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邦，天津知青，1968年9月到内蒙古四子王旗插队，在牧区从事各种农牧业活计。1970年当选为大队革委会委员、会计。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成为工农兵学员在包头上学。分配内蒙古二机厂，做工人、技术员、秘书。1980年底回津，在建筑和矿山仪器厂任秘书、副主任、书记。后调入市审计局，任副处长、处长、主任、工会主席等职务。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一曲脍人炙口的《敖包相会》把人们的思绪带到了那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草原，伴着蓝天白云，牧羊人骑着骏马，牧放着一群洁白的羊群。这是多么出神入化的一幅美景，曾给每个到过草原的人以无限美好的遐想。所有到过内蒙古的人，没有不知道敖包的。在内蒙古区域地图上，以敖包命名的地方随处可见。敖包，也称鄂博，在蒙古语中是“堆”的意思。它是由石块和卵石垒成的堆积物。远远望去，小得如同倒立的铁锅，大的好似石岗甚至石筑的蒙古包。据古书记载，古代蒙古民族逐水草而居，以游牧为生。牧人心地圣洁单纯，认为供自己生活的牛、马、羊、骆驼，都是天、地所赐，从而使山、川、河谷、原野等所有的地方都有神。信念中对大自然产生一种祈望：愿生活吉祥如意，牲畜太平。于是筑起敖包作为神位，祭祀祈祷神灵保佑。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蒙古民族用石块石子堆砌敖包用来识道路，辨远近，别方向。不管哪种说法正确，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蒙古民族似乎与敖包有过不解之缘。他们走到哪里，便把敖包堆到哪里。我第一次见到敖包是在38年前。那时我们作为插队的天津知青，在金色的秋天来到地处北国中部边陲的内蒙古四子王旗杜尔伯特草原，也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神州五号”“神州六号”降落的地方。广袤的草原宽阔平坦，经常见不到人烟和牲畜。放眼望去，除了那起伏不断的草场和暴雨冲下的沟壕，很少有什么标志物。唯有那敖包，屹立在草坡之巅或大漠绝域的地方。我们所在的江岸大队方圆近百平方公里，大小有几十处叫敖包的地方：查干敖包、白音敖包、乌兰敖包……多得有时当地老乡也数不清。在草原上，老乡叫得出地名的地方，不是有井，就是有敖包。我们从蒙古族老乡那里知道了敖包的名称和它的由来。在插队的日子里，不管是放牛、放羊还是赶路，我无数次从敖包前经过，有时也曾下马为敖包添过石子培过土。在物换星移的岁月里，从未见过当地蒙古族老乡在什么时候搞过什么祭祀活动，只有那放牧的人走近敖包，坐在一旁，期待着朝阳西下。对我们千里之外来插队的知青来说，正是因为有了敖包作标记，我们在草原放牧、生活，才不会迷失方向。有一次我去很远的地方寻找牛群，遇到了沙尘暴，当时大风夹着沙尘刮得铺天盖地，伸手不见五指，如果不是碰到了一座熟悉的敖包得以辨明方位，根本就无法找回家去。从此我感激敖包，更是与之结缘。38年后的一天，我们这些天津老知青又来到了阔别已久的大草原。在四子王旗政府所在地乌兰花镇附近，由天津、北京知青捐款建成的知青林里，就有一座由天津知青从天津带去的石头堆积成的敖包。这座由千里迢迢携来物堆成的敖包，虽然并不太大，但是每年都有天津知青或他们的子女去回去看望老乡，看望知青林，并将天津的石头子带去堆在敖包上。敖包一年一年在长大。它象征着天津知青与当地蒙古族乡亲的情谊割舍不断，绵绵流长。当年我们知青的生活虽没有像《敖包相会》歌中唱的那样浪漫，更不会想入非非地在敖包旁与心上的姑娘相约相聚，但那大小不一的敖包还是凝结着许多故事，给我们留下永生难忘的印象。每当我们想起记忆中的敖包，也时常会思绪万千。敖包为在草原上长途跋涉的人提供一个坐标，提供了一个方位,在人生的旅途上，也成为我们知青的一个人生坐标。我们正是当年从插队的牧区开始作为人生的起点，并在以后奔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30多年后的今天，每当我们说到敖包，就会想起那段难忘的经历，想起蒙古族老乡对天津知青的深情厚意，想起与当地乡亲共同战天斗地结下真挚感情，这些将和那屹立在草原上的一座座敖包一样永世长存。那是一块钻石牌怀表，圆圆的表壳、表盖锃光瓦亮，黑色的指针映在白色表盘上清晰醒目，电镀的表链闪闪发光。这种上海钟表厂在上世纪60年代制造的怀表，在当时也是一种奢侈用品，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拥有的。我们知青小组里的侯文玲，下乡时家里为她买了一块。当时那是我们知青小组里唯一的计时工具。如果我没记错，那是1971年的春夏之交的时候。有一天上午，我正在大队部的会计室里整理账簿。在安格勒牧民敖其尔家放羊的侯文玲步行三里多路，匆匆来到大队部。告诉我，她在安格勒井里打水时，弯腰抓水斗，把上衣口袋里的怀表跌掉了井里了，让我想办法帮她捞表。我随即停了手中的事情，和她一起来到了安格勒。安格勒是队里的春营盘，住着女苏木亚、敖其尔和老赵三这三户人家。在大队部的东面，与大队部隔着一道横梁，是一个四面环临梁的一个小盆地。安格勒只有一口水井，坐落在盆地的中央，是方圆十几里的唯一水源，人们生活用水和牲畜饮水全凭这口井。当我们来到安格勒时，羊群已经饮完水出了坡。几块石头垒成的井台上，湿漉漉地洒满了水迹。我趴在井台上往井里看，黑洞洞得什么也看不见。让侯文玲拿来套马杆和绳子，将套马杆伸到井里，探不到底。我灵机一动，想到用绳子探探井深。于是，用绳子拴上石头探底，探不到底。又把绳子拉上来，接上马笼头缰绳，再次将绳子放下去，这回到了井底。拽上绳子一看，井足有四米多深。又仔细看了一下绳子的水印，估量一下，井水深也有一米五左右。井不浅，但是井内的水倒不深。但是这不深的水对于不会游泳的我来说，也是个难题。看着侯文玲焦急的面孔，和她步行好远把我叫来的心愿，我再难也得帮她把表捞上来。怎么捞呢？无奈的我只好决定下井。我到女苏木亚家叫来他的儿子吉勒戈图，并找来一些粗绳子。把绳子系在腰间，留出两个头，分别由侯文玲和吉利戈图抓住，慢慢地将我放入井中。不知道这口井有多少年的历史，只见垒在井壁的石头上挂满了青苔和陈年的水渍。石头缝里还有着不少叫不出名字的小虫和蝙蝠窝。我双脚蹬住井壁岩石，井壁四周噼里啪啦地往井里掉松散的碎石块，在水面上溅起了水花。我真担心这老井承受不了我的攀踩而出现坍塌。遂我渐渐下入井水中，水面逐渐漫过腰部，直到齐肩，双脚才落到井底。外面的温度已经很暖和，但井里的水还是冰凉，特别是没了几乎全身的井水使我真的体会到冰冷刺骨。我咬着牙根，用双脚在井底探寻。一圈，两圈……终于触到了金属的东西，是那块怀表。我惊喜地向井上面喊：摸到了！摸到了！浑身也来了劲头。怎么把怀表拿起来呢？窄小的水井容不得我弯腰用手够起怀表。冰冷的井水，使我实在无法蹲下把头伸进水中用手抓起怀表。试了几次都不行。这时我灵机一动，试着用右脚大拇指和旁指的缝隙去夹怀表的表链。一次，夹到抬起，又滑了下去……又一次，夹到抬起，又滑了下去……终于把夹起的表链坠着沉甸甸的怀表递到手中。当他们两人拽着我拉出井口时，我已经冻得上下牙直打架了。看到侯文玲接过怀表时的喜悦表情，我一点也不觉得冷了。我脱下湿透的衣服，拧去淋漓的井水。重新拿过那块怀表，放在手里端详了片刻。怀表的质量真不错，居然里面只进了一点水珠。我一边安慰着侯文玲，一边在想，正是这块怀表，让我平添了老井捞表的经历。在返回大队部的路上，我的脚步像自己的心情一样，既轻盈又矫捷。双休日，恰逢在家无事，又赶上天气甚好，我决定为孩子的自行车擦擦油腻、换换油。说干就干，三下两下就把自行车拆了个零七八碎，待组装起来，心满意足地收拾工具洗手时，发现手的无名指中央起了个大水泡。高高隆起的水泡，使用起手来甚是别扭，直到十多天后便成了茧子，才不碍事了。手上多了一块茧子，时不时地看着它，总让我想起曾经长满手的老茧。那是40年前在牧区插队的情景。从来没有干过力气活、出过大力的我，怀着报效祖国、锻炼成长的理想，秉着“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的意愿，来到祖国北疆的四子王旗牧区。在辽阔的草原，我骑马驰骋、大显身手、身体力行、迎难而上，可以说面对什么艰难困苦，从没有畏惧。什么苦活儿、累活儿、脏活儿、难活儿，都要上手去干干。汗水、泪水别说流了多少，仅就手上的燎泡也是一个摞一个，五个手指的角质层又硬又厚，就连手指缝之间也结了厚厚的老茧。记得那是第一年秋天，我们到蓄群点参加剪羊毛劳动。进入初秋，所有的绵羊身上厚厚的芥子毛必须剪掉，才能长出可以抵御严寒的绒毛。这种活计可以算是牧区一项比较繁重的任务。不就是拿剪子铰羊毛吗？我们还真没拿它当事。看见当地牧民抓住一只羊，用绳子捆上羊腿，用剪子咔咔地往下剪羊毛。我很快也抓住一只羊，虽让剪子挺大，羊毛也很厚，我还是可以把毛剪下来。可是一只羊的毛还没剪完，手上就用剪子背碾起了几个燎泡。后来尽管牧民们帮助我们在剪子上缠上纱布，几只羊剪下来，手上的燎泡已经破了好几个。晚上，自己用小剪子将破的燎泡皮剪下来，用紫药水涂上，再包上纱布。第二天再剪羊毛时，手已是火辣辣得疼。还没等着群羊的毛剪完，手上已是伤痕累累了。从此，我们再也不敢小瞧畜群上的活计。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参加过打井、挖渠、垒羊库略、捯山羊绒、踩羊砖、饮牲畜、打马印、拖土坯、盖房子……几乎所有牧区的活计，我都干过、都摸过。而每干一种营生，不仅是出力气，而且都和手玩摽。经常是一次劳作，手上留下一层燎泡，水泡压着水泡，茧子摞着茧子，旧的水泡还没好，新的水泡又起来了。长此以往，不仅是右手上结满了厚厚的老茧，就连起配合作用的左手也结了一层茧子。茧子四周是厚厚的角质层。这两手的老茧在以后的岁月里竟陪伴了我十年。1986年秋，我从企业调入了审计局，那手老茧还没有退掉。一次我所在部门有一个同志手受了伤，擦上药水后，总看自己的手，关注伤势变化，并让我伸出手做比较。猛然间看到我受伤的老茧，问我怎么弄得手上竟是茧子？我让他猜，他说一定是划船磨的。我心想，那得划多少船才能磨下这么多茧子。恐怕没有多少人能知道，在那些插队的日子里，我们这些知青出了多少力，吃了多少苦，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和煎熬。所有的这些，包括那些鲜为人知、难以言喻的事情，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会领会，只有我自己才知道。这是个地道的蒙古汉子，他不仅有一付高大的身躯、结实的肩膀、黝黑的脸庞、炯炯有神的双眼，而且有着蒙古族特有的粗大的手掌和略带弯曲的双腿。可是他那慈祥的面孔，却与众不同，没开口先两边嘴角向上翘，流露出笑意。他就是我们当时下乡所在大队的队长乔格勒布。初次见面是在1968年9月8日，当时我们天津知青乘汽车由乌兰花经脑木更公社奔赴目的地——江岸大队。当满载着知青和行李的解放牌汽车离大队部还有七八里的时候，乔格勒布带着一群骑着骏马的牧民迎了出来，见到我们用蒙古语呼喊着欢迎的口号，并随着疾驶的汽车，纵马奔腾。那壮观的景象至今使人难以忘怀。在大队部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我们结识了这位知青的新领导——蒙古族队长乔格勒布。在以后的日子里，乔格勒布不仅是我们的领导，而且成为我们知青的贴心人。那时候的队长也叫大队革委会主任，当主任的乔格勒布，几乎成天不着家，不是在几十个畜群点巡视，就是去饲料地或大队部，每天忙着大事小情。我们刚去时，正赶上因为前几年闹旱灾，队里的不少畜群从外地走套子转移回来。牧民的安置和各畜群的落脚点都未安顿停当。许多现存的畜群点缺这少那：荒芜的水井，不是没水就是坍塌；羊盘上的库略残缺不全；许多畜群店没有接羔棚……所有这些都需要当家人操持。那些日子确实把他忙得够呛。我们从他来去匆匆的身影中感到了这个队长当得不易。但是不管怎么忙碌奔波，乔格勒布都能安顿得比较稳妥。对新来乍到的天津知青，乔格勒布格外给予关照。他时常到有知青干活的地方看望，询问需要什么帮助，并尽可能安排好知青的食宿和柴禾（布堆和牲畜粪）。牧区的隆冬分外寒冷，经常在零下三四十度。队里用知青安家费为我们买了皮大衣和毡靴，并早早地在我们居住的大队部，拉下了过冬的羊砖（干燥结实的羊粪），还为我们每名知青卧了两只羊，集体杀了一头牛。可以说第一个冬天是在队里领导的关怀下度过的。乔格勒布说话平和、待人诚恳，总是像兄长一样，充满真诚善意，我们天津知青们都特别愿意和他相处。他每次来到知青的居住地，大家都愿意和他聊天，听他介绍队里一些情况，教我们说蒙语。几年的功夫，我们和他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大家都视他为知青的知己。在我们知青眼里，乔格勒布是个能人。他对牧区的活计无所不会，无所不能，不仅放马、牧牛、放羊是行家里手，就连打库略、踩羊砖、挤牛奶、骟马蛋等牧业活计样样都拿得起来。特别是他那在牛头颈上一刀杀牛的绝活，更是全大队独一无二的…… 慢慢地，他成为当时知青心目中蒙古族的崇拜偶像。乔格勒布重视来到队里的几批知青，特别对天津知青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可能是由于他家贫从小没上过学，而工作中又深感没有文化难处的原因，所以他分外看重这群有知识的年轻人。他不仅关心知识青年的生活，每次到饲料地总是首先到知青住的那排房里看望，而且对知青提出的问题认真给予解答，热情帮助知青解决困难。对知青的一些建议积极采纳，对知青提出的要求尽量帮助解决。当时天津知青来到牧区，梦寐以求的是自己承包畜群。为了实现这些愿望，好几名女知青离开知青小组到牧民家中放羊，男知青到牧民家学习放牛、放马，含辛茹苦学习放牧的技能，为的是有一天能自己独自包畜群。但是当时队里一些人以担心集体利益受损失为名，千方百计阻挠知青包畜群。乔格勒布弄清知青的真实愿望后，旗帜鲜明地支持我们。最后几经努力，我们天津知青终于自己承包了一群羊和一群牛。后来他又启用当时作为知青的我做了大队会计，并于当年当选为大队革委会成员。在以后的日子里，乔格勒布和当地许多蒙古族牧民热情地指导我们放牧，从怎么由深井中捣水斗绳，怎么捣羊毛，怎么驯牲畜，怎么骑马，怎么寻找走失的牲畜等，可以说是手把手地教。我刚当会计，要挨家挨户地发放生活款，到各畜群点记工分。乔格勒布热情地为我介绍队里状况，带着我转遍了所有的畜群点，熟悉位置，掌握畜群情况。这段时光是我们天津知青最惬意的时候。我们的畜群中牧放着一群羊和一群牛，饲料地也办起了知青食堂，还有人在大队里当干部，知青在队里影响力和位置非同一般，再也没有人敢小瞧我们了。乔格勒布作为队长，经常在各畜群点转，哪家缺人手、有难处，他都会去调配人员帮助解决。缺马倌，他可以顶几天；哪家的牲畜走失，他会帮助到很远的地方找回来；哪打羊库略缺人，他也会去添个劳力；谁家杀牲畜他也会去操刀。有时自己家妻子或老舅舅身体不适，他也会几天赶着羊群漫步在草场。不管风风雨雨，乔格勒布总是泰然自若，从未见过他有愁眉苦脸的时候。起先他是大队革委会主任，1971年恢复党组织他又兼书记，后来书记不让他兼了，公社由外队派来一名书记，他虽然也想不通，但也没挂在脸上。在队里许多事情的处理上，他顾全大局，很少计较个人得失。这些都使我从内心对他产生钦佩之感。乔格勒布有着蒙古族憨厚的纯朴和像大草原一样的宽容。我们天津知青刚到牧区不久，内蒙古揪所谓“内人党”的运动扑面而来，在极左思潮席卷下，一些知青也身陷其中。乔格勒布在运动中也挨了整。但事情过后他对知青陷入揪“内人党”的过失，宽容备至，从未流露出怨气。总是说“这群孩子知道什么？”，“这些事不怨他们。”他对知青一如既往，好像没发生这事一样。在我当大队会计的几年时间里，不管是在畜牧点或饲料地巡视，还是一块去公社开会，不知有多少天和乔格勒布相随、相伴。有时他分配了牧业活计，我随后赶去确定劳动量、记工分；有时他捎话让我到畜牧点和他一起核点牲畜、处理难题；我也时常有看不准的事情向他请教，经常就队里的问题请他做决定。天长日久，朝夕相处，我们相互信任，结下友谊，而长期的信任和友谊更形成了工作上默契。在朝夕相处的岁月里，我对乔格勒布及其身世有了更多的了解。据说他家境贫寒，很早就失去双亲成了个孤儿，起先在白音敖包阿勒善图庙里当小喇嘛，解放后作了当地的通讯员。后来牧区畜牧改革，这个什么苦都吃过的孩子，长成各方面都非常能干的小伙子。由于在生产和合作化运动中表现出色，较早便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来不知道什么缘故，他竟找了一个当时被定为牧主成分的牧民的女儿为妻，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当我们知青去时，他们家包着一群羊，平时由他的妻子和步履维艰的舅舅经营。他在队里当干部，一家人日子过的也算其乐融融。在几年的时间里，我们为队里的畜牧业生产奔波劳累，既有风调雨顺牲畜数量连年猛增后的喜悦，也有面对草场紧张、畜群点不足、阻碍长远发展的忧虑。在茫茫的草原赶路或下马漫步，我们经常在一起就队里畜牧生产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我记得那是1973年春天。针对当时畜群漫放的原始作业方式，牧民因草场产生的争议，因牧民责任心造成的羊羔遗弃、产羔率低及牲畜丢失等状况，我们一起想出了畜群牧放责任到户、划区牧放，实行母畜产畜率定额，采取了少了扣工分，多出归己的办法。以此增强牧民责任心，实行奖优罚劣，促进牧业迅速发展，以牧业发展促进饲料地建设，反过来饲料地发展为牧业发展提供保障。这种办法类似于后来安徽农村改革时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非常令人遗憾的是，1973年9月我因被选调上学离开了牧区，未能和乔格勒布一起实现当初的设想。后来，我听说队里也实行了将牲畜所有权全部分给牧民，由牧民自己经营牧放的作法，但那已是七八年以后的事了。选调走后，我们曾经有过书信来往，但由于牧区交通不便，又没有电话，乔格勒布每次写信都要求人帮忙，一封信来往需要十几天时间，以后渐渐地联系就少了。改革开放，人们富裕起来，牧民经营自己的畜群，收入大幅度提高。1996年他主动给我们来信说，牧区牲畜都分到各户了，每家都有十几万收入，许多牧民在旗里买了房子。他自己还当了旗里的政协委员，特别欢迎我们回去看看。因那年有些特殊情况，我们没有去成。1998年当我们在下乡3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返回江岸，乔格勒布已于前一年前因病去世了。听当地知青告诉我们，那年乔格勒布为准备迎接我们回去，特意租用一辆汽车到乌兰花买了许多食品，结果也没有等到我们。听到这些，我们非常懊悔，这成为我们终身的遗憾。乔格勒布是天津知青在江岸的守护神，又是我们走上社会的引路人。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他骑马的坐姿，行走的体态，特别是他的品行和精神，我们永远无法忘记。每当工作之余或生活闲暇，我回忆起在牧区草原那段经历，乔格勒布那熟悉的身影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乔格勒布——蒙古族兄长，你的名字永远铭记在我们天津知青的心中。说起地图，现在人们已经屡见不鲜。在书店、在车站、在报亭，不同出版社印制出版的不同版本、不同区域、不同需要的地图，琳琅满目。但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地图还是个比较少见的物品，即使能摆上柜台的也仅有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那是单位购买和悬挂的专利，而省市县和地区的地图还作为保密资料，不允许外售、外传。我这里说的是一种手绘地图，是徒手用笔在普通白纸上画出来的地图。正是这种手绘地图当时成为我们插队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知识青年不可或缺的向导。那是在1968年9月，我们天津十名知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脑木更草原插队。我们所在的江岸大队，70多户人家、50多群牲畜分布在方圆100多平方公里的草原上。广袤的草原，宽阔平坦，经常走几个小时见不到人烟和牲畜。放眼望去，除了那起伏不断的草场和暴雨冲下的沟壕，很少有什么标志物。对于我们初到草原的知青来说，那一道道山梁、一片片戈壁都是一个模样，弄不好就会“转坝子”（当地语，指迷路）。只有当地的蒙古族老乡，轻车熟路，眼见能详，就是走夜路也不会出差错。地点不熟悉成为知青的一个缺欠，我们为此还付出过“沉痛”的教训。那是在我们刚到队里不久，大队在畜群点上举行忆苦思甜会。我们一起的三名女知青乘大马车赶赴几十公里外的会场。散了会，天色渐晚，她们想返回居住的大队部，但大马车已离开。当听老乡讲只有两三小时的路程时，有着青春朝气和果敢精神的她们，执意自己走回去。由于对地理位置不熟悉，她们越走越感觉不对劲，又往回返，结果迷失了方向。后来天黑了，更无法寻路，最后在一座残存的库略旁，四个人挨了一宿。秋天的草原，也寒风习习，而晚上又下了一场小雨，当时的窘境可想而知，甚至她们都担心再也去不了北京见不到毛主席了。我们在家的知青，以为他们住在畜群点上，对此全然不知。直到第二天见到她们一个个灰眉土脸地回来，才知道究竟。这是我们这些刚离开学校大门的知青，到草原后第一次遇到的挫折。这时候，我才开始注意到自己刚到大队时根据当地老乡介绍绘制的全大队居住地和畜群点分布图。“如果当时她们手中有这样一个分布图可能就不会迷路了”。当自己拿出这份分布图时，很快就根据他们讲的情况找到了迷路的位置。于是，我们每个人都根据这份分布图手绘了一张地图。在以后，还注意不断向当地牧民打听询问，充实手中的地图。正是这一份份手绘的地图，使我们知青掌握了全大队的地理方位。在以后的日子里，由于有了手绘地图，我们可以径直到达目的地。不管是牧放牲畜，还是赶路，抑或是到更远的地方寻找失散的牛马，再也没有出现迷路的情况。随着我们在大队时间的延续，队里的所有居住地和畜群点都逐渐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那些手绘的地图也逐渐失去了它们的作用。前不久，我在《情在第二故乡》一书的附页里见到了一张详尽的四子王旗地图。这张在我们插队38年后见到的地图，勾起了我对手绘地图的回忆。现在这张印制清晰、精美的地图，不仅有我们公社的整个区域，而且还清楚地标明江岸大队的不少畜群点。我凭着脑海里的记忆，几乎把队里所有的地点全部补齐。看着这份地图，心生感慨：“要是当初有这样一份地图多好啊！”它不仅能使我们在草原少走许多弯路，合理安排畜群，开辟新的草场，或许还能在当时和老乡们一起为牧区改天换地多做一些事情，多有一点贡献。电影《图雅的婚事》因同时获得芝加哥国际电影节奖和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而家喻户晓，一幅印有图雅和骆驼大幅剧照的广告遍布影剧院和媒体版面。人们在关注女主角余男扮演的图雅形象的同时，对照片中占据主要位置的骆驼也发生兴趣：骆驼鼻子下面穿着的是一根什么东西？那一根细细的绳子怎么就把号称“庞然大物”的骆驼驯服地让人驾驭？骆驼鼻子下面穿着的东西叫“鼻拉”，是当地一种叫布敦的植物枝干削制而成，一端形状像粗锥子，另一端有分叉作挡头，是人们用力活生生地从骆驼鼻子下面厚厚的唇肉中穿过去后再系上那根缰绳的。内蒙古牧区散放的骆驼，只有经过反复训练之后，才可以仅用这根细细的缰绳驾驭它。由于我在内蒙古牧区插队五年之久的经历，对骆驼不仅很熟悉，而且每年冬季它都是我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特别是那训练骆驼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说到训驼，当地人叫“调骆驼”，可能是调教骆驼的意思。别看骆驼是食草动物，样子很温顺，站在人们跟前也是个庞然大物。特别是草滩上散放的骆驼，也是野性十足，没等人靠到跟前便跑得无踪无影。当地牧民一般在骆驼三岁时就开始调教，主要是小骆驼个子和力气都不是太大，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可塑性强，训练出来会更容易些。训驼是一种特殊的技能，往往不仅要求骑技好，而且能熟悉它的秉性，掌握它尥蹶子的规律。这不是一般骑手就能做到的。当年我们大队里能调骆驼的也就那么四五个年轻人。调训一个骆驼需要三四个回合，每个回合两三天时间。所以当年训一只骆驼，队里给记10个工。我在插队的日子里，每年冬天都要骑骆驼，尽管骑技不错，但绝没有达到可以训驼的水平。当时自己年轻气盛，看到别人调训骆驼，羡慕之余总也想试巴试巴，但终究未成，只是骑过“半不拉生棒”（别人调教过一两个回合后，仍须带笼头和栓腿拉绳的骆驼）。这种半不拉生棒骆驼虽然未完全驯服，但正是由于它还有不少野性，所以轻盈的身体弹跳柔软，灵活的腿脚跑起来速度快，人骑在上面既舒服又过瘾。“半不拉生棒”骆驼的速度和骑在上面的舒适我是领教过的，这往往也伴随着风险和挨摔打的考验。记得那年，牧放驼群的驼官给我捉了一只半不拉生棒骆驼，这只被训驼手称为“小吉普”骆驼四肢高挑，身体轻盈，骑上它确实像坐小吉普一样，鞍座随着跳跃柔软舒适，一撒缰绳跑得飞快。只是训调的时间短，左手要紧抓笼头缰绳才行，一上一下也须狠揪提脚绳它才肯卧下。有一天早晨天气很冷，我捉回“小吉普”到井边饮完水，连拽缰绳带狠揪拴腿绳稍倒它，刚骑到驼鞍子上，它嗖的一下就起来了，没走几步，就尥了蹶子。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我，没用几下子就从骆驼身上摔了下来。我从地下爬起来后，抚拢了一下落地的臀部，又拽到它骑了上去。它又啪唧啪唧得尥起来，结果又把我摔下来。两次从高大的路驼身上掉下来。分别摔到了臀的两边。虽然没有伤筋骨，但是因为这次意外，弄得我一个多月进屋里不能坐，只能靠墙站着，晚上睡觉只能趴着睡，真可谓吃尽苦头。这些苦痛的经历，至今我历历在目。当我们在30年后，重新回到插队生活过的第二故乡的时候，骆驼已经成为少见的牲畜。原来队里200多只的骆驼群，分畜到户后，许多牧民将无法散养的骆驼都卖掉了。听牧民们介绍，这不仅是因为牧民家家户户都有了摩托车和汽车，骆驼再也不是冬天牧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而且也因为牧放骆驼需要的草场大，牧区实施退牧还草后，大片的草场围起了草库略，限制了牧驼的活动区域，并且牧驼付出的劳动量多，远不如牧羊经济效益高。就连几代人以牧驼为生的老驼官家也改为以牧羊为生，仅仅留下了十来只骆驼。我们返乡驱车几百公里，沿途也只见到零零散散的几只骆驼。如今骆驼成了少见的稀罕之物，但是它那其貌不扬、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为人类服务的秉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奔波之余下车小憩，我望着一望无际的草原，朦胧中产生了对当年成片骆驼群漫布草滩情形的怀念，对那当年骑着骆驼悠然自得的心情向往，对骆驼给我们带来的摔打、磨炼和诸多方便等亲身经历的留恋……北疆草原四子王旗是乌兰察布盟所辖几旗一市中的一个县级行政区，但是其幅员面积却占全盟的57%，可谓幅员广阔。我们插队的脑木更公社方圆近200平方公里。我们大队东西长有50多公里，南北有60公里。幅员广阔对畜牧来说，是再好不过了。宽广的草原上，三三两两的分布着畜群。但是人烟稀少、交通不便，为通讯联络带来了许多不便。报刊杂志经常是要延误七八天，有时天气不好或赶上风雪，经常是十天半个月见不到。通常牧民们都是由过路人给捎话、捎信或报纸。后来公社委托我们江岸和哈沙图大队确定了一名通讯员，每周到队里来一次，送些信件、报纸书刊和公社的信息。因为通讯员不算正式职工，在队里拿工分补贴，所以积极性也不高，刚干时还行，后来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因此公社和各个队的联系仍然不通畅。为了解决通讯联络的不便，公社终于下决心，组织四个大队集体安装有线电话，为此从各大队一次性交纳2000元，用于购买架设电话线的杆子。美名曰电话线杆，实际就是树干削成的椽子。公社雇人从公社到四个大队隔一段立一根杆子，把一棵黑色的金属线架在杆子上。电话终于装上了，这也成为方圆几百公里的大事。我们大队部由于经常没有人，电话就安在了饲料地队长韩三的屋里。饲料地的人们都来看这个现代化的玩意。由于一根线连着，另一个回路靠的是深埋的导线。电话虽然通了，但是声音很不清晰。接电话的人经常是扯着嗓子高喊，对方才能听到。能相隔数十里听到对方的声音，人们还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新奇和喜悦。有了电话作为通讯工具，方便了公社与各大队之间的联系，公社有什么事很快就通知到队里。过去有个什么消息要五六天才能传到畜群点，现在有什么重大消息、重要的事情，公社一个电话过来就知道了。有一次来暴风雪，公社提前得到了气象预报，立刻电话通知到各大队，我们在饲料地接到电话，即派出多人到各畜群点通知，牧民们得到消息及时赶牲畜回返，从而避免了牲畜损失。我们插队的时候，当地的畜牧业仍保留着传统的畜牧方式，野外放牧全靠风调雨顺，气象预报为牧民们带来了不少好处。稾北常年有风，冬春季里更是狂风乱舞。凛冽的大风无情的扫荡着宽广无际的草原。那些孤立无援的电话线杆就成了难以逃脱的牺牲品。即使天气风和日丽，漫游在草滩上的牲畜也经常会在电话线杆上蹭痒，把杆子挤倒。电话线杆一倒，联系就中断。韩三屋里红色条案上的电话机经常就成了中看不中用的家伙。尽管发现杆子倒了也会派人去修，可是与公社的联系也经常时断时通。尽管如此，我们知青也从这一线电话里接听了许多对我们来说是终生难忘的消息。我在牧区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通过一线电话最先得到了喜讯。当时公社党委通过了接受自己入党的决议，党委秘书李连生及时用电话告诉了我。这时候得到这个喜讯等于是当地党组织对我在插队五年经历的一个肯定，当时自己喜悦的心情无法言喻。再有我被推举为工农兵大学生选调上学也是从一线电话得知消息，随后自己骑马去公社取来了上学的录取通知书。由于早得到了消息，使我有了较充分的时间与情深意长的老乡们话别。一线电话已成为牧区特定的一段历史，尽管现在看来，那时的一线电话是那么的落后，但是对当时封闭多少年的草原来说也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现在，“神州五号”、“神州六号”在我们所在的草原降落，当地已经安装了无线通讯网，手机信号几乎覆盖了整个旗。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只要用手机拨通号码，都可以接通全国各个地方。但围绕着一线电话那段亲身经历，我却永远难以忘怀。（本文摘自张琦主编《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 新三级》，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出版。）