个好同学，我们了解你。但这里当权的造反派太可怕了。万副主任要我按照他的意图修改你的群众鉴定。当然，我们在尽可能的范围内还是写得好些……听我的话，你离开这里后，不要和这些人纠缠了，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哪怕那个外语老师是个好人，也别……”

于是，我和“他”就这么擦肩而过。在武汉的话别我永远不会忘记。

四十年后，想起他的怨尤，我只能抱憾地说：对不起，那时我们年轻，猝不及防……

当我看了张艺谋描述文革时期的爱情电影《山楂树之恋》后，想，我的那段往事，比这个味道强多了！

这不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爱情还没有发展就被扼杀了，在文革的岁月，在我做右派女儿的时光。

当我前几个月在一大包信件里看到“他”的告别信，看到我在33年前写此事的小说稿，我就动手写这篇了。

万副主任万某在我离开孝师后，还不善罢甘休，追着要把我置于死地而后快。于是有了一系列的后续行为，这些行为跟应城的那些卑鄙小人（如我后来任教的“杨河中学”，现在称为“应城三中”的校长）沆瀣一气，逼得我只得逃离了插队的应城，回杭州成为一个没有户口的“黑人”，错过了1977年底唯一的一次考大学的机会——那时考大学是有年龄限制的，截止于30岁，只有1977年这次允许有超出30岁的大龄考生。

1974年，北京市委的史林峰伯伯复出了，他以前任中共华中局秘书，在湖北有很多关系，他听说了我的遭遇，让我申诉，以能让我可以按照政策回城，回杭州。于是我写了下面一篇申诉。与这次事情有关的部分，博友们可以去看，我这里只把万某来追着迫害我的部分录写于此——

进修结束后，我于1971年秋回到了应城县，去杨河公社中学代课。开始情况还较正常，但后来杨河中学的校长熊树质又对我进行不必要的“关心”，先后两次要给我介绍对象（这是熊智珠与陈彩荣二老师告诉我的）。我当时就婉言推辞，后就不理睬这些了。由此熊某就开始对我不满，对我各方面进行挑剔和找毛病，并且歪曲事实编造谎言向区教革领导汇报，说坏话。进行种种背后捣鬼。

刚好这时孝感师范的某些领导，怕我与某些老师通信，揭穿他们不可告人的勾当，就指使人到应城县文教科、杨河教革组、杨河公社学校来对我进行所谓“外调”，当着这些部门的领导对我进行颠倒黑白、凭空捏造的活动，胡乱编造一些谎言作为我在孝师的“表现”来陷害我，从而使得区教育部门对我产生了极不好的印象。

这时熊树质见有机可乘，更加对我作了许多报复。例如1972年初寒假结束时，我在杭州探亲，恰好尼克松到杭州访问，这时杭州对位交通实行了必要的限制。外出的车船票一律停止发售。使我返校延迟了几天。熊某为此向区教革汇报区教革不顾当时杭州的实际情况，也不听我的解释，竟强迫我作检讨。

从此区教革某些领导和熊某等对我就极为歧视，从各个方面刁难我，挖空心思找毛病、挑眼，对我采取异乎寻常的不良对待，使我动辄得咎，不能心情舒畅地工作与生活，这方面的的事实很多，不胜枚举。

1972年暑假期间，县文教科为了照顾外地教师，允许外地教师一律可以回家度暑假、探亲，但区教革唯独不准我回杭州。那时他们说，你那右派父亲去看望他做什么？应城，是我父亲的家乡啊！这些人，是我父亲的乡亲啊！当时我因跌伤尾椎骨，医嘱必须进行理疗，加之我父亲又生病，我几次请求回杭治疗、探亲，他们不准，还对我肆意谩骂，到后来区教革汪友发竟对我进行敲诈勒索，硬要我给他五块钱买烟抽，才可放我走。

我见到这种既不严肃的恶劣行为，一气之下就径自回到杭州。

回到杭州后，我抓紧治疗，并把医生证明寄给他们，也打电报向他们续几天假（有医生假条）。

哪知这样就冒犯了他们的“威严”——当我暑假结束返回杨河时，他们早已把我的房间撬开，对我进行了搜查，把我的衣被都弃于地上，并且逼我调离该校，到三县交界较为荒僻的店坡学校去。

本来调动工作我是没有意见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既不事先通知我，也未征求我的意见，用这种方式调我，不论从哪方面说，都是使我不能理解和接受的。

何况在店坡，前不久就发生过强奸女知识青年的案件，在思想上我是很害怕去那儿的。

为此我再三要求不调，或改调他处（如调回田店公社学校）。他们一概不准，并威胁说：“你不去，就对你进行全区批判，全县通报，送到农村劳动改造……”还打电话要人把我的行李挑走。

我见他们这样无理地对我，并没有把我当作知识青年、当作教师对待，竟然像对待犯人一样的对待我。自感一个从外地来的女知识青年，面对这样的情况是无法顶得下去的！去吧，我害怕；不去吧，又怕挨整。于是只有被迫违反纪律偷偷跑走了。至于后果如何，当时我实在也无法考虑，但从他们的行为看，我估计他们会采取种种手法和借口，来置于我绝路的。

果然，在我回杭州的一年半时间内，我和父亲给区教革等去了信，要求他们同意俺国家对独生子女的照顾，调我回杭州，可是他们至今不理睬，甚至这一年半内连粮票都不给一斤、布票不给一寸！

此文所写句句都是真的，不是小说，只不过对话不可能完全复述一致，但情节与对话是从事隔五年的（1971年发生的事，我写在1976年的文字里）文字素材里取得的，要是过了四十年的现在，许多细节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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