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新艇，祖籍山东，1950年生于湖北红安，长于军队大院。北京二十五中19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赴山西插队，后返京当工人。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管理系。从事过团委党务、企业管理、经济研究、领导秘书工作。1985年进入新闻界，退休前任消费日报社副社长兼购物导报总编辑。原题
那个年代的故事
（节选）
由于工作关系，我在《书市周刊》编辑部里可以接触到各出版社寄送来的大量出版的新书。每每看着那些堆放如小山般的书刊，都会令我想起那个“无书可读”的年代……1970年冬，因为插队繁重的体力劳动导致肝炎复发，我由山西“病退”回北京，成为在“家”养病的“社会青年”。“家”之所以带引号，是因为一间8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只有一张小床一张小桌和我一人，父亲早已被送到炮兵五七干校劳改去了。“社会青年”则是指当时没有或失去工作的青年人。因为“失业”二字是资本主义的专用名词，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不允许出现这一称呼的。“养病”除了吃药再无手段，而且肝炎只能养还不允许锻炼。这样一来，终日无事可干，唯一能做的，就是读书学习了。读什么书呢？受那个“读书无用论”时代的影响，只有也只能读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毛主席著作。我拟定了学习计划，开始了自觉的“刻苦攻读”。之所以用“刻苦”二字，是因为每天上午8点至11点，下午2点至5点，晚上8点至11点，就是说，一天最少读9个小时的书。这样的“刻苦”果然很有成效，我很快通读完了毛选1—4卷及马恩列斯的主要论著，同时还写下了几大本读书笔记。读书的“计划外”收获，则是通过查阅字典，认识了大量的生僻字，以至于我在后来高考语文答题时，20分的字词注音题，我得了19分。学，而后知不足。随着读书的进展，特别是以一个初中毕业生的文化水平，去攻读伟大革命导师的原著，常常感到知识的匮乏，很多地方读不懂，理解不了。这使我强烈地感觉到必须加强历史知识、文学知识及社会学知识的学习，甚至包括提高科普知识。因为这几位革命导师常常在他们的论述中，涉及古今中外，引经据典，诗词歌赋，天文地理，甚至是数学公式推理、化学分子式方程解析、物理专用名词等等。你不懂、不理解、不知道这些“常识”，就根本无法理解他们的论述、推理与论证。但是到哪里去找这些书呢？我把这些苦恼告诉了前来探望的女友，她从小就酷爱读书，因此颇有同感。但除了无可奈何地安慰我几句，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大约两个多月后的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刚出门，正要赶往永定门火车站去送插队的同学，在胡同里碰上了女友。她兴奋而又神秘地把我拉到一旁，四周观望了一下看见没人，便从书包里拿出用报纸包着的一个纸包递给我说：这是我从同学王小娅家悄悄借出来的几本书，她千叮嘱万嘱咐可千万别叫外人看见，阅毕迅速归还！最重要的是不能给她父亲惹麻烦，因为他还在被审查中！王小娅的父亲是中国著名美学家、美术家王朝闻，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毛泽东选集封面上的毛主席浮雕像就是他设计制作的。由于女友同王小娅是景山学校最要好的同学，且经常在一起议论对“文革”的种种不解和不满，惺惺相惜，这才冒着风险把书借给她。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纸包，随手翻了一下，一共是五本书：《中国文学史》上、中、下三册，是中国文学研究所编著的；另一本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还有一本是《马、恩、列、斯、毛泽东附普列汉诺夫论无产阶级专政》。我如获至宝，掩饰不住心中的狂喜，把书重新包好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运气网兜”（一种用尼龙细绳编织成的网眼很大的网兜，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常常随身携带以便碰上便宜货当即参与抢购，被谑称为“运气网兜”）放了进去，挂在车把上，和女友告别后，急速向火车站赶去。由于路上耽搁了时间，当我提着尼龙网兜急匆匆赶进站台时，火车就要启动了。我找到同学所在车箱，隔着窗户刚要说话时，两名戴着“纠察”标志红袖章的解放军战士走到我身边，快速而又凶狠地从我手中一把夺过尼龙网兜，大声喊道：这里边是什么？我当时愣了，旁边的人也愣了，连车窗里的同学也全都愣了，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稍顷，我本能地冲了过去要抢回网兜，一边急切而又大声地说：这里边除了几本书，什么也没有！我的身边迅速围过来很多人，他们都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听到我说不过是几本书时，众人的表情都放松了许多。有一位戴着眼镜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大胆地说了一句：难道看书也犯罪吗？解放军也管得太宽了吧！我当时心里也认为，他们可能是在查火车违禁品，几本书能算什么呢？没想到一名解放军战士也大声地回应道：我们查的就是书！毒草就是不能看！他的话让我的心骤然一紧，临来时女友叮嘱的话顿时在耳边炸响，我惹祸了！懊悔和害怕交织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我哭求着对那两名解放军战士说：那几本书都不是毒草，快还给我吧！话说完，我竟然失声大哭起来……伴着我的哭声，火车响起了汽笛，我这才想起车窗里的同学，投眼望去，他焦灼而又无奈地眼神里，似乎还带着些安慰的表情，随着火车徐徐开动，在不停地向我挥手道别，直至远去……火车开走了，人们却更多地聚拢过来，里外三层围了个水泄不通。一位稍微上了点年纪的老者对我说：学生，你说不是毒草，那包里到底是些什么书呢？我即刻向他，也向解放军战士，更向周围所有的人报出了那几本书的书名。话音刚落，围观的人们便七嘴八舌地说开了：“什么世道！难道连这些书也不能看了吗？”“毒草还有个标准吗？谁定的？”“解放军这么随便没收书，谁给你们的权利？”刚才问我话的那位老者也发话了：“解放军同志，我们同意毒草不能读，而且还应当批判！但是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学史总不能不让人了解吧？这些书不应不让人读吧？历史就是历史，总不会有香花毒草之分吧？”听到这些声音，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动在我心中升腾，“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句话又在我耳边响起，我似乎看到了把书要回来的希望……一名解放军战士挺胸站了出来，他当众撕开了报纸，验证了一下那里面的几本书，随即面向周围的群众，用似乎训练过的声音开始他的宣讲：“革命的同志们，无产阶级的广大旅客们，我们是××××部队驻车站巡查小分队。最近，中央文革下达了重要指示，利用读书来进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特别是最近社会上流传的手抄本：什么《少女的心》又叫《曼娜回忆录》《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等，都是散布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毒害青少年，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他们反革命复辟的罪恶目的，我们革命群众一定要提高警惕。我们执行收缴图书的任务，正是奉中央文革的指示，希望广大革命群众理解。”讲完这些话，他又话锋一转，软中带硬地说：我们同时希望广大群众不要聚众围观，要提高革命警惕，不要给阶级敌人空子可钻。更希望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的政治思想觉悟，完全有能力解决今天的问题，而不要影响我们执行任务！现在火车已经开走，请大家散开回家！接着，他面对我说：这位学生到我们执法站来谈，有什么问题到那儿解决。听完这话，一股寒气在全身弥漫，我求救似地看着周围的群众，希望他们不要走开，否则，后果难以设想……然而人们还是渐渐散去了，有几个忿忿不平的人在对两名解放军战士申诉什么，战士用微笑和点头送走了他们，最后只剩下那位戴眼镜知识分子模样的人还在大声劝说战士立刻把书还给我，此时我看到战士的脸色已开始变得难看，一名战士厉声喝斥到；这里已经没有你什么事了！该怎么处理是我们的事，你是不是想跟我们走一趟？！这突然变化的态度令他吃了一惊，他在向我投来同情的眼光后也开始离去了，只是边走边嘟囔着什么，我听清了其中的一句，那就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此时，我只有低着头，默默地跟随他们去执法站了。一路上我在盘算着，如果书真的要不回来也就算了，但决不能说出书是从哪里借来的，决不能把女友、王小娅、王朝闻牵扯出来而闯大祸！虽然心里在这样想，但全身仍冒出阵阵冷汗。进到执法站，一名战士把书往桌上一摔，立刻问道：“这书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带到火车站来？”我回答说：“这书是我家的，同学在山西农村插队没书可看，我带到这儿准备送给他，这不还没给成就让你们抢去了！”“什么叫抢？告诉你这叫没收！”一名战士纠正我的说法，“你小小年纪不好好学习马列毛选，看这些书干什么？”说完，他翻开《中国文学史》，边指着一些文字边对我说：“你看看，你看看，这里面除了帝王将相，牛鬼蛇神，就是才子佳人，这都是封建主义糟粕，是毒草，看这些会中毒的！”我反驳说：“不对！毛主席著作中就有很多地方提到这些！”另一名战士接过话来，“毛主席什么思想水平，你什么思想水平，毛主席可以批判地接受，你行吗？还想跟毛主席比！”“我没和毛主席比，就是想读懂毛主席的书才去看这些书！”“你还嘴硬！告诉你读懂毛主席的书首先要满怀无产阶级的革命深情，有了阶级感情，没有文化也能读懂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书就是写给广大工农兵看的！谁说一定要读那些乌七八糟的书！”“你人不大还挺滑头！你有这个批判能力吗！你只会中毒！批判不是你的事，你回去好好读毛选吧！”一名战士说完这话，把那本《马、恩、列、斯、毛主席附普列汉诺夫论无产阶级专政》一书挑出来，对我说：“这本可以拿走，其他都没收了！”我心不甘，还在抵抗，突然一机灵说：“那本《中国通史》为什么不能看？范文澜现在还是中央委员呢？”两名战士都愣了一下，相互望了一眼，又追问了我一句“什么？真是中央委员？”我说：“当然了！不相信你们可以去查九大中央委员名单！”见我口气这么肯定，一位战士犹豫地拿起那本《中国通史》，似乎看了看作者范文澜的名字，最后，极不情愿地把书递给我，说：“好吧！这本你也拿去，但剩下三本必须没收！你走吧！”我带着沮丧（书被没收）、庆幸（没再追问书的来处）甚至小小的喜悦（争到了《中国通史》）的复杂心情离开了永定门火车站。当我穿过天安门广场，看着悬挂在天安门城楼当中的毛主席像时，在心中说了一句：毛主席啊，您老人家知道他们都在干些什么吗？回到家中，想起刚才发生的事，我不禁又委屈地大哭起来。邻居刘叔叔（一位列车上的乘警）听到哭声过来问我发生了什么事后，语气沉缓地对我说：是有那么个通知，在我们的列车上执勤的解放军也没收了旅客不少的书，引起了群众很大的不满。几年后，当我向别人说起这段“车站偶遇”的往事时，口气中充满了对那个年代的嘲讽和对那两位战士的讥笑……又过了几年后，当我再次回想这段往事时，突然感到：在那样一个年代，在那样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做出那种可恨、可气、可笑、可悲举动的人，难道仅仅是那两位小战士吗？难道自己在那个年代就没有同类的所作所为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城里人也喜欢贴春联了，而且一贴就是红底金字，满门生辉！今年春节我所在的小区，几乎家家如此，大讨吉利！这不禁使我想起了40多年前那样一幅“反动”春联……1965年的寒假，我去位于河北宣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看望父亲。临春节的前几天，父亲对我说：学院组织“军民团结”活动，到郊区农村为农民打扫卫生、书写张贴春联，问我愿不愿去？我听完乐得蹦了起来，天天生活在城市中，太想到农村去看看了！出发的那天，我一大早就爬了起来，带上我专门为这次“爱民”活动买的新扫帚，准备去帮老乡扫院子。父亲则拿着粗细不同的几支毛笔和前一天在家裁好的红纸，一起上了车。在坎坷不平的土路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到了宣化郊区的一个小村子。下车望去，一片用土坯盖成的房屋，几乎和四周的土地分不出色差，唯有村口的横幅是暗红色的，上面贴着“欢迎解放军”的标语。走进村口，场院边的几排房子倒略显规矩，几面墙上都用大白刷上了大字标语，除了几幅关于计划生育的口号外，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小学校后墙上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几个大字，它字字刺眼叫人顿生警醒：忽然想起父亲在临来前一天晚上的嘱咐，别进错了门扫错了院子，给“地、富、反、坏”拜了年！其实担心都是多余的，大队支部书记把我们迎进了小学校，站在那儿说了一番欢迎感谢的话后，就分别派贫下中农带我们去各家扫地打扫卫生了，父亲和几个人则先留在小学校里写春联。进了农民的院子，我真不知地该怎么扫，因为全都是土，和在学校打扫卫生完全不同！你只要使劲，一扫一层土……院里的老乡看着我都笑了，说：学生啊，这院子早上我们都收拾过了！再扫也是土，谢谢你了，进屋喝口水吧！我进了老乡家一看，除了炕上堆放着几床破旧的被褥，一张不知用过多少年已看不出颜色的木桌和两个用旧木箱充当的椅子外，几乎再没有什么“大件”了。桌上的几只碗倒还净亮，房东老乡用一条已灰黑看不出原色的毛巾擦了又擦，倒上水，热情地招呼我喝！我端着碗真的手足无措了，试着往嘴边放了放，一股刺鼻的柴禾味夹杂着其他说不清的味道冲了上来，我本能地把碗放回桌上，说了声：不渴！谢谢！便冲出房门朝小学校奔去！父亲的春联已经写了不少，一旁的大队支书等人边叫好边派人往各家送。父亲自小在读私塾时就开始用毛笔，写得一手好字，然而我还是第一次亲眼见他写。春联的内容也是他几天前准备好的，大多是歌颂党和毛主席、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随后，我端着浆糊盆，父亲由支书带领去给几家贴春联。一路上支书还指门点户地介绍哪家是贫下中农，哪家是地主、富农，该去给谁贴……我兴冲冲地用小扫帚往门上刷浆糊，够不着的地方父亲就伸把手，他和支书负责贴，贴好后，再用干净扫帚抚平。很快，春联就剩最后一幅了，我指着前面一家紧闭着的门说：这家是不是贫下中农？可不可以贴？只见支书脸色突然沉了下来，顿了一下，慢声慢气地说：这家倒是贫下中农，但是不能给他家贴……“为什么呢？”还没等他说完我便抢着问起来，父亲瞪了我一眼，喝斥道：小孩子别乱打听！支书见状忙说：首长，没关系，只是一两句话讲不清楚，咱们到小学校坐着说吧！学校里陆陆续续聚拢了不少贴完春联回来的人，支书在一间教室里，语气沉缓地道出了缘由……几天前，那家的男人被公安局带走审查了，原因是他在自家门前贴了一幅奇怪的春联。上联是：二三四五，下联是：六七八九，横批是：南北。春联贴出后，引起了社员们的好奇，纷纷跑到他家看，问是什么意思他也不解释。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地邻村、公社、县里的人都来看了。最后，上面的人给这幅春联定性为“反动”春联，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怎么个“反动”法呢？上联“二三四五”没有“一”，下联“六七八九”没有“十”，横批“南北”，不写“东西”，合起来就是“缺衣（一）少食（十），没有东西（东西）”，是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是和阶级敌人一个腔调！支书讲完，屋子里一片轰然。我又忍不住问了一句：贫下中农怎么也会对社会主义不满呢？话刚出口，我赶紧看了父亲一眼，怕他再次斥责我，然而，他沉着脸什么也没说，大队支书也没再回答……寒假结束回到北京后，开学的第一篇作文，我就写了《贴春联》，作文中除了检查自己嫌贫下中农脏不敢喝他们的水外，还专门把那幅“反动”春联写在最后，并用小学校墙上那幅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作了结尾。这篇作文既生动又轰动！清楚记得老师的批语是：你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寒假，在学习和思想上获得了双丰收！随后，这篇“优秀作文”由我工整抄写后贴在了校门口的“优秀作业园地”向全校展示……这就是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的一个“阶级斗争”的故事！虽然我当时就无法理解“贫下中农怎么也会对社会主义不满”，弄不清这到底是“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的斗争”。但是，想想过去，人们心中稍有不满便“上纲上线”；看看今天，“手机段子”畅所欲言，你一定会深切地感到：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在我们的前面，一定是更加光明的艳阳天！1975年，我参加了所在单位的“落实政策”工作小组。所谓“落实政策”，是指邓小平恢复工作职务以后，为纠正“文化革命”中造成的种种冤假错案以及一系列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的状况，所主抓的一项“拨乱反正”的重要工作。当然，他也正是由于不断对“文化革命”进行纠偏而被再次“打倒”，这是后话。我们单位“落实政策”的具体工作，就是对“文化革命”初期，以“地、富、反、坏、右”的名义，被“抄家遣返”回原籍的那些人，重新进行调查、判定和落实相关政策，其中包括返回北京的种种手续。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两个历史名词。一是“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这在当时被称为“五类分子”都属于阶级敌人范畴。二是“抄家遣返”：即在“文化革命”初期，以上阶级成份人的家，被红卫兵小将翻箱倒柜挖地掘墙地“抄”了一番后，把这些人及其子女统统迁出北京城，“遣返”至原籍，轰回老家，由当地人民监督劳动改造。据不完全统计，遭此命运的在北京不下几十万人，仅我所在的一个小小的街道工厂就有20人之多！我和政工组长王师傅先把20多人的档案翻看了一遍，又去派出所一一进行核查，有些人还到“敌伪档案馆”调阅了他们的历史资料，最后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逐个“落实政策”。所谓“先易后难”，是说有些人的问题明显是弄错了，如不是地主被误成了地主，这属于“平反”范畴。有些人的问题是铁板钉钉，如“敌伪档案馆”里的特务名单上赫然有名，这属于“维持原判”，不得“翻案”！最难办的是有些人档案上记载与派出所存档很不一致，一时难以判定。但是，不论难易，都需要一个一个地到这些人所在原籍去逐一核实。那段时间，我的足迹踏遍了华北平原，所到之处基本上都是穷乡僻壤，往往是先乘火车到所在市县，再换长途汽车到所在公社，然后或步行，或租自行车骑行数十里到所在村。骑车所走之路完全是坑坑坎坎，少有坦途。一路下来，屁股疼得连凳子都无法落座。更别说饮食，几次“派饭”（由队里安排到农民家用餐）让我上吐下泻，几近虚脱……但是，当我每到一村，看到这些“遣返”人员那一双双渴盼回京的眼睛，那一张张经历十年风霜已完全不见城里人痕迹的脸庞，那少小离家如今早不知城市为何物的男女少年，一种心酸、一种内疚（我也曾参与过抄家与遣返）、更是一种责任，让我不计艰苦、倍加努力，尽早为他们落实政策！那年的深秋，我们到北京延庆县深山里的一座小村庄，去找一位李姓的“历史反革命”“落实”他的政策，其实是去通知他，“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是铁定的，因为我们到区、市公安局调查的结果，均为：解放前曾参加某反动外围组织，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这在我们20几个“落实对象”中，是较“易”的一个。汽车在通往延庆的崎岖山路上爬行。我清楚地记得，特别是到了一个叫“九里梁”的地方，汽车的速度骤然减慢，全车的乘客顿时紧张起来。道路极窄，一边是陡直的山壁，另一边则是百尺深涧，再加上几十米就是一个急转弯，真是令人心惊胆颤！上车前就听说这里经常发生翻车事故，而整个长途汽车公司只有两位司机敢开这条路，并且只要稍有雨雪，车就停开，相当于封山。为此，山里村之落后，山里人之穷困，可以想见。和车上的人攀谈，我们所要去的小山村，一天的工分才五分钱，还不如养只小鸡生蛋，一个蛋还要七八分钱呢！我曾在农村插过队，自认为懂得艰苦，但我们那儿一天的工分再不济也有一元左右，和这里相比，家家都是“富农”哩！天快擦黑儿时分，汽车终于缓缓到了终点。全车的人也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要去的小山村，就在终点站旁。毫不费力，我们只打听了一位农民，便找到李姓“反革命”的家。那是一个用石头和石片搭起来的小屋子。虽然歪斜，却和旁边的房屋挤在一起，看起来还算结实。我们还没进屋，门口却已挤满看热闹的人。或许近十年了，还不曾有人去看望过这个李姓的人。从档案上看，李姓人解放前大学毕业，自述“在上大学期间以为参加的是进步组织，后才知道实为反动外围组织，属上当受骗”。1975年当年至多50来岁，然而当我们在那间狭小的石屋里见到他时，真为他的苍老而吃惊：黑瘦的脸上布满了皱纹，腰似乎已直不起来了，沙哑的嗓音和着哮喘般的呼吸，站在我们面前似乎连大气也不敢喘，说他70多岁，绝对无人质疑！可见近十年的“人民监督”已把他“改造”成什么样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在他那混浊的眼睛中看到了一种说不清的眼神：是胆怯？是期盼？还是交相闪现？同去的王师傅是政工组长，她先嘘寒问暖地讲了几句后，便很果断正规地对李“反革命”说：“党中央关于落实政策的消息你可能也听说了，关于你的问题，我们经过调查，并与派出所公安局作了核实，最后结论是：历史反革命的定性不能改变！因此，你还要继续留在原籍接受教育和改造！李××，你听清我的话了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这时我看到李“反革命”的喘息比刚才均匀多了，神情也安定多了。他站在我们对面用他那沙哑的嗓子开始说话，然而我们却什么也没听见。王师傅立刻说：“你大点声音，我们一句也没听清！”此时，李“反革命”提高了嗓音却又十分平缓地说：“我诚心接受组织上对我的调查，我在解放前的确是做过错事，但是如果把我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我请求政府对我宣布一次！”说完，睁大眼睛看着我们。他的话把我和王师傅说得一愣！我还没明白过味来，经验老道的王师傅先行还击了：“看来你还没改造好，还不甘心你的失败！派出所和公安局我们都去过了，那里的材料都写着在1952年镇反时你就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白纸黑字，难道还是我们编出来的！”李“反革命”接过话去：“二位同志误会了，1952年镇反时给我定性为反革命，政府怎么没向我宣布过？如果现在定性，我请求政府向我正式宣布一次！”王师傅立刻接过话说：“你可真够狡猾的！什么现在定性给你宣布一次，你是1952年定的性，政府怎么会没向你宣布呢？这不可能！”李“反革命”说：“确实没有宣布过！不然，1953年我怎么还会有公民权呢？”王师傅说：“这更不可能了！1952年定性历史反革命，1953年还会给你公民权？你可真敢说瞎话！”李“反革命”辩解说：“我不敢说瞎话，我有证据！”说完，他走近靠墙边一个充当椅子的破木箱子，颤抖的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打开箱子上的锁。此刻，屋子里静极了，除了李“反革命”急促的呼吸声，什么也听不到。我、王师傅、后赶过来陪我们的村支书、还有几个围在门口看热闹的人，都目光一致地注视着李的一举一动：只见他缓缓打开木箱盖放到炕上，从里面一件又一件往外掏着破旧的包袱和衣裳。最后，他将手伸向木箱底，拿出一个几乎看不出原色的又脏又旧的手绢包，用他干瘦黑糙的双手捧着，慢慢走近我们。借着门外的光亮，他颤巍巍地向四边抻展了那块脏手绢。我们这才看清：躺在手绢底的，是一张泛黄折皱的选民证！虽然上面墨迹已非常浅淡，可是李某的名字及政府的红印，却赫然在目！我在瞬间想到了很多，只有经历过政治风云变幻的人才会有如此的“政治敏感”！只有遭遇过政治运动磨难的人才会有如此的“政治远见”！然而，最让我震撼的是：在抄家那种生死难定的紧要关头，他居然敢瞒着红卫兵，冒死把这样一张小小的纸证藏了起来，且极有心计地带在了遣返回乡的路上！他的智慧更在于：如果在当时把这张“选民证”出示给红卫兵看，那无异于向红卫兵的权威挑战！这张“选民证”不但会被撕得粉碎，而且接下来将会是一顿更加可怕的痛打（因为我曾亲身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他深知这张选民证就是他政治生命的护身符！他像保护自己的命根子一样，把这张选民证深藏了下来，而且一藏就是20多年！
……
我们当时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们是怎样离开那个小山村的，也全都淡忘了。我只记得，原则性极强的王师傅回城后，坚持原则，为李姓人摘掉了原本就没有戴在头上的“历史反革命”帽子。我只知道，正是这张“深藏”了20年的选民证，果然改变了后来的一切！光阴似箭，岁月如梭，风走云散，桨去水合！又是30年后的今天，有谁，又能有几个人，当他们拿到自己的选民证时，会静心地去感受这小小纸张上托载的万钧神圣？！（本文摘自张琦主编《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 新三级》，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出版。）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